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邦交正常化3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日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会议论文,邦交正常化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东北师范大学主办、东北师大日本研究所承办的“中日邦交正常化3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9月26-27日在长春召开，并获得圆满成功。来自日本和中国的近40位学者出席了会议。
会议共收到论文24篇，有22位学者在大会上做了正式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蒋立峰、东京大学教授小森阳一、大阪外国语大学教授西村成雄、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韩东育以及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教授李阁楠做了基调报告。与会中日学者就中日关系中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进行了广泛交流。从大会盛况来看，中日学者围绕“中国威胁论”、“历史修正主义”、“国民的战争责任与历史认识”、“影响中日关系的思想意识”、“30年来中日的经济合作”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使大会达到预期效果。现将此次大会情况综述如下：
第一、“中国威胁论”问题。“中国威胁论”是本次会议讨论的一个重点。在回顾中日关系30年来的发展历程与展望中日关系未来30年的发展前景时，蒋立峰在基调报告中对“中国威胁论”的实质、产生的时代背景、是否存在“中国威胁”等问题进行了缜密的分析。他认为，作为炒作或恶意攻击的来自日本方面的“中国威胁”论说是存在的。可以认为，这是“中国威胁论”的本来面目。至于它产生的背景，蒋先生认为，经过改革开放，中国的国力增强了，中国的和平统一大业有所进展，军事技术水平也有所提高，因而某些日本人人为鼓吹中国将会成为“军事大国”或“超级大国”。另有一些日本人从中国劳动力外流会威胁日本社会的稳定、中国统一台湾若动用武力则会影响日本利益等角度考虑，极力鼓噪“中国威胁论”。当新大国出现时，就会给原有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带来紧张感，在此基础上往往容易产生威胁论。如何不被这种威胁论所迷惑，积极地接纳新大国加入国际关系，值得日本人深思。针对日本方面鼓噪“中国威胁论”，蒋先生有理有据地加以否定。他认为，如果从中国的GDP为日本的四分之一，人均GDP与日本相差10倍的情况来看，说“中日强强相对”缺乏说服力。他指出，无论从经济方面亦或从政治方面来看，中国都不会威胁亚洲邻国乃至整个世界。在目前阶段，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大国中国与世界经济强国日本共为利益相关的东亚邻国，这应该是思考中日关系未来发展的基本出发点。面对中日关系的现状，先生满怀信心地认为，中日两国是东亚稳定的两大支柱，中日关系是东亚发展的巨大动力，经过两国人民和政府的努力，中日关系一定会发展得更好。蒋先生的观点，在中日学者中间产生了共鸣。日本学者小森阳一认为，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是日本右翼势力有意鼓噪的。
第二、关于“历史修正主义”问题。近年来，日本新民族主义思潮沉渣泛起，给中日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有人认为，“历史修正主义”是新民族主义的一个特征。在此次研讨会上，“历史修正主义”问题成为学者们争论的焦点之一。东京大学教授小森阳一在主题演讲中认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的20年间里，中日关系一直发展顺利。但是，进入90年代以来，中日关系出现了重大障碍。这主要指的是以“新编历史教科书委员会”为中心的“历史修正主义”和历代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他在演讲中还详尽地分析了其产生的历史原因就在于，日本右翼分子在日本经历了太平洋战争的失败后，已经丧失了自信，而且20世纪90年代以来泡沫经济的破灭使日本的自信心没能得到恢复。所以，美化侵略战争、美化殖民统治就成为右翼保守势力的基本战略。对此，小森先生提出在广大的市民运动中，培养市民正确的历史认识，并使东亚拥有共识的市民们联手来抵制日本的右倾化。
清华大学历史系刘小峰博士在其题为“后55年体制下的日本市民运动”中指出，在日本右翼势力崛起，民族主义澎湃如潮的当今日本社会，有一股不可忽视的反右的市民运动。他们在努力地维护着中日关系，他们是致力于中日和平友好事业的人士应该争取的对象。
针对“历史修正主义”名词，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周维宏教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所谓的“修正主义”是指历史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篡改与修正”的学说与理论。在日本右翼势力所鼓噪的“皇国史观”及美化战争思想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历史修正主义”。二战后，天皇的战争责任没有被追究，“皇国史观”及“天皇中心主义”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因此，根本不存在“历史修正主义”。今天右翼势力的猖獗，只不过是对战前“皇国史观”的继承。他们和战前法西斯分子的关系是“新老交替”或“一老一少”的关系。小森先生对此表示认同，并强调，他之所以选用“历史修正主义”一词，是为了在批判对手时使对手服气而给对手们贴上的标签。这说明在批判日本右翼势力的问题上，中国学者表现得直截了当，而日本学者则采取迂回战术。
第三、“国民的战争责任与历史认识”问题。这虽然是个老话题，但它又是探讨中日关系时无法回避的问题。从大会的相关发言来看，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体现了视角新、材料新的特点。
胡澎博土以战争期间日本妇女运动家市川房枝的政治转向为切入点，着重分析了她转向的过程以及社会因素与内在因素，从而指出在战争时期日本妇女也被组织起来投入战争，应该负起道义上的责任。“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高涨”、“市川房枝对妇女参与战争体制的幻想和领袖意识”以及“天皇制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给她潜移默化的影响”等，带来了市川房枝个人的悲剧，也带来了日本妇女运动的悲剧，从而使妇女们成为战争的牺牲品，同时使她们背负起战争责任。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馆长朱成山的论文指出，在认识问题上，由于日本人有缺陷的和平观、偏颇的历史观和偏向性的教育观，造成当今日本社会中历史认知清楚、积极拥护并推进中日友好关系的人数，以及抹杀和否定侵略历史、反对中日友好合作的人数，所占的比例都较小；而历史认识模糊，对中日关系既不反对也不支持的中间派人数，特别是年轻人所占比例较大。因此，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勇于谢罪是实现民族和解的前提和取得亚洲人民信任的关键。
第四、“影响中日关系的思想意识”问题。大阪外国语大学教授西村成雄历史地回顾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人所形成的对中国认识的顽固思想以及“中国统一化论争”与战争期间中日关系的历史联系。他认为，1915年日本对华的“21条要求”，为日后日本对华认识的顽固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坚实基础，它是20世纪前叶中日关系的起源。此后，中日关系就是在“21条要求”的阴影下出现了困惑状态。在对华关系上，由于有“21条要求”，日本在20世纪最终选择了对华战争。当今社会，日本如何思考中日关系，如何思考自身，都将成为左右中日关系的关键因素。
韩东育以日本著名思想家丸山真男的“原型论”（又称“古层论”）为重点，探讨了丸山思想深处的“日本主义”思想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他指出，丸山虽然称得上是一位进步的思想家，但他所表现出来的“中国落后论”观点，却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他埋藏于内心深处的中国蔑视情结。尽管丸山也承认，这样一种为了证明“日本的进步性”而强调“中国的落后性”具有明显的缺陷，但他为自己所作的辩解，却并没有起到减弱这一论说“缺陷”所带来的负面效果的任何作用。他说：“如果允许我进行辩解，那么中国的停滞性，是当时处在第一线的中国史学家们或多或少都共同具有的问题意识。我也正是根据这种问题意识，从思想史的侧面，探讨何以中国的近代化失败并被半殖民地化，而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则成为东方唯一或最初的近代国家这一课题的”。韩先生在发言中也坦言，步入近代门槛时的中国，其落后性是有目共睹的，这无须讳言。我们甚至欢迎日本学者对中国的弊病进行正面批评和仗义执言。但中国的落后，并不意味着它的一切都在一夜之间变得毫无价值，更不应该构成为了证明本国的进步性而随意贬损甚至无视曾对本国自生近代化启蒙运动发挥过诱发乃至奠基作用之中国进步思想的借口和根据。表明丸山的“排荀非韩”强辩，实暗含着某种超学术的“日本主义”倾向。
李阁楠以“日本主义和中华思想对中日关系的深层影响”为题，提出当前影响中日关系的主要因素是日本方面的“日本主义”与中国方面的“中华”思想。这是造成今天中日两国政府层面对话与交流困难的思想原因。
陈秀武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思想史意义。他认为，从思想史的角度而言，中日关系中的非正常化是自近代以来逐渐衍生的，一直持续到1972年9月中日复交。中日恢复邦交意味着自近代以来，东亚地区“华夷”观念的破灭与中华文明正统观念的寿终正寝。在前近代，以丰臣秀吉挑起对明朝的战争为界限，日本人开始摆脱东亚国际秩序“华夷体制”的控制，逐渐构筑起“我为中华，彼为夷狄”的政治外交理念（即他所说的“新华夷秩序”）。近代以来日本国家的外交过程实际就是新“华夷秩序”理念的实践过程，一直持续到战败。在对未来中日关系展望时，他指出如何调整两国国民心态及进行自我反省、如何正确引导媒体等仍是中日关系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
第五、“30年来中日的经济合作”问题。中日关系的实质是双方的利益关系，利益最突出体现在双方于经贸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因此，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中日经济合作问题理所当然成为大会的重要议题之一。
外经贸部经济贸易研究院亚非部副主任李光辉以“经贸政策”为主，探讨了30来日本对华经贸政策的调整与演变。他认为，日本采取的是积极发展中日关系的政策，但不同时期根据自身的经济利益进行调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推行以本国利益为核心的中日经贸关系；20世纪80年代，政治色彩加大，有经济政治化倾向；20世纪90年代，中日贸易摩擦出现，日本扩大对中国出口，对华直接投资稳步增长，减少对华援助数量。从30年来的中日经贸关系看，他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日本，日本经济发展也需要中国。双方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在分析21世纪日本对华经贸政策趋向时，他还指出中日贸易摩擦将会增加，继续保持对华直接投资；对华经济合作将从维护冷战形势下的区域稳定转为正常的经济合作。
另外，还有学者认为，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属于楔入形关系，谁也离不开谁。从经济发展的角度，中日关系的发展前景是乐观的。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加强，相互依存关系加深，安全对话与合作不断取得进展，建立公正与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谋求更加巩固的国际和平环境，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东亚地区，中日两国承担着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尤其在东亚地区一体化的过程中，中日两国责任更加重大。但愿中日两国人民携起手来，共同开创中日关系的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