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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红楼梦》是中国的原形文化，不仅因为这部小说一开篇就紧连着《山海经》（故事从女娲补天说起，主人公乃是女娲淘汰的石头），而且因为《红楼梦》中的主人公和他心爱的诸好，以及浸透于全书的精神，都是《山海经》的精神与赤子情怀，都远离《山海经》之后的泥浊世界，特别是巧取豪夺的世界。贾宝玉这个人也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用他的天真挑战着一个庞大的泥浊世界，与夸父、精卫一样“呆傻”。《山海经》所呈现的中国原形文化精神是热爱“人”、造福人的文化精神，是婴儿般的具有质朴内心的精神，《红楼梦》连接、呈现并丰富化了的正是这种精神。《西游记》的主人公孙悟空及唐僧所呈现的也是这种精神。孙悟空与唐僧所形成的心灵结构，是童心和慈悲心融合为一的结构。孙悟空如同不死的刑天，而唐僧则给他以慈悲的规范，只能保护人、不可杀人的规范。唐僧所要造就的英雄是造福人的英雄。这一基本精神与《山海经》完全相通。因此，《西游记》完全属于中国的原形文化。
《水浒传》与《三国演义》则不同。以《山海经》为坐标和参照系，我们便可发现这两部小说发生了严重的“伪形”。其英雄已不是建设性的英雄，而是破坏性的英雄，其生命宗旨，不是造福人，而是不断地砍杀人。他们不是要去“补天”，而是自己想成为“天”（《三国演义》）或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无法无天（《水浒传》）。他们已失去《山海经》时代的天真，或把天真变质为粗暴与凶狠（如《水浒传》的李逵与武松），或埋葬全部天真与全部正直，完全走向天真天籁的极端反面，耗尽心术、权术与阴谋（《三国演义》），把人的全部智慧不是用于补天与填海，而是用于杀人与征服。《水浒传》与《三国演义》这两部书有袭用传统的“忠义”理念，但没有灵魂。两部书都没有精神指向。鲁迅用“三国气”与“水浒气”来描述，实在是太恰当了，两书中只有气，没有灵魂；只有情绪，没有信念；只有政治沙场，没有审美秩序。中国文化的原始精神，走到了“双典”（指《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便走到了“伪形”的高峰。
——摘自刘再复《人文十三步》，中信出版社2010年11月第1版第280-281页
汲安庆（以下简称“汲”）：说来惭愧，尽管很久以前便在一本考研复习资料里知道了刘再复先生的大名，以及他的大著《性格组合论》，但是真正阅读他的论著却是2012年从其《人文十三步》开始的。而这还是因为一个朋友读了林岗教授的博士。我对林岗这个名字很陌生，便去当当网查他的书，顺带搜出了刘再复先生。林是刘的博士，该书由林收集、整理。没想到一读就上瘾了！名副其实的原创、独到、新锐、平实！很多书可以生吞活剥，但这本书必须细嚼慢咽，因为太精华，太有味了！其中对原形文化与伪形文化的论述，尤其豁人耳目！
对照刘先生的思想，重新烛照中学课本里一些被盲目拔高、抽象，变得无比道德化、概念化、程式化、虚伪化的英雄，我越发感觉到：祛魅了的英雄，才是真心英雄！以前深埋在心中的自卑、困惑、隔膜，竟然神奇地慢慢消散了。也为自己深感庆幸，在审美触角快要迟钝、麻木的时候，因为刘先生的启悟，重新被注入了纤敏、穿透的能量。
苏宁峰（以下简称“苏”）：你的感悟和世界摄影大师优素福·卡什追求的境界有点相似：通过与别人、与自我的对话，不断揭开彼此力图掩藏的秘密，还每一个灵魂以可贵的真实。真实的才是最感人的，最了不起的。可是，我有点好奇，英雄的祛魅与你的自卑又有什么关系呢？
汲：小时候，看过很多的战争片。里面的英雄似乎是从一个模子里锻造出来似的，一点儿也不怕疼，更不怕死。皮鞭抽、烙铁烫、尖刀割，眉头都不怎么皱的，甚至还能放声大笑。面对绞刑、坑杀或者枪杀，没有一个吓得小腿直抖，或者尿裤子的。回家后，我曾偷偷地做过多次尝试，比如用皮带抽自己，用手试着摸被烧得发烫的火叉，可是一直赶不上英雄的顽强。我当时就想，如果落难如英雄，我是很容易变节的。这是很丢人现眼的事情，太懦弱、太猥琐、太没骨气了！
苏：老兄很直率，很可爱，说出这样的话也是需要一定勇气的啊！说实在的，那些英雄充其量只是被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盲目工具化了，是屏蔽了许多人性内涵的“平面”英雄。英雄是人，是人都会怕死！比如瞿秋白，大家只知道他面对死亡，饭照吃，歌照唱，一副谈笑自若的样子，但是有资料证明：他在得知自己活不了的那天晚上，抽了很多烟。瞿秋白起初入狱的时候，鲁迅、冯雪峰等人一直在竭力营救；蔡元培先生从学术人才的角度，直接跟蒋介石讲“杀了太可惜”，而瞿本人当时也是判断自己不会有性命之忧的。所以他的坚强、勇敢里面，其实也混杂了忧虑、紧张、恐惧和痛苦，这才是真实的英雄。回归“人”和“人性”的原点，正是英雄祛魅的开始！
汲：你说得没错！以前读文天祥的《过零丁洋》，我也发现了他内心世界的脆弱，常人具有的抱怨、伤感、惶恐、孤独等情绪，他都有。但是，文天祥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气节恰恰又是在这些看似上不了台面的情感中煎熬出来的，一如浴火的凤凰。再如巴金在《小狗包弟》中所展现的勇敢的真诚、锐敏的自剖和澄明的忏悔，正是在他当年的自私怯懦、安适萎落的暗色背景上才突显其人格之崇高与精神之超迈的。当时，我并没有发现英雄人格中强与弱的辩证法，只是凭一颗平常心去感悟，没想到无意中吻合了刘再复先生原形文化中的英雄观！
刘先生在《人文十三步》中这样写道：《红楼梦》的贾宝玉“这个被视为孽障的怪人，实际上是不正不邪，亦正亦邪，在正邪中搏击游走，阴阳难分的正常人，也是一个既可以近女性（阴），也可以近男性（阳），既是至柔之身（情种），又是至刚之身（内心对功名利禄的拒绝力量）的中性人”。而贾宝玉恰恰是被先生视为英雄的。既然英雄充满了正邪、阴阳的辩证，必然也充满强弱的辩证。没有这个前提，很难解释为什么有的普通人最终也能成为英雄，而昔日的英雄也可能沦为庸常。李宗盛的歌词“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很流行，几乎家喻户晓，表面上看是还原了英雄平凡、真实的一面，根子上恐怕还是触及了英雄人格中“强与弱”“刚与柔”“奇与常”“狠与慈”的辩证吧！
苏：这一提炼好！初读此文时感觉有点混沌，现在感觉醒豁了。可是，“强与弱”“刚与柔”不是有重复吗？另外，“狠与慈”的概括是否欠妥？
汲：我觉得不会重复。强不一定很刚。比如说李大钊很强，面对敌人的种种刑罚：老虎凳、电椅，用牙签戳入指甲，再剥去他的指甲，并用盐水洒在伤口上，还有整个绞刑过程，行刑了3次，历时28分钟，这个钢铁一样的汉子始终没有屈服。可是，论他的长相，待人接物的方式，对事业的深情，一点也不刚。
柔也绝对不是弱。比如说《诗经》中的“关雎男”，似乎很柔弱，求之不得，立刻偃旗息鼓，一厢情愿地辗转反侧，做起了相思梦，很没出息的样子，特别是和雄风十足、锲而不舍的“蒹葭男”一比，更是不堪。但是，稍稍扪心自问，我们便会发现：这个男子是真正的柔而不弱。被心仪的女孩拒绝，不但没有心生怨恨，或者恶意报复，反而还能在梦幻中，超越自己的经济承受力，努力“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这便很了不起。
挤掉人性中的狭隘、自私、霸道，让心灵始终处于一个健康、柔软、善良的状态，这其实蛮需要超强的意志力和控制力的。对比当下某些人的行径，求之不得，立刻在人家女孩背后大泼脏水，或将曾经私拍的照片公布于众，甚至用硫酸毁其容貌，我们会发现“关雎男”纯情、善良的力量很强大，说伟大都不过分。
关于“狠与慈”的概括，我是有依据的。孙悟空在西天取经的路上，开始很喜欢斗狠逞强，随意杀戮，但是因为唐僧的规范，最终形成了刘先生所说的童心和慈悲心合一的心灵结构。不可否认，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觉得武松、李逵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英雄，因为他们凶狠有余，慈悲不足。读到武松杀死潘金莲，掏取她的内脏的文字，或者李逵为了救宋江，肆意用板斧砍人的段落，想象一下都让人觉得毛骨悚然，太血腥了，和一个变态的杀人狂有什么两样？还有杨志，押送生辰纲失败，和他只知狠，不知慈，不能说没有一定的关系。
苏：这种解读有意思！你让我更加坚信：英雄不是天生的，更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日常生活中，通过与困厄，与自身的劣根性长期搏斗，不断磨砺，不断成长起来的。我们惊叹李大钊面对酷刑的承受力，但更敬重他对信仰的坚守力——不是吗？当时别说共产主义了，就是社会主义，也都是八字还没一撇，极其虚幻的，他能笃信不疑，并为之抛弃本来很有地位、很有品质的生活，直至献出生命，太不容易了！
再如刘兰芝，和焦仲卿被迫分离后，两次放弃和官二代生活的大好契机，这种抗拒奢华、安逸的免疫力和定力，何尝不是英雄精神的体现呢！真正的巾帼英雄，极品女人啊！
还有香菱的“挖心搜胆”与“心无旁骛”，一直被大家视为刻苦学习的典范，就是不承认她身上超越艰难、超越自我的“英雄品质”。这难道不是助长伪形文化的另一种表现吗？
汲：所言极是！你的发挥，让我想到了孟子的一句话：“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如果说这种浩然正气是中国英雄文化的原形的话，那么刘兰芝的抗拒奢华生活、李大钊的为理想献祭，也应该属于这一文化的血脉。遗憾的是，人们习惯性地将英雄定位在和外在敌对势力的抗衡上，却始终意识不到和内在敌对势力的交锋。于是，忽略文本中普通人物性格中的英雄元素，或者在现实中面对名利、权势，很容易丢掉原则，不择手段，还恬不知耻地认为这是“与时俱进”，识时务者为俊杰，是别样的英雄，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苏：从这个角度说，刘先生对原形文化和伪形文化的辨析与论述，不仅具有正本清源的学术价值，还具备陶铸人心、激浊扬清的社会价值了！刘先生关注英雄性格中的童心、慈悲心，并旗帜鲜明地将“热爱人、造福人”视为中国原形文化的精神，觉得这是“婴儿般的具有质朴内心的精神”，是中国英雄文化中的“原形”。由此出发，把贾宝玉、孙悟空、唐僧定位为“英雄”，真的堪称惊世骇俗之论。
从语文教学的角度说，我们太多地关注英雄强亢的精神、笃定的意志、无畏的勇气、超人的功夫，认为这是伟丈夫的表现——这也难怪，连台湾的马英九都认为强者得具备三个基本条件：最野蛮的身体、最文明的头脑和不可征服的精神，独独忽略了英雄身上的婴儿气质、女性气质、常人气质。以至于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在死前抱着自己心爱的女人痛哭流涕。《爸爸的花儿落了》一文中那位强势父亲“举起手，看手上的指甲”，实际上是想把默默流出来的泪水给憋回去的诸多有价值的细节，都被我们野蛮地省略了。一经省略，文本的情感内蕴立刻就轻浮了很多。这怎么能不使情感熏陶、审美教育被架空呢？
汲：是啊，还是这种情感熏陶、审美教育的低效，乃至无效，使得很多语文老师竟能奇迹般地将学生讲得厌恶语文，恐惧语文。低效与无效的教学结果，与无数次的“省略”“忽略”的堆积绝对有着不可推脱的干系。“省略”“忽略”多了，想象的滋润、灵魂的牧养就渐渐变得很乏力了。救赎自己都成了问题，又谈何度人！
苏：说到度人，我始终心怀戒备。即使面对刘先生的《人文十三步》，景仰的同时，依然心存疑问：只将《山海经》视为中国的原形文化是否合理？难道越是早的就越是原形的？如此，产生于晋国土地上的重功利、重实用，讲究法、术、势的法家文化为什么就不能说是原形文化？原形文化与伪形文化的区别到底是什么？还有，伪形文化流传日久，深入人心，为什么就不能转正为原形文化？比如禅宗，是中国文化潜入了佛教文化的核心层，我们是否可以说禅宗之于佛教，是印度原形文化的伪形？
汲：你的这一通发问令我有点发虚，但是谈谈自己的看法还是可以的。
刘先生将《山海经》视为中国的原形文化，恐怕至少是出于以下两点原因：首先，《山海经》是一部富于神话传说的最古老的地理书，既然是神话，当然最能体现我们的先民最原初的思维、心理、欲望和追求，所以称之为“原形”并不为过；其次，《山海经》中体现的“赤子情怀”“福人情怀”顺应了人类追求真、善、美，不断超越自我的心灵愿景。我们每个人都不完美，但是有了这种健康、美好的原形文化的引领，我们可以不断走向完美。
先生在该书中也曾说到儒家文化是中国的原形文化，而后世的“三从四德”“三纲五常”“打倒孔家店”，则是伪形文化。这说明他没有将《山海经》视为唯一的中国原形文化。刘先生之所以没有将法家文化说成是中国的原形文化，他在对“三国气”“水浒气”的批判中已经显露端倪：重权谋，重杀伐，再怎么机智，再怎么神勇，都是背离人性的美好愿景的，因为这不是将人性引向神性，而是推向了兽性。
先生说“双典”是中国伪形文化的高峰，并在别的场合说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在文学创作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方面是“首席”，但诺贝尔文学批评家们宁可把光荣授予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正是因为三岛由纪夫的作品具有暴力倾向，鼓吹了武士道精神，不符合诺贝尔的价值理想——广义的善。这正是原形与伪形的判别依据。
禅宗是否属于佛教文化的伪形，我看不是。禅宗主张“彻见心性”“见性成佛”，这体现了佛教的精髓。况且注重心灵的淡泊、超脱，也是一种向善的力量。美好的内质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是有了更好的充实，说“伪形”显然有些不妥。
苏：可否这样说，不管原形，还是伪形，正流，还是变流，都要关注文化的内质。中国英雄文化的伪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治谋略、权力意志、道德教化的介入，进而把英雄逼人了武侠世界、神魔世界，或者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反而使英雄远离人性，成了远离我们生活、远离我们生命的孤家寡人。
汲：的确有这种倾向。相对于古代的比德说，当下很多语文老师解读文本时一味地趋附时代的“共名”，将人物符号化、概念化，缺少自我生命的融入，表面上谈得头头是道，实际上英雄的精神能量根本没有被他的心灵吸纳，于是说和做成了两张皮，学生听得也冷若冰霜。新课标强调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渗透毫无效果，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刘先生说“英雄文化不等于就是雄性文化。真正的英雄必须把握刚与柔、雌与雄、牝与牡的合情合理合势的关系”，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强与弱”“刚与柔”“奇与常”“狠与慈”，应该是对他关于英雄文化内涵的一种继承、一种补充吧。但是如何发扬原形文化，规避伪形文化，对文本中的人物进行人性化、个性化、合理化的解读，使原形文化有效地滋养我们以及学生的灵魂，还需要做大量细致而艰巨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