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进步与21世纪中国农业的发展[1]_农业论文

技术进步与二十一世纪中国农业的发展[1]，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十一世纪论文,中国农业论文,技术进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认为，迈向21世纪的中国农业面临着需求增长和供给制约的严峻形势与巨大挑战。对此，中国的农业需要新的突破和发展。而要实现这一突破和发展，可能乃至根本的选择是依靠技术进步，走技术进步的农业发展战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农业技术进步的方式必须进行重大变革，即向市场化方向转变。具体来说，一是推动农业技术研究与推广向产业化发展；二是推动农业技术扩散与应用向内在化发展。

20世纪中国农业发展的最大成就，是在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特别是在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和开放之后，终于使中国人民跨越了基本温饱阶段。但经济的持续增长、巨大的人口压力以及改善生活质量的要求，又使得农业依然是中国最重要的产业和面对的最大问题。本文探讨的主题是：21世纪的中国农业需要新的突破和更大发展，而要实现这种突破与发展，技术进步将是无可替代的战略选择。未来的中国农业必须走也能够走技术进步的发展道路。

一、中国农业的发展：问题与难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近半个世纪，我国农业虽经曲折但发展巨大。总体上，我国的农业正逐步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从自然、半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并且根本改变了我国农产品长期短缺、被动的局面，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2]。这种巨大的发展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农业生产能力有了较大提高。1995年我国农业总产值已达到2034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52年增加了5.8倍，年均递增4.2%。其中粮食产量从1.64亿吨增加到4.67亿吨，年均递增2.5%，高于同期2.2%的世界平均增长水平，也超过同期我国人口1.8%的年均增长率。由此我国粮食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比重从20%上升至24%，人均粮食占有量从285公斤增至387公斤，人均粮食占有量从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96%提高到117%。

第二，农业生产水平有了较大上升。以粮食为例，1952年我国粮食单产为每亩88公斤，略高于世界平均每亩82公斤的水准，但略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每亩92公斤的水平。而到1995年，我国粮食单产已达到282公斤，为世界平均水平184公斤的1.5倍，也超出发达国家平均265公斤的水平。单产水平在世界主要粮食生产国中已居前三位，在所有粮食生产国中已达到中上程度。

第三，农业生产结构有了较大改善。以产值衡量，1952年我国农业总产值中，农作物种植业、林业、牧业和渔业分别占74%、25%、11%和1%，但到1995年，种植业的比重已下降至58%，牧业则上升到30%，渔业上升到8%，动物类食物生产的发展超过植物类食物，显示我国农业生产结构正逐步趋于平衡和合理化。

但现实同时表明，我国的农业发展也存在许多不足与问题，农业的地位仍然比较脆弱。这些问题或不足突出表现为两个方面：

首先，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的发展水平仍然不高，消费水平相对较低。1995年我国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提供粮食1444公斤，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4%；同年我国人均占有粮食产量为387公斤，比1952年增加35%，但发达国家则达到660公斤，增长40%，以致我国人均粮食拥有量从相当于发达国家的61%下降至58%。粮食占有程度的差距，直接导致我国消费水平的落后。从数量看，我国按人口平均的口粮和饲料粮消耗约为350公斤，发达国家则超过400公斤；从结构看，我国人均口粮消费为215公斤，口粮和饲料粮分别占粮食产量的58%和18%，而发达国家人均口粮消费仅130公斤，口粮和饲料粮分别占粮食产量的20%和40%；从质量看，我国人体食物供给中蛋白质80%来自植物产品，20%来自动物产品，而世界平均分别为65%和35%。

第二，与需求相比，我国农业发展的后劲不足，增幅开始趋缓。仍以粮食为例，1950－1960年我国粮食产量年均递增0.8%，1960－1979年增至5.3%，1979－1980年降为2.9%，1980－1990年恢复到3.4%，但1990－1995年又跌至0.8%。从走向可以看出，60年代后我国粮食增长呈波动中的下降趋势，目前正陷于一种新的低谷或徘徊阶段。根据资料，由于人口增长和食物结构改善，1978年以来我国粮食需求量年均递增率为2.5%，而1984－1995年粮食供应量年均递增率为1.0%，仅达到同期粮食需求量年均增长的40%，尤其是明显低于人口增长[3]。

显然，发展水平不高和发展速度趋缓，意味着迈向21世纪的我国农业将面临严峻的形势和巨大的挑战。1995年我国粮食产需缺口近2000万吨（净进口1976万吨）[4]，占当年粮食产量4%。按“九五”计划，到2000年我国粮食产量最高目标为5亿吨，即5年粮食年均递增1.5%，但同期我国粮食需求如果仍以1978年以来的2.5%速度递增，则到2000年我国粮食总需求量将达到5.29亿吨，从而粮食产需缺口扩大到近3000万吨，占当年粮食总产量比重上升到6%。这种巨大的缺口如果完全依赖国际市场解决，必将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处于很大的风险之中。从总体上看，我国对于世界粮食市场的依赖程度并不很高，甚至低于世界水平。1995年世界粮食进口量占世界粮食总产量的10%，发达国家约占7%，发展中国家约占13%，而我国仅占4%，到2000年预计也仅为6%。但是，我国粮食进口量占世界粮食进口市场总量的份额却相对较高，影响较大。世界粮食贸易出口自80年代以来一直徘徊在2亿吨左右，按这一水平，1995年，我国粮食净进口约占其中的10%，到2000年由于产需缺口扩大将提高到15%。特别是从我国的主食大米来看，我国大米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约1/3，世界大米出口量则仅相当于我国大米产量的10%。因此，尽管利用国际粮食资源是弥补国内生产不足的重要途径，但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粮食消费大国来说，较多或更多利用世界市场的空间将很小，价格成本将很大，经济乃至政治风险将很高。

当前我国农业所面临或显露出来的问题，是由主观和客观上的一系列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显然将同样制约着我国未来农业的发展。概括来说，21世纪我国的农业发展将面对三大制约或难题：一是自然制约。我国农业发展受资源不足的束缚突出，受环境不利的影响也很大。1995年我国耕地总面积为14.25亿亩[5]，只占国土面积的10%；人均耕地面积呈下降趋势。1978－1995年我国耕地面积平均每年减少550万亩，从14.91亿亩下降到14.25亿亩。不仅如此，耕地中近一亿亩为山坡和边远劣地，一般要逐步退耕；近30%的耕地位于日照和降水条件较差的东北、西北地区。我国水资源总量2.8亿立方米，居世界第六位，但人均年占有量仅2200立方米，不足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居世界第109位，属13个贫水国之一。亩均占有量为1888立方米，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5。水资源的分布也很不均衡，南方水多地少，北方地多水少。华北、西北和东北地区耕地占全国58%，而水资源只占18%。由于缺水，导致我国耕地灌溉面积下降，受旱成灾面积不断扩大。50年代全国受旱面积平均1.7亿亩，90年代以来扩大到4亿亩[6]。二是人口制约。人口数量膨胀、农业劳动力规模庞大及其文化素质较低，是我国农业发展相对滞后、生产效率相对低下的重要原因。1952－1995年，我国人口总数增加了2.1倍，粮食产量增加了2.8倍，人均粮食产量只增加了36%，即新增粮食的60%以上为新增人口所抵消。1995年我国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人数为3.23亿，占社会劳动力总数的52%，比值大大超过农业产值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21%的份额。每个农业劳动力只占有耕地4.4亩，生产粮食1444公斤，可供养人口为3.7人，均呈低水平状况。此外，在农村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和小学文化程度者的比重分别达到18%和32%。考虑到农村非农产业吸引了相当部分农村优秀人才，农业劳动力队伍素质势必更为薄弱。因此，人口和劳动力因素给我国农业发展造成巨大的障碍和压力。三是经济制约。从投入看，由于我国正处于一个经济较快增长周期中，总的资金缺口较大，大量的资金投向效益更好、见效更快的非农产业，因此，参与农业的投资必然相对不足，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支农资金比重、农业基建投资比重都是下降或实际减少的状况。1952－1980年，国家财政对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年均递增9.9%，高于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投资8.2%的增长速度，但80年代后国家财政农业基建投资增长开始低于全国基建投资增速，国家农业基建投资占全国基建投资总额的比重从1980年的9.3%下降到1995年的1.6%；地方财政对农业的资金投入份额也不断下降，据统计，地方财政支农支出占其财政支出比重由“六五”时期的15.6%下降到“七五”时期的10.6%，地方财政农业基建支出占地方财政基建支出的比例从“五五”时期的24.19%下降至“六五”时期的14.3%和“七五”时期的12.5%[7]。从产出看，农业比较利益低下的问题一直未得到很好和根本的解决。以1950年为基期计算，1952年我国工农业商品综合比价指数为90，1980年下降为39，1990年下降为32，1995年仅为26；以工农业产品比值剪刀差计算[8]，1981年我国农产品价格约低于价值37%，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约122%；1990年分别下降为26%和30%，但到1995年农产品比值剪刀差又扩大至30%。农村农业劳动力的人均收入水平仍然大大低于农村非农业劳动力。根据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资料估算，1980年我国农村农业劳动力年均农业生产收入约为400元，农村非农业劳动力年均非农业生产性收入约为700元；1990年分别为1000元和1700元，到1995年则分别为2825元和3484元。

二、依靠技术进步实现农业发展突破

21世纪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是用30－50年时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能否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农业是基础和关键。正如邓小平同志已经指出的：“如果农业出了问题，多少年缓不过来，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就要受到严重的影响。”[9]面对21世纪，中国的农业需要新的突破和发展。但在自然、人口和经济因素的巨大制约下，我国农业要实现新的突破和发展，根本的选择必然是依靠技术进步。即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农业的资源利用效率、劳动生产效率和投入效益。使我国农业从以资源为基础的农业进入到技术为基础的农业从而最终打破和摆脱现实的桎梏与束缚，适应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

技术进步应当而且完全可能作为21世纪我国农业发展的基本战略。

从世界范围来看，世界农业发展史同时就是一部技术进步史，世界农业的每一次飞跃，都是农业技术重大突破与应用的结果。以20世纪为例，20世纪的世界农业发生过三次大的技术变革：一是从畜力转变为机械动力的农业动力变革。从40年代美国最早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至今，发达国家机械作业的面积比重已经超过80%。并且向电气化、自动化、配套化和高效化发展；二是化肥、农药、塑料和除草剂等化学物质或措施广泛应用的农业化学技术变革。从20世纪初出现化肥至今，农用化学品的品种和数量都得到极大发展，目前世界平均每公顷的化肥施用量已超过90公斤，发达国家超过130公斤，全世界商品农药按化合物种类计算，已超过600种，加工制剂近一万种；三是从常规品种向杂交良种演进的农业育种技术变革，即运用杂交优势培育矮杆、高产、耐肥和抗逆性强的优良作物品种。从30年代开始推广杂交玉米、40年代推广杂交小麦到50年代推广杂交高梁、60年代推广杂交水稻，杂交良种的利用现在已遍及世界各国和主要农作物。这三次重大技术变革，使20世纪的世界农业得以不断突破自然的限制和超越人口的增长。1948－1995年，世界耕地面积仅增长6.8%，但由于持续的技术进步，世界粮食产量增加了1.85倍，超过同期世界人口1.44倍的增长幅度，世界人均粮食产量从282公斤上升至328公斤。使得相当部分发达国家的粮食生产出现过剩，也使得一些发展中国家逐步实现粮食自给乃至出口。在美国，据一项估计，1929－1972年期间，农业产量增长的81%和生产效率提高的71%归功于农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以玉米为例，1945－1980年，美国玉米亩产净增21公斤，其中依靠育种和施肥分别增产10公斤和9－10公斤，这两个因素的增产作用占80%以上[10]。因此，技术进步已成为世界农业发展的根本动力，技术进步的程度已成为农业区分为发达与不发达的根本标志，技术进步的差距已成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两种结果的根本原因。

从我国农业的发展历程看，新中国的农业尽管历经制度变革，但技术进步仍然起着关键作用和占有愈益重要的地位。以我国主要农作物水稻为例，1949年以来我国水稻生产经历了三次品种更新，三次都使单产水平大幅度提高：第一次是50年代推广地方良种，全国水稻单产从1952年的平均每亩161公斤提高到1965年的196公斤；第二次是从60年代初期开始推广矮杆良种，到1978年水稻单产提高到265公斤；第三次是从70年代中期开始推广杂交良种，到1995年水稻单产达到402公斤。40多年来我国水稻平均单产提高2.5倍，这其中有制度和政策的作用，但技术进步的因素显得更为长久和主要。1964－1978年，我国的农业体制与政策并未发生重大变化，但水稻单产仍然提高了35%，显然，这种提高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包括推广矮杆良种在内的技术进步取得。现实表明，随着农业微观经营体制的基本稳定和宏观市场体制的逐步建立，制度和政策在促进我国农业发展中的作用将相对减弱。以价格政策为例，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曾是1978－1994年以后我国刺激农业增长的重要手段，1978－1994年我国粮食收购价格上升4.5倍，年均提高9.8%。但时至今日，我国粮食价格已经相对较高甚至偏高，以致出现粮食价格与销售价格、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双重倒挂的问题。1978年我国粮食收购价格相当于零售价格的89%。1990年达到136%，1994年才回落至99%；1984年我国大米市场价格相对于国际市场的68%，1994年达到157%。与此同时，价格提高对生产的促进作用也呈弱波效应。1980－1985年、1985－1990年和1990－1995年我国粮食收购价格分别提高43%、61%和118%，但同期粮食增长幅度逐级下降，分别为18.3%、17.7%和4.3%。价格政策运用的空间已经有限和受到很大制约。相反，由于人类对自然的不断探索和认识，技术进步永无止境，永无止境的技术进步必然构成农业长期发展的最终动力和源泉。

从现实来看，依托技术进步实现21世纪我国农业发展的新突破具有巨大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表现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农业生产水平、技术水平等各个方面都存在一定甚至较大差距，宏观上具备拓展的空间和余地。具体来说，一是农业生产水平潜力。仍以粮食为例，我国粮食单产水平虽在世界上处于中上水平，但与一些先进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相比仍有较大距离，例如韩国亩产达到370公斤，埃及达到410公斤，最高的荷兰超过500公斤，高于我国20－60%；我国国内不同地区和同一地区不同省份之间的单产差距也较大。1995年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的粮食单产分别为每亩323公斤、277公斤和234公斤，高低相差40%。同一地区内黑龙江粮食单产低于吉林40%，安徽低于江苏25%；我国现有耕地中一、二、三等地分别占42%、34%和22%；但高产田比重明显偏低，高、中、低产田比重分别为22%、57%和21%[11]。1995年我国高、中、低产田的粮食平均亩产分别为390公斤、303公斤和231公斤，中、低产田与高产田相差30－70%[12]；而依据林毅夫的一项研究，在现有生产条件和科技水平下，我国粮食作物的单产潜力可相当目前实际单产水平的2－3倍，即达到900公斤以上[13]。二是农业技术水平潜力。我国每年取得6000多项农业科技成果，但转化率只有30－40%，真正形成规模的不到20%，技术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也仅30%左右，而一些发达国家分别达到了70－80%[14]；与农业先进国家相比，我国农业生物技术基础研究和产业化进程相差至少5－10年；我国作物良种覆盖率为80%，发达国家达到100%；化肥当年利用率为30－35%，发达国家达到60%；灌溉水利用率为30－40%，发达国家超过60%；我国农业机械在粮食生产中的贡献率为13%，发达国家达到20%[15]。因此，现有技术具有很大的开发潜能和运用价值。

从未来看，20世纪来初露端倪的世界农业新技术革命，将为21世纪我国农业发展与突破提供极为有利的技术环境和机遇。继20世纪农业机械技术，农业化学技术和有性杂交技术三次重大技术变革后，21世纪的世界农业正面临着新一次技术革命的到来，这就是基因技术革命，即采用包括遗传工程、细胞工程等在内的现代生物技术，通过无性繁殖和变异方式创造新的生物类型或把不同生物的优良性状结合到一起，定向改变生物遗传特性，培育出光合作用好、抗逆性能强、生长速度快和种植成本低的优良动植物品种，从而使农产品品质大大改善，单产较大提高，农业生产以更快速度增长。农业基因技术已经萌芽，例如美国等国家已在试验把马铃薯与番茄细胞融合创造出“番茄薯”；把豆科植物的蛋白基因引入向日葵籽内，使葵花籽成为含有豆蛋白质的“向日豆”；小麦和黑麦通过杂交培育成新禾谷类作物小黑麦；以及把固氮基因直接嫁接到农作物遗传物质DNA上，从而使禾木科粮食作物能自主固氮等等。美国农业分析家评价这一新的技术技术革命曾指出：这次变革可能比前两次变革（指机械和化学在农业中的应用）要强有力得多。前两次农业变革主要是影响发达国家和大约40%的世界可耕地及1/4的世界人口，而作物基因变革正在影响着90%的土地和45亿人口[16]。基因技术革命将是21世纪世界农业最现实、最有希望、也是前景最为广阔的一次技术突破，因此，必然为我国农业以技术进步为主导的发展战略提供充分可能。

我国21世纪的农业发展以技术进步为突破口，实质标志着我国农业增长方式将最终实现从粗放经营型到集约经营型的根本转变，从资源经营型到技术经营型的根本转变，即通过提高农业技术投入总量和密度，不断提高农业单位生产水平、单位劳动效率和充分就业程度[17]。从而使农业的发展走上以效率和效益为中心的轨道，增强农业增长的后劲，保持农业稳定和长期的发展。

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农业技术进步

农业技术进步包括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制作、转化与推广、投入与应用等各个方面和环节。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总体上说，我国的农业技术进步取得了很大发展：

第一，农业科研成果显著，有些甚至是突破性的，在世界上居于前列。例如，杂交水稻即是在我国最早培育成功和应用生产。目前，我国每年取得的农业科研成果超过6000项，其中植物细胞组织培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单倍体育种和应用研究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基因工程、生物工程和家畜胚胎移植工程较快发展；

第二，初步形成了农业科研、教育和推广体系。我国已拥有近12万名科研人员的农业科研队伍、上百万人的农业技术推广队伍和大批农民技术人员，建有500多所农科中专和2000多县级农业广播电视学校[18]，以及遍布县、乡、村的农业技术推广与服务机构（或组织）和16万多个农村专业技术协会[19]；

第三，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和手段较大提高。1995年与1952年相比，我国农业机械总动力从18万千瓦增加到36118万千瓦，平均每亩耕地拥有农机动力253瓦（折0.3马力），已达到很高水平[20]；化肥投入由7.8万吨增加到3594万吨，平均每亩达到25公斤，高于世界平均水平3.6倍；

但另一方面，我国农业技术进步的现状与农业发达国家相比，与中国经济对农业的要求相比，显然还有较大差距。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既给农业技术进步带来了新的机遇，但同时也产生了很大冲击和挑战，以致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出现不相适应的方面，甚至一些已有的成就滑坡，显露出一系列深层问题和隐患。这些问题突出表现三方面：一是农业科研投入严重不足。从纵向比较看，1985年以前我国农业科研经费持续增长，但1985年后却徘徊不前，甚至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外实际呈负增长[21]；从横向比较看，我国农业科研投资占农业总产值的0.2%左右，低于世界平均1%的水平。科研投入不足制约着我国农业科研水平和科技储备，导致近年来我国缺乏类似杂交水稻、地膜覆盖等那样的重大科技突破，科技进步对农业总产值增长的贡献率从上升转为持续徘徊，“五五”时期为27%，“六五”时期为35%，“七五”时期为24%，目前仅为30%[23]。二是农业科技体制变革滞后。我国的农业科技体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形成了资金上以财政拨款为主、运行上以事业单位为主导的行政型技术进步机制。显然，由于农业技术进步研究周期长，见效慢，因而农业技术进步不可能脱离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但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的愈益商品化和市场化，纯粹或过多地依靠政府乃至由政府直接承担运转职能，农业技术进步在动能和效率上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问题或存在局限，例如科研资金匮乏、研究与应用脱节等等，以致在一定程度反而成为技术进步的制约因素。三是农业科技应用进程减缓。1978年我国推行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对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起到了很大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农业技术进步的负面作用也不可避免的产生。例如，由于集体经营范围缩小，集体经济力量减弱，一些地区已形成的农业技术基层推广体系或机构趋于涣散；耕地平均承包到户的方式导致家庭耕地经营规模偏小，大大限制了技术应用的效益或提高了技术应用的成本；此外，农业比较利益下降和土地产权制度不尽完善也使得农民缺乏长期投资的热情，应用新技术积极性不高，短期行为严重。所有这些都一定程度阻碍和影响了当前我国农业技术进步的进程。

这些问题表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农业生产的调节方式、动力机制、经营主体等等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决定了原有具有浓厚行政特征的农业技术进步方式必须进行重大变革，即向市场化方向转变，以适应市场经济的环境和要求。具体来说，我国农业技术进步的市场化进程应当着重两个方面：

一是推动农业技术研究与推广向产业化发展，即在保留和充分发挥公共性农业技术研究与推广机构作用的同时，逐步使相当部分的农业技术研究与推广活动按照企业的方式组织和进行，较大地提高技术研究与推广的商业化程度。农业技术研究与推广由事业化向产业化发展，是一种世界性的演变趋势。战后美国的农业技术进步方式即出现了两大显著变化：

第一，农业技术研究不再限于政府或公共机构，相反，私营部门逐渐起着重要作用，到60年代中期，私营企业农业科研经费支出即已占美国农业科研经费的一半以上。

第二，传播和推广农业科技成果的手段不再主要依靠政府或公共机构，而是更多的通过农业生产资料销售企业、生产企业等商业渠道，技术推广人员的地位已退居次要。造成这种趋向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农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技术越来越复杂以及农业经营者对技术愈发苛求，一般的公共性机构已越来越难以适应和应付；另一方面则是农业技术研究潜在的商业利益和企业间愈益激烈的市场竞争，驱使盈利性的私营经济自愿参与到农业技术的研究与推广中[24]。

从我国的实际来看，推动农业技术研究与推广产业化，最直接和重要的途径，是引导和促进现有研究、推广机构与生产、流通企业利用各自的优势走向相互融通和结合。这种结合的方式，可以是选择一部分条件成熟的应用性农业科研机构向生产领域拓展，以使科研成果直接转化为可用形式；可以是推动一部分农业科研机构与生产资料生产企业联合组建新型复合实体，优势互补；也可以鼓励农业生产资料生产、销售企业投资参与农业技术的研究与推广，从而使农业技术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推广乃至服务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式实现一体运转，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环境和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要求。在具体形式上，例如可以建立繁殖与加工为一体的种子公司，既从事种子的培育，又从事种子的生产。美国最大的种子公司——先锋公司即拥有21个试验站、50多名育种专家、17个种子加工厂，自行培养育种，种子产量占全国的1/4；可以建立生产与推广服务为一体的农业公司，既从事农业机械的生产，又直接进行销售、维修和传授机器使用与保养技术工作。美国主要的农机公司之一迪尔公司即在全国设有9个供应中心、2500多个经销店；可以建立零售与服务为一体的农药公司，既为农户配制和出售农药，又提供代为喷撒农药业务；可以建立研究、生产与销售为一体的饲料公司，根据不同禽畜在不同生长阶段的营养要求，研究、配制、加工和销售各种标准的配合饲料；可以建立研究、生产、销售与推广服务为一体的化肥公司，既从事研究不同土壤和气候条件下施肥要求与方法，生产各种不同的复合肥料，另一方面又为农户提供田间诊断和化肥的销售与施用。对于这种一体化的农业技术公司，政府则在研究经费、税收减免和信贷优惠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持和扶助。

二是推动农业技术扩散与应用向内在化发展，使农业技术进步真正成为农业生产者的内在动力和自觉行为。从理论上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的技术进步具有两个重要特征，即诱发性和自发性。所谓诱发性，是指从要素市场分析，由于不同生产要素客观存在的相对稀缺性从而价格差别，因此，市场经济中农户是否采用新技术、采用哪种新技术或多大程度上采用新技术，都受要素价格的作用与影响，即生产要素之间价格的相对差异及其变化，必然诱使农户不断设法寻找和采用能够最大限度节约相对稀缺和昂贵的生产要素的技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成本和增加盈利。这种诱发性质，使新技术的应用沿着一条相对要素价格变化的效率轨迹进行；所谓自发性，是指从产出市场分析，由于农产品市场近似完全竞争，单个生产者供应量的变化不会影响市场价格水平，因此，农户通常采用三种自发的方式适应农业新技术发展：(1)技术的率先使用；(2)技术的跟进使用；(3)技术的被迫使用。即率先者认为有利可图也采用新技术，但由于价格开始下降，获利减少；当新技术增产效果最终导致价格大幅下跌时，便迫使未采用者为维持原有收入水平不得不同样引进这种新技术，于是完成了新技术的一次循环。从长期看，这便形成了农业新技术引进和自我循环往复：农户应用新技术——增加产出——价格下降——进一步寻找新技术以维持原有收入。显然，诱发性和自发性很大程度上使得技术进步在市场经济中成为生产者的一种内在要求和自觉行为，从而构成了市场经济中新技术在农户中应用和在农户间扩散的内在发生、发展机制。

从我国来看，尽管在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中，农业生产主体已经实现由集体组织到农户个体的转化，但要使农业技术扩散和应用在农户中真正形成内在动力与机制，显然仍需要一系列的引导和推动。在目前至少应当采取两方面的相关措施：

第一是提高农户商业化程度，强化农户市场行为。农户市场行为的基本核心，是农户按照市场价格自愿调节生产与供给，而以专利为目标。农户的这种市场行为是市场经济中技术进步内在化的重要基础，即农户在不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使新技术在农户中得以不断应用与扩散。农户的市场行为有赖于农户的商业化程度，即农户生产的农产品在满足自身消费后可供出售的剩余部分越多，商业程度必然越高，农业收入对农户重要性必然越强，从而农户的市场行为必然越显著；反之，农户的市场行为越弱。通常情况下，由于农业是一种平面式生产，因而农户商业化程度最终决定于农户的土地经营规模，土地越多，商业性越强。但在我国，1995年农户平均经营面积为9.7亩，实行适度规模经营的耕地面积只占耕地总面积的6.5%，因而农户的规模和生产集中程度都很低，呈现一种小农结构的特征。因此，为了实现市场经济下的农业技术进步，应当大力推进我国的农地规模经营。可以采取三种规模扩大的土地经营方式：(1)受让或租赁其他农户土地使用权的家庭经营型；(2)农户之间以土地使用权入股组建好合伙经营型。(3)农户以土地使用权、非农户以资金、设备或技术组成的公司经营型。为此，在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上宜采用不同的引导或行政方法[25]。

第二是完善农业市场化政策，增强农业风险保障。农业是一种风险产生，风险既来自市场不稳定下的市场风险，更来自自然不稳定下的自然风险。从我国看，由于农户规模小分布广，因而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较弱，受市场波动的影响较大；另一方面，农业对自然环境的依存程度仍然很强，对自然灾害的预测和抵御能力依然较低，相对频繁的自然灾害构成了对农户的严重威胁。1980－1985年我国平均年成灾耕地面积为1865公顷，1985－1990年增至2216公顷，1990－1995年达到3708公顷。由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所蕴含的农业经济风险，必然制约农户的商业程度和市场行为，从而不利于农业技术的应用与扩散。因此，要形成市场经济下农业技术进步的内在机制，必须在外部为农户提供必要的风险保障，以帮助农户规避或减少由市场和自然因素造成的经济损失，提高发展生产和应用技术的积极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帮助农户规避市场风险的适宜方式应当是由政府建立粮食稳定基金，通过主动性购买或抛售活动，调节粮食市场供给，平衡市场价格；帮助农户规避自然风险的基本方式是发展农业灾害保险，使农户遭受自然灾害后获得经济补偿。发达国家农业保险的作用已向收益保险演变，趋于替代价格补偿，地位大大提高。但我国农业保险由于受资金不足和赔付率高制约（1982－1994年我国农业赔付率达107%），因而至今粮食承保金额只占农业产值的0.1[26]。因此，要有效地支持和推动建立我国农业风险保障体系，一方面可强制商业性保险机构开办农业保险（目前我国农业保险仅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一家承担），以作为其经营其他盈利性保险险种的条件，政府必要时给予一定的补贴；另一方面是建立一种稳定的、能够自行增长的规范与制度化的保险资金筹集方式。按照公平、合理和全社会共同承担保护农业责任的原则，农业风险保障资金可由生产者与消费者共同承担，其中生产者承担部分通过交纳保险费方式征集，消费者承担部分则通过设置农产品消费税征集，专税专用。消费税可包含在农产品销售价格之中，消费愈多，纳税愈多，从而使风险保障资金随消费的增长而不断增加。

注释：

[1] 技术进步狭义上通常指技术的某种改进，并由这种改进直接提高了土地、劳动、资本的效率。但广义的技术进步则把能够使技术改进的知识创新行为也包括在内，即技术进步与科学技术进步实际是两词一意。本文的“技术进步”概念完全按广义使用。

[2] 本文数据除特别注明外，均摘自或根据以下文献计算：A.中国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B.中国农业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国农业年鉴》，农业出版社；C.联合国粮食组织：《生产年鉴》、《贸易年鉴》；D.卢受采、梁伟主编：《各国粮食政策简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4年。

[3] 引自《中国证券报》1996年4月19日。

[4] 朱玫：《八五粮食产业发展回顾与近期发展思路》，《农村经济研究参考》，1996年第5期。

[5] 国家统计局数据。但据一项全国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我国耕地面积应为20万亩。参见《新民晚报》1996年7月5日第12版。

[6] 摘自国家各部委农村科技司主编《农业科技攻关动态》，1996年第1期。

[7] 纪瑞朴：《财政对农业的调控作用待强化》，《农民日报》1996年4月19日。

[8] 关于工农业产品比值剪刀差的计算有许多不同的方式，意见并不一致。本文采用以下公式：

（农业净产值占工农业净产值比重／农业可比劳动力占工农业可比劳动力比重－1）×100%+（工业净产值占工农业净产值比重／工业可比劳动力占工农业可比劳动力比重－1）×100%

[9] 转自《江泽民同志在六省农业和农村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2年11月28日。

[10] 1973年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所报告。转自《现代美国农业论文集》第259页，农业出版社1980年版；《国外农业发展战略研究》第107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1]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课题小组：《生存与发展》，中国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12][23] 王雅鹏：《粮食增产靠科技，科技增粮靠推广》，《中国农村经济》1996年第5期。

[13] 林毅夫：《粮食增产潜力究竟有多大》，《经济日报》1995年2月27日。

[14] 摘自《农业部确定本世纪未来目标，农业科技贡献率：50%》，《工商时报》1995年8月9日。

[15] 《我国农业科技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上海农村经济》1996年第2期；吴亦侠：《紧紧依靠科技进步，大力发展粮食生产》，《农村经济文稿》1996年第1期。

[16] Keith Schreider：《农业科学带来了一个富裕丰盛的时代》，《农业经济泽》1988年号。

[17] 国外的研究表明，农业技术进步不仅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同样扩大而不是减少就业。详见洪民荣：《西方关于农业技术进步理论的研究》，《经济学动态》1989年第9期。

[18] 温家宝：《关于科教兴农的几个问题》，《农民日报》1996年4月1日。

[19] 黄映梅、钱仁：《论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的战略地位与历史作用》，《农业经济问题》，1996年第6期。

[20] 按农机经济作业量测算，一般每亩的机械动力只需0.01－0.05马力即可。同[12]。

[21] 关于中国农业科研投入的数据一般很难完整、系统地取得，部分数据可参见黄季煜、罗斯勒1995年未发表的论文。参见黄季煜、罗斯勒：《公共投资、技术创新和制度改革：中国农作物增长的综合论证》（未发表论文，1995年）

[22] 吴敬学：《略论农业技术进步模式的选择》，《农业经济问题》1996年第8期。

[24] 一些分析表明，农业技术研究甚至基础研究也有较高的投资盈利回报。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和分析数据可参见J.W罗森布编《21世纪农业》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3页。

[25] 详细参阅谢自奋、洪民荣《市场体制与上海农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1期。

[26] 引自《中国乡镇企业报》1996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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