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企业产生研究综述_创业机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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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财富》杂志公布的最新数据表明创业失败率高达70%。各级政府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大力引导和积极扶持创业,为什么创业失败的企业依然比比皆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正如婴儿一样,处于创业早期阶段的新企业最为娇弱,尤其需要理性指导和政策扶持。[1]然而,理论界和实践界大部分关注于为数不多的已成立的新企业,大量处于创业早期阶段的创业活动处于黑箱之中。[2]新企业早期生成规律相关知识的匮乏,导致对“创意如何孕育为新企业?”等一系列创业领域的本质问题知之甚少,桎梏了创业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并导致创业早期活动缺乏理性指导,创业政策缺乏针对性,创业失败率难以降低。

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一批学者开始关注到这一问题,开创了创业研究领域的一个新方向——新企业生成研究——立足于新企业早期阶段,解析新企业从无到有的过程,并很快得到众多学者的追随,成为近年来创业研究领域的热点,甚至有学者将其视为创业领域内最具有发展潜力的新兴主题。[3]

基于此,本文以organizational emergency,the organization in vitro,the preorganization,prelaunch,gestation,new venture emergency等新企业生成相关术语作为关键词检索文献,系统梳理了近年来发表在国际著名期刊的相关论文和国外一些博士论文,在阐述新企业生成内涵的基础上,介绍新企业生成研究的起源,并分析新企业生成研究的现状,然后在评述这些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二、新企业生成的内涵

雷诺兹(Reynolds)较早地界定了新企业生成,他运用生命周期理论,将创业过程分为概念、孕育、生存和成长四个相互连接的递进式阶段。其中,概念阶段是新生创业者(nascent entrepreneur,有创业想法并积极行动的个体)识别创业机会并产生创业想法的时期;在孕育阶段,新生创业者实施一系列的创业活动以创建新企业;生存阶段是新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得生存空间维持企业运营的时期;在成长阶段,新企业迅速发展,逐渐成长为成熟企业。新企业的概念阶段和孕育阶段构成了新企业生成过程。[4]

然而,在操作层面上如何判断新企业生成,目前学术界还没有达成共识,主要有三个流派(见表1):一是产业组织学学派;二是种群生态学学派;三是劳动力市场参与学派。在产业组织学派中,判断新企业生成的标准是:获得首笔销售收入、首次雇用员工、首笔联邦社会保障援助金(initial federal social security payments)、首笔失业保障金(initial state unemployment insurance payments)和获得财务支持。在种群生态学学派中,判断新企业生成的标准是:加入当地电话黄页/开通网页、加入行业协会(trade association membership)、注册企业经营名称(filing for rights to fictitious business name)和注册合法实体(registration of legal form)。劳动力市场参与学派判断新企业生成的标准包括:所有者全职参与创业、首次雇用员工。

三个学派从不同角度界定新企业生成,容易出现采用不同标准致使判断结果截然不同的情况,如根据产业组织学派的观点,某一新企业可以视为成功生成,但由于新企业的所有者是兼职创业,劳动力市场参与学派会认定该新企业依然处于孕育阶段。由此可知,在新企业生成研究中,尤其是分析要素与创业绩效之间作用关系时,谨慎选择合理的判断标准具有重要意义。

三、新企业生成研究的缘起

20世纪80年代以后,创业研究开始蓬勃发展,研究视角逐渐深入,关注的焦点逐渐细致化和微观化,从宏观层面解析创业的经济功能转变为从微观层面分析创业活动的客观规律,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然而,聚焦于微观层面的研究却未能打开新企业生成与成长过程的“黑箱”,对于新企业如何诞生?哪些因素促发、阻碍和推动创业活动的发生与进展?在新企业生成之前,创业者具有怎样的行为规律?这一系列创业领域的核心问题都未能给出系统性的理论解释。[5]学者们基于组织行为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制度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等成熟理论,试图剖析上述问题。但这些研究大多是以成立多年的现有企业为样本,机械地套用已有理论和方法来解释复杂的创业问题,混同了现有企业与新企业之间的边界条件,无法避免幸存者误差(survival bias)与后视偏见(hindsight bias),难以获得一致且有解释力的结论。

微观层面创业研究工作的严重滞后,阻碍了创业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同时也制约了理论研究指导创业实践活动的力度。随着新企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日益加大,鼓励创业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成为一项重要的宏观政策。但由于微观层面创业研究相对匮乏,对创业活动规律缺乏理性判断和科学认识,创业实践指导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如,政府政策制定时不能符合企业的实际,导致相关政策的随意性和模糊性。同时,由于缺乏理论支撑,创业教育表现出盲目性。

因此,在创业过程学派日益成为创业研究主流范式的背景下,关注企业生命周期前端的活动,从微观视角探索创业活动的独特规律,挖掘新企业生成的机理和路径,是创业研究谋求学术贡献和学科独立性的关键所在。[2]基于这一研究现状,20世纪90年代,雷诺兹[4]等学者呼吁创业研究立足于新企业生命周期早期阶段,归纳总结新企业生成规律。他们发起了创业动态跟踪调查项目(panel study of entrepreneurial dynamics,简称PSED)项目,抽取有代表性的处于孕育期的新企业进行动态跟踪,从微观视角剖析新企业生成的本质。目前,PSED已经发展成为创业领域颇具影响力的国际项目,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典、荷兰、挪威、中国、拉脱维亚等九个国家相继完成本国调查,并在此数据基础上发表了大量关于新企业生成的学术成果,涌现出一批聚焦于新企业生成的学者,如德尔马等(Delmar et al.)[8]、卡萨尔(Cassar)[12],新企业生成研究就此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四、新企业生成研究现状

目前,新企业生成研究仍处于新兴领域到成熟领域的过渡阶段,实证研究逐渐成为新企业生成研究的主流,并取得了一定数量的创新成果,推动创业研究朝着理论建构和学科发展的方向发展,致力于解析一些看似简单却具有重要意义的深层次研究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为什么有的人而不是其他人成为创业者?(2)创业者通过什么方式发现了什么样的创业机会?(3)创业者如何实施创业行为推动创业进程?

围绕着上述问题,经过十多年的探索,新企业生成的研究主题不断深化,通过梳理文献发现,新企业生成的研究主要围绕着创业者、创业机会和创业行为过程三个视角展开。基于此,本文围绕着创业者、创业机会、创业行为三个主题梳理文献,识别出新企业生成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主题(如图1所示),试图从理论层面解析新企业生成现象。

图1 新企业生成研究主题的框架图

资料来源:作者设计。

(一)创业者视角下的新企业生成研究

“为什么有的人而不是其他人成为创业者?为什么有的人而不是其他人能成功创业?创业者的哪些特征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创业行为与新企业绩效?”一直都是创业研究领域的核心问题。围绕着这些问题,创业者视角下的新企业生成展开了一系列研究,试图从创业者的资源禀赋、认知和动机两个主题入手,其中资源禀赋是指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财务资本,以此探索创业过程中创业者特征与新企业生成之间的内在关系,丰富新企业生成研究的基本框架和理论研究视角。

1.创业者的人力资本。现有研究主要从创业者的教育程度、性别和先前经验三个角度入手,分析创业者人力资本对新企业生成的作用关系。在受教育程度方面,美国的研究结果表明,受教育年龄不会对新企业生成产生影响,但是创业者受教育的层次(如大学教育、中学教育)会影响新企业生成。[13]在性别方面,虽然各个国家女性创业者的比例都小于男性,但是性别并不会影响新企业生成。[14]在先前经验方面,积累了较多研究成果。如,万·格莱德尔伦等(Van Gelderen et al.)将创业者的创业能力看作一个整体,以挪威创业者为样本,发现只有当创业者拥有较少的行业经验、管理经验时,创业经验才会对新企业生成产生积极作用。[15]同时,德尔马和谢恩(Delmar and Shane)[8]、钱德勒等(Chandler et al.)[16]、戴维森和霍尼格(Davidsson and Honig)[11],他们发现创业者的行业经验、管理经验不会影响新企业生成。

梳理相关文献进一步发现,现有研究主要探索人力资本与新企业生成之间的直接关系,少有研究关注创业情境的独特性。萨缪尔森和戴维森(Samuelsson and Davidsson)做出了有益尝试,对瑞典创业者进行大样本随机抽样调查,识别出256名创业者,基于这一调查数据发现,在不同类型企业中,创业者人力资本对新企业生成的影响作用不同。在创新型新企业中,人力资本会促进新企业生成;但在模仿型新企业中,人力资本会有负面作用。[17]

2.创业者的社会资本。目前关于社会资本对新企业生成的影响主要从榜样示范作用(role model)和父母创业(self-employed parents)两个角度入手。一项针对瑞典创业者的大样本随机抽样跟踪调查结果表明,亲友鼓励创业、亲友或邻居创业的榜样带头作用会推动新企业生成,此外,在新企业创建过程中,加入商业网络会有效推动新企业生成,促使新企业获得首笔销售收入和利润。[11]同时美国的研究结果指出,父母创业并不会提高个体成为创业者的可能性。[13]除了上述的社会资本对新企业生成的直接作用以外,在新企业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创业者的社会资本表现出不同强度的影响力度。根据对瑞典256名处于创业早期阶段的创业者的跟踪调查数据发现,随着创业进程的推进,社会资本对新企业生成的推动作用越来越明显,作用形式也越来越具体。[17]

由此可以推导,创业者社会资本与新企业生成之间的关系具有情境依赖性,关注创业环境、新企业所属阶段等情境变量的调节效应,剖析独特创业情境下创业者社会资本与新企业生成之间的作用机制,将会成为深化新企业生成研究、有力指导创业实践的重要突破口。

3.创业者的财务资本。创业者的财务资本是指创业者所拥有、控制的经济方面的资源禀赋,常见表现形式是家庭收入和家庭净财富。在创业实践中,大多数创业者资源禀赋匮乏,所掌握的财务资本并不多,创业者之间的财务资本没有显著区别。[18]且关于创业者财务资本的数据难以准确获得,这导致了现有新企业生成文献中关注创业者财务资本的研究并不多。

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表明,创业者的财务资本对于新企业生成的影响作用并不显著。金等(Kim et al.)指出,虽然创业者常常为了获得财富而去创业,尤其是很多生存型创业者,但是研究结果发现创业者和普通人群的财务资本并没有显著区别。在新企业生成过程中,虽然大部分创业者会为创业存钱,但是在早期少有人将资金投入创业活动。[19]帕克和贝勒吉塔(Parker and Belghitar)的研究结果验证了这一观点,他们发现家庭收入、家庭财富等财务资本不会影响新企业生成。但是,创业者所能控制财务资本的数量会影响创业者创建的新企业类型。[20]

4.创业者的认知和动机。认知心理学中的归因理论、动机理论、期望理论是新企业生成研究中重要的理论基础,常常用来分析“为什么有些创业者要比其他人更能推动新企业生成?”等问题,但实证研究结果并没有很好地解释这一问题,甚至得出了相互矛盾的研究结论。以成长预期为例,卡萨尔(Cassar)发现强调取得财务成功的创业者常常在第一年获得较高的销售收入。[12]但是,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驳斥了上述观点,他们认为创业者的成长预期与新企业生成二者间并没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如汤森等(Townsend et al.)对美国316名创业者动态跟踪调查,发现虽然成长预期是影响是否创业的关键因素,但对于新企业生成没有任何推动作用。[21]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成长预期高的创业者容易退出创业,布拉叙等(Brush et al.)利用针对处于创业早期阶段的美国创业者随机抽样调查数据,发现对第五年销售收入预期较高的创业者往往难以获得首笔销售收入。[22]

创业者认知和动机对新企业生成作用效果的多样性,主要是由以下原因引起的:一方面,创业者的认知和动机属于心理学层面的理论建构,尚无一致的条目来准确测量这些维度,测量方式的多样化在一定程度上会引起研究结果的多样化;另一方面,创业者的认知和动机处于一个动态适应调整的过程,随着创业过程的不断推进,创业情境的变化,创业者的认知和动机也在随着反馈不断调整。忽视创业者认知的情境依赖性这一属性,将创业者认知放在一个笼统的范畴下考虑,将会模糊创业者认知对新企业成功的影响作用。

(二)创业机会视角下的新企业生成研究

自创业研究从“特质论”转向“创业行为过程论”,学者们提出立足于新企业生成阶段,挖掘“如何识别到创业机会以及识别到什么创业机会”,更有利于深化创业认识,由此从创业机会视角剖析新企业生成规律逐渐引起广泛关注。迄今为止,创业机会视角下的新企业生成研究主要是响应《小企业经济》(small business economic)2007年春季出版的创业机会专刊,立足于创业机会的本质属性,探索机会发现方式和机会创新性在新企业生成过程中的作用机理。

1.机会发现方式。机会发现方式视角下的新企业生成研究脉络经历了从争论“什么是机会发现方式、机会发现方式的种类”到探索“机会发现方式如何影响新企业生成”的演变,研究逐渐深入。在早期,学者们虽然对机会发现方式展示出浓厚的研究兴趣,但一直未能对机会发现方式的分类方式达成共识,相关研究曾经一度徘徊不前。科兹纳(Kirzner)、谢恩(Shane)、菲特(Fiet)等学者主张机会发现方式分为系统搜索和偶然发现。[23][24][25]然而,钱德勒等(Chandler et al.)学者将机会发现方式分为主动搜索、被动搜索和偶然发现。[16]虽然,这一种分类方法进一步细化了系统搜索,但是,如何区别主动搜索、被动搜索成为一个新的问题,钱德勒等提出区别二者的关键在于判断是否有冗余资源。然而,关于“什么情况下资源冗余”的界定有很大不同。界定资源冗余已成为这一领域研究的障碍。基于此,菲特等学者呼吁采用系统搜索和偶然发现的分类方式,将主动搜索和被动搜索归集为系统搜索,以避免二者混淆不清,近年来的相关研究绝大部分响应了这一呼吁。[25]

此后,学者们开始讨论“新企业生成过程中,创业机会主要是靠系统搜索还是偶然发现”,然而针对这一研究问题尚未得出共识性研究结论,学者们各抒己见。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谢恩(Shane)对8家高新技术企业进行了案例研究,这8家企业的创业机会源于同一技术变革,但是被运用于不同的产业领域,试图论证机会不可能是系统搜索的产物,而是创业者基于自身知识积累的“灵光乍现(a flash of insight)”。[24]德鲁克(Drucker)和菲特等学者持相反观点,德鲁克称大部分机会是通过特意搜寻而发现的。[26]菲特在其关于机会发现方式的系列文章中,运用逻辑演绎、数学公式推导、实证检验等多种方法,提出创业者基于已有知识在熟悉的领域系统搜索创业机会,系统搜索效率远高于偶然发现。[25]

近年来,德尔奎斯特等(Dahlquist et al.)学者意识到发现机会对情境具有高度的依赖性,脱离创业情境讨论“创业机会到底哪一种方式发现”毫无意义,他们提出,创业机会发现方式的研究需要学者们摒弃从笼统的视角,泛泛地分析其内涵与差异,注重结合创业情境探索机会发现方式对新企业生成的影响作用,有助于挖掘创业行为本质规律。他们运用面板数据分析发现,机会发现方式不同,则创业实施速度、新企业生成,甚至新企业财务利润都存在明显差异。[27]钱德勒等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发现机会发现方式会影响实施创业时间和创业行为速度,并导致新企业生成差异显著。[28]

2.机会创新性。在市场经济体系中,并非所有的创业机会都是一样的,它们具有异质性,一个典型差别就在于其创新程度。新企业生成研究摒弃了将创业机会作为一个整体、同质的概念,围绕着机会创新性展开了一系列研究。首先,从本质上而言,创业机会是一种能创造新价值的“手段—目的”关系,其中,“手段”是指满足某种需求或是服务于某个市场的方式,包括生产、提供某种产品(服务)、创造新价值的方式、要素和系统;“目的”是指通过提供某种产品(服务),满足某种需求或是服务于某一类市场。[27]奥尔德利奇和马丁内斯(Aldrich and Martinez)根据“手段—目的”中蕴含的创新性,将机会分为“创新型”(手段和目的均是新的)、“复制型”(手段和目的均已存在)和“改进型”(手段和目的有一方已经存在)等三种类型。创新型机会的创新性最高,而复制型机会的创新性最低,改进型机会则随机分布在这两种极端类型的机会中间。[29]

其次,“目的”的多样性、复杂性和“手段”的多元化,从本质上决定了不同创新性的创业机会在新企业生成过程中的显著差异。一方面,不同创业机会创新性的差异意味着其蕴含的不确定性不同,创业机会创新性越强,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更高。为了降低不确定性和风险,提高成功创业的概率,创业者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投入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来探索如何有效开发机会、实现创业机会的潜在价值,新企业的快速生成受到制约;[30]另一方面,创新性不同的创业机会在市场经济体系中获得合法性的难易程度不同,创新性越强的创业机会,由于市场交易的主体对其认知和熟悉度不高,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时间和精力来让公众认可,进而影响新企业生成。[1]萨缪尔森实证研究结果支持了上述论断,他发现创新型创业机会和复制型创业机会在新企业生成过程中差异显著。[31]

(三)创业行为视角下的新企业生成研究

创业过程由一系列复杂创业活动的动态时间序列共同构成,包括为创业存钱、准备商业计划书、获取资源、注册等众多行为。通过梳理文献,发现现有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三个研究问题展开:(1)创业者实施创业活动呈现出什么特征?(2)什么因素会影响新企业的创业行为过程?(3)创业者实施创业活动的过程如何影响新企业生成?

首先,在创业行为过程的特征方面,新企业生成过程是一个线性和非线性交汇的复杂过程。廖和威尔士(Liao and Welsch)基于复杂理论探索新企业生成过程中创业者实施创业活动的行为规律,发现创业活动的线性累积能有效提高新企业生成的成功率,但是由于创业活动涉及因素多且复杂,包含着十多种相互独立且相互矛盾的行为顺序,创业活动的实施过程的发展历程难以识别。在新企业生成过程中,大概40%的创业活动的完成表现出线性叠加特征,但是大约60%的创业活动实施情况更倾向于非线性。[32]利希滕斯坦等(Lichtenstein et al.)进一步比较了新企业生成过程中线性过程和非线性过程的特征,发现线性创建过程在较长时间内尤其是创业早期阶段是按照一定的顺序完成的,但是在新企业创建后期,经常会出现突发的事件打乱新企业创业活动的线性过程,以保证后续创业活动的顺利开展,进而促进新企业生成。他们还发现虽然新企业创业活动的线性过程和非线性过程完成创业活动顺序不同,但二者在新企业创建的成功率方面却没有显著差异。[6]

其次,在创业行为过程影响因素方面,现有研究主要从创业者和创业机会层面入手,剖析创业者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成长预期、机会发现方式等因素对其的影响作用。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戴维森和霍尼格分析了创业者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实施创业活动、新企业生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研究结果发现先前创业经验和社会资本对于开始创业、创业进程有决定作用。加入商业网络对于推动创业进程、首笔销售收入、获得利润有积极推动作用。[11]此外,帕特尔和菲特(Patel and Fiet)从机会发现方式的角度入手,运用认知理论,以492名美国创业者为样本,发现系统搜索的机会发现方式能有效使用适应性的决策方式和社会资本,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进而有利于创业者完成创业活动,推动新企业生成。[33]

第三,在创业行为过程对新企业生成的影响作用方面,从总体上看,新企业实施创业活动过程会显著影响新企业生成。迪奥雄等(Diochon et al.)以加拿大104名创业者为样本,发现根据新企业在孕育期实施的创业活动情况,能将成功生成的企业和其他企业区分开来。[34]利希滕斯坦等(Lichtenstein et al.)从复杂理论视角,分析了创业活动进程对新企业生成的影响,剖析完成创业活动的比率、集中度和时机对新企业是否持续创业的影响作用,他们发现创业活动动态性能有效预测新企业生成。完成创业活动速度快、集中度低、完成活动平均时间靠后的创业者更容易推动新企业生成。[6]

此外,还有一部分学者突破从总体的视角关注创业活动完成情况对新企业生成的影响作用的常见思路,进一步深入到情境因素对创业行为与新企业生成之间内在作用关系的调节作用。如廖和加特纳(Liao and Gartner)探索了在创业计划和环境因素的调节下,创业行为过程对新企业生成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发现:实施创业计划对新企业生成有重要影响。有创业计划的新企业生成概率是那些没有创业计划的新企业的2.6倍。在感知财务环境不确定和竞争环境不确定的条件下,计划早会提高新企业生成的可能性。在财务环境和竞争环境确定的条件下,晚点实施创业活动会提高新企业生成的概率。[35]剖析独特情境下的创业活动完成情况与新企业生成之间的作用机制,将会成为深化创业研究的重要突破口,但目前相关研究还相对匮乏,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五、研究现状评价与未来研究展望

历经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微观视角下新企业生成的相关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研究主题呈现出多元化,推动创业领域研究进一步深化,并为指导创业实践提供依据,为创业研究做出了不凡贡献,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有待于后续研究予以探索和解决。

(一)研究现状评价

首先,深化了创业领域多个研究主题的研究。现有新企业生成研究围绕着创业者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财务资本、认知和动机、创业机会、创业行为几个主题,深入剖析新企业生成的内在规律,研究视角进一步深化,如获得了先前经验、机会创新性、创业行为等相关主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推动了创业研究多个研究主题的进一步深化和细致化。

其次,采用大样本动态跟踪调查获取数据,运用多元化的研究方法进行分析。现有新企业生成的研究为避免选择偏差、后视偏差和幸存者偏差,摒弃了采用便利性抽样方法进行回顾性调查,改善调查数据的有效性,保证研究结果的普适性和科学性。并运用了多元化的数据分析方法,除了常用的多元线性回归、结构方程等方法外,还引入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常用的事件史分析法(event history analysis),丰富新企业生成研究的方法,试图更真实地体现新企业生成的独特性。

第三,挖掘单一要素对新企业生成的影响作用,忽视了要素间的互动匹配关系。尽管现有文献中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剖析了创业者、创业机会、创业行为等关键要素在新企业生成过程中的作用,但是这些研究大部分从孤立的视角分析单一要素与新企业生成之间的作用关系,常常得出相互不一致甚至相矛盾的结论。新企业生成是创业者、创业机会与创业行为之间动态匹配互动的过程。[36][37]挖掘新企业生成过程中创业者、创业机会与创业行为等关键要素的互动匹配关系,识别和归纳新企业生成过程的作用机制应该成为后续研究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第四,从微观视角分析新企业生成的内在规律,忽视了创业环境在新企业生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现有研究常常聚焦于微观视角,探索新企业内部的一些因素,如创业者、初始战略、创业行为,在新企业生成过程中的作用机理,忽视了创业环境作为新企业生成的客观载体,在新企业生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在新企业早期生成阶段,新企业缺乏资源,尚未建立规章制度,应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能力薄弱,对环境的敏感性和依赖性要高于已经成立的企业。因此,将环境纳入新企业生成的研究框架中,是客观且深入地刻画新企业生成过程、挖掘新企业生成内在规律的必然需要。

(二)未来研究方向

基于以上的述评,本文构建了一个新企业生成研究的整合框架(见图2),以供有志于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参考。选择处于新企业生命周期早期阶段的创业者为研究对象,深入挖掘创业者、创业机会在推动新企业生成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提炼创业者、创业机会、创业行为、创业环境和新企业生成之间的关系链条,揭示创业活动关键要素之间的匹配的作用机理,进而探索新企业生成的内在机制,丰富新企业生成研究的基本框架和理论研究视角。

图2 新企业生成研究的整合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设计。

首先,从创业者与创业机会互动匹配的视角揭示新企业生成的作用机理。创业本质上是创业者和创业机会的耦合。[35]创业者、创业机会不同时,新企业生成过程呈现出差异。[37]因此,要理清新企业生成的科学规律,后续研究就必须探索关键要素间的互动匹配关系及其对新企业绩效产生的影响作用,如分析创业者先前经验与机会发现方式的互动匹配关系,从更短的距离、更加微观的层次探索新企业生成内在规律。

其次,深入到创业行为过程挖掘新企业生成路径。从行为层面深入创业过程内部解析新企业生成与成长的内在规律,是创业研究的主流范式。[38]后续研究要跳出过分关注创业者、创业机会与新企业生成之间直接作用关系的常见思路,借鉴结构—行为—绩效的逻辑链条,分析创业者、创业机会特征如何嵌入于创业行为进而影响新企业生成,如借鉴利希滕斯坦等(Lichtenstein et al.)的研究思路,从速度、时机和集中性三个方面阐述创业行为过程,解析创业者、创业机会、创业行为与新企业生成之间的内在联系。[6]

第三,识别并验证创业环境在新企业生成过程中的作用。新企业生成过程中,只强调创业者个体因素或创业机会难以最大限度地还原新企业生成的真实过程,需要审视环境作为企业生存与成长的载体所发挥的约束作用。后续研究有必要重视新企业生成的情境因素,提炼创业环境对新企业生成的影响作用,从创业环境动态性、复杂性和宽松性三个角度挖掘新企业生成的情境因素,考察不同的环境中,创业者和创业机会对新企业生成作用关系的权变差异,强化对新企业生成过程的理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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