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纂修纪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史论文,纪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呼吁启动清史纂修的两次讨论会
2001年春天，人民大学校园内的两次讨论会成为启动清史纂修的重要会议。
一次是春寒料峭的3月初，在清史研究所制订“十五”科研规划的学术委员会会议上，戴逸教授建议启动清史纂修，他说： “清朝已灭亡90余年了，学术积累已达到了一定程度；由于时过境迁，在修史问题上不存在人物评价等方面的瓜葛纠纷了；另外，一些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还健在，对往事还记忆犹新，修清史的条件已基本具备，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戴逸先生的发言立即得到其他学术委员的响应。清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13名委员中，只有4人是清史研究所的教授，即戴逸、李文海、郭成康和成崇德。其他9位委员分别是来自国内其他著名研究机构，有北京大学的王晓秋、清华大学张岂之、北京师范大学龚书铎、南开大学冯尔康 、中国政法大学张晋藩、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大正、故宫博物院朱诚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邹爱莲、厦门大学陈支平。这些委员都是清史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学术委员的意见，具有比较广泛的代表性和一定的权威性。学术委员会形成三项意见：
第一，请学术委员李文海和王晓秋分别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交纂修清史提案；
第二，分别召开大型和小型的专家研讨会，论证纂修清史的必要性和可行型；
第三，报告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希望得到纪校长和学校的支持。
第二次会议是在细雨濛濛的清明节，纪宝成校长在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主持了第一次编修清史的专家论证会。季羡林、任继愈、王锺翰、朱家溍、蔡美彪、田余庆等在京的十多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汇聚在一起，共商纂修清史大事。季羡林先生的发言，最感人肺腑，他说：“如果我们今天不完成纂修清史这项工作，我们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后世子孙。······如果到了我们大家这儿中断了修史的传统，那是不可以的；可是已经九十年了，辛亥革命到今年整整九十年，都没有完成。所以我们必须完成，义不容辞”。与会学者一致呼吁应该尽快启动修清史的大工程。讨论会建议向中央有关领导提交报告，建议中央领导同志考虑。
二、持续一年半的学术论证与可行性研究
2001年4月7日，戴逸等13位学者签名的建议信报送国务院主管文教卫生的李岚清副总理。仅仅一周，4月14日，就收到了李岚清同志的批示，组织学术界进行学术论证，提交纂修可行性报告和工作方案。
而论证工作持续了一年半，既有高层的政府部门人员，也有学术界的不同流派；有中青年学者，也有各个科研机构的老专家。学者们研讨、分析、辩论甚至争吵，既有肯定意见，也有否定意见，对于是否启动这个项目，意见显然是不一致的。
为什么有了《清史稿》还要再修新《清史》？目前的学术积累是否已经成熟？目前国内的学术力量是否能够胜任这一重大工程？纂修经费能否得到保障？由谁主持清史纂修？······诸多疑问萦绕着各界人士。
关于《清史稿》，学术界一致认为该书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仓促完成，修撰者大多是清朝遗老，站在清朝的立场上，在许多问题上记载失实，讹误甚多，且评论不公。尤其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贬抑殊甚，国民党政府将它列为禁书。近年来台湾学者又作《清史稿校注》，订正了《清史稿》中的许多谬误疏漏，而再修清史之工作始终未能启动。
再修清史工作启动过早或过迟，均有不利。启动过早，历史当事人很多健在，涉及个人利害关系与意见分歧，且史料未及整理，研究未及展开，卒尔命笔，质量难以保证。启动过迟，时过境迁，历史记忆已淡褪，历史细节已模糊，亦不易写成真实可信的历史。现在清朝灭亡已九十年，国家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各项事业欣欣向荣。清史研究学术力量壮大，学术积累丰厚。学者们认为，当前是编纂大型清史的最佳时机，编纂大型清史，可以说正当其时。
三、清史编纂委员会的成立和第一次会议
2002年12月，25名专家组成的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戴逸教授出任编委会主任，编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征求全国学术界的意见，开展新修《清史》体裁体例的讨论。
新修清史如何定位，应遵循哪些基本原则，是大家首先讨论的问题。
大多数学者认为：新修清史的质量在总体上应大大超越《清史稿》，能够象征性的与二十四史相衔接；有助于揭示有清一代的时代特点，有助于反映清代极为丰富的历史内涵，增强人们对复杂历史现象和发展规律的认识；应该面向现实和未来，尽可能的充分利用各种未刊档案和海内外的珍贵文献，能够为今人提供全面、准确的清史知识和深刻丰富的历史借鉴。
多数学者还认为：纂修清史应该继承优秀的中国史学传统，与反映当代史学研究水平、吸收世界先进的史学思想和方法相结合；全面系统地总结已有的清史研究成果和重点创新相结合。
这其中也颇有争论，争执最大的莫过于清史应否与二十四史衔接，虽然有70%以上的学者对此持认可态度，但反对者也是旗帜鲜明。反对者认为今天我国的社会环境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史学形态也与传统史学不可同日而语。新修的清史不应该和二十四史挂钩，应该独树一帜，应该是一部新型的、具有时代性、科学内容的清史。
有些学者还提出了另外的应该注意的一些原则和建议。如在实现主要目标方面，不仅要服务于国内，还要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海外学者、港台学者和读者，具有国际性。又如，注重反映社会发展进程的系统和层次性，尤其是社会各领域之间的联系性及其内在运作机制，避免条块分割与孤立介绍；要注重社会发展的连续性和动态性，避免静态地反映历史现象与事件，等等。
关于文体问题。 “五四”以前，中国的书面语都是文言文；“五四”以后，在文学革命的推动下，现代白话文得以普及，取代了文言文的书面语地位。所以，现在的教科书、政府文件等无不以白话文为标准语体。古今语言的这种变化，为我们现在的许多领域都留下了一个争论颇多的话题。纂修清史应该用文言文还是用现代书面语，也是这次体裁体例会议讨论的一个焦点。
少数学者认为新修清史必须用文言文，原因如下：一是以与传统史书保持一致；二是便于引述历史文献档案资料；三是节约篇幅，做到文省事增。
大多数学者则认为应采用精炼、典雅的现代书面语，原因一是强调与现代学科体系和学术视野对应的语言形式只能是白话文；二是语言应有时代特色，不可泥古；且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语言文字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许多用文言无法表达的新词汇。三是文言文缺乏可操作性，难以驾驭，能够写好文言文的人寥寥无几。
四、2003年讨论的体裁结构问题
继清史编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之后，有关专家就体裁结构等问题多次展开讨论。
这些专家认为，纪传体是我国古代具有独创性和极具生命力的史书体裁，适合为我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修史，可以保证历史发展的延续性；纪传体是由纪、表、志、传等部分有机结合而成，结构严密，不可分割；纪传体每一部分都担负着历史的某一方面任务，反映历史演进的某一个侧面，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尤其是在人物记载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可谓 “范围千古，牢笼百家”。
而主张采用章节体的人占2%；主张大体以章节体为主要框架、加以现代改造占4%，说明在大多数学者心目中，章节体并不足以承担为清代修纂历史的重任。但他们也非常有力地说明了章节体的诸多优点：
一是章节体更加具有系统性和综合性。同一个章节里面你可以有图、也可以有表，可以有统计资料，便于运用多种的理论和方法。二是有利于看清事情的全面和历史发展的趋势，还可以清楚地表明历史人物的坐标。三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发生了许多纪传体所容纳不了的事件。章节体从20世纪初就开始在国内得到史学家的普遍认可，代替纪传体是一种趋势。以纯粹的纪传体或章节体来修纂清代历史，分别占2%和7.3%，所占比例都很低，表明当今的学者们都已经不再拘泥于原有的体裁，探求综合与创新成为主流话语。
对于全书的结构，争论比较多的有两点，一是总论部分，多数学者认为，清史的第一部分应该用章节体来纵论有清一代的历史发展特点和演变大势，但在这一部分的具体设计上有许多不同意见。首先是称呼，达十几种之多，综论、序论、总序、综述、概述、通史、通论、清代历史大趋势要论、清史总论、“清代”三百年历史要略等等，不一而足。有的甚至主张将大事年表并置其中；在作用方面，有的学者认为该部分是全书之纲，灵魂所在，不可或缺，应该与其他部分浑然一体；有的学者则认为，该部分与其它部分难免有重复，可以作为普及本单独处理。在篇幅方面，不同学者因该部分的地位作用不同，其篇幅规模也大相径庭，从30万字、50万字，到100万字、200万字、300万字等各不相同。至于本纪、传记、典志及图表等部分，学者们多主张保留，但同时也提出要根据时代特点和要求进行相应的调整、改动。
关于本纪，有一种观点认为，从尊重历史事实的标准出发，本纪应该保留，因为皇帝在封建社会中本身是最高的统治者，也是政策的制定者。也有观点认为，以帝王立纪，本质上是标明正统的一种统治手段，而在今天看来，帝王也不过是个人物，立人物传足矣。基于此，主张将帝王归入列传，而将本纪改造为“通纪”，或者“编年”、“纪年”之类，结合编年体、纲目体和纪事本末体的优点，用大事记的方式，按时间顺序展示一代历史的发展脉络。还有观点认为，可将“纪”拆分为三：通纪，即清史通论，记载清代全史；本纪，记载某一朝皇帝的事迹；事纪，记载重大事件，如南明政权、太平天国和洋务运动等。
关于传记部分，大家比较关注人物的断限。对于明末清初人物，有学者认为，生年跨入清朝并对清朝历史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应当入选，否则不应入选。清末民初的人物，如邹容、陈天华、秋瑾和孙中山等，他们反对清朝，是反映清朝衰亡历史过程的重要人物，因此，人物传中也不能没有他们。对于跨时代人物的写法，有学者认为，可以在写作内容上突出重点，即在清代的历史事迹要重点写，超出范围部分则从略。人物传的设置，既要有类传、群传之分，也要增加新的传目，尤其要增加反映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人物，如“南明大臣传”、“幕僚传”、“清末清流传”、“革命烈士传”、“盐商传”、“工匠传”、“医家传”和“艺人传”等。至于烈女传、忠孝传，有人认为是体现落后封建观念的产物，应当废除，也有的认为从反映历史面貌的角度出发，应该保留，或主张将此种现象作为社会风俗，归入“风俗志”中。
关于志的设置，大家认同需要突出两点：一是旧史作者视野所看不到的内容，尤其是反映经济活动和下层社会状况的内容；二是反映清代社会发生巨变的内容。依据这两个原则，某些志需要改造，某些志需要增加新内容，某些志则需要合并、拆分，某些志则需要增设。不少学者主张增加外交志，以反映有清一代中西关系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此外，还可以增加赋役志、漕运志、驿站志、荒政志、人口志、风俗志、民族志、宗教志、语言志、乡绅志、实业志、学术文化志、海关志和戏曲志等等。
关于表的设置，有学者认为，要有取有舍，可以去掉公主表、皇子表、外戚表等，增加人口表、赋税表、鸦片输入表、清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表、清季中外使领年表、中外条约表，以及书院表、行业表和科举表等。也有学者认为，表只能增加，不能减少，即便是公主表、皇子表和外戚表，也有其独特的价值。此外，还有学者不主张设表。
关于图录。左图右史是中国的传统，由于古代社会技术条件的限制，长期以来，图录并没有成为史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主张，在今天新修清史中，“图”的比重要加大，应该包括舆地图、人物图、器物图、军事图、职贡图、生产图和生活用具图等，既有传统画法的图版，也有近代西洋式油画，又有近代照片。此外，还可以增加相应的经济区域图、交通建设图、民族分布图等。图可以单独成部，也可以图随文走，在相应的部分做插图。还有学者提出，图录部分可以改为“图说”，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形象地展现历史面貌。
“载记”问题，即如何处理与清朝对立的政权。清初有南明，后有准噶尔，清代中叶有太平天国。可以像《清史稿》、《明史》那样，给他们立传。或是仿照《晋书》，按“载记”方式处理。有的学者支持以载记方式进行处理，有的学者则表示坚决反对，因为如果按“载记”方式处理，表明这些政权都是与清朝分庭抗礼的平等政权，特别是在民族问题上，容易引起政治敏感问题。他们主张通过专史的方式予以处理。
关于史与论的关系。从《史记》的“太史公曰”到后来的诸正史的“论曰”，或是《资治通鉴》的“臣光曰”，画龙点睛、恰到好处的评论是使史书增色的亮点，也是历代著史者心向往之的绝妙笔法。但做到这一点也并非易事，稍有不慎，便滑入空泛、偏激的误区，使妙笔成为败笔，为后人所不齿。鉴于此，在体裁体例会议上，部分学者认为应该努力仿效古人妙笔之论，使清史增色，以免陷入历史资料的堆砌之中。但多数学者主张“述而不作”，客观叙史，不作议论，以免贻笑后人。
五、 2003年的百家争鸣与收获
自古以来，修纂史书一直被看作国家之盛事，学界之大事，每次修史，国家都会投入巨大的财力物力，社会各界精英也要为之呕心沥血，贡献智慧。作为纂修清史之肇端，清史体裁体例的讨论汇集了全国英才，概括归纳，有以下几个特点。
1、综合与创新成为主流。从讨论中可以看出，单纯主张以原有的某一种体裁来修史的人寥寥无几，绝大多数学者主张进行不同形式的综合。这其中包括三个方面：有34%的学者主张将纪传体、章节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结合运用，以形成新的综合体；有50%的学者主张以大体以纪传体为主要框架，加以现代改造，有4%的学者主张大体以章节体为主要框架，加以现代改造。前者的改造必然需要加入章节体等内容，后者的改造则必须加入纪传体的内容，只是比例、运用方式不同而已，所以这两种改造实际上都是综合与创新。同时，综合与创新是这一主流的两个方面，综合意味着对历史上已有的史书体裁，包括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编年体以及上个世纪传入的章节体的继承。创新意味着改造和发展。新修《清史》将是当代人对推动史书体裁进一步发展的一部伟大作品。
2、对时代精神的追求也是学者们的主要话题。如何理解“时代精神 ”？又如何理解纂修清史方面的时代精神？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予以诠释。概括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世界性：与会学者对新修清史的“世界性”非常关注，这有两层含义，第一就是要将清代中国置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坐标中，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整体变化来理解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变化；第二就是能够通过有选择地、批判地汲取外国史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来推动清史纂修，从而使清史纂修在选题、研究方面能够高瞻远瞩，能够得到全球华人的认同，能够与国际史学研究对话。
（2）科学性：一部作品之所以能够流传后世，关键在于它的科学性。如何保证清史的科学性也是体裁会议的热门话题。主要有以下观点：首先是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保证清史纂修科学性的思想基础；其次要力求做到史料全面新颖，加强基本史实的考订，确保新修清史的真实性、客观性、权威性；再次还要观点鲜明、评价公允，需大量吸收最新研究成果制定章节，充分反映当今清史学界的最高学术水平。
清史编纂委员会在2003年进行了一年的新修《清史》体裁体例讨论，这次全国范围的大讨论，起到了沟通、交流的作用，许多专家纷纷撰写清史的框架结构，并就某一方面问题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表现了很高的学术造诣，展现了当代史学家们的才华与风貌，为清史体裁体例的制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也是整个清史纂修工作开展的良好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