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市场化”主导的产业结构升级动力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结构论文,主导论文,动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8)12-0087-04
总的来说，改革以来的市场化是逐渐接近成熟市场化的，或者称之为“拟市场化”的。之所以称之为“拟市场化”，是因为在中国走向成熟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生产力层面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层面还处于不断自我完善过程中。[1]与此同时，规范这两个层面改革的法律法规也处于形成过程中，市场化过程的试错性与市场化过程的非规范性以及传统计划经济的制度惯性这三个方面都决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复杂性，而这样的复杂性本身就意味着中国的实际市场化过程是“拟市场化”的；换言之，是无限趋向于市场化的。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拟市场化”过程孕育了产业结构多因素升级动力出现的环境，[2]而且这些多因素的驱动过程是与“拟市场化”的过程相伴成长的，并随着“拟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其驱动效果逐渐加强。
一、“拟市场化”过程中产业结构升级动力的多元化
1.“拟市场化”使政府干预产业结构升级的作为内容和作为方式都发生了变化
就作为内容而言，中国于1982年出台第六个五年计划，这是继“一五”计划后第一个比较完备且着力纠正失衡的产业结构的五年计划。“六五”计划同以往五年计划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方面将国家投资从倾向于重工业往倾向于农业与轻工业方面转移；另一方面从单纯关注生产向关注人民生活方面转移；再一方面从国有企业的行政性运行方式向市场化运行方式转移，即通过“放权让利”比照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对国有企业施行承包制改革。“七五”计划时期，政府明确规定了产业结构调整方向：一是保证农业发展，改善轻工业、重工业内部的结构；二是加强能源、原材料工业发展，适当控制一般加工工业生产的增长；三是优先发展交通运输和通讯业；四是发展建筑业；五是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六是促进新兴产业的形成，加快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提法表明政府开始重视技术进步，意识到了仅靠资本要素推动的产业结构升级的局限性。“八五”计划期间，国家加大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3]“十五”计划的基调与方向基本上同“九五”计划相似，这充分说明了在改革过程中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动力由政府投资主导的干预型动力向技术进步支撑的转换型动力方向转变。
就作为方式而言，出台产业政策是政府干预产业结构升级的又一变革。在“拟市场化”过程中，产业政策对驱动产业结构升级发挥了重要作用。1989年政府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明确规定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集中力量发展农业、能源、交通和原材料等基础产业，加强能够增加有效供给的产业，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同时控制一般加工工业的发展，使它们同基础产业的发展相协调。”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家又颁布了《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明确提出了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任务：“不断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大力加强基础产业，努力缓解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严重滞后的局面；加快发展支柱产业，带动国民经济全面振兴；加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步伐，支持新兴产业的发展和新产品开发，继续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同样是政府干预型动力，与改革开放前单纯投资驱动的产业结构升级相比，产业政策驱动的产业结构升级具有准制度性质；而且不同时期出台不同的产业政策，表明政府有效作为空间在不断拓展。
2.“拟市场化”使产业结构升级的承载体出现多元化发展态势
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推动主体是企业。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入，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由单一国有企业推动的工业结构升级十分有限。于是，以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与调整为内容的改革带动了由“三资”企业、民营企业、私有企业、股份制企业等组成的各类企业纷纷成为推动中国工业结构升级的承载体。就国有企业的制度改革而言，在经历了“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制以及产权改革后，一个以中央大型国有企业与国有控股企业、地方国有企业等为主的国有企业组织结构形成了。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特别在航天、航空、军事工业、装备制造业方面我国的大型国有企业承担起了产业结构升级的重任。同时，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使得各类企业有了进一步比较的平台，在各类企业制度化过程中共同促进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
3.“拟市场化”使政府逐渐重视市场制度的建立健全
如同企业制度的变革可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一样，市场制度同样可以提高产业结构升级效率。[4]在市场制度的建立健全过程中，有两类制度的建立对产业结构升级动力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一是自由取向的生产要素流动制度。该制度的建立提高了产业结构升级效率。二是单一价格制度。各种形式的价格双轨制阻碍了市场主体的交易效率和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而后的价格单轨制加快了产业结构升级速度。除此之外，规范企业、产业、政府、家庭、个人等市场主体行为的一系列法律法规相继出台。由此可见，作为机制型动力的市场制度，通过作用于生产要素配置、微观经济主体多元化和政府职能转变等过程来加强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力。
可以说，改革开放过程的确使产业结构升级动力类型增多、动力作用效果增强。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动力无需进一步加强。因此，认识“拟市场化”过程本身存在的失误和问题是未来提高产业结构升级效率从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前提。
二、改革以来产业结构升级动力的绩效评价
1.虽然唯资本化的投资驱动有所改变，但重视投资仍是政府干预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形式之一。研究发现，在过去的30年改革过程中，扩张性投资在我国的经济增长中起着主要的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投资在经济改革的头10年左右，平均占GDP的36%；1993-2004年投资超过40%；至2005年投资已经超过GDP的42%，其水平高于东亚各国在其高速增长期的历史纪录。然而，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并未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方面有明显的作为，既没有实质性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也没有解决国内日益严峻的就业问题与环境污染以及能源紧缺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一方面这种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是不可能持续的；另一方面投资驱动型产业结构升级是外源性的和逐渐减弱的。因此，今后我们考虑更多的不应是投资增长率，而应是投资效率。
2.需求型动力虽已启动，但是其拉动力仍然有限。人们不会忘记，始于1997年的通货紧缩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是多么严重！其实，通货紧缩是当时国内需求严重不足的典型表现形式。然而，把国内需求从一般意义上的供给需求上升到特别重要意义上的增长战略，中国高层经历了长达7年时间。2004年12月，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决定改变国家的增长战略，从依靠投资和全球贸易顺差驱动转向较多依靠消费来推动。[5]中国经济增长战略的转向是产业结构升级动力转向的宏观环境和约束条件（尼古拉斯·R·拉迪，2007)。直到2008年，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动力仍然没有以居民消费支撑的国内需求型动力为主。这说明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内需型动力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政府在增强内需方面大有作为。
3.转换型动力在产业结构升级中已经发挥作用，但是作用的深度和广度还需进一步提高。如果将产业结构看作一个资源的转化系统，即一方面输入各种生产要素；另一方面按照一定的要求，将各种投入要素转换成所需的产出，那么，所谓的“技术”就是这一资源转换系统的转换方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技术进步是产业结构升级的转换型动力。在当前进行的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转换型动力的作用领域还不是普遍和深入的。例如，自主创新与技术创新联盟还是少数企业和少数产业的事情；高端生产者服务业在R&D领域向制造业的延伸还十分有限；能力本位的人才观尚未在政府、国有企业、高校与研究机构及其他非政府组织中获得绝对的、彻底的、一般的、超越权力优势层面的文化认同。基于此，要使转换型动力深入产业结构升级全过程，还有许多文化观念层面、政治体制层面的重要而且细致的事情要做。
4.竞争型动力与干预型动力同转换型动力之间的和谐度低，使产业结构升级缓慢且成本加大。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中，我国实施的出口导向型产业政策，使得我国的出口过分依赖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的产品，还常常把它当成竞争优势加以固化。当我国实施上述产业政策，即在国际贸易格局中把代表竞争优势的出口产品定位在全球价值链低端产品层次上时，一方面，抑制了本国企业从“中国加工”到“中国制造”再到“中国设计”的自主创新过程，大大弱化了转换型动力；另一方面，鼓励低端产品出口导向的产业政策加大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总成本，即国际贸易争端事件不断发生且环境污染日益加重，使积极意义上的干预型动力大打折扣；再一方面，因竞争优势的错误定位而使竞争型动力作用不明显。
5.机制型动力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发挥了正向激励作用，但是以腐败为表现形式的掠夺型制度则从反面降低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速度并阻碍了产业结构升级质量的提高，从而削弱了包括机制型动力在内的各种动力的合力作用效果。所谓掠夺型制度就是少数人的利益通过制度的形式最大化（卢现祥，罗小芳，2008）。[6]在中国，这些少数人的利益就是拥有绝对权力的人通过腐败获得的利益，这些人制定的制度是在权力优势、信息优势、决策优势下具有自我利益最大化的隐蔽性、欺骗性和破坏性的制度。有了掠夺型制度，整个社会的动力机制被扭曲，挫伤了技术创新者的创新积极性，从而使转换型动力非普遍化和非持续化。掠夺型制度还会使干预型动力的主体——政府的决策偏向于某一产业的利益集团，这就抑制了具有强成长性产业的产业素质的提高，干预型动力从此发生方向性偏斜。同时，由于掠夺型制度高度关注倾向性再分配，因此拉大了城乡差距、收入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致使普通居民支撑的国内需求长期处于低迷状态，需求型动力由此而逐渐减弱。当其他几种类型的动力作用都在减弱时，来自于国际范围内的竞争型动力也会呈现出日趋乏力的态势。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应该从“反腐倡廉”到“惩腐励廉”；变反面抑制型制度为正向激励型制度；变掠夺型制度为给予型制度；变设租寻租为周到服务；变腐败为廉洁，彻底实现机制型动力的创新。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1.研究结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政府制定的工业化战略从总体上制约着产业结构升级动力源的选择。改革开放前，中国实施重工业主导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这一时期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源是重工业，重工业因此而成为改变中国产业结构尤其是工业结构的源头。改革开放初期，为改变短缺经济的总体状态，轻工业主导的补课式工业化战略使得畸轻畸重的工业结构得到调整，轻工业因此而成为工业结构优化的主力。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后，新型工业化战略使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动力源定位在装备制造业、信息产业及现代服务业上。毫无疑问，新型工业化成为新时期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总的强动力源。
工业化战略是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干预型动力的最初表现形式，它会派生出不同的具体动力源。赶超型工业化战略使政府成为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具体动力源，政府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措施是加大其在工业化战略约束下的主导产业的投资。换言之，财政型投资成为维持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结构快速升级的动力源。新型工业化战略则使市场成为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具体动力源。市场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源于制度创新与体制转型，制度创新与体制转型使科学创新与技术创新加速，由科技创新带动的产业结构升级成为必然。可见，以科技创新为内容的转换型动力是政府引导下的市场制度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过程的关键。
“拟市场化”过程本身是试错性的，在“拟市场化”过程中进行的产业结构升级之路必然带有曲折性。如同工业化战略可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一样，“拟市场化”也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但因为“拟市场化”本身的试错性，决定了多元产业结构升级动力的幼稚性。掠夺型制度的出现就是这种试错性与幼稚性的表现形式。腐败不是“拟市场化”的必然伴生物，而以给予型制度与正向激励型制度为内容的廉洁却是可以在“拟市场化”过程中做到的。因此，成熟的产业结构升级动力系统是以制度创新为内容的机制型动力发挥作用的结果。
2.政策建议
(1)优化投资结构，适时启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干预型动力
新型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投资驱动的产业结构升级，毕竟投资是政府调控产业结构升级的宏观性干预型动力。我们认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恰恰是从改变投资结构开始的，并不是说新型工业化战略一旦确定就不投资，而是在投资方向、投资比例、投资结构、投资规模特别是投资效率等方面向着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转变。首先，有利于工业化总体推进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特大型项目要继续投资。其次，向有利于城市化质量提高的领域投资。最后，向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的现代生产要素方面投资。
(2)重视国内消费，强化产业结构升级的内需型动力
毫无疑问，由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组成的最终消费支撑下的内需必将成为中国经济突破需求约束状态的突破口。政府消费虽然也是最终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规模终究要受到财政预算水平约束，并且政府消费只占最终消费的一小部分。因此，国内居民消费需求是产业结构升级过程的主要动力源。国内消费需求升级需要从以下几方面来实现：一是提高国内人均收入；二是提高就业率；三是增加政府的非投资性支出。政府的非投资性支出是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低收入阶层消费的又一途径。政府的非投资性支出是指在健康、教育、福利和养老方面的支出。
(3)建立有利于技术创新的持续性激励制度，形成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转换型动力
一般而言，基础研究与理论创新融为一体，应用研究与技术创新关系更为密切。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要同理论创新与技术创新真正合拍且自觉联系在一起，则需要机制型动力助其一臂之力。全社会技术创新的持续普遍进行，首先要使经济发展的微观主体——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力军。其次，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应成为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的主体，为自主技术创新奠定坚实的基础。第三，在一定区域内的高校与科研院所构建大型实验器材与实验室可以通用的共享性科研平台，提高科研硬件使用效率。最后，政府在技术创新中提供制度供给。
(4)进行持续性制度创新，着力支持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型动力
要使多因素驱动的产业结构升级动力系统摒弃在“拟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失误与不足，就必须提高以持续性制度创新为内容的机制型动力的驱动绩效，这种驱动绩效以校正“拟市场化”失误与不足为表现形式。持续性制度创新的使命是，既实现机制型动力与内需型动力之间的契合，又建立机制型动力与转换型动力之间相互衔接的通道，还进行政府职能的彻底转变。持续性创新的目的是使机制型动力在产业结构升级动力系统中发挥最优中介作用。
(5)调整出口导向产业政策，增强产业结构升级的竞争型动力
在众多的出口导向政策中，出口退税政策恐怕要算是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最明显的产业政策了。出口退税政策最显著、最直接的影响是鼓励出口，但鼓励什么样的产业出口则是该政策的重心。现在，我国要调整出口导向的产业政策，首先就要调整出口退税政策中的出口退税率，从过去非差别退税率走向真正的差别退税率。差别出口退税的政策目标已经不是“创汇”，而是通过对不同出口产品退税率的政策性倾斜，调整、优化出口产业结构，使出口产业实现升级。从当前中国所处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状况以及环境状况来看，我国应增大生态产业、低能耗产业、非资源性产业与高科技产业生产的产品出口，应抑制高污染性产业、高能耗产业、资源性产业与低端技术产业生产的产品出口。只有这样，才能逐渐提高我国高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收稿日期：2008-1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