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史的分期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汉语史是研究汉语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内部发展规律的科学。在历史科学中分期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任何事物的长期发展都必然形成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不分期就很难说明客观事物发展过程的全貌及其规律。汉语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也是有阶段性的，分期可以使我们正确认识汉语发展过程的全貌及其规律。如果不能科学地解决汉语史的分期问题，实际上就是没有弄清楚汉语是怎样发展的，研究将只能停留在表面，哪谈得上发现汉语的内部发展规律。但是在学术界对于汉语史分期的重要性并非已经取得一致的认识，在怎样分期，即根据什么标准分期和分成多少期等问题上，意见更是大有不同。
怎样分期呢？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社会的发展推动着语言的发展，社会的分化、统一影响着语言的分化、统一。研究汉语史的分期当然应该联系汉民族的发展历史，应该注意中国社会发展对汉语发展的影响。但是社会发展只是语言发展的外在条件，而语言发展的方向和变化形式却是由语言的内部发展规律决定的，因此，汉语史的分期首先只能以汉语的语音、语法、词汇三方面的变化状态作为依据。古人的语言主要靠书面语保存下来，汉语的书面语已经有三千多年历史，先秦就形成了“雅言”“通语”，也就是汉语的文学语言。汉语史的研究对象应该是这种文学语言，我们要考察各个时代的文学语言在语音系统、语法系统、词汇系统方面的发展变化，据此来给汉语史分期。
东汉以后汉语书面语分成文言、白话两个系统；我们重视白话资料，因为它更反映当时的口语。但是我们必须以这些书面语为主（包括文言），并结合现代汉语方言、中外借词对音、诗文押韵、汉字应用等其他材料，从文学语言的角度来考察汉语语音、语法、词汇的发展，才能弄清汉语发展的全过程。正如王力先生在《汉语史教学一年的经验和教训》中所指出的：“我们并不重视俗文学里昙花一现的东西。无论语音方面，语法方面，词汇方面，如果不能说明文学语言的发展的情况的，就不能认为汉语史的主要对象。”[10]上3
二 汉语史的两种分期意见
王力先生是汉语史研究的开创者，1954年他在北京大学开设了一门从未有的新课“汉语史”。此后四年之中，王力先生全力以赴，不但综合了我国传统小学、当代汉学（包括中、外学者）的学术成果和个人二三十年的研究心得，还参考了当时条件下所能找到的苏联有关语言史的教学大纲和教材（《俄语历史语法》和教学大纲、俄译本的英语史和法语史教学大纲等），完成了《汉语史稿》这部开山之作，并于1957年3月至1958年6月分成上、中、下三册由科学出版社先后出版。
《汉语史稿》上册第一章设有专节《汉语史的分期》，讨论了分期的重要性、分期的标准，提出了分期的“初步意见”，把汉语史的发展分为上古、中古、近代、现代四个时期：
（一）公元三世纪以前（五胡乱华以前）为上古期。（三、四世纪为过渡阶段。）
（二）公元四世纪到十二世纪（南宋前半）为中古期。（十二、十三世纪为过渡阶段。）
（三）公元十三世纪到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为近代。（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为过渡阶段。）
（四）二十世纪（五四运动以后）为现代。[10]上35
并且分别列举了四个时期汉语的语法、语音变化特点。
一直以来，汉语史研究者大多采取王力先生的分期观点，但是从上个世纪末起也有研究者是持古代和近代两分的看法。这其实是从五四时期文白之争延续下来的。黎锦熙先生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发表的《中国近代语研究法》（参见《黎锦熙语言学论文集》）中就把“宋元至清末约九百年间”算作近代汉语，并说：“此一大段实为从古语到现代语之过渡时期，且为现今标准的国语之基础。”[4]不过，影响最深远的论述还是吕叔湘先生在《近代汉语指代词·序》中的一段话。他说：
秦以前的书面语和口语的距离估计不至于太大，但汉魏以后逐渐形成一种相当固定的书面语，即后来所说的“文言”。虽然在某些类型的文章中会出现少量口语成分，但是以口语为主体的“白话”篇章，如敦煌文献和禅宗语录，却要到晚唐五代才开始出现，并且一直要到不久之前才取代“文言”的书面汉语的地位。根据这个情况，以晚唐五代为界，把汉语的历史分成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两个大的阶段是比较合适的。至于现代汉语，那只是近代汉语内部的一个分期，不能跟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鼎足三分。[7]
这仍是从五四时期文白之争来讨论问题的，不能认为是汉语史的严格历史分期。王力先生明确指出，汉语史的分期不能“以文体的转变为标准”，“文体的转变不等于全民语言的转变”。[10]上33-34
我们觉得，“以晚唐五代为界”划分文言、白话两种书面语，不无道理；可是由于两种书面语的发展同口语的关系复杂，“以晚唐五代为界”来把汉语分成“古代”“近代”两个时期，实在是难以解释清楚汉语语言系统的历史发展过程。应该指出，给语言史分期，总得把语音、语法、词汇三方面联系起来考虑。汉语语音史先秦有《诗经》音系，隋唐有《切韵》音系，元代有《中原音韵》音系，三个音系将其两分，怎么切分呢？至于汉语口语语法的历史发展过程以晚唐五代作为分期界限，也是缺乏根据的。比如，现代汉语判断句需用系词“是”和处置式“把”字句的确立都是在六朝或隋唐时期，而不是晚唐五代。又如，现代汉语表示情貌的形尾“了”“着”的确立是在宋代，而不是晚唐五代（参看王力《汉语语法史》）。再说，汉语词汇系统在晚唐五代前后也变化不大，不足以划分为两个阶段。总之，这个两分意见看来是不宜奉为圭臬的。
我们不妨再参看几种外语史：
（一）英语史通常分为三个时期四个阶段（参看李赋宁《英语史》和秦秀白《英语简史》）：（1）古英语时期：从公元450年至1150年；（2）中古英语时期：从公元1150年至1450年；（3）现代英语时期（分两个阶段）：[a]从公元1450年至1750年为早期现代英语时期，正好也是文艺复兴时期；[b]从公元1750年至今为现代英语时期。
（二）俄语史一般分为四个时期（参看车尔内赫《俄语历史语法》“导言”第6节和阿列克先柯《俄语语法史》“导言”）：（1）共同斯拉夫语时期，公元一世纪至六世纪。公元一世纪出现在东欧平原的斯拉夫—安特人，还处在氏族部落社会，他们不断发展，占据了东欧广阔的土地，有共同语言；六世纪后分为西斯拉夫部落、南斯拉夫部落、东斯拉夫部落，语言也逐渐分化。（2）东斯拉夫语时期，公元七世纪至十二世纪。公元七世纪作为东斯拉夫人共同体的罗斯人，九世纪建立了基辅罗斯公国。基辅罗斯公国的发展在东斯拉夫人的历史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个斯拉夫族的文化摇篮，也是这三个语言的共同来源。（3）古俄语时期，公元十二世纪至十七世纪。公元十一世纪基辅罗斯公国瓦解，大小封建公国林立，公元1147年莫斯科城建立，莫斯科公国日益强盛，完成了统一俄罗斯的事业，形成了统一的古俄罗斯语。（4）现代俄语时期，公元十八世纪以后。公元十七世纪初罗曼诺夫王朝建立，彼得一世的改革推进了俄国的发展，十八世纪在俄语中也产生了许多新现象，奠定了现代俄语的基础。
（三）德语史分为六个时期（阶段）（参看约阿希姆—席尔特《简明德语史》）：
（1）早期中古德语（5世纪—11世纪中叶）；
（2）中期中古德语（11世纪中叶—13世纪中叶）；
（3）晚期中古德语（13世纪中叶—15世纪末）；
（4）早期近代德语（15世纪末—18世纪末）；
（5）近代德语（18世纪末—20世纪中叶）；
（6）现代德语（从20世纪中叶起）。
《简明德语史》在叙述分期之前还专列一章，讨论了德语的史前史，介绍了北欧日尔曼部落及其语言状况。
比照英语史、俄语史和德语史，它们都从公元以后讨论起，还分为四个时期（阶段）到六个时期（阶段）；汉语史从殷商时代讨论起，时间长了一倍以上，如果只分古代、近代两段，显然欠妥。
三 先秦汉语和近代汉语的分期问题
王力先生上世纪50年代提出他的分期时，明确指出：由于研究还不充分，“现在只能提出一个初步意见”。[10]上35因此，60年代初，我们在汉语史课程的教学中，就开始对分期问题有了一些想法。
首先，对比甲骨刻辞和周秦典籍的语言，我们深感二者的语法系统和词汇系统差别很大，所以当时在讲稿中作了一些陈述。“文革”后又写了十多篇先秦语法史论文，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甲骨刻辞没有句尾语气词、疑问代词、状态形容词，没有表示判断的名词谓语句和特指问句（参看拙作《先秦语气词新探》《远古汉语的词类系统》《远古汉语的句法结构》，载《汉语史论集》，下同）。
（二）甲骨刻辞指示代词只有“兹、之”两个不分远近的泛指代词，跟先秦典籍相比，不只是少了“其、此、斯、是、彼、夫、他（它）、莫、尔、若、然”等十几个指示代词，而且从体系上看，一个是单一的一类泛指代词体系，另一个是复杂的五类指示代词体系（包括：1、泛指和特指；2、近指和中指；3、远指；4、无定；5、谓词性指代）（参看《试论上古汉语指示代词的体系》）。
（三）甲骨刻辞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介词等词类也不只是数量的变化，而是在结合关系和句法功能上也多有变化发展（参看《远古汉语词类系统》）。
（四）甲骨刻辞基本上只有单音节词，西周出现复音词，春秋、战国时代复音词占了词汇总量的百分之二十。这对语法系统的影响是巨大的。复音词的构词法、结合关系和句法功能都与单音词有差异，涉及语法系统的诸多方面（参看《先秦汉语构词法的发展》）。
总之，甲骨刻辞与周秦典籍之间词汇、语法的变化之大，是之后任何时候都无法相比的。后来杨逢彬（2003）发表的《殷墟甲骨刻辞词类研究》有更多可供对比、具有参考价值的材料和分析。至于音系面貌，两者之间的差别也不小，我在上世纪80年代发表的《殷商时代音系初探》中有所分析、探讨。
因此，我们将殷商时代的甲骨刻辞从上古汉语中切分出去，定为远古汉语。1960年我与唐作藩先生第一次合讲汉语史课时，曾把这个意见写进讲稿，后被印成讲义散发；1996年讲义被人抄袭，由济南出版社以《汉语史》名义出版。这一抄袭行为遭到了学术界应有的批评。
其次，王力先生提出“公元十三世纪到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为近代”，我们也有疑虑，认为似可分为两期：
（一）十三世纪至十四世纪（南宋后半、元）为近古期，周德清的《中原音韵》音系和动词形尾“了”“着”的确立是近古时期的语言变化标志。
（二）十四世纪至十七世纪（明、清前期）为近代期，徐孝的《等韵图经》音系和用“拿”“捉”表示处置式、用“吃”“教”表示被动式的出现是近代时期的语言变化标志。
我们看到，从南宋后期到鸦片战争七八百年间，元、明之间音系的变化不小。拿《等韵图经》同《中原音韵》比较：声母由25个减少为20个；韵母由19部减少为15部，3个-m尾韵部消失了；声调也有差异，入声消失后转入其他声调，两者的区别也很大（参看王力《汉语语音史》）。语法系统、词汇面貌也有一些变化。总之，分为两个时期是比较适宜的。
把远古、上古分开，近古、近代也拆分为二，这当然是我个人的想法，也只能是“提出一个初步意见”。
四 社会发展与汉语史分期
有人把上古期、中古期、近代期再按朝代分为上古前期、上古中期、上古后期、中古前期、中古中期、中古后期、近代前期、近代中期、近代后期。这是依据王力先生的分期作了一些变动，也应该是“一个初步意见”。其中“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阶段，王力先生定为近代至现代的“过渡阶段”，而这里却划作“近代后期”。我认为，恐怕还是王力先生的处理更妥当，定作“近代后期”是不容易说清楚汉语发展的。王力先生四个时期之间都设有“过渡阶段”，这是很有讲究的。因为语言的发展是渐进的、缓慢的，新、旧形式的并存时间可能很长，旧形式被替代而确立新形式需要时间，这就是设立过渡阶段的客观需要。
总的来看，汉语史的分期同中华大地、中华民族的社会发展、民族融合是息息相关的。殷商时代（公元前十四世纪一前十一世纪）政治、经济、文化远比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八世纪—前三世纪）落后，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最迅速、变化最巨大的黄金时代，反映到语言上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就是分为远古、上古两个时期的客观现实。西周（公元前十一世纪—前八世纪）不妨看作汉语远古时期到上古时期的过渡阶段。
汉魏以后，战乱频仍，匈奴、鲜卑、羯、氐、羌入主中原，民族融合，民众远道迁徙，都给汉语带来了重大影响，促进了汉语中古时期的确立。王力先生定“三、四世纪”为汉语上古期和中古期的过渡阶段，正是看到了南北朝语言融合这一事实。有人据佛经译文的出现把东汉也算作中古汉语，则是完全缺乏说服力的。
王力先生把“十二、十三世纪”定为汉语中古期和近代期的过渡阶段，这也是对宋代南北分治影响汉语状况的关注。后晋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后，今天的北京成了辽代的南方重镇（五京之一的“南京”），也是金代的燕京、“中都”。三百年间（936-1234）从东北地区到北京，契丹人（辽）、女真人（金）同汉人长期杂居，人口不断流动，逐渐融合汉化，给汉语带来了重大影响。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的：在民族大迁移后的时期中，“到处都可见到的一件事实，即奴隶成了主人，征服者很快就学会了被征服民族的语言，接受了他们的教育和风俗”。[8]81辽、金两代在幽燕方言基础上形成的“燕京话”（北京官话的前身）应是北方辽、金两代所使用的文学语言。
辽、金南面的北宋、南宋却还是使用着以河洛方言为基础形成的《切韵》系统（《广韵》《集韵》），沿袭着中古时期的文学语言。蒙古统治者灭金后，建都燕京，改名大都，“燕京话”得以继续沿用，这就是《中原音韵》系统。
元朝覆亡，蒙古统治者仓促逃离大都，城池残破不堪，人口稀少。朱元璋公元1368年建立明朝，攻破大都不久，就封朱棣为燕王，两次移民近四万户屯田北平（即元大都）。建文四年（公元1402）朱棣夺得惠帝的帝位后，改北平为北京，更是频繁地从各地向北京移民，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迁都北京，也带入了众多官民。前后50年从全国各地移居北京的人口，“估计当有几十万人”（参看林焘《北京官话溯源》）。方言杂处，不能不影响北京话，徐孝《等韵图经》就记录了这一事实。
王力先生还提出自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为近代至现代的过渡阶段，在我看来，这是更富有启发意义的。我们知道，英帝国主义者用鸦片毒害、腐蚀中国朝野，发动鸦片战争，把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国家，英语也成了入主中国的外语，这与历史上汉语与境内语言接触的状况不同。因为这时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已不是处于先进的一方，而是处于落后的一方，因此，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名词术语大量传入中国，汉语的借词、译词比任何时候都多得多。正如王力先生指出的：“佛教词汇的输入中国，在历史上算是一件大事，但是，比起西洋词汇的输入，那就要差千百倍。”[10]下525汉语吸收西方哲学、政治、经济、文学、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从明末清初就已开始，后来逐渐加快，戊戌变法以后，进度相当迅速。王力先生还指出：“现在在一篇政治论文里，新词往往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从词汇的角度来看，最近五十年来汉语发展的速度超过以前的几千年。”[10]下525这正好说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是汉语史从近代至现代的过渡阶段。
总之，我完全赞同王力先生设立过渡阶段的方案，只是认为应该增加远古、近古两个时期，这就是我对汉语史的分期意见。
本文2013年7月23日于蓝旗营完成初稿，8月17日于蓝旗营修改定稿。初稿承张猛、华学诚、孙玉文三教授提供意见，多有采纳；孙玉文还提供了去年出版的《简明德语史》。在此深表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