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话语#183;国族寓言#183;华人文化英雄——从文化研究视角重读当代华语经典《桑青与桃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语论文,文化论文,桃红论文,寓言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1590(2006)03-0084-08
一、聂华苓及其代表作《桑青与桃红》：值得重新解读的丰富话题
在旅美的台湾文群中，聂华苓是相当瞩目的一位。这位生于湖北的女作家在中国大陆的抗战烽火中度过了青少年时期，1949年赴台后旋即进入初创的《自由中国》杂志社担任编辑。她反感当时台湾的官方“反共”八股文学，崇尚自由写作精神，认同《自由中国》所张扬的自由主义理念。1960年，《自由中国》被查封，雷震被捕入狱，聂华苓也失去了自由，家中遭到搜查，1964年于困境中离开台岛，赴美定居。聂华苓在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方面表现出了非凡的热情和才能，她与丈夫安格尔创建了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的“国际写作计划”，并坚持实施20余年，因此曾被世界各国三百多位作家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她的文学成就也十分突出，几十年来创作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翡翠猫》、《一朵小白花》、《台湾轶事》，定居美国后创作了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桑青与桃红》、《千山外，水长流》和自传作品《三生三世》等，大多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70年代末期以来，聂华苓的作品陆续得以在中国大陆出版，有关的评论也一直未曾间断，她的故乡湖北出版了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的《聂华苓研究专集》。
在上述作品中，赴美后创作的《桑青与桃红》堪称聂华苓成熟期的代表作，作品凝聚了作者半生飘零的人生经验，“一九六四年从台湾来到爱荷华，好几年写不出一个字，只因不知自己的根究竟在哪儿，一枝笔也在中文和英文之间漂荡，没有着落。那几年，我读书，我生活，我体验，我思考，我探索。当我发觉只有用中文写中国人、中国事，我才如鱼得水，自由自在。我才知道，我的母语就是我的根。中国是我的原乡。爱荷华是我的家。于是，我提笔写《桑青与桃红》。”① 这也是作者最具雄心、亦最富于艺术探索精神的作品，作者自道：“是我这个‘安分’的作者所作的第一个‘不安分’的尝试。”② 1970年在《联合报》连载时，因第二、三部分触及政治禁忌而遭停刊，从此在台湾被禁多年，这本书在中国大陆也曾出版过删节版，节本删去了涉及性描写较多的第四部分，强烈的政治隐喻和性议题的率直表现让这部作品个性泼辣鲜明，叙事和结构的刻意经营也使得作品亮点突出，而中国女子肉体的越界漂泊与精神的跨国流离更让作品意蕴深幽促人回味。同样源于上述理由，作品曾经引发大量讨论。1990年代，此作在两岸三地以及国际上都得到了学界的经典化认可，名列《亚洲周刊》的“20世纪中文小说百强”，1990年获得美国国家书卷奖，成为西方学者研究亚裔离散文学(Diaspora)、少数民族文学、女性文学与比较文学的重要范本。1990年大陆的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包含第四部分的全本，1997年台湾也出版了完整版。此外，聂华苓的自传体小说《三生三世》亦于近期推出。这部长篇自传分为“故园春秋(1925-1949)”、“生·死·哀·乐(1949-1964)”、“红楼情事(1964-1991)”三部分，叙述了作者在大陆、台湾和美国的三段既相互分割又难以分离的生命经验，为《桑青与桃红》提供了现实的生动注脚。可以想象，近年来聂华苓和她的作品再次吸引了华文学界的关注，尤其在台湾学界出现了一些颇有新意的论述：如辅仁大学蔡祝青援引法国学者克莉丝蒂娃(Julia Kristeva)的精神分析观点阐释聂作里人物自残自贱分裂异化的内在因素；中央大学博士朱嘉雯认为聂作显示出女性在“去国家、去民族、去认同”之后可以以积极的方式追寻自由，“男性流亡学人肩负民族与历史的沉重包袱终在女作家身上卸下”；这些解读体现了彼岸学人拓展这部作品诠释新空间的努力。
二、国族寓言：冷战时期家国政治的女性书写
两岸及海外的评论者除了分析作品触目的现代主义叙事方式以外，另一个关注的焦点就是评价和诠释作品的主题意蕴与人物内涵。有关小说主题意旨的论述，与聂华苓经历相仿佛的美华作家白先勇的看法颇有分量也具代表性，他认为聂华苓的早期短篇小说多“讽刺及讽喻来台大陆人士内心的种种不满，直至《桑青与桃红》才淋漓尽致的发挥放逐者生涯这个问题。这篇小说以个人的解体，比喻政治方面国家的瓦解，不但异常有力，而且视域广阔，应该算是台湾芸芸作品中最具雄心的一部。”③“这篇小说不是只宜做心理病临床个案研究，作者其实以此寓言近代中国的悲惨情况，说明中国政治上的精神分裂正像疯者混乱的世界。”④ 白先勇的看法得到了作者本人的认可，聂华苓也称这部作品为“浪子的悲歌”。撇开一些无关紧要的差异，多数论者基本认同：《桑青与桃红》叙说了20世纪“流浪的中国人”的故事，作品中个人的流离命运与人格分裂隐喻或表现了民族国家政治的历史性悲剧，后者也构成了前者的深广背景。如果把“流浪”、“逃”与“困”⑤ 作为界定小说人物状态的关键词，不难发现作品有意识呈现人物的无根飘零与民族国家(这里主要指中国社会现代性问题，但也涉及美国社会少数族裔问题)之间难以分割的联系。在中国现当代小说中存在着女性生命景观与国家历史大叙事相互交织的作品，如左翼作家鲁迅的《祝福》、萧红的《生死场》，鲁迅把祥林嫂塑造成中国旧礼教伦常的牺牲品而终生难得救赎，萧红满怀同情地关注中国乡村大地上受难的底层女性群体，他们通过艺术作品反思旧制度下毫无话语权的底层女子的苦难命运。聂华苓此作与上述作品并不全然相同，作为一个倾向于自由主义价值观的知识女性，聂华苓更多的热情在于表现人的困境与对自由的追求。不过，自由主义相对超脱的普世价值追求即便反映了作者希望达成的终极性美学目标，却难以掩盖作品事实上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有必要将这一共识性观点再向前推进一步，借用詹姆逊那个广为人知的说法，即这个作品还可以被视为一则第三世界的民族国家寓言。从这个角度看，女性人物“逃”与“困”的辩证也正对应了民族国家现代性的困境：近现代中国受困并逃离专制落后的封建社会体制、频频受困于外侮与内战并企图挣脱、战后陷入两岸对峙与冷战格局而在不同的理念框架中建构各自的现代性……此外，作品里浓烈的女性主体意识以及少数话语的反抗意识同样瞩目，在《桑青与桃红》里，民族国家寓言、性别政治因素和跨界少数话语被有机而策略地缝合于一体，相互补充，彼此映照。而这几种命题此起彼伏的交织绵延，加深了作品对人追求自由的天性与现实困境的矛盾冲突的表现力。
《桑青与桃红》分为四个部分，每一部分皆由桃红给美国移民局的一封信和桑青的一段日记组成，桃红的信提示主人公当前在美国境内的流浪行踪，桑青的四段日记则记载了桑青半生越界跨国无根漂流的人生经历。日记里的故事分别发生在四种不同的时空：抗战胜利前夕的瞿塘峡(1945年7月27日至8月10日)、国共内战结束前夕的北平(1948年12月至1949年3月)、50年代末期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台岛阁楼上(1957年夏至1959年夏)，以及六七十年代相交时的美国独树镇(1969年7月至1970年元月)。这种背景环境的时空安排有益于建构一种跨界的个体化历史性叙事，利于把个体的飘零的桑青/桃红的人生际遇加以历史化处理，使得这个人格分裂的女性形象获得一个总体的认知框架。在小说叙事中，背景“可以是庞大的决定力量，环境被视为某种物质的或社会的原因，个人对它是很少有控制力量的。”⑥《桑青与桃红》中，背景和环境对人物命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多数时候它构成了主人公庞大的对立面，是给人物带来压抑、恐惧、绝望的外部强势力量，也是人物陷入不断逃亡怪圈的历史原因。第一部分，16岁的桑青为反抗凶悍母亲的暴力压迫而逃离家庭，但瞿塘峡船只的搁浅、日本飞机的轰炸使得人物逃脱家庭困境后面临着更危险的境遇；第二部分，桑青在南京难以为生只能投奔北平的沈家，北平在桑青眼中曾是神秘威严的皇城，但彼时已沦为一座弥漫着恐惧的围城，沈家大院也毫无生机，散发着阴谋、腐朽、混乱与灭亡的颓败气息。沈老太的病与死，以及她对“九龙壁”倒塌的恐惧与哀叹，折射着陈旧不堪的旧体制与旧伦常无可挽回的土崩瓦解。第三部分，桑青与家刚这对乱世中的夫妻费尽周折逃到台湾，却因家刚犯了经济案而全家躲藏在逼仄阴暗的阁楼，在风声鹤唳的环境里自我囚禁。以至于年幼的女儿桑娃在异化的环境里丧失了直立行走的能力。最后一部分，桑青终于逃离了台湾来到美国的独树镇，但她并没有获得合法身份，因而遭到移民局调查人员的不懈追踪与质询。在恐惧、孤独、焦虑和罪疚感的折磨下发生了人格分裂，裂变为桑青与桃红两个性情截然相反的人，毫无目标地四处飘零，在一场离奇的车祸之后桃红决定生下腹中的孩子，并宣称“我对全人类是怀着和平而来的”。
可以看到，聂华苓笔下的现实中国动荡而分裂，作家以明晰、感性而又有些诡异的叙述技法呈现了主人公经验中的时代乱象，并以女性的身心体验演绎鬼魅的家国历史，你可以从年轻的桑青身上感受到中国新一代女性的青春和热情，也可以从老先生的话语里反省老中国的悠久历史不再傲人，你可以从桑青对北平城的一种正统想象里了解这个国家昔日王权的威严，但更可以从沈家几代人的丑陋龃龉生态感受到作品对旧制度及其象征物的无情讽刺和批判……作品中穿插着众多有意味的意象，传递有关家国政治的思考或者象征。不过，严肃的思考辨证并未因此淹没作品洋溢着的热力与生气，它不似同类主题的作品那么黯淡、颓靡、无力。聂华苓在叙写悲剧性的同时也表现出人物不甘受困的强烈主观意志，而且常常为人物和场景营造生动、鲜活、幽默、调侃甚至狂欢的元素，避免陷入纯然的悲剧，这在同类题材作品中并不多见；与之相应的，这部经典作品里有关家国的思想也同样多维、富有质感和层次感，流露出某种复调性。小说在整体性的民族国家寓言结构里又种植了数个小型的寓言结构体，使得叙事繁复而又遍布象征和暗示性意象。比如险滩搁浅、沈宅梦魇、阁楼幽闭、美国流亡四个部分各自可以构成相对独立的寓言单元，而桃红书信一以贯之将这四个不同层面和时空维度的寓言单位串联为一个整体。
第一部分里，作者不仅直接叙写人物亲历的战争结束前夕日本飞机轰炸的场景，还以老先生的口吻回忆日本人在南京的大肆奸淫虐杀和在重庆的狂轰滥炸，中国百姓的妻离子散与家破人亡惨状，现实中国在外族残酷入侵下已成人间地狱。令人激愤、心痛的噩梦般场景的描绘无疑带有强烈的反帝性质。为何近代中国会发生如许灾难？在这一部分作者试图给出某种焦灼的思考与解答。在作者眼中，中国古老的封建人伦制度已经颓败变质荒诞落后，无法因应当代世界的现代性大潮，流亡学生的父亲和七个老婆的滑稽剧、桑青父亲在老婆雌威下失去男人雄风的软弱无能都被当成笑料而遭到犀利讽刺和嘲谑。在扶箕预测是否能脱离险滩困局时，老先生唤来了杜甫的诗句“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以及孔明的名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借老先生之口明示当时中国三分天下的困局：“重庆国民党，延安共产党，日本人的傀儡政府。咱们这船人到重庆去，也是因为忧国忧民，要为国家做点事情。现在咱们偏偏困在八阵图不远的滩上。”这显然是作者特意安排以知识分子的眼光分析时局和反思国运历史的一个重要人物。接下去他的话就更是深深地扎进历史：“咱们就困在历史里呀！白帝城，八阵图，擂鼓台，孟良崮，铁索关！这四面八方全是天下英雄奇才留下来的古迹呀！你们知道铁锁关吗？铁锁关有拦江锁七条，长两百多丈，历代帝王流寇就用那些铁索横断江口，锁住巴蜀。长江流了几千年了，这些东西还在这儿！咱们这个国家太老太老了！”⑦ 这是人物在传递老一辈知识人对中国传统的思考与感叹：他们理性上意识到传统已经构成中国现代性的阻碍，但情感上又充满对昔日辉煌的留恋，老先生形象也传达了自古而今中国文人的家国忧患意识。而年轻一代的流亡学生则以青春的本能疏离那古老的传统并渴求着新生：“现在不是陶醉在我们几千年历史的时候呀！我们要从这个滩上逃生呀！”在危机中求生存也是当时整个中国的真实境遇。不过，这部分的叙述不光是一个寓言式的悲剧场景勾勒。小说还以不小的篇幅着意刻画来自中国民间的生命力：体现于人物鲜活的个性、喜剧性的情境和民间化狂欢的情趣。老先生、桃花女、流亡学生以及老史、桑青，五个人物特色鲜明，他们的船上嬉闹生动而富有活力，显示出民间底层中国人卑微却坚韧、难以泯灭的生命力。其中尤值一提的是怀抱婴儿寻夫的桃花女这个人物形象，这一点将在讨论作品女性意识时接着提及。到了桑青的北平日记里，北平这座围城和其中苟延残喘的沈家人形塑了又一个寓言式的幽闭结构。中国的古老皇权受到了革命的颠覆与挑战，时局动荡，恐惧绵延，国共内战中的国民党大势已去，象征王权的九龙壁在有产阶级的沈母弥留之际的恐怖想象中正在崩塌，明清两代皇帝祭天和祈祷丰年的神庙天坛在家刚的梦里竟然污秽不堪，威严扫地，阶级革命的话语已经难以阻挡地侵入这个曾经安逸而堕落的富有家庭，病瘫的沈母焦虑着如何逃过革命的围剿终于在恐惧中死去，桑青则在一场怪异的婚礼之后继续其又一轮的逃亡。这一章里，作者灵巧地将广播里的解放军电台播音、国民党电台播音以及民间戏曲唱段相互穿插交替，营造出多声部复调叙述的狂欢情境，这一手法渲染了真实纷乱的时代氛围和人物内心的躁动不安，并用复制听觉的文字有效调动了读者立体化的时空想象。而桑青的台北阁楼日记，人物不得不置身于极度不自由的状态里，以至于出现了一家三口人不同形式的精神变异，新一代的异化成长方式更暗喻毫无希望的前景。人物的焦虑感和幽闭感进一步加剧，空间进一步缩小，恐惧感更加强烈，阴暗狭小的阁楼类似于存在主义作家笔下经常出现的严酷地狱情境。这一部分，作者设置了掌上对话、图画配文字、剪报、抄写《金刚经》等情节形式来表现特殊情境里人物的自我表达和欲望发泄渠道，有些则反映了台湾战后世俗社会的众生相。赤东村僵尸吃人的传言在聂华苓的笔下尤其显得惊悚而鬼魅，因此被人当作国民党入台后白色恐怖氛围的隐喻。作品由此完成了第三个幽闭性寓言结构的精心打造，成功隐喻了国民党入台初期官员贪赃枉法、政治恐怖横行、小民恐慌不安的极不稳定的台湾社会现状，作者将自己在台岛曾经亲历的白色恐怖体验艺术化地融入了作品。小说的第四部分在大陆出版时曾遭删节，其理由大约主要在于“性的描写太多太露，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作品的格调。”⑧ 但这样的理由到了90年代就自动失效。事实上，无论是从建构民族国家寓言的角度，还是从女性叙事的视角看，这部分都堪称是作品中十分重要的板块，缺少了这部分，作品的国际视野就会全然丧失，更重要的是，一分为二的人物设置也必成子虚乌有，而人物跨国越界的离散漂流及其隐含的多重意味也将消失殆尽，作品的叙事框架和人物塑造势必都将面目全非。也就是说，从作品显示出来的精心构思和宏大用心看来，这个似乎不太和谐的第四部分其实是不可或缺的。在我看来，它的不和谐并不在于性的直率书写，而在于桑青与桃红的人格分裂作为精神病征是在美国爆发的，即桑青频频受到美国移民局和警察的追踪审讯之后。这个安排带来了叙事系列的必然变动。“阁楼叙事”里桑青的身份与生存危机到美国后并未得到缓解，身份的困扰令她基本的生存与人身自由无法得到保障(持续被移民局戴墨镜白人男子追踪、问讯，一直受到递解出境的威胁)。第三世界公民身份，中国人身份，少数族裔妇女的身份，这多重的边缘身份足以让在美国的桑青/桃红丧失基本的生命安全感和尊严感，其离散生涯加倍艰难。移民局和警察的问讯无止境地纠缠于桑青的私生活和家庭成员的政治背景等方面，甚至个人的性生活细节也被美国审讯者盘根究底追问不休，而美国警察人员对于桑青及其亲朋有关国共、“左”“右”身份的辨析拷问更是反映了冷战时期华人移民必须面临的恶劣处境。如不能通过调查，桑青将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外国人而遭递解出境。令人震惊的是，作品告诉我们：每当问及中国人将选择何处作为递解出境的目的地时，他们大多会茫然地回答：“不知道。”因此，桑青日记中有这样沉痛的自语：“中国人是没有地方递解的外国人。这是他们调查其他国籍的外国人所没有遭遇到的困难。”⑨ 小说人物宿命式的漂泊被渲染了一层家国政治悲剧色彩和冷战时代色彩。
三、华人女性文化英雄：桑青/桃红形象的文化内涵辨析
毋庸讳言，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因为负载了民族国家这样的大叙事而显得有些沉重，但是它还包含着同样应该受到重视的女性解构意识，小说鲜明而强烈的女性叙事特征令人印象深刻。以一个边缘弱势却不甘心受困的女性文化英雄来反抗和戏弄中外霸权话语，适当的喜剧元素更使作品摆脱了模式化的悲情而富于活力，这些也是此作与众多同期相类华文文学作品相比最为迥异之处。欲理解小说的多重主旨，读者无法不正视桑青与桃红这一分裂的女性人物形象。
人物的设计和塑形是小说的重要元素，作者富有创意地将女性主人公设置为一名人格分裂的华人女性，构成了小说结构形式和情节发展的基本要件，也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看似荒诞的细节和心理流程，增强了戏剧性与叙述张力，尤其在第四部分。关于桑青、桃红的命名和意涵，存在一些解释。小说里对“桑青”的解释是：“桑是很神圣的一种树，中国人把它当木主，可以养蚕，蚕可以吐丝，丝可以纺绸子。青就是桑树的颜色，是春天的颜色……”⑩ 作者本人还有如下的解释：“一个是内向的、忧郁的、自怨的、自毁性的，另一个个性是向阳的、向上的、有希望的，这个是桃红，前一个叫桑青，这两个名字我起的时候是用了一番心思的。”(11) 以及：“桑青可以象征一种传统的文化，桃红是鲜艳的、奔放的，象征的是迸发的生命力，就是这么一个对照。”(12)“桑青追求自由；桃红却在没有社会责任、没有伦理约束的自由中精神崩溃了。”(13) 在关于人物命名的诸种解释中，可以看出人物被赋予的丰富、矛盾、变化的象征含义，以及作者对于这个女性主人公的理解与同情。实际上，桑青与桃红是人物长期被外力压迫造成自我身份认同困扰的结局。桑青曾经是明朗的，身上有着鲜活的青春和朝气，但是战乱、婚姻、流亡、幽闭无情地吞噬着她的活力和希望。以至于最终将她在极端异化状态中变成了桃红。桑树和青色的春天隐喻一种中国气质：在人物身上寄寓了东方女性的素净、自然、含蓄但又饱含内在活力等积极意味。这种意味充分体现在第一部分里。从瞿塘峡日记中看，少女桑青清纯率真，生气勃勃，并非西方人刻板印象中的拘谨、羸弱、内向。她的言行足以显示出叛逆之女的特征：她不堪母亲的暴力而逃离家门，并偷走了传男不传女的传家宝“玉辟邪”，可谓对父权传统的大胆挑衅。尽管日本人的飞机轰炸以及船只搁浅造成了极大的生存危机，但她与桃花女、老史、老先生和流亡学生的“狂欢”还是充分暴露出她的自由活泼性情，她与流亡学生的露水性爱行为可以理解为死神压抑下的本能逃避，却也不经意间以青春热情的爆发轻巧地解构了旧式中国女性恪守的妇道。少女桑青的言行方式似乎比五四时期宣称“我是我自己的”新女性们来得更加自由率性，没有羁绊。从早期桑青的形象设计看，作者对中国女性有着不同寻常的理解，她的人物并不符合刻板印象中的中国传统女性：被动、柔弱、缺乏主体性。也能感觉到作者不满于丧失活力的传统体制框架和陈腐伦理规则，却由衷赞赏年轻人的青春朝气。桑青年轻时的逃亡让人联想起巴金笔下的觉慧这类人物，他们逃出家庭的目的在于追寻自由，这一点完全一致。但聂华苓的用心与巴金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建构了一个复杂而艰难的家族革命与恢弘的时代精神交相辉映的宏大叙事模型，并且以人物冲出家庭牢笼暗示一个充满希望的前景，作品因此洋溢着一种纵向的进化论为其底蕴的乐观主义，所有的腐朽、牺牲与毁灭因此产生了大时代的革命性意义；而聂华苓深知，冲出家庭只是人物前途未卜的亡命旅程的开始，“在路上”才是人物恒久的生命状态。在围城叙事与阁楼叙事里，桑青后来的疯狂与变异有了丰富的铺垫。桑青在家庭这一脉络中寻找稳定与安全的希望完全落空，宿命的自我认识占据了主导位置。通过巫婆式的人物沈母的毒咒，桑青被迷信与旧伦理钉在了耻辱柱上：她被认为是天生的克父母、克夫、克儿女的丧门星。这个天生的叛逆者就此进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桑青的生命活力被遏制了，但她一直没有放弃挣扎和寻找。阁楼幽闭与外面的僵尸故事并非只是一个象征，它也是梅尼普体式的地狱恐怖狂欢叙事，像梦魇。桑青的背弃与突围因而显得合理。逃往美国的桑青变异为桃红，是生存危机、认同混乱、精神崩溃的表征，也是桑青潜在叛逆个性的病态释放。她住宅墙壁上杂乱无章的涂鸦中，有刑天挥斧乱砍寻找自己头颅的意象，有神龛内的千手佛向栏外抓的意象，皆宣喻了桃红不懈挣扎寻求自我救赎的信息；“腰间系着黑色蝴蝶结的赤裸女人”和“桑青千古”的卡片，则显示了桃红与桑青决裂、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悲壮，它似乎也表明：桃红决意以一己赤裸之躯对抗那强大的外在异己力量……于是我们看到了绝望和虚妄中诞生的嬉戏疯癫之女：桃红。这是桑青挣脱忧郁和恐惧化身为蝶的方式。与阁楼叙事中桑青的隐匿逃避策略完全相反，桃红自由随意地游走于江一波、小邓、移民局官员、美国警察之间。在正统的眼光看来，桃红是个彻底违背传统伦理甚至算得上大逆不道之开放女人，即便是聂华苓在理解和欣赏她之余也发出了比较现实的评点：桑青追求自由，而桃红却“在没有社会责任、没有伦理约束的自由中精神崩溃了”。不过从女性主义视角看，桃红的身体政治在作品中的价值显然超出了作者的估价。“妇女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她们必须创造无法攻破的语言，这语言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长期以来，妇女们都是用身体来回答迫害、亲姻组织的驯化和一次次阉割她们的企图的。”(14) 以身体的裸露来戏耍戴墨镜的移民局男性，以身体语言让虚伪的江一波陷入尴尬，其实正是桃红作为弱势个体颠覆权力话语的形式。台湾学者黄俊杰认为：“所谓‘身体政治学’(body politics)，是指以人的身体作为‘隐喻’(metaphor)，所展开的针对诸如国家等政治组织之原理及其运作的论述。在这种‘身体政治学’的论述中，‘身体’常常不仅是政治思想家用来承载意义的隐喻，而且更常是一个抽象的符号。思想家借以作为‘符号’的身体而注入大量的意义与价值。”(15) 聂华苓让人物在寻求自由而不得乃至陷入身体的放纵，身体反而得以跳脱权力话语的规训。在桃红狂放的身体表演面前，原本强大无比的移民局官员却显得手足无措；在桃红嬉笑怒骂的身体操纵过程中，江一波作为情感主导者的男性地位受到了挑战。在桃红主动寄给移民局的信件里，作者有意识透露了一些信息。桃红在流浪途中遇见无数孤独的流浪人，其中有越战残疾士兵和犹太后裔，参加过越战的残疾人一只右手是不锈钢的，那名波兰后裔的犹太人曾经被关进纳粹集中营，父母和姐姐全部被纳粹杀害。桃红与犹太人在一座废弃的水塔中共同生活了一个月，她告诉波兰犹太人：“我是从亚洲来的犹太人。”这个来自中国的少数族裔妇女，在美国的放逐漂泊中体验到弱势群体的境遇是相通的。桃红的结局是遭遇了一场奇怪的车祸却并未受伤，而“车祸原因不详”、“女人姓名身份不详”，桃红从医院中逃跑了出来。这不算是一个悲剧的结局。相反，这样的结局令人有点啼笑皆非。可以说，桑青/桃红以其强旺的生命力坚韧地存活了下来，这个结局出示了一种明白的乐观意图。
其实女性解构意识在作品的“楔子”与“跋”里就得到了明晰有力的提示，任何专业的读者都很难忽略，小说的“楔子”与“跋”中出现了几个耐人寻味的中国神话意象：女娲，刑天和帝女雀。如果说刑天这一“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的男神寄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猛志故常在”的不屈和勇毅，作者不乏以此寄寓家国情怀和族性精神想象的可能性；(16) 那么女娲和帝女雀这两个女性神话人物的出场就不仅同样具有民族精神溯源的意味，还被巧妙地镶嵌进了女性话语意识和策略。
无疑，中国古代的这两个女性神话形象及其文化想象在作品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分量。先看女娲。“始祖-造物主-文化英雄形象”是神话的基原，女娲与伏羲、羿、皇帝、炎帝、鲧、禹等形象构成了中国的“始祖-文化英雄”群体，如文化人类学者所言：“始祖母和始祖女娲氏和伏羲氏(既是同胞兄妹，又是夫妻)，成就了一系列纯属文化英雄作为的创世功业”。(17) 在“始祖-文化英雄”系列群神中，作品选择了女娲，这是很有意思的。《说文》十二云：“女娲，古之神怪女，化万物者也。”作为中国神话中最为古老的始祖母神、大母神、化万物者，女娲的非凡之举首推“造人”和“补天”。“补天”神话表现了女娲为灾难中的人类勇敢地肩负起造物主兼保护神的责任，赞颂这位大母神大爱大能的伟力与慈悲；“抟土造人”的神话更是将女娲推向了人类创造者这一至尊无上的位置。小说在“楔子”里交代了桃红与女娲之间的血脉联系，而在“跋”中则以现代语言重新叙述了帝女雀填海即“精卫填海”的故事，提示桑青/桃红与帝女雀的内在关联。“精卫填海”是个悲剧神话，讲述炎帝之女“女娃”溺于东海、魂化精卫衔物填海的故事，见于《山海经·北次三经》，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里有诗句云：“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遂将帝女雀与刑天并置，提炼出一种中国人所认同和敬仰的一种坚韧不屈的文化精神。作者以女娲与精卫这样的神话人物，隐喻桑青的弱势存在现状和桃红的自由不羁个性，其内在逻辑显示出作品不仅意在书写华人悲情的流浪境遇，还有意将人物想象为一个富有反抗精神和行动力量的异类的女性文化英雄。在美国移民局男性官员关于桑青身份的不断追问下，疯狂女子桃红的回答是戏谑而率真的：“我是开天辟地在山谷里生出来的。女娲从山崖上扯了一枝野花向地上一挥，野花落下的地方就跳出了人。我就是那样子生出来的。你们是从娘胎里生出来的。我到哪儿都是个外乡人。……桑青已经死了，黑先生。你可不能把一个死女人的名字硬按在我头上。”桃红以桑青之死换取自己的新生，从精神分析角度看虽有自我贬抑、自我毁灭的性质，但若从象征层面看同时也含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甚而凤凰涅槃的意味，桃红选择女娲作为再生之母，固然与桑青厌恶自己蛮横的生母有关，更隐含着人物从大德大能的始祖母那里获得强大精神能量的原始神秘意义：“花非花/我即花/雾非雾/我即雾/我即万物……”因此，桃红面对移民局官员发出了明确的自我宣言：“桑青是桑青。桃红是桃红。完全不同。想法，作风，嗜好，甚至外表都不同。就说些小事吧。桑青不喝酒，我喝酒。桑青怕血，怕动物，怕闪光？那些我全不怕。桑青关在家里唉声叹气；我可要到外面去寻欢作乐。雪呀，雨呀，雷呀，鸟呀，兽呀，我全喜欢；桑青要死要活，临了还是死了，我是不甘心死的。桑青有幻觉，我没有幻觉。看不见的人，看不见的东西，对于我而言，全不存在。不管天翻地覆，我是要好好活下去的。”就像我们清楚《狂人日记》里鲁迅借狂人率真地道出了常人不敢说明的历史真相，桃红同样是作者借人物的弃绝理性而尽情表达原始而自由的呐喊，这声音在桑青那里被痛苦压抑了很久，现在需要桃红亲手埋葬旧我重新出发。从这个意义上看，桃红的设置意义重大，无疑，这隐喻着离散华人在弱势边缘处境建构自我认同的艰辛：旧我的死亡，才可能获得新生。很明显，女娲和精卫这两个神话人物为无根的浪人桃红追溯了一种神秘顽强的族性归依感和认同感，同时也隐喻人物形象的丰富内涵。
桃红身上具备以下特征：现实层面她处于非理性的疯癫(谵妄与幻觉)状态，而在精神层面，她无视传统的父权制规约，挑战中西性别伦理的框限，抗拒强势国家的政治规训，还常常以各种方式戏弄男权与政权；桃红生命的本质是绝对自由(通过非理性的渠道)，是以嬉戏人生放纵自我来放逐生命中的悲苦与哀愁，是在与权力话语的周旋中坚韧地存活。“不管天翻地覆，我是要好好活下去的。”她虽然只是强大的权力话语压迫下渺小卑微的弱者，过着朝不保夕的流浪生活，但她倔强地决定活下去并生下孩子，如精卫般坚韧。桃红身上延续并改写了刑天、精卫等叛逆者形象的民族文化精神，融合了自信、疏放、反抗强权的自由意志。就像孙悟空不甘心被至高的权力操纵，桃红也无法忍受桑青的隐忍、压抑与自我束缚，在疯癫状态中她释放出了惊人的能量，“楔子”中交代，桑青/桃红的住宅墙壁上留下了混乱而大胆的留言：“女生须/男生子/天下太平矣……谁怕蒋介石/谁怕毛泽东/Who i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桑青杀父杀母杀女……”这似乎混乱谵妄的言语却涉及始终困扰人物的国族政治和性别政治，国共两党的领袖人物蒋介石与毛泽东成了小说解构的政治符码，西方女权主义代表人物、著名女作家Virginia Woolf也成为作者汉语写作需要挑战的目标，颠覆意义的意象传达了强烈的革命性。而桃红的疯癫也令权力话语失措，这一点在她与美国移民局官员的应对周旋过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正如福科所言：“在那种陷入疯癫的作品中的时间里，世界被迫意识到自己的罪孽。……疯癫的策略及其所获得的新胜利就在于，世界试图通过心理学来评估疯癫和辨明它的合理性，但是它必须首先在疯癫面前证明自身的合理性”，(18) 正是桃红的疯癫言行解构了美国移民政策的某些不合理之处以及政治偏见和种族偏见，同时桃红本人也因疯癫而放逐了无边的恐惧和黑暗。总体而言，作者将自己对女性生命价值的自由主义式的理解融入了带有特殊的文化英雄气息的桑青/桃红这女性形象身上。
回头再看小说第一部分出现的桃花女形象，这个人物与桃红形成了巧妙有趣的呼应关系。桃花女是来自中国民间的劳动妇女，拥有丰腴性感的躯体和鲜明的母性特质，她不仅在渺茫的寻夫途中安详地抚育儿女，而且在绝境中给身边的男性带去欢乐和母性的安慰，不仅透露出聂华苓本能的女性主义气质，也以一种狂欢化的喜剧形式展示了日本飞机轰炸下中国平民的顽强生命力。桃花女的千里寻夫不再是悲凉无力的怨妇曲，她的乐天知命以及天然朴实的承担来自民间和大地。当第一部分里这个次要角色迅速隐去之后，其实她的精神部分地延续和体现在桃红身上。由于以上的多重因素，桑青/桃红这一华人女子遂成为20世纪华语文学史中独异的女性经典形象。
注释：
①聂华苓《桑青与桃红》，台北：时报文化，1997年，第271页。
②《桑青与桃红·新版后记》，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61页。
③④白先勇《流浪的中国人》，《第六只手指》，上海文汇出版社1999年，第85页、第86页。
⑤参见廖玉蕙：《逃与困：聂华苓女士访谈录》(上、下)中聂华苓的谈话：“我就是写人的一种困境：总是逃，总是困。……我说的这个‘困’是多方面的，精神的、心理的、政治的或个人的处境。”《自由副刊》35版，2003年1月13日、14日。
⑥韦勒克、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249页。
⑦⑨⑩聂华苓《桑青与桃红》，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49页、第228页、第221—222页。
⑧陆士清 王锦园《试论聂华苓创作思想的发展》，《聂华苓研究专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349页。
(11)聂华苓《海外文学与台湾文学现状》，《聂华苓研究专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98页。
(12)廖玉蕙《逃与困：聂华苓女士访谈录》(上)《自由副刊》第35版，2003年1月13日。
(13)聂华苓《浪子的悲歌》，《聂华苓研究专集》，第269页。
(14)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转引自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01—202页。
(15)黄俊杰，《中国古代思想史中的“身体政治学”：特质与涵义》，《国际汉学》(第四辑)，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年，第200页。
(16)据相关研究，刑天舞干戚是一种古老的部族巫术仪式，刑天之舞可以显示部族的神秘威力，其精神实质是以巫术行为象征部落不灭。参看王贵生：《刑天精神本源新探》，《贵州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17)叶·莫·梅叶金斯基著，魏庆征译《神话的诗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12页。
(18)米歇尔·福科著，刘北成、杨远婴译：《疯癫与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2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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