陈昭[1]2002年在《论中国货币政策操作规则的选择》文中认为本文以凯恩斯与货币学派的货币供给理论为基础，结合中国经济现状，通过对两大理论支持下的两种货币政策规范——“相机抉择”与“单一规则”的比较分析，论证了“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规范更有利于中国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结构转变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在此基础上，作者运用现代计量分析方法预测了未来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和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同时分析了货币传导中的影响因素和货币控制的难点，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问题的建议。 本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货币供给理论和分析工具；第二部分是“相机抉择”与“单一规则”的比较研究；第叁部分是“单一规则”下的中国的货币供应数量的分析；第四部分是中国货币供应量的传导与控制。
刘达禹[2]2016年在《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关联机制的理论模拟与计量检验》文中研究说明相机抉择型(Discretion)货币政策和规则型(Rule)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进行宏观调控的两种重要手段。相机抉择型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在对实际经济状况进行解读与判断后,为实现既定目标而采取的应急性调整措施。然而,由于名义利率的相机抉择调整不具有系统性,因此,其将大幅降低货币政策的透明性与公信力,这会导致公众无法形成连续稳定的政策预期,从而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不利影响。相比而言,规则型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预先设定相应的政策调整机制,并在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后,按照事先设定的政策机制进行名义利率调整。此时,这种政策承诺机制将对公众预期产生系统性影响,并对中央银行的“机会主义”和“短视行为”形成约束,从而使货币当局的公信力增强,进而实现通过小幅调整来熨平经济波动的目的。由此可见,对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间的关联机制进行研究,有助于经济参与者识别货币当局政策操作的客观规律,从而加深对经济状况的理解、形成稳定的政策预期,同时还有助于货币当局增强其政策操作的透明性与公信力,继而改善其政策调控效果,并最终实现控制通胀水平、降低产出波动和维系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的政策目的。实际上,有关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关联机制的研究一直都是学术界与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问题。特别是近年来中央银行接连的降准降息操作以及货币数量论失效等观点的出现使得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二者间的关联机制与勾稽关系。此外,自美联储与欧洲央行陆续开始实施“零利率下界”与“量化宽松”政策以来,一场新型的货币主义革命也已开始在全球上演,有限的汇率波动与无限的信用扩张之间势必会累积结构性矛盾,并终将通过影响产出、通胀与资产价格等方式改变一国的货币供给与利率调控。有鉴于此,本文正是在这样的宏观经济背景下,重新审视了我国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间的关联机制,并按照“问题的提出→事实的描述→理论的推演→理论的检验→理论的拓展→理论的模拟→现实的总结”这样的逻辑架构展开了系统研究,主要得出以下几部分结论:本文的第一章系统地给出了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的相关概念,并详细地介绍了规则型货币政策的发展历程,随后按照“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关联机制的经典研究→现代衰退周期的出现及二者间的新型作用机制→中国典型经济波动阶段内的货币政策调控”,这种由远及近,由外到内,由一般到特殊的研究脉络系统地梳理了与本文研究相关的经典文献,最后给出了全文的研究框架。第二章中,笔者则是系统地对比了现阶段与1996年经济“软着陆”时期的各项宏观经济指标,并对本轮经济周期的持续期进行了估计,同时测算了在当前世界宏观经济环境下,来自世界经济的外生冲击对我国总产出增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十二五”后期开始,我国宏观经济将形成新一轮“软着陆”,并且本轮经济“软着陆”的平面将明显低于上次,此外,本轮“软着陆”后的持续期将显着延长,这将直接影响“十叁五”期间的发展格局。在对我国经济周期的波动态势及其形成机理进行深入分析后,全文研究开始步入其核心部分。第叁章中,笔者采用TVP-VAR模型从实时分析的视角出发,考察了不同历史时期内来自世界经济增速变动的外生冲击对我国实际产出增速的影响,并对1996年以来名义利率调整、货币供应量控制与信贷供给变动在熨平经济波动过程中的有效性进行了对比与检验,结果发现:世界经济景气变动的影响仅具有短期效应,它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与我国经济转型的相关性较弱,因此,我们应该理性看待这一问题,仍把工作重心着力于自身发展。而就货币政策调控的异质性特征而言:现阶段采取改变广义货币供给的方式熨平经济波动将会面临远期福利成本约束,而适度的名义利率调整和信贷供给先行则是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第四章至第五章主要是系统地对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间的关联机制进行理论研究与计量检验。其中,第四章是货币政策成本专题研究,本章在中央银行线性福利损失函数的基础上引入产出缺口与通胀缺口的指数项,并对中央银行福利损失函数的非对称性特征和惰性特征进行了检验和识别。随后采用基于新凯恩斯理性预期框架下的TVP-S-VAR模型刻画了名义利率对不同质通货膨胀冲击的动态反应路径,结果发现:中央银行在通货紧缩时期的政策调控力度将显着增强,而就“新常态”时期内的货币政策调控而言,其更加注重货币政策的持续性,坚持“总量平衡、适度从紧、适时微调和定向着力”的货币政策调控方针,从而为经济增速托底,也为经济结构全面升级和改革留出必要时间。第五章则是将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的关联机制进行了国际对比,本章对中美两国货币当局在“大缓和”、经济“软着陆”与“现代衰退”时期的货币政策规则进行多重门限效应检验,发现中美两国货币当局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名义利率调整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偏好。其中,当经济处于扩张期时,两国货币当局的名义利率调整均具有规避通货膨胀偏好,而当经济处于紧缩期时,其货币政策操作则会向产出缺口倾斜。随后,为进一步识别“现代衰退”时期美联储名义利率调整对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有效性,本章采用LT-TVP-VAR模型对新凯恩斯框架下的时变系数货币政策规则进行再估计,结果发现:在应对本次“现代衰退”冲击的过程中,仅通过名义利率调整已无法实现货币政策的反周期扩张作用。若想有效抑制经济持续下滑态势还需要前瞻指引、扭曲操作与量化宽松等非常规货币政策予以配合,从而提振经济活力,以期拉动经济增长。第六章伊始至第七章截止则进入了本文的理论模拟环节,其主要是在理论层面上针对当前资产价格大幅波动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第六章中,笔者构建了包含资产价格及市场异质交易者的新凯恩斯宏观经济模型,随后利用校验分析法对这一模型进行了数值模拟,结果发现货币当局根据资产价格错位采取的应急反应是其在无法实时监测证券市场运行状况时的次优选择。此外,相比于对资产价格错位进行事后干预的利率规则,考虑了资产价格的利率规则不但不会影响经济系统的稳定性,并且还会促使经济系统达到兼具确定性和稳定性的理性预期均衡。因此,货币当局应高度注重货币政策规则的前瞻指引作用,从而为公众树立稳定的政策预期,并确保其政策操作的有效性。第七章则是在第六章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探讨,本章首先对经典的“托宾Q”理论进行修正,将资产的基础价值与投机价值进行分离,继而将含有资产基础价值的前瞻性利率规则纳入至DSGE分析框架,随后对这一问题展开必要探讨。研究结果表明:名义利率调整能够有效促进资产价值修复进而拉动实体经济复苏;而近期我国呈现出资本市场活跃但实体经济复苏缓慢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实体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的错配;此外,我们仍不应忽视资产价格巨幅波动给金融体系稳定性带来的不利影响,因此在未来一定时期内的货币政策使用上,货币当局应高度重视事前的政策疏导,以防投资者对中央银行的政策调整进行过度解读,从而在发挥货币政策良性指引功能的同时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第八章是本文的最后一个研究章节,笔者以TVP-FA-VAR模型和能够代表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数据指标为基础,详细地对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间的关联机制进行了总结与诠释,结果发现:无论是价格调整亦或是货币供给变动都会对产出波动产生明显的平抑作用,其中产出对价格调整的反应更为直接,并且收敛较快,而广义货币调整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则较为复杂,其效果更多地取决于具体项目的增减变动,因此其已不宜作为监测指标来测度货币供给变动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
范方志[3]2005年在《中央银行独立性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问题在货币金融学领域一直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热门话题。由于中央银行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公共权力机构,所以,对转轨时期中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问题进行研究也就有了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般认为,中央银行独立性就是指中央银行在履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职能时的自主性。本文首先对中央银行独立性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简单的论述,研究结果表明中央银行独立性的高低与通货膨胀率是呈反向关系,而与经济增长率则没有明显的关系。说明提高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有助于防止通货膨胀,而一个稳定的物价水平又是经济持续、快速和稳定增长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因此,提高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不但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还可以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通过对德意志联邦银行、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和欧洲中央银行等发达经济国家中央银行的比较研究表明,世界上凡是经济发达国家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都是比较高的,战后中央银行独立性较高的德国、美国等西方经济发达国家都实现了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其经济增长率并不比中央银行独立性较低、通货膨胀率较高的英国、法国低。也就是说,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加强并不是以牺牲经济增长速度为代价的。 该文对政治经济周期理论、相机抉择和动态不一致性理论及政府铸币税最大化理论等有关中央银行独立性问题的理论进行了比较详细的阐述,并运用这些理论对转轨时期中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尽管目前中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有了较大的提高,但其独立性还是远远不够的,而且,虽然中国的社会体制与西方国家不同,但是,因中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不高导致的政治经济周期,政府追求铸币税最大化,相机抉择和动态不一致性等问题在中国社会不但存在,而且非常明显。最后,针对转轨时期中国中央银行独立性不高的原因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梁冰[4]2008年在《我国经济运行中财政政策短期和长期作用机制研究》文中认为财政政策作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工具和主要方式之一,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不仅经历了紧缩性财政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并向稳健性财政政策实施了转变,从注重短期调整目标逐步过度到注重长期增长目标。本文将试图对我国经济运行中财政政策的操作方式、作用机制和期限结构进行研究,并对财政政策实践和经验给出全面和清晰的评价与判断。首先,本文对古典和现代财政政策理论进行介绍和评述,并对国内外对财政政策传导机制和作用机制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和归纳;其次,详细描述了财政政策理论模型——IS-LM曲线机制,在此基础上建立财政政策的作用机理、传导机制和政策效应模型,同时对我国经济运行中财政政策作用的期限结构——李嘉图等价命题进行理论和数理推导;第叁,建立财政预算与通货膨胀关联的理论模型,对我国财政预算赤字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进行研究;第四,考察了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波动之间的关联性,描述和检验财政政策的规则性和相机选择性,据此来分析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运行的稳定效果;第五,对我国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进行度量和检验;最后,通过推导带有“预期错觉”的财政支出模型,来检验我国财政支出当中一些幻觉成分的构成并分析带来的财政政策启示。总之,对我国财政政策作用机制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判断我国经济发展态势,而且能够更为深入地研究财政政策理论,丰富我国市场经济初期阶段的财政政策实践,提高宏观调控效率提供参考依据。
向维国[5]2006年在《通货膨胀目标制及在中国的适用性》文中认为尽管有关货币政策在长期的有效性还存在着争议,但是在短期,没有任何一家货币当局可以忽视货币政策的作用,因而,货币政策研究始终占据着金融经济学的核心位置。传统的货币政策决策可以称为艰难的两难选择——在忍受通货膨胀和忍受经济波动之间做出选择出最佳的妥协方案。在这种框架下,货币当局试图利用货币政策的短期效应,在经济高涨时期紧缩银根而在经济下落时放松银根,以达到满意的通货膨胀和经济波动的组合点。上述传统的分析方式和中央银行的行为方式存在着两个严重的缺陷:第一,没有研究货币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过分倚重菲利浦斯曲线。而菲利浦斯曲线本身只不过是一个统计结果,缺乏严格的理论支撑,菲利浦斯曲线所反映的通货膨胀与产出之间的反向关系存在着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导致了这种分析范式无法逃脱卢卡斯批判;第二,没有分析货币当局的利益和行为动机,没有分析货币当局为达到其目的所必需的激励和约束,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货币当局的最优组织构架和行为方式,而且缺乏对货币政策动态一致性的分析。20世纪90年代,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兴起,为货币政策的实践和研究带来了新的方向和新的思路。从结果上来看,通货膨胀目标制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大的成功,这一点尤其可以从那些经历过高通货膨胀率的国家的经验中可以得到印证1。这些国家需要采取措施降低通货膨胀率,而通货膨胀目标制确实有助于引导市场(公众)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并提供一个清晰的框架来确定货币政策的方向。通货膨胀目标制在低通货膨胀国家如英国、瑞典和加拿大的实践也是成功的。只是在极少数情况下(主要是在一些新兴市场国家)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践不是非常成功,
张艾莲[6]2004年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动态有效性的经济计量分析》文中指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在这一过程中，货币政策作为宏观经济调控手段，正在对经济的稳定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以我国货币政策实践为出发点，以货币政策理论为基础，对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与动态有效性进行了经济计量分析。第一章概括地介绍了现代货币数量理论，并对主要经济学流派的货币政策理论和货币政策有效性进行了论述和评析。本章重点论述了一些基本的货币数量理论及模型，并且认为货币政策是否具有有效性的重要前提是货币中性命题是否成立，并展开阐述了凯恩斯主义的货币需求动机理论，概述了不同经济学派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主要观点和结论。第二章探讨了在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下，将货币引入模型当中的叁种基本方法，并且分析了货币均衡模型的稳态性质和相应的经济政策启示。Tobin率先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基础上分析货币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并将货币作为与实际资本可以替代的另外一种资产引入模型。但是，Tobin模型并未将经济个体持有货币的动机具体进行模型化处理，Tobin模型体现了货币中性的基本特征；在货币效用分析方面，Sidrauski最早在效用最大化条件下研究了货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即提出了MIU模型，模型中之所以引入货币是因为假设人们不仅从消费中获得效用，而且从持有实际货币余额中获得效用，这一模型体现了货币超中性，即名义货币增长率的变动对稳态资本或消费不产生影响；Clower假定某些商品交易必须通过货币这一交易媒介才能得以进行而将货币引入模型，即提出了CIA模型，这一模型也同样体现了货币超中性的特征。这叁个基本的货币模型都是以完全竞争作为前提条件，从而得出上述基本结论的。在模型的推广和引申过程中，如果引入价格黏性和工资黏性等名义黏性之后，货币变量对实际经济的影响便不再体现中性性质。<WP=128>第叁章论述和对比不同的货币政策规则，即“货币供给规则”、“通货膨胀规则”、“Taylor规则”和“名义收入规则”等，具体阐述了各种货币规则的明晰规则以及隐含规则，并在IS曲线冲击、货币需求冲击、供给冲击等条件下分析了“货币供给规则”和“利率规则”的运作过程及其政策效果，所获得的基本结论是，“货币供给规则”和“利率规则”的优劣判断，必须依据特定国家或地区所面临的特定经济环境，任何货币政策规则都有其适用的经济环境。在本章中，在具有各种不同冲击的随机结构中，继续分析了最优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问题。通过比较不同货币规则条件下的产出方差和货币政策所导致的产出波动性，认为货币政策的目标确定，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选择何种工具变量作为货币政策工具，而取决于在信息不断涌现但又不完善的情况下，如何针对不同的随机扰动而动态地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以适应变化的经济环境，保证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第四章论述了货币政策中有关通货膨胀倾向和铸币税问题，并检验了我国货币供给量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波动模式。即使政策制定者对最优通货膨胀率达成共识，并能够有效设定通货膨胀率目标的时候，仍可能在相机选择时倾向于提高通货膨胀，进而形成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倾向。因为中央银行通过确定使目标函数最大化或损失函数最小化的参数值而推导出“最优政策规则”的条件下，经济个体在“货币规则被遵守”的基础上做出决策后，中央银行最佳的选择将是背离货币规则，从而产生通货膨胀倾向；铸币税是通货膨胀导致名义货币存量贬值而形成的“变形税收”，在具体的货币模型中，本文继续论述了中央银行通过发行货币而获得的铸币税收入，并给出了铸币税的具体的度量方式。货币经济学中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倍受关注。在本章中利用误差修正模型(ECM)对我国货币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短期与长期关系进行了检验。我国一直采用比较温和的价格政策调节和灵活的价格市场调节，因此价格水平变化体现出适度的灵活性和粘性。通货膨胀率变化具有比较稳定的阶段性：出现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都将具有一定的持续期。因此，货币供给对于价格水平的影响，既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也存在灵敏的短期影响。第五章开始对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问题进行比较全面的刻画和分析。首先，本文对于我国货币政策是否处于“流动性陷阱”给予了充分关注。通过分别使用固定参数模型和时变参数模型，所得出的结论认为，我国经济目前并未出现显着的“流动性陷阱”，这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一定的支持和保障。如果经济处于“流动性陷阱”，那么名义利率水平必然很低；但是，名义利率水平较低却并不<WP=129>一定意味着经济一定处于“流动性陷阱”。目前我国接近2%的名义利率仍然是不可忽视的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而且目前持续增长的有息储蓄和日益拓宽的投资渠道中的货币，都不应该被视为“流动性陷阱”当中的“货币持有”。在论述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监控成本等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本文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检验了我国信贷渠道的存在性和有效性。由于我国经济正处于转轨期间，资本市场发展尚不健全，因此在一定范畴内，银行信贷对货币政
王风云[7]2005年在《经济政策作用机制与经济周期波动相关性的动态计量研究》文中认为对于一个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经济的许多问题都成为经济研究的焦点。在所有的问题中,对于我国经济增长中的周期波动问题的研究是理解我国经济运行态势的关键。我们利用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以及动态经济计量方法对经济增长水平和增长波动性方面的动态过程进行研究,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研究我国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的典型化事实。另一方面,检验和分析经济政策作用机制和传导机制的体现方式,深刻地研究了我国经济政策与经济短期波动和长期增长之间的相关性,这对我国的政策启示和预测我国经济增长前景具有重要的意义。本论文运用了许多动态经济计量的方法。例如,采用向量自回归方法以及Granger 非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来描述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使用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及其扩展模型实证地研究宏观经济变量水平值与经济波动性之间的关系;使用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宏观经济变量的短期波动向长期均衡关系调整的变动过程等。
蔡懿[8]2011年在《通货膨胀目标制与中国货币政策框架优化研究》文中认为作为一种前瞻性的货币政策操作思路,通货膨胀目标制在稳定通胀和减缓真实经济波动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据统计,截至2010年已经有25个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公开宣布采用这一制度。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理由基于以下论点:首先,大多数宏观经济学家认为,在长期,通货膨胀是货币政策能影响的唯一宏观经济变量;其次,即使是中等程度的通货膨胀对经济效率和增长也是有害的;第叁,将价格稳定确定为货币政策主要的长期目标,使公众能了解决策者的意图,并对中央银行和政府自身施加某种程度的责任感和约束。长期以来,我国采取的是“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并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但是,在金融创新和金融全球化进一步深化的背景下,货币乘数随着金融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货币供应量的可控性与可测性越来越差。因此,将货币供应量当作操作指标的货币政策执行变得越来越复杂。事实上,我国实际货币供应量与货币供应量目标值经常发生偏离,货币政策难以达到预期目的。同时,持续的国际收支顺差与庞大的外汇储备、巨大的人口规模与就业压力,使得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不得不越来越关注汇率和就业问题。也就是说,基于我国现实国情,货币政策制定不得不在几个最终目标中不断地进行权衡。总体而言,这种“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调控的频率越来越高,货币政策效果却不断降低,不仅扩大了经济波动的频率与幅度,而且由此引致的经济福利损失也在增大。基于上述原因,我国可构建一个包含“隐性”通胀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通过明确立法规定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来稳定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同时,央行内部确定通货膨胀目标,通过对监测指标的数据收集预测通货膨胀率,并根据预测值与目标值的偏离,提前采取措施预防通货膨胀的发生,以降低事后干预对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保证经济实现又好又快的增长。
袁靖, 王忠辉[9]2010年在《基于前瞻性泰勒规则对中国通货膨胀目标值估计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基于状态空间形式的前瞻性泰勒规则,采用卡尔曼滤波估计方法对中国1992～2008年动态通货膨胀目标值进行估计,结果显示中国的通货膨胀预期目标值较实际水平平滑,1998年之后的通货膨胀目标估计值能够较准确反映中国这一时期真实通货膨胀率预期值;中国历年通货膨胀和产出水平的变化随着利率的变化而顺向变动。结论提示今后中国货币政策可采取把灵活而又规范的通货膨胀目标制与泰勒规则结合的操作框架。
侯超惠[10]2005年在《论中国的货币政策》文中认为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世界各国无不以之对本国经济实施宏观调节和控制。在我国,自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算起,中央银行体制已经建立20年,也就是说我国具有真正意义上的货币政策的历史也只有短短20年。在这20年里,我国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推进,经济运行体制、机制和方式在不断发生变化,中国人民银行已逐渐演变成了国民经济的重要宏观调控部门,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在促进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中日益显现出巨大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看到,我国货币政策还相当“年轻”,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货币政策的认识还相当肤浅,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的不断发展,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环境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从而给货币政策提出了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如何全面、深入、系统地研究整个货币政策理论体系,加快建立完善适应经济发展的货币政策机制就成为摆在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面前的重要而又紧迫的课题。研究这一课题,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因此,本文的研究主题就是在全面借鉴国外货币政策理论的基础上,贯彻理论研究与实践分析、逻辑推理与历史演绎、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理论继承与观点创新相统一的研究原则和写作方法,重点结合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货币政策的实践,系统、深入地分析我国货币政策在主体、最终目标、中介目标、操作工具和传导机制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要求,对我国货币政策理论体系进行层次梳理和系统重构,并对提高我国货币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实施的有效性提出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确定货币政策理论的研究框架,认为应该包括货币政策主体、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货币政策效应等内容。货币政策就是货币政策主体选择中介目标和政策工具、通过传导机制以实现最终目标的政策措施。在此基础上,以中国货币政策的历史、中国货币政策的主要问题、中国货币政策问题的成因分析、中国货币政策的调整为经,以货币政策主体、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货币政策效果为纬展开全篇。 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主体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效果取决于中央银行能否在较大程度上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而不是受行政机关和利益集团的影响作出相应的判断并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进而使社会经济保持良好的运行。在我国,因为有着根深蒂固的中央集权传统,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尤其对金融的控制十分严格,中国人民银行的行为规范受中央政府意志影响严重,中央银行独立性受到很大影响,其后果是造成我国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交替出现。为此本文在立法取向、明确定位和管理权限、社会环境营造等方面对如何增强中央银行独立性提出了自己的设木目 目标是主体确定后的选择,是主体目的性的体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就是中央银行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它是一国中央银行组织和调节货币流通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据以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依据。中国货币政策历史上一直没有规范明确的最终目标,这种状况一直到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的颁布才得以结束,但该法中“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一最终目标的规定名义上是单一目标,实际上隐含双重目标,在实践中又是多重目标,使得这一规定在货币政策理论和现实经济生活中都遇到种种矛盾,本文在对这些矛盾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执行以“币值稳定”为单一最终目标,并从中外货币政策实践和货币理论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论证。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是为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而选定的便于调控、具有传导性的金融变量。本文在分析了中国货币政策历史上现金计划、贷款规模、货币供应量等中介目标的基础上认为,在中国,直接盯住通货膨胀最终目标的做法不符合我国国情,货币供应量当前可继续充当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但问题较多,利率应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但条件还不成熟,因此,应建立以利率为核心,包括现金、贷款规模和货币供应量等在内的过渡性货币政策监测目标体系,同时强化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力度,为利率充分发挥中介目标作用创造条件。 货币政策工具是为调控中介目标,进而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所采取的政策手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逐渐由计划型的直接调控工具转变为市场型的间接调控工具,但是由于经济环境变化、金融创新以及相关政策变化等外在因素的影响,除公开市场业务得以发展外,其他货币政策工具在自身制度及实践效果上均存在不足,由此,本文在制度改革、具体操作等方面提出了优化货币政策各主要工具的改革建议。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中央银行在选定货币政策目标之后,通过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以期引起中介指标的变动,进而实现既定目标的全过程。本文从外部环境和内部制度两个方面分析了制约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主要因素,针对这些问题,在金融结构、国有商业银
参考文献：
[1]. 论中国货币政策操作规则的选择[D]. 陈昭. 黑龙江大学. 2002
[2]. 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关联机制的理论模拟与计量检验[D]. 刘达禹. 吉林大学. 2016
[3]. 中央银行独立性问题研究[D]. 范方志. 复旦大学. 2005
[4]. 我国经济运行中财政政策短期和长期作用机制研究[D]. 梁冰. 吉林大学. 2008
[5]. 通货膨胀目标制及在中国的适用性[D]. 向维国. 西南财经大学. 2006
[6].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动态有效性的经济计量分析[D]. 张艾莲. 吉林大学. 2004
[7]. 经济政策作用机制与经济周期波动相关性的动态计量研究[D]. 王风云. 吉林大学. 2005
[8]. 通货膨胀目标制与中国货币政策框架优化研究[D]. 蔡懿. 长沙理工大学. 2011
[9]. 基于前瞻性泰勒规则对中国通货膨胀目标值估计的实证研究[J]. 袁靖, 王忠辉. 广东金融学院学报. 2010
[10]. 论中国的货币政策[D]. 侯超惠. 中央民族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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