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期刊的发展现状与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发展现状论文,学术期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期刊业的现状
1815 年， 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和米连共同主编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在马六甲创刊，这是近代以来以中国人为读者对象的第一个中文期刊，为近代中文报刊之发轫。经过漫长的190年， 中国期刊虽然在数量和效益方面也取得了一些骄人的成绩，但作为产业仍然还比较小，甚至比不上小国荷兰的期刊业。
（一）从发行量看：截止到2004年底，中国大陆（不含港澳台地区，下同）正式公开出版的期刊总数为9000余种，总印数为28亿余册。目前，日本居民平均每年每人拥有30册、美国25册、巴西8册，中国居民平均每年每人拥有2.32册期刊，而中国18年前就是人均2册的占有量， 这说明近年来期刊种类增多了而市场占有率却没有增加。
（二）从读者量看：根据调查显示，“目前中国各类期刊所拥有的日均读者总数为2.31亿，占居民总数的19.25％。读者每日阅读杂志的平均时长为46分钟，而他们阅读杂志的第一‘黄金时间’是下午时段。调查显示，期刊尚未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目前期刊的‘标准读者’大致为：女性，平均年龄三十四五岁，拥有大学专科的教育背景，其收入水平较一般居民为高。”① 2003年《新华文摘》筹备改半月刊时，曾请“零点调查公司”做了一次详细的调研，报告表明这本刊物的“标准读者”大致为：高端读者、社会精英阶层，细分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再分为40岁以上的中老年男人为主要读者。可见，每份刊物都有自己特定的读者群。
（三）从广告收入看：2003年期刊广告收入为23.38亿元人民币，占全国广告营业额的2.26％；2004年期刊广告收入为55.08亿元人民币，比上一年增长57.5％。数据分析表明，中国期刊广告经营有两个特点：一是行业集中。机动车、计算机、通讯、家电、服饰、化妆品、房地产行业广告投放占全部期刊广告的50％以上的份额；教育、出版、会展、会议、旅游占全部期刊广告的30％以上的份额；二是广告经营的地区集中。北京、上海、广州、南京、青岛5个城市稳居前5位位置，达到了31.51％；而北京就达到了65亿，占总量的9.53％。② 虽然目前中国期刊业的主要经营收入80％来自于发行收入，但广告主导型期刊越来越成为期刊市场的亮点。研究表明，我国广告市场存在巨大的增量空间。
（四）从发行收入看：2003年期刊发行收入为123.9亿元人民币，全国居民人均期刊消费的费用支出为9.59元人民币／年。可以看出，中国期刊业的经营模式仍然是以传统的发行收入为主。
（五）从运作模式看：目前真正进入市场、实现商业化运作的期刊，约为2000种左右，不足全部期刊的1／4。党政部门办的指导类期刊和教育学术类期刊，举步维艰，困难重重，难有较大的发展。③
（六）从人物排行榜看：2005年1月14 日《中国图书商报》发布了“刊业十年之人物榜”，上榜的“风云人物”有：法国桦榭菲力柏契出版公司中国区董事总经理曹伟明，成名期刊是《ELLE世界时装之苑》；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何承伟，成名期刊是《故事会》（兼杂志主编）；《时尚》杂志社社长、总编辑吴泓，副社长、副总编辑刘江（两人联手锻造了中国本土的时尚传媒巨舰）；《汽车族》杂志出版人兼总编辑孙刚；广东《家庭》期刊集团社长徐春连；广东新闻出版局《新周刊》执行总编辑封新城；湖北《知音》杂志社社长胡璧勋；《iLOOK 世界都市》出版人洪晃；甘肃《读者》杂志社社长彭长城；《瑞丽》杂志社社长赵济清；《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社长李栓科；《中国汽车画报》杂志主编孟冀；《消费者Mei Mei》主编兼运营总监吴迪；海南省作协《天涯》杂志主编李少君；《中华医学杂志》杂志社社长王德（2005年改周刊，结束了中国尚无学术周刊的历史）；《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④ 18位人物中，有6位是女性，没有一家社科类学术期刊的总编辑或主编入选。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人事部共同组织，中宣部具体实施的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确定了包括理论界、新闻界、文艺界和出版界在内的82名优秀人才，其中《家庭》期刊集团社长徐春连、《读者》杂志社社长彭长城入选，依然没有学术期刊的总编辑或主编。这种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术期刊在整个中国期刊界所处的尴尬地位，值得深思。
二、中国社科类学术期刊面临的困境
有学者按照品牌影响力、市场运营能力、利润水平等指标，将中国期刊格局比喻为一个“工”字型。“以广告为主要赢利模式的大品牌高端期刊市场，构成‘工’字的上杠，以本土的《时尚》杂志社和《瑞丽》杂志社为竞争主体”，“以发行为主要赢利模式的老品牌期刊如《读者》、《知音》、《家庭》等，构成‘工’字的下杠，它们因为庞大的读者市场和发行基数，市场竞争相对平缓和稳定。”上下杠之间的则是市场上林林总总期刊的绝大多数，这部分期刊最多。时政、财经、时尚类期刊，新人最多，资源流动最快，当然死掉的期刊也最多。⑤ 社科类学术期刊，老人最多，生存压力最重，赔钱的最多，最不为社会关注和重视的也最多。
毫无疑问，目前的市场经济大环境对传统的中国社科类学术期刊（简称学术期刊，下同）运作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学术期刊在新的历史时期面临诸多的困境。
（一）发行量小。学术期刊不属于大众传媒的范畴。它拥有比较特定的专业读者群，并主要服务于相关的专业领域，市场需求弹性狭小，开拓空间十分有限。目前，单纯靠发行量能维持杂志成本运作的学术期刊几近空白。学术期刊发行比较好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达到近8000册。作为一个老品牌、权威性学术刊物，《历史研究》还走出了国门，在国外发行1000余册，非常难得。地方社科院、社科联、大学主办的学术期刊，发行好的2000—3000册，发行差的300—500本，最少的只有几本。一些学报以赠送为主。因此这些期刊实际上只是发表论文的平台而已，只是变成职称评定、学生毕业的工具，而失去了交流的功能。
（二）经费短缺。学术期刊，无论社科院、社科联还是大学主办，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经费短缺，投入严重不足。一般来说，办好一份比较有分量的学术期刊，每年大约需要30—50万元的投入。而我们的现状是不管双月刊，还是月刊，一期投入平均达到2万元的凤毛麟角，大多数期刊还得自己想方设法筹措经费。 而且出版经费已经非常紧张，但还得解决特聘栏目主持、作者稿酬、编辑差旅、办公设备等费用。
（三）行政化。按照《出版管理条例》，期刊出版必须有符合条件的主管和主办单位，必须为厅局级以上的政府部门或国有事业单位。根据这个规定，学术期刊的单位化也就毫不奇怪。主管和主办部门大体有五个系列：社会科学院系列、高等院校系列、部委党校系列、社科联系列、新闻出版业系列。说这是计划经济时代单位所有制的产物也罢，说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产物也罢，既有其历史原因，也有其现实的制度约束，所以必须正视现实，也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因此，简单地批评学术期刊单位化毫无意义，也没有说服力。
学术期刊有它自身的特殊性和规律性，应该给学术生产创造一个宽松、和谐的环境，创建一个比较合理、建设性的学术体制，从而生产出高质量、高品位的学术成果。但目前值得我们进行反思的地方确实很多，比如学术期刊的行政化问题就存在两种严重影响学术生产的倾向：一种倾向是边缘化，有的主办单位把期刊只作为下属的一个行政部门，而且是并不重要的边缘部门，用行政标准任用人员，主编有的是主办单位分管领导兼，有的是主办单位科研处长兼，或不懂办刊或精力根本不在办刊上。由于没有人事权，期刊需要的人才进不来，不需要的人员硬塞入。在职称、待遇上，编辑往往比科研、教学人员低一等。用行政指令下达任务，要求期刊必须安排本校或者本院人员多少篇文章，内容、质量反而放在其次；另一种倾向，是把学术期刊的分层高度行政化。根据主办单位的行政级别，把学术期刊笼统地分成中央级、省部级、地市级、县团级，而基本不考虑期刊在学术界的影响和公信力。这种用单位行政级别建立学术期刊的等级，用行政指令来解决学术生产中的问题，显然严重违背了学术期刊出版的规律，也大大影响了“评价学术刊物之标准的自主性”。邓正来认为：“在明确鼓励学术资源和人才广泛流动的今天，在学术投稿趋于多元化的今天，那种仅仅根据主管或主办相关学术刊物的机构之行政地位的高低、而不是根据学术刊物经由发表优秀或重要的学术论文而形成的学术声誉来决定学术刊物之地位的做法，显然是不妥当的。因此，‘捍卫评价学术刊物之标准的自主性’，在这里意味着我们应当逐渐确立起一种学术本位的判断标准，亦即根据学术刊物经由自己的努力而赢得的学术声誉来决定自身的学术地位。”⑥
（四）“趋同化”现象。学术期刊，尤其是拼盘式的综合性期刊，“趋同化”现象非常严重。中国高等院校文科学报有千余家，综合类的期刊就占了三分之二。编辑方针趋同，编辑模式趋同，栏目设置趋同，甚至探讨的社会热点问题也趋同。大家一味走“泛综合化的路子”，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面面俱到，众刊一面，使读者失去了新鲜感和阅读兴趣。
（五）学术腐败。浮躁、抄袭、拼凑、炒作，制造“学术泡沫”是近几年来在中国出现的新现象，并日益引起各界人士的关注。具体到学术期刊也不是净土一块，编辑滥竽充数者有之，发人情稿、关系稿者有之，按版面收取费用者有之，权钱交易者有之。对此现象，有的学者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认为“学术界加入‘市场’后，刊物、经费和论文，相互运动，形成了权、钱、学之间封闭式的‘三角贸易’。这种‘学术’，很容易丧失社会大众的信任，‘信任危机’，唯此为大。这种不公正、不合理现象倘不加以扭转，真的会出现‘学将不学’的局面”。⑦ 这段话虽然过于尖锐，但并非危言耸听，在某种程度上应该说点中要害！上述诸种不正当的做法，使学术期刊走向了商品化、功利化，助长了学术腐败，其后果贻害无穷。
三、中国社科类学术期刊需要解决的问题
党的十六大报告将文化领域划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个部分；十六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对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单位分别提出了深化体制改革的任务。“文化产业”概念及“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战略任务的提出，使“转制”成为当前整个文化行业关注的焦点。在这次文化体制改革中，新闻出版业是改革的重点。中央确定了35个首批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其中新闻出版单位占20个。处于文化产业龙头地位的中国出版业首当其冲，中国出版集团及大多数出版社将在今后五年内逐步由目前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性质转制为企业。面对如此大的浪潮冲击，中国期刊业绝不能无动于衷，必须未雨绸缪。
纵观学术期刊并不乐观的现状和面临的严峻挑战，为了使其进一步健康发展，以下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和加以解决。
（一）重新定位。中国的学术期刊目前定位不明确，管理体制比较混乱，亟须进行各方面的改革。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昕在探讨出版社“转制”问题时认为：“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作为文化和知识载体的书籍与一般商品相比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即部分图书有较强的公共产品性质，其私人收益同社会收益可能会产生背离。对于那些社会效益很高而私人效益较低的图书品种，政府应该成为事实上的提供者以满足社会对这类图书的需求；而对那些公共产品性质较弱，私人收益同社会收益背离较小的品种，则可以交由市场，按市场经济的法则来提供。基于此，图书市场可基本上分为三类，即公共产品类图书、半公共产品类图书和非公共产品类图书。与此相对应，现代出版社一般有三种类型：一是政府出版机构，一般附属于政府某个部门，没有独立的主体地位，其出版物是为社会公益事业服务的，大都免费派送。二是经营性的非赢利组织，发达国家的大学出版社一般采用这种企业形态……这类出版企业也完全采取公司制的形态，其运营与其他公司制企业并无不同，只是其出版的内容更多地偏重于学术和文化，因此政府对这类出版企业给予免缴所得税的优惠政策予以扶植。但同时也规定其公司利润不得用于股东分红，而必须继续用于教育和文化事业。三是股份有限公司，其中有的是上市公司。”⑧ 国际出版界的改革和“转制”，对中国期刊界、尤其是学术期刊有着非常及时和重要的借鉴价值，我们应该充分消化、吸收和改进，继而提出更加符合学术期刊实际的改革方案。从办刊的宗旨、性质、责任、目标等要素综合考量，学术期刊应该属于半公共产品性质，所以学术期刊未来的类型选择，应该是经营性的非赢利组织。根据这类期刊的不同情况，应该区别对待转制的具体做法：一种是转为公益性的事业单位，让刊物成为学术交流、科研成果发布的平台和媒介；另一种发行量大的品牌期刊，也可以转为文化企业，其运作模式完全可以采取公司制的形态，但期刊的内容和经营范围更多地偏重于学术和文化。
（二）过渡时期的对策。学术期刊未来的类型选择，最大的可能性既然是经营性的非赢利组织，其过渡时期的发展模式应明确为：公益性的事业单位。在现阶段要以“提升高度、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为重点。
1.必须提高我们对社科类学术期刊的认识。2004年3月20日， 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不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任用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与任用好自然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样重要。”“三个重要”、“四个同样”体现了中央的重视程度。因此，我们要对学术期刊进行反思，就必须把它放在中国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生产体制中进行考量，才能把握学术期刊在这一体制中所承担的功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生产完成之后，必须借助相应的学术期刊，才能实现知识产品的社会化和公共化。在这一过程中，学术期刊是展示学术水平和学术阵容的重要窗口，是引领学术研究方向和评价学术成果的重要标识，是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的重要桥梁，是发现和培养学术人才的重要园地。概括起来说，学术期刊应该是学术生产和生产者培养的重要部门，是学术生产和生产者培养流程的重要环节，是学术生产和生产者培养整个体系中的重要部分，是学术生态的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我赞同夏锦乾的观点：（1）学术期刊不是行政机关，不能作为一个简单的行政部门来管理；（2）学术期刊的全部工作应纳入学术生产和生产者培养的流程，它的成本也应计入学术生产的成本，国家社科基金在统筹学术生产时应把这块成本纳入计划。⑨ 因此，必须克服原先的模糊思想，提升我们对学术期刊的认识高度，要把学术期刊放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大背景、大视野、大工程下给予高度的重视。
2.增加投入，重点扶植。既然明确了学术期刊的事业单位性质，我们就应该理直气壮地进行呼吁，催促主管和主办部门尽快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建立起财政拨款机制。如果主管和主办部门不能全额拨款，必须有补贴机制。不够的经费，可以争取上级的政策支持，通过各种渠道尤其是社会渠道，建立各类学术出版基金。教育部实施的“名刊”、“名栏”工程，就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还有的学术期刊采用的是“刊企联姻”方式，即与企业合办或成立由其他单位参加的理事会，利用刊物本身的资源“以刊养刊”。但这种方式只是短期行为，也存在弊端。
3.成立杂志社。期刊走杂志社体制，在我国期刊界并不新鲜，社会各界、各团体、各部门主管的刊物早就是这种模式。比如新华通讯社主办的《半月谈》、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的《百年潮》、中国社会科学院办的《中国社会科学》等，再比如《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老年》等。这些刊社实行的是社长、总编辑（主编）负责制，从而建立起独立自主的经济实体和管理、编采、经营三位一体的干部队伍。不过，大多数学术期刊仍然是编辑部模式。学术期刊虽然保留了事业单位体制，但绝不能把事业性质当作“保护伞”。必须根据自身实际，制定相应的人事、劳动、分配三项制度的改革计划，转换杂志社内部运行机制，并通过强化内部管理，控制成本，改善服务质量，“变目前的事业费用以养人头为主到投入一定数量的事业费用要求产出一定的产品和服务，实现‘养人’到‘干事’的转变”。⑩ 只有在合力的拉动下，公益性的学术期刊才能最终实现活力的增强。而只有首先做活，才能在效率中求得效益。
4.文化创新。创新是学术期刊的灵魂。学术期刊创新的核心或主体在于编辑创新，编辑创新的重点是选题创新。这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的时代需要新人、新思想、新观点。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审时度势地指出，与时代和事业发展的要求相比，哲学社会科学重要的战略地位还没有受到普遍重视，其基础理论研究特别是反映当代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理论研究和教材及学科建设亟待加强，创新环境需要进一步改善，成果转化机制需要进一步健全。最鼓舞人心的就是提出了哲学社会科学制度创新问题。只有制度创新，才能保证理论研究都能尊重实践的检验，扭转唯上唯书的倾向；只有制度创新，才能使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解放思想，站在“深处”、走在“前头”，提供战略性、前瞻性和前沿性的研究成果。通过深入学习文件，我们要把对哲学社会科学的认识上升到是国家综合国力重要组成部分的高度，国家资源不仅包括物质形态资源，而且包括知识形态资源。作为智囊团，“它不应该是少数研究者卡拉OK的自言自语，而是紧紧把握着时代脉动的守望者”；作为思想库，“它不是隔靴搔痒的泛泛之作，而是善于击中社会绷得最紧的那根弦”。汤因比说过：“一部人类文明史，不过是人类面对自然和社会的挑战而不断应战的历史。”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科学地观察这种‘挑战—应战’的社会状态，揭示这一时代发展中的瓶颈因素，深刻地反映人类应对挑战的智慧及其成果”。(11) 与此相应， 学术期刊必须着眼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成果，多发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认识，作出新概括，开辟新境界，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注入新活力的文章，不发表那些观点重复、论证重复、甚至资料也重复的平庸之作。那种“没有一句话是错的，没有一句话是新的，没有一句话是有用的”正确而无当的套话空话应该杜绝。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学术期刊的竞争力。
5.克服纯学术化的倾向。“政治淡出，学术凸显”已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心照不宣的流行话语。有些学者为了避免与政治有任何关联，对改革开放大局和生动活泼的现实生活采取了规避的态度。他们躲进书斋，自己搞自己的“学术性诉求”，比如从概念到概念、从范畴到范畴的逻辑推演式的辨析与厘清，比如从史料到史料、从学术到学术的纯粹思想自我的叙述和研究。这种理论、学问，在多元社会中应该有一席之地，不必大惊小怪。问题是成为一种倾向、一种思潮，就值得我们思考其中的深层原因了。这种越来越不关心国际国内的形势变化、不关心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不关心社会存在的热点焦点问题、不倾听和解决人民群众的心声与要求，老百姓会在意吗？领导部门会在意吗？这样的研究成果，又能产生多大的社会影响？“从学术实践来看，‘淡出’的不仅仅是‘政治’，而且还有‘思想’和‘现实’。”(12) 当然，学术期刊发表这样的文章不会“触雷”，政治上有安全系数，但势必降低学术期刊的价值倾向和政治倾向，也散失了学术期刊所承担的历史责任和社会使命！
学术性并不是学术期刊唯一的功能定位，它还承担着服务于党的政治任务的使命，有着很强的政治导向性。学术期刊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近年来，政府官员在工作中出现重大渎职、失职行为，是要引咎辞职的。新闻出版单位也开始实行“问责制”，出了问题要追究责任。所以，总编或者主编必须要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敏锐性。
学术刊物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传播的渠道，同时又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传承的重要工具。它除了正确的政治导向之外，还有学术导向。学术导向是学术刊物的主体导向和落实、体现政治导向的载体。它由多个子系统构成：一是学术水准导向。通过发表高质量、高水准的论文，引导研究者向本学科学术研究的深度发掘；二是学术课题导向。通过选用的稿件、开辟的专栏讨论、刊发的“按语”、编后，引导学术界对一定阶段内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开展研究；三是学术服务导向。将学术研究向社会改革实际引导，促使人们转变陈旧的学术服务观念，使学术期刊成为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智囊团和思想库；四是学术争鸣导向。贯彻党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鼓励不同学术观点的商榷、争鸣，创造一个宽松活跃的学术空间。学术争鸣要避免意气用事、党同伐异，学术争鸣更不能乱扣帽子、乱打棍子。钟南山的名言“学术分歧无需政治化”，(13) 同样适合哲学社会科学；五是学术风气导向。严守学术规范，引导学者自律、倡导严肃认真、与人为善、以理服人、平心气和讨论的学风。认真落实这些导向，是我们每个编辑人员努力的方向，只要在这些方面做得扎实，刊物的内容质量就有保证。
6.克服以宣传代替研究的倾向。与纯学术化倾向相反，还有一种以宣传代替研究的倾向，同样值得我们给予关注。这种倾向，只强调基础理论、学术研究的意识形态属性，而“缺乏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当代现实、回答当代问题的勇气和自觉性，也缺乏与当代各种思想学术体系对话、交流并论争的热情与魄力，不能真切地解读民间的文化生存和生活诉求，空话、套话盛行，思想和表达显得苍白无力与枯燥乏味”，(14) 满足于“跟形势、写文章”，满足于唯上唯权的意识，本本主义的观念。“这种做法使不少人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产生误解，误以为马克思主义就是单纯搞意识形态、搞宣传，根本不存在什么科学性、普遍性。这不仅贻误了理论研究和基础研究，甚至还为某些借此搞政治投机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丑化了哲学社会科学的人格形象，败坏了党的马克思主义形象。”(15) 学术活动是探讨真理和传播真理的活动，它只以通过实践检验证明何者是真理为依归。这就决定了“在学术研究活动中只能实行自由的原则，而不能实行民主的原则”。“学术自由是学术活动不受非学术性干预的自由，在本质上是社会成员对新思想的创造、阐述和传播的自由权利。”(16) 因此，政治因素如果不恰当地渗透于学术活动的全过程，就会使学术成为政治的附庸，使学术部分乃至全部丧失其自主性、独立性和科学性。作为学术期刊，更多地侧重于严肃性、学理性、深邃性、思想性、历史性，而不是大众性、短期性、概念性、说教性、宣传性。即使要刊登一些宣传性文章，也要“善于正面地、真实地、亲切地、有效地表达自己。在宣传主流意识形态时不妨多些人文关怀，在唱响主旋律时不妨吸取民间话语，在保持权威大气时不妨有些平民风格。摈弃过去那种墨守成规的思维定式、居高临下的说教口吻、生硬呆板的叙述方式。从而切实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使社会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真正深入人心”。(17)
7.学术为本，推陈出新。有人说“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学术期刊更是公器之公器”，很有道理。不同学术观点的碰撞、交流，乃至争鸣和批判，是学术健康发展必需的条件，是培养创新人才和大学者不可缺少的氛围。学术期刊必须以“学术为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只有承担起“公器之公器”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才能在繁荣和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什么叫推陈出新？汤志钧认为：“推陈出新，意味着不是遗弃全部传统，而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创造新事物，取得新进展。”(18) 王国维曾为人书写过一副对联：“旧德醉心如美酒，新篇清目胜真茶”。他本人就是既汲取外来的“新篇”，又有“前修”的“旧德”，从而在考古、美学等方面做出了创造性贡献。这对我们做学问、编刊物，都有着借鉴意义。
学术是一种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积累知识的智性活动。学术期刊应该杜绝那种“缺乏问题意识”、“没有学术针对性”以及“自己就没有弄明白”的理论稿件。只有提高和强化“问题意识”，只有有意识地策划和组织稿件，才能形成“专题研究”，既而开辟为“特色栏目”。实践证明，组织“专题研究”、开辟“特色栏目”是打破学术期刊“趋同化”顽症的有效经验和模式。
学术期刊要勇于扶植和培育“学派”。“学派”指的是同一学科中，由于学说、观点不同而形成的派别。典型的学派，在国外应具备这样一些特征：有一位特殊威望的学术大师为领导，有一个不同层次的学术群体，有一个学术研究基地，有自己的学术出版物和连续出版物，而学术期刊就是这种学术思潮和主体意识的阵地和体现者。“学派是学科发展的生长空间，学术创造的可能性在学派的觉醒和成熟中得到不同程度的认证。当一位学者的标志性成果成为一个学派的标志性成果的时候，这个成果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典。从毕达哥拉斯学派到智者学派；从布拉格学派到哥本哈根学派；从法兰克福学派到耶鲁学派，不同的认知世界方式，不同的经验系统，不同的学术资源，不同的治学理念，相互敞开、相互参照、相互整合，共同书写人类思想的成果，共同搭建人类心智的平台。”（学派不盛是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一个重大欠缺，已经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学术繁荣和学科发展）。学术期刊和编辑“应当肩负起引领学术对话和思想撞击的责任，保护、扶植、培育学派”。(19) “中国学术体制，需要重新为学派定位。中国学术研究，呼唤学派意识。”(20)
学术期刊还有一项重要的功能就是推出新人、扶植新人。学者之所以成为学者并得以著名，是因为他们的研究成果和创新观点为社会所承认，而编辑在社会与学者之间扮演的中介作用不能忽视，其中公认的名编辑和权威性学术刊物发挥的作用尤为重要。青年学者是学术研究的主力军，开展百家争鸣也是扶植青年学者的重要途径。尽管他们的观点还显得不够成熟，尽管他们的论证还不严谨，但我们还是要热情地支持他们，扶植他们，为他们提供平台，使他们能够尽快成长起来。正如伏尔泰所说：或许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我坚决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利。
我们还应当不断地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努力做一个有思想的办刊人。19世纪俄国著名期刊《祖国纪事》、《现代人》之所以办得声名显赫，在俄国思想界、文学界拥有巨大影响力，就是因为一批有思想的办刊人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发挥的作用。但愿我们能不断地从痛苦中分娩思想，把我们所主持的期刊办成主流大气、站在时代制高点上的、有品质的学术期刊！
注释：
①②③ 喻国明：《蓄势待发的中国期刊业》，《中国图书商报》2005年1月14日。
④ 程三国：《刊业十年之人物榜》，《中国图书商报》2005年1月14日。
⑤ 彭澎：《中国期刊业趋势探询》，《中国图书商报》2005年4月15日。
⑥ 邓正来：《中国学术刊物的发展与学术为本》，《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4期。
⑦ 李天纲：《荒唐的学术刊物“版面费”》，《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2月20日。
⑧ 陈昕：《当前中国出版业的发展状况与需要解决的六大问题》，《中国图书商报》2005年5月20日。
⑨ 夏锦乾：《探索中国学术期刊的当代理念》，《文汇报》2004年12月12日。
⑩ 参见乔清举主编：《文化探索与体制创新》，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
(11) 喻国明：《一本好的社科学刊》，《光明日报》2004年6月24日。
(12) 鉴传今：《没有灵魂的“厮杀”》，《浙江学刊》2005年第3期。
(13) 黄建林：《钟南山“学术分歧无需政治化”的启示》，《南方都市报》2003年6月24日。
(14) 罗成琰：《加强和改进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思考》，《学习时报》2004年4月5日。
(15) 李德顺：《这几个学术关系亟须调整》，《北京日报》2004年7月12日。
(16) 宋惠昌：《“学术民主”还是“学术自由”？》，《学习时报》2005年7月4日。
(17) 罗成琰：《加强和改进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思考》，《学习时报》2004年4月5日。
(18) 汤志钧：《学术引进与推陈出新》，《人民日报》2004年11月12日。
(19) 谭学纯：《中国学术研究：呼唤学派意识》，《光明日报》2004年12月16日。
(20) 金得存：《学术期刊要勇于扶植和培育学派》，《编辑之友》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