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国家的民族属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属性论文,民族论文,国家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对全球化问题的研究中，国家问题是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但关注点似乎不够均衡，其中国家的民族属性就属尚未探讨之例，至少没有正面探讨。因此，本文拟就该问题作一粗略讨论，以求深化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和民族过程的研究。
一、国家的民族属性及其在全球化中的自觉
国家的本质属性是它的阶级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石，但除此之外国家还有民族属性。这样说基于三点理由：一是国家不论地域上还是人口上都属于特定的民族；二是基于上述理由，国家总是代表和维护特定民族的利益；三是每个国家即便是成分复杂的多民族国家，都对国民具有一种天然的族性规约，（注：参见王希恩：《民族过程与国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3页。）从而使其具有和倾向于具有某种文化共性，这种文化共性也即它的民族性。日本国属于日本民族，维护日本民族的利益，它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属于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代表和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民族文化也特色鲜明；其他各国也莫不如此。当然，提国家的民族属性和阶级属性并不矛盾，因为任何事物都是多重属性的统一。阶级性是就它的政权性质而言的，民族属性则是从国家的人民、领土和主权“三要素”的综合意义上谈的。当今国家的民族属性是明确的，因为谁都知道当今世界正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s)”的世界，国家(state)只是民族的代理人。实际上，国家的民族属性也正是在民族国家阶段明晰起来的，而它的基本动因又是我们所讲的全球化。
“全球化”的定义歧义纷呈，但它的基本含义仍然讲的是人口、文化、制度、资本、技术和产品等突破地区或国家界限在世界范围内扩散的过程。而从这种扩散的范围、广度、深度和速度等因素考虑，人们又普遍把全球化的起点放在地理大发现的15世纪末期或工业革命开始的18世纪，这两个时间正是所谓世界“现代时期”的开端。全球化与现代化同时起步，这不奇怪，用A.吉登斯的话说，全球化就是现代性向全球的扩展，现代性的骨子里就是全球化。（注：参见Anthony Giddens,The Consequence of Modernity,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63。）认为现代之前的国家没有民族属性是不对的，因为历史上任何一种国家，不管是城邦、帝国还是封建领地都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民族归属，其统治机构和统治集团也不可能不是某一或某些民族利益的代表。与现代国家相比较，一是“民族”的含义有所区别：“前现代”民族是文化上的，“现代”民族则在文化的基础上增添了政治的内容；二是国家在民族身份上的自觉性不同：“前现代”国家很多情况下对自己的民族性是不自觉的，而“现代”国家则是绝对的明确。所以，我们说全球化对国家民族属性的影响实际上是对民族含义上的扩展和自觉。
现代民族观念的形成和国家民族属性的自觉是与民族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一脉相承的，而民族主义又是因全球化的资本和商品流动、军事殖民扩张以及制度和文化的传播在全世界得以推广的。
西欧是最早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现代国家制度的地区，也是世界民族过程最早进入自觉阶段的地区。现代民族意识随着西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文艺复兴的兴起和以封建王权强化为前提的君主国的建立而萌生，又在18世纪启蒙运动的丰腴土壤中得到了升华，而经过法国大革命和欧洲革命的磨砺，至19世纪，民族主义已成为一种锐不可当的政治潮流并开始荡涤世界。这期间，康德的伦理学全力倡导人的“自决”，他的继承人费希特提出“个人的完全自决最终要求民族的自决”，而到了马志尼那里，“非民族的政府不受欢迎”的民族主义理论便趋于成型。凯杜里将民族主义理论概括为：人类自然地分成不同的民族，这些不同的民族必须是政治组织的严格单位。由于现实世界并没有符合这样的原则，所以才出现了压迫、疏离和精神枯竭等人类所经历的所有弊病。除非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国家，享有独立存在的地位，否则人类不会有任何美好的处境。（注：参见［英］埃里·凯杜里著、张明明译：《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四版导言。）既然国家和民族必须一致才符合“原则”，为摆脱压迫和社会弊病必须要使民族和政治单位严格对应起来，那么不符合这种原则的必须要加以革除。由民族主义主导的社会变革和革命自始至终地体现着这一点。19世纪的欧洲政治经历了从王朝问题到民族问题的转变，20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将沙俄、奥匈和奥斯曼三大帝国彻底瓦解，促成了西欧早期民族国家之外的欧洲国家的普遍民族化，将帝国废墟上形成的国家明确赋予了民族国家的名分。再其后，从欧美扩展至亚非和大洋洲的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也几乎无一例外地奉行了这一原则。只不过民族主义从来不愿单打独斗，而总是同其他意识形态潮流同打天下。但在这种合作当中，它的政治单位和民族单位统一性的原则又被它的合作者们广泛接受，成为19-20世纪世界通行的政治准则。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几乎每一个国家，不论它的意识形态如何、种族和民族构成如何都自觉声称为“民族国家”。国家的民族属性是它的合法性的基本前提，联合国是民族国家的联合组织，不是民族国家就没有资格位列其中。但这里的“民族”是“nation”，是自认为一个社会整体，期望获得政治独立和统一的民族或民族联合体，而不一定是一个族体(ethnos)。对“nation”的理解是有差异的，但除了政治意义外，它的公认标准还是文化上的“同质性”。于是，各国完成民族独立或统一之后的所谓“民族建设”(nation-building)，其实质就是一国范围之内的文化统一性建设，即通过各种途径竭力使原本文化多元和民族多元的状况显现出同质性来，使各自的形象更符合“民族”的标准。这是现代国家的民族属性愈显突出的又一原因。
为国家打造民族属性的民族主义既是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种世界性的社会运动，它从欧洲向世界的扩展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和制度的全球化过程，然而这个过程则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和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上的殖民主义侵略：正是资本的扩张带来的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要求建立起以国家为单位的统一市场，以“民族”的聚合力来形成这种市场、维护这种市场；又正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掠夺激发起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意识，把原本荡涤他们宗主国的民族主义理论接受过来，激扬开来，为赢得自身的独立和解放而高举起民族的旗帜。由此，不论是起步早的发达者抑或被欺凌而后觉醒的后来者都随着全球化在“民族”的大厦中找到了自己的安身之所。
二、当代全球化对国家民族属性的支撑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结束和新的科技革命的发展，人类的时空间隔被大大压缩，跨国经济的增长和由发展带来的各类问题迫使世界各国更深入地交流，在更大范围上沟通和合作，使自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之后开始的全球化进程骤然加快，以致人们开始用“全球化时代”来为当代世界定位。全球化为人类社会点燃了快速发展的引擎，但也将刚刚由现代社会创造的结构、制度和文化推入了经受冲击的风口，民族国家尤其如此。因为全球化本身就是对世界范围内资源、产品、人口的信息配置和流通的阻隔的冲决，而其中国家的阻隔首当其冲。正由于这一点，在西方的全球化理论研究中，自然就有类似“民族国家终结论”这样的论点。（注：参见杨雪冬：《全球化：西方理论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页。）这种论点是可以找到不少论据的，诸如，全球性问题不断增多，为国家解决跨界问题力所不及；市场力量和信息渗透已冲决了国家界限，国家无能为力；国际组织数量增多和功能加强，正在限制或替代部分国家权力等。然而，目前大多数学者却认为，民族国家尚不会退出历史舞台。虽然全球化的确为国家职能的发挥增加了限制，但在全球化进程中还没有产生出一个可以完全替代国家职能的共同体或组织。全球化会改变国家行使主权的范围和空间，却不会造成政治生活组织原则的彻底改变，即不会导致国家主权的消亡。（注：参见斯蒂芬·D·克拉斯奈著、白分哲编译：《国家主权的命运》，《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2年第1期。）这些论点无疑都是符合实际的，甚至我们还可以说，正是由于民族国家的存在，才可以保证全球化在一种稳定有序的状态中进行；全球化为世界带来的紊乱、冲突和矛盾，也只有在国家这一层面上才有可能调整和消解。不过，这些论点其实只回答了问题的一面，即全球化在当前尚不能将国家挤出政治舞台，还需要国家的存在。至于这种国家是否还需保持民族属性，是否还是民族国家，其实并没有回答，尽管人们在观念上还总是把现代国家等同于民族国家。
亨廷顿因提出“文明冲突论”而名声大噪，舍去他的理论背后的政治动机和明显的不实之处，有一段论述还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他认为：“后冷战的世界里，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和经济的，而是文化上的。人民和民族正试图回答可能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我们是谁？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和体制来界定自己。他们认同部落、种族集团、宗教社团、民族，以及在最广泛的层面上认同文明。”（注：［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这可以由冷战之后世界出现的“民族主义浪潮”和连绵不断的民族宗教冲突得以验证，也可以由西方国家出现的以族群认同为主要内容的所谓“新认同政治”的升温得到证明。关于这些现象出现的原因，有两点已被人们所反复提及：其一是冷战结束使得原本受到束缚的民族和宗教感情得以释放，原本就存在的民族矛盾、文化矛盾得以突出；其二便是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失范”使得人们必须强调社会认同，以为社会提供必要的凝聚力、秩序和信仰体系，而最有凝聚力给人们以亲近感和庇佑的就是文化和亲缘群体。这两点其实已说明了国家仍需以民族为基础，即国家仍将保持民族属性的一个缘由：全球化的今天仍需要，甚至更需要建立在文化和亲缘基础上的社会认同，而民族国家就正是这种认同所需要的最高政治形式。它是具体的、有形的，也是最有感召力的。“在现今世界，民族和民族主义仍然是国家的自由社会能够存在的惟一的现实基础。”（注：A.D.Smith,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a Global Era,Polity Press,UK,1995,p.147.）A.D.史密斯的这个观点是有说服力的。
国家在全球化的今天仍将保持民族属性的第二个缘由，是全球化尚不能摧毁国家与民族结合的地域基础。民族的本质属性是文化，它的产生至迟不会晚于国家，国家始终与特定的地域、特定的民族结合在一起，这正是国家具有民族属性的根本。因此，国家要改变它的民族属性，其前提就是分离国家与特定民族的结合，改变民族原有的地域基础。但现在来看，已有的全球化水平远远没有达到这种力度。且不说脱离母国移居他乡的人口占各民族人口的比例还很小，即便已经完成这种迁居的人口在几代之内都还是“根”缘不断，寻根访祖的感人事例不一而足。他们的域外认同同样维系着民族的故土和祖国。
国家在今天仍然保持民族属性的第三个缘由需要追究它的经济基础。这一基础如前所述，是从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过程中获得的。资本和商品的扩张需要统一的市场，这种统一首先是国家范围内的，它需要“民族”的同一性维护市场的统一，造就一种“国民经济”来支撑资本的生存和扩展。全球化在当代的发展已在相当程度上冲决了国家的经济藩篱，以至有人惊呼“国民经济”已不复存在，但如说各国经济已完全全球化尚为时过早。全球化带给世界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发展不平衡，发展差距日渐加大，贫富差距日益悬殊。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因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的不利地位使其对政治的要求是倾向于保守的，它的任何放任和超出限度的开放都可能导致民族利益的丧失，直至危及自己的生存。当今尽管世界在全球化，但这些国家仍不能不恪守似乎已经过时的“现代性”，即通过强调民族性来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主动推动者，经济上的先发优势足可以使它们在全面的全球化中受益，但它们在利益的共享方面决不是“全球主义者”。为了占有资本扩张带来的最大利润，它们同样需要赋予国家以“民族”的色彩，以抗拒利益的流失和维护垄断。
上述原因使得尽管全球化在迅猛推进，但它并没有撼动民族和国家固有的亲和力，民族国家仍然有着蓬勃的生命力。两个明显的例子是，其一，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以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为发端，新的国家骤然出现了近30个，是继20世纪60年代民族解放运动高潮之后，世界上出现新国家最多的时期，并且它们都以民族国家自居；同时，各国的民族分裂主义也受此鼓舞，在“民族自决”的鼓噪声中加紧了追求“独立”的步伐。（注：参见［英］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著，文军等译：《全球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26页，表5-1。）其二，同样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原本分裂的国家正依据民族原则重新走到一起。也门和德国相继完成了统一，朝鲜和韩国正排除干扰加快联合进程，香港和澳门的回归也使得中国的统一最后只集中在了台湾问题。一切都似乎表明世界在按民族主义的逻辑重新排列，民族主义仍有着牢固的社会基础。受此影响，一些西方人醉心于所谓“微民族主义”(micronationalism)的“成人游戏”，在各自国内造就了成百上千的“微民族”(micronation)和以此为“国民”的“国家”。而这种荒唐现象竟也借助互联网技术的普及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在世界一些地方获得了蔓延。（注：参见Peter Ravn Rasmussen,"What is Micronationalism?"www.yahoo.com/schliast.org/nations。）
在新的国家继续以“民族”的面貌出现的同时，原有的国家似乎也都更加重视自身的民族性，在传统文化、语言和政治体制等方面极力表现出自己的特点，维护自己的民族利益和传统。仅就语言而言，英语虽然作为一种国际交流的语言广泛通行，但除了传统的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之外，世界上并没有更多的国家将其作为“国语”加以推广。因经济和政治原因在国际上有着相当通行度的法语、德语、俄语和日语等也是如此。据统计，从1958年到1992年，这几种语言在世界人口中的使用比例不但没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其中英语在世界人口中使用的比例从9.8%下降到7.6%。（注：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49页。）俄语曾在前苏联国内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苏联解体之后原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语言迅速将它取代，而俄罗斯则极力巩固俄语在自己国内的绝对尊严。2002年2月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的新的《国籍法》，第一次将语言作为取得俄罗斯国籍的必备条件，规定申请加入俄罗斯国籍的外国公民必须掌握俄语。（注：参见王晓玉：《谁能获得俄罗斯国籍》，《中国青年报》2002年2月22日。）欧盟国家在欧洲一体化方面已经走得很远，但在确定欧盟机构工作语言时各国仍会为自己民族语言的地位而发生争执。
各国在语言问题上对民族性的强调是各国维护自身民族属性的一个侧面，而在其他方面，诸如对传统艺术、价值理念的弘扬，对民族杰出人物的赞颂，对民族标志性的神话、历史事件和纪念物品的着意彰显等，更是不胜枚举。爱国主义是超越各种意识形态在世界各国得到广泛推崇的道德观念，而爱国主义的内核就是强烈的民族情感。还需提及的一点是，在当代国际事务中，国家不但当然地维护本国国民的各种利益，也似乎理所当然地对居住国外已成为外国人的原本国民族成员负有义务。印度尼西亚前几年发生民族骚乱，中国政府对其国内华人的处境表示严重关注；前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为留在其他原加盟共和国中的俄罗斯族的利益奔走，而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则号召居住国外的哈萨克族和其他中亚民族回归自己的“历史祖国”。原本与国家关系无关的跨界和跨国民族问题在当今世界却总是导致国家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国家在这些问题上的“出格”正是它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民族责任的必然反映。
当然，维护国家的民族属性并不是单方面的“国家行为”，作为从这种属性中获得利益的国民来说，自觉地维护这种属性也便是很自然的事情。欧洲曾深受以法西斯主义为代表的极端民族主义祸害，但在今天同样是极端民族主义的“极右派”和“新右派”重新抬头的时候，竟仍然有着相当的支持率，其根源就在于外来移民冲击了这些国家的就业市场、分享了社会福利，而这些右派们打出的恰恰就是维护本民族利益的幌子。俄罗斯的“光头党”近来对所有的在俄罗斯的外国人发出恐怖主义威胁，其理由就是“俄罗斯是俄罗斯人自己的国家”，不许外国人在这里分享俄罗斯人的利益。（注：参见王晓玉：《俄光头党要扫荡外国人》，《中国青年报》2002年4月18日。）这是很具典型意义的。
就此来看，在维护自身的民族性方面，各个国家谁都没有含糊，全球化的喧闹并没有将人们的头脑吵昏，国家的民族属性还有着社会利益和民族意识的普遍支撑。至此我们可以讲，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当代世界，人类最基本、最有感召力的政治结构仍然是民族国家。在人类政治史上，民族国家作为普遍的国家形式在世界范围内流行尚不足200年，它还有着蓬勃的生命力足以抵御全球化对它的冲击。
三、未来全球化对国家民族属性的消解
尽管现在谈民族国家的终结尚为时过早，但既然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民族国家的性质也将终究会改变。毕竟，像以往任何一种国家形态一样，民族国家也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实际上，针对全球化带给国家的种种难题，许多性急的理论家已经开始为未来人类的政治形式绘制蓝图，而绝大多数的研究也都承认，随着全球化的深入，现有的世界政治模式终将会走出民族国家的窠臼。有人明确宣称：全球性的变迁必然导致国家理论的重建，它把民族精英们想方设法建立的那种民族与国家之间的链接关系分解开来。“国家观与民族观脱钩，这是从现代时代向全球时代转变的最重要方面。”（注：［英］马丁·阿尔布劳著，高湘泽、冯玲译：《全球时代》，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72页。）国家和民族的脱钩或分离，不但是对民族国家的否定，也意味着国家民族属性的消解。从未来的政治走向看，国家民族属性的消解将不可避免，它将从两方面表现出来：
其一，新的国家形态与特定民族的分离。从已有的政治设想来看，人们还很少提出国家消亡的问题，而只是提国家规模的扩展和权力的分配问题，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区域国家”(region-state)和“世界国家”(world-state)。关于“区域国家”，起初是指国家权力在其中起很小作用的经济区域，而现在已被理解为一种民族国家之后的国家形态。（注：参见陈玉刚：《国家与超国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63页。）对此，欧洲联盟已首开先河，从20世纪50年代最初的煤钢共同体到现今有着统一的货币、统一的议会、统一的盟歌和盟旗，而且也将很快制定出统一的宪法和遴选出首都，对于这样一个地区来说，承认它是一种“国家”似乎并不为过。关于“世界国家”，1999年的人类发展报告提出建议称，世界应该建立一个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机构，这个机构应包括一个更强有力的联合国、全球中心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世界环境代理机构、世界投资信托公司、国际刑事法庭和两院议会等。（注：参见"World-nationalism:Normative Globalism as Pan-nationalism",www.yahoo.com/schliast.org/nations。）显然，这是一个人们所追求的“超国家”政治的典型模式，一个“世界政府”的轮廓。但是，这两种政治模式目前都不能算是真正的国家，因为它们都没有获得“主权”这一国家的核心资格，至多正在或将要获取。主权意味着在某一特定领土内拥有的最高统辖权和在国际事务中的独立自主。这种权力是惟一的，不可能在两个或多个层次上同时拥有。当民族国家仍在包括欧洲在内的政治舞台上拥有最高裁决权的时候，欧盟或其他任何政治机构都不会是真正的国家。“国中之国”不会在现实中存在，除非为“国家”重新定义。然而，作为一种趋势，当它们真的从民族国家手中获取了主权或其他作为国家本质的东西的时候，这种国家也就真的存在了。而这种国家一旦存在，也必然是与民族分离的状态：大大扩展了规模的“区域国家”或覆盖了世界全部领土的“世界国家”无论如何不会是某一特定民族的专有领地。
当然，对此还需回答的另一个问题是，当这种国家真正出现的时候，民族是否也会随之扩展规模，形成一个与“区域国家”甚至“世界国家”对应的“超级民族”和“世界民族”。而如果真能出现这样的“民族”，那民族仍能在新的规模和形态上与国家结合，使新的国家同样呈现出民族属性，成为新的历史阶段上的民族国家。的确有这样的预见和期望，在西方它们被冠之于“区域民族主义”(region-nationalism)和“世界民族主义”(world-nationalism)。但后者若能出现，实际上意味着民族不再存在，因为当世界各地的族性都统一了，还有民族吗？前者不好说，但证之于近代以来世界上出现的各种泛民族主义，其最终理想也都是在某一区域内形成一种“超级民族”，可事实上没有一个成功的。当前欧洲一体化的大步推进，使得创建“欧洲民族”的声音时有所闻，但正如A.D.史密斯所分析的，欧洲既有的文化和政治传统具有矛盾性，除了毫无实用价值的中世纪基督教理想或帝国主义理想之外，没有任何能够将欧洲人联合起来的共有的记忆、神话、象征符号等民族构建因素，于是也就没有文化和情感空间来建立一个新的泛欧洲的超级民族认同，也即不可能出现一个欧洲民族。（注：参见A.D.Smith,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a Global Era,pp.142-143）所以，如果说，未来的国家就是人们现在所能设想的“区域国家”或“世界国家”的话，那么这样的国家无疑不会再是民族和国家结合一体的国家。
其二，既有国家范围内民族的非同质化。民族上的同质性是民族国家的理想境界，但事实上迄今为止除了少数几个从一开始就是单一民族成分的国家之外，尚没有一个国家完成民族或文化上的同质化。相反，倒是由于全球化的深入，世界上的多样性、多元化从观念到实践都向民族国家的同质性提出了难以抵御的挑战。多样性、多元化被认为是“全球性”的固有特征。的确，从已有的社会现实来看，民族国家内部的族性张扬正呈方兴未艾之势，各民族和各族群追求经济发展、政治强盛和文化繁荣正使多样性和多元化在国内民族层次上鲜明地显现出来。这种状况不仅继续瓦解着“民族建设”所希冀的同质化追求，也对未来国家在民族属性上的异质性特征作了昭示。全球化曾为现代国家添饰了鲜明的民族色彩，但最终却又要抹去这种色彩，民族国家在民族属性同一性建设上的殷殷期望得到的将是相反的结局。此外，人口的异地流动和跨国定居也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这是全球化的推进力量，也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出于就业、求学、避难和旅游等各种原因带动的移民和人口流动，目前已成为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全球性问题之一。有人预测，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我们也能够洞察到国籍概念的日趋模糊化。那种认为某个人应该是一国公民，而且他只能加入一国国籍，只能效忠于一个国家的想法，已经有些过时了。对许多国家而言，本国公民与非本国公民的身份已经不再意味着天壤之别。”（注：［美］斯蒂芬·D·克拉斯奈著、白分哲编译：《国家主权的命运》，《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2年第1期。）当然，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至少在目前的世界，甚至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国家观念、乡土情缘还将会强烈地支配移民的民族情结。但放眼更长远的未来，当人口的全球性流动和定居彻底破坏了民族与特定地域的结合，人们的国籍不再难以更移的时候，它对国家民族属性的影响将最终显现出来。与移民和人口流动现象不断增加、规模不断加大所对应的一种必然现象是族际婚姻的更加普遍。民族之间的通婚，尤其是不同国家民族间的通婚，将最终摧毁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基础。
实际上，大范围的移民不仅仅预示着民族与国家分离的一种趋势，它目前已经形成的一些所谓“跨国社会空间”也为民族与国家分离展示了另外一种状态。传统的移民通常呈现的是从原居地启程，到达移居地后融入当地或返回原居地这样一个过程，而“跨国社会空间”则是某些移民群体超越原居地和移居地国家的文化联系与社会联系，在特殊的移居和迁移环境中形成的特有的文化环境、行为准则、地区经济和社会网络。移民群体虽然身处某一国度之内，但其文化和社会联系则是超然于国家之外的。在美国与墨西哥之间，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之间，以及英国和其穆斯林前殖民地国家之间都存在着这样一些群众。（注：参见［德］乌·贝克、哈贝马斯等著，王学东等译：《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5页。）有人预测，在全球化时代，由于通讯技术的发达，民族将更容易在全球性的文化空间维持并确保自己文化上的同一性。它使人们拥有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通行的自由，而不是使人们返回祖国；它也将像性别、宗教、语言或生活方式形成的集团一样，不再受国家观念的束缚。（注：参见［英］马丁·阿尔布劳著，高湘泽、冯玲译：《全球时代》，第317-318页。）全球时代的个人生活意味着一种无定居的生活，具有多地域性和跨国性的特征。“我们所处的地方未必与共同体有关，我们可以完全地游离式地共存。”（注：［德］乌·贝克、哈贝马斯等著，王学东等译：《全球化与政治》，第52页。）这些预测非常超前，但联想到现在已经出现的“跨国社会空间”，恐怕就不能完全视为荒谬了。
由于新的国家形态与民族的自然分离和既有国家内部族性多元化趋势的蔓延，未来国家的民族属性将最终消解。这对于现今生活于民族国家时代的人来说，很可能是一种痛苦的前景。但这种分离和消解却会彻底摆脱民族主义在人类政治建设上的困扰，人们不会为国家的民族属性而去追究它的合法性问题，也不会因民族主义制造的种种分裂和动荡而忧心忡忡。国家将在民族意义上向“超社会”的状态跨出实质性的一步。而如果在此前后也实现了超阶级的跨越，阶级或集团统治工具意义上的国家也便消亡了。与此相联的一个问题是，未来民族与特定国家或地域的分离意味着其稳定性的动摇，这是否也意味着民族的消亡？对此，马克思主义者必然持肯定的态度。因为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是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文化特征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它是人类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也必然随着这个阶段的结束而完结，尽管这还是一个十分遥远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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