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乡镇企业的转制和个私经济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南论文,乡镇企业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94X(2001)02-0008-07
江苏苏州地区的个私经济主要由三个方面组成：一是改革开放以来从“苏南模式”集体经济的夹缝中坚持下来的；二是通过招商引资从外部导入的；三是1996年起由乡镇（村）办企业转制脱胎而来的。最后这一块，不仅范围广，规模大，而且生成方式异常独特，它改变了整个苏州地区农村所有制结构，影响之深远难以充分估计。本文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将对这一发展的过程、缘由、特征及其对投资和经营行为的倾向，进行初步的描述和分析，并对它今后的发展，政府必须进行重点观察和面对的问题提出一些建议，以供参考。
一、个私经济从“苏南模式”的嬗变中崛起
“苏南模式”是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最先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之一，它以乡镇（村）办集体经济为主体，市场为导向，大中城市为依托。自90年代初起，由于我国改革深化、市场竞争环境渐次形成，这种以产权不明确为特征的制度安排，逐渐陷入效率低、债务重的困境。1996年起，在社区政府领导下，对乡镇（村）办企业展开有秩序的全面改制，基本目标是建立产权明晰的适合农村生产力水平的多元化产权结构，改制的时间和企业产权制度方式不搞一刀切，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和农民的意愿自行选择。止1999年底，改制基本完成。“改制”的实际结果，除了一些规模很大的乡镇办企业仍然保持社区集体控股或独资以外，80%以上不同程度地转为个私经济。这一进程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以转制初期本着先易后难的精神，摘去“假集体”，恢复“真个体”，平均每个乡镇60～70个，多的达100多个，约占农村总资产的15～30%不等。
第二个阶段，自1996年底到1998年底，出现了“改制”的相持阶段。先是一些投资30～100万的村办集体企业，有一定效益的通过拍卖转为私营独资或合伙企业，但投资100～1500万的中小型企业，效益又不佳，转向“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或“拍卖”当时难度较大。为摆脱这一僵持局面，政府采取了两个办法：暂不能转制的继续搞“承包”，但由原先的定额责任承包转为“风险抵押”承包，其目的是给承包人以更大的产权经营风险和机遇；另一方面对“转制”困难的大中企业采取“租”、“卖”相结合办法，即对一部分转让有难度的集体资产可采取“租赁”处理。这一政策立即见效。到1999年初，100～1500万的中小企业迅速向“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转变。但从苏州情况看，“经营者持大股”是普遍现象。也就是说，这些中小企业的产权绝大多数控制在原来的“经营承包者”手中，属于形式上的“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实质上的个私独资企业和合伙制企业。这些企业的总资产要占农村转制个私经济的60%左右。
第三阶段，1999年至2000年初，为完成阶段。主要对象是那些死帐烂帐严重或规模较大，有的因效益差而转不了、有的因效益好而不愿转的乡镇企业，通过1、2年的观察、酝酿，基本上转为法人或私人控股、集体参股的“股份制”企业。随着“转制”的逐步见底，苏州各乡镇掀起了创办个私企业的浪潮，个私企业数量和总资产急剧上升，其数量和资本额比“改制”初期增长了1.5～2.5倍以上的。据《苏州日报》报道，目前苏州市呈现个私企业、三资企业、大中型骨干企业“三雄”并进态势。2000年1至6月份，全市农村个私企业完成总产值、增加值、利税同比增长54.4%、40.8%和81.6%，占全市乡镇企业总量分别为36.4%、35.8%和30.5%。个私经济在苏州农村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一了，而且处于领先增长地位。形成这一强劲增长趋势主要有两个基本因素。
其一，乡镇企业“转制”后，农民谋生、致富的选择发生了深刻变化。原来大多农民寄希望上班在乡镇村办企业，下班种承包地的生活，现在大多集体企业转为“个私企业”后，用人制度和用工制度市场化了，一些农民就业日益困难。他们面前有三条路：种田、打工、办实业。其中一些农民凭借十多年的积蓄，独资或合伙创办自己的企业不能不说是一种奢望，不管结局如何但尝试一下是富裕起来农民的追求。
其二，社区政府的积极诱导。“转制”后社区政府经济增长的压力，由发展乡镇办企业转向支持发展民营经济，民营经济已成为社区政府未来税费收入的主要来源。社区政府在转制中控制了一笔十分可观的“资本金”。这些“资本金”因不能组建独资集体企业，只能进行资产经营，它的一个很好选择是利用城市化拉动小城镇建设的机遇，投资开发“小城镇工业园”。这不仅可以吸引广大农民进入城镇经营实业，实现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又使集体的经营性资产实现保值增值。在这样背景下，几乎所有乡镇都大规模地创办民营经济工业园。有些乡镇为吸引投资者，还出台了小城镇工业园区房租可“一年免、二年减半”的优惠政策。为了“造势”，积极鼓励镇、村在职干部带头办私营企业。有的出台了镇定编干部兴办私企可以不脱编、养老保险不中断；村支部书记可以领办企业，可以兼任私企厂长，且待遇不变，报酬不减；企业改制后变成私营企业主的原厂长、书记的政治待遇不变等新举措。这一办法确实收到成效。据文载，“近三年中，吴县（今苏州市湘城区）黄桥镇共有11名定编人员领办了私营企业，占镇聘用定编干部的一半以上，目前资产最多的已超过1200万元。全镇19个行政村的党支部书记中，已有一半以上领办私营企业，村委会主任中也有三分之一兴办实业。”（《吴县黄桥镇发展私营企业纪实》杨炳源、顾建列，《苏州经济论坛》2000年第4期。）这种鼓励乡村在编干部兴办个私经济的政策，是很值得人们重视和研究的政府行为。
二、脱胎于“苏南模式”的个私经济，无不留下其“印记”和“痕迹”
从“苏南模式”嬗变中发展起来的个私经济，特别是那些直接从“乡镇（村）办企业”中脱胎而来的“经营者持大股”企业，或者外部环境上得益于集体资产支撑的个私经济，无不留下“苏南模式”的“印记”和“痕迹”。这可能是“苏南模式”演变中留下的重要历史遗产，也是比较“温州模式”个私经济发育成长中最具有特质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表征之一。这些“痕迹”和“印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资本原始积累的特殊方式。
苏南乡镇企业转制中诞生的个私经济，“投资经营者”由原来的“集体企业承包人”或社区政府的公职人员利用“乡镇办企业”转制机遇获得生产经营产权的，它的原始资本积累来源和“完成式”导源于“承包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10多年来乡镇集体企业实行的“承包制”，有三大“残缺”：第一，企业最初运行的资本并非由个人或“法人”实有投入，所谓“集体资产”主要以“集体”的名义，通过政府从银行借入，土地等重要资源基本不进入成本，农民进厂的工资也是年终分配的，事实上是农民自己填付了劳动成本，经营者不承担任何债务风险。政府银行在企业中的债务积累和农民劳动力资本积累成为乡镇企业资本积累的源泉。第二，企业在社区政府实现高经济目标的压力下，曾在相当长时间内实行高增长、高分配政策。增长有的是虚的，而分配却是实的。对于那些产品市场机遇好，经营能力灵活的承包经营者来说，年净收入要数倍于一般经营者；而那些亏损企业的经营承包者，有的可能因对社区政府“贡献多”而得到更高的奖励。第三，社区政府在与企业签订经营承包合同时，一般留有很大余地，一是为鼓励承包人积极性，二是为向企业要“赞助”、“捐款”留下空间，只要企业能向社区政府缴足承包费或“赞助”费，企业究竟亏盈多少不再过问，有了问题也共同承担。这就为原始积累留下了无限空间。不可否认，其中有一部分经营承包人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智力，也有的为技术开发、市场开拓投入了大量甚至超常的人力资本，但没有制度的缺陷也是不能实现原始积累的。这种原始积累的方式既不是资本主义初期的那种“血和泪”的战争和掠夺，也不像温州人那样经历了从小商品经营到资本点滴积累，竞争性集聚和集中过程，而是由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制度残缺”所提供，这不能不说是资本原始积累的一种“创新”。
2、混合经济制度的色彩浓。
乡镇办企业在“转制”为个私经济中，一般采取竞卖和租赁相结合的办法。在吴县渭塘镇，止1998年底，个私经济通过竞卖获得产权的约占净资产的51.7%，租赁占16.49%；私人企业租赁的资产中，主要是土地、房屋和设备，其中房屋占81.89%，设备占2.4%，土地占14.9%。由于渭塘竞卖的企业大多是村办小企业，占有的土地、厂房和设备比较少，因此，租赁比例不算高。有些乡镇办企业由于规模大，租赁集体资产比例达到30-40%。在竞卖企业少的乡镇，集体参股的混合产权的“股份制”企业也就比较多，有的县、市占了总资产40%以上。另外，在私人控股和集体参股的“股份制”企业中，私人控股所支付的实际投资成本并不高，一些中、大型企业私人独资或合伙出资的实际现金资本，平均15%左右，有的虽然达到50%以上，但企业无形资产当时没有计入，或者评估缩水。再次，为加快转制，大多转制企业采取“债务相抵”的方式，其比例有的高达80%。这看起来政府似乎摆脱了债务，个私企业背上了包袱，其实在正常情况下，个私经济是借不到这些无任何抵押担保的优惠贷款的，现在转移到“个私”名下后，银行作为信贷机构，借给谁都一样，只要能偿付利息，一般不会立即追缴这些长年拖欠的债务本金，这些个私企业在债务本金尚未完全偿付之前，实际上不能拥有全部产权，这是表面上的个私经济，实际还是混合经济。
3、个私经济与社区政府的“超经济依附关系”。
由于历史、政治和文化的原因，刚和政府“脱钩”的个私企业与社区党委、政府依然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我把这种关系称为“超经济依附关系”。这些原来长期在政府控制下经营的企业现转为私营企业后，只要工厂不搬家，今后的发展还要得到政府支持，特别是有些私人老板就是原来党委、党支部任命的厂长、经理、书记或承包人。他们所以有今天，离不开党的教育和培养，从某种意义上是党和政府给予他们权力和人力资本投资，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提供了他们原始积累的机遇。他们有义务为社区的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作出贡献。现在，在苏州农村规模较大的个私企业，都与社区政府签有“共建文明责任制”，并由政府相关部门对他们实行年终考核，内容包括党风、党建、党纪、党员管理和活动，建立健全厂内各项规章制度，是否进行社会治安、安全生产、财务、外来工、征兵、计划生育的有效管理，是否完成上级和乡镇政府规定的国税、地税、管理费、教育附加费、治安联防费、资产租赁费等，经过考核不能完成指标者要按规定扣罚；对于村级以下的个私企业，由村管理委员会与个私企业建立“文明责任制”，镇政府通过考核村级干部实施管理。这种“超经济”措施对于乡村社会经济稳定和发展，对转制后的个私企业加强自身管理，贡献社会，约束企业违规违法是有积极意义的。比较温州地区个私企业与社区政府和党组织关系，苏州地区的个私企业无疑是更密切的。
苏州个私企业留下的“苏南模式”、“印记”和“痕迹”是历史形成的，是特有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带来的，事实上它是很复杂的社会经济文化现象，对此我们不要过于“模式化”和“简单化”，需要通过对这些个私经济的生产经营行为和投资倾向的实证研究，去进一步认识这种有特色的个私经济未来的发展以及对整个苏南地区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三、转制后个私经济的经营行为和投资倾向分析
苏州地区大批量乡镇村办企业“转制”为个私经济始于1997年，至今已有三年，从它们这三年的经营状况和投资倾向看，我们可归纳为以下多种情况：
1、加强消化和整合“转制”的资产，尽量降低生产成本和管理成本。主要通过变买压库产品、设备以及多余的车辆，回收部分资金，精简人员，实行新的用工制度和用人制度，降低工资总支出，调整工资待遇，奖励企业优秀人才，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1～2年的资产优化组合，经济效益明显提高，有的因此而实现当年扭亏为盈。
2、在巩固原有市场基础上，努力拓展新市场。有的开始完善自己的产品体系，有的创造特色品牌，有的巩固和发展销售网络，有的增加市场销售投资。控制和扩大市场成为所有个私企业的主要经济行为。
3、选择地区性短缺的产品进行新的投资。例如利用城市化进程中经济集聚带来的服务行业需求增长，投资第三产业，虽然投资规模不大，但短期效益较好。另外，最近几年被冷落的一些传统产业，目前在结构调整中，有起死回生迹象，少数个私企业开始新投入，例如纺织印染业和传统工艺。
4、巩固与国有企业的合作联营关系。苏州乡镇办企业相当一部分是为城市国有大中型企业生产配套配件服务的，“转制”后他们为继续维系合作关系，主动增加技术投资，提高产品质量，保持竞争优势。
5、延长产品生命周期。有些企业产品成熟期已过去，企业面临新产品开发，企业转为私人经营后，一方面与科研部门积极联系，加快试制延伸产品；另一方面控制生产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尽量延长产品生命周期。
6、市场深化的取向。最典型的是吴县渭塘中国珍珠市场的私人老板。他们共有大小300多人，其经营珍珠的轨迹是：70年代“养珠不卖珠”，80年代“只做卖买不养珠”，90年代“既做卖买又加工制作珠”，新世纪到来之时，“回过头再养珠”。但这些老板现在养的都是高质优价产品，而且投资都在数百万元乃至千万元以上，渭塘周围的水面几乎全被租赁养满，规模是创历史的。这一举动的目的是通过资源的生产来控制市场，提高竞争力。
7、“红帽子”换戴“洋帽子”。由于苏州地区实行外向型发展战略，对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实施税费优惠政策，一些“转制”的个私企业为解困设法换戴洋帽子。但心态很矛盾，一方面不愿合资，单干独立性很强，另一方面，合资合作又很诱惑。他们换戴洋帽子的办法是二个：一是“借壳”搞假合资，以享受优惠政策；二是有选择合资，主要目的是利用优惠外资引进部分技术先进装备，或者帮助产品更新。
据以上不完全的概述，我们可以发现转制后的苏州个私经济在经营和投资方面，呈现二种强烈倾向：一种是它们正在充分地利用和发挥原来乡镇（村）办集体企业的优势和潜力，并把它的效率提高到极至。这些优势和潜力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包括了技术装备、人力资本、市场网络、外部环境、无形资产；大多企业由此实现了扭亏为盈，并开始清偿乡镇办企业陈年拖欠的债务本金，有的运行好的开始了新的市场开发和投资。社区政府并没有因转制而税费减少，相反出现了新的增长趋势。另一种倾向是经营自主意识和个性化趋势。这突出表现在经营决策普遍不希望政府过多的“关怀”，例如上级政府大力推动产业升级，发展高科技产业等等，大多企业根据自己条件和承担风险能力表现冷淡，再也没有过去的那种闻风而动了。有些乡镇和村委会以及村民因过多的“纠缠”，而导致一些企业老板准备离土离乡迁厂换址；有的要求尽快地把“租赁”房屋、土地、设备等集体实物资产和股份资金，“回购”企业名下，完全转化为私有产权。在外向合资、合作态度上表现出强烈的自主独立性，绝不轻易失去控制权。在管理方式上，家族化色彩渐次加深，直系亲属和至亲好友进入核心管理层已相当普遍。应该说这是个私经济理性化的象征，也是个私经济具有活力和适应市场能力的源泉。
有鉴于此，我们得出二个结论：第一，带有“苏南模式”印记和痕迹的个私经济，尽管它面临债务重、压力大、竞争激烈的内部外部环境的严峻挑战，但从近期情况看，比当初“温州模式”个私经济发展的初期，起点高得多，规模大得多，回旋余地和竞争力等方面都强得多，从这一点讲，这些个体经济的发展条件要比温州个体经济最初发展优越得多。如果能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这些个私企业家是大有前途的。但个性化的发展，必然产生二极分化，估计3～5年后苏南地区会出现规模较大的个私经济之间的产权并购浪潮，这一并购浪潮会进一步引发苏南农村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第二，个私经济发展并没有破坏和阻碍现有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而是保持了经济的继续增长，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个私经济已经成为目前农村新的主要的经济增长点，成为维系农村社会、经济、文化事业发展的依托。随着个私经济力量的扩张，这种依托程度将会进一步加深。但这一发展趋势可能与继续保持主导力量的苏南集体经营性和非经营性资产的生存和发展带来极大冲击。与此同时，个私经济“个性化”、“自主意识”的发展，原有的“苏南模式”、“印记”和“痕迹”将会淡化甚至消失。其进程可能是相当快的，在多大程度和方式上会保持某些特点，苏南农村将确立构筑何种新的关系和社会约束机制，都是需要深入调研的。
四、个私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以及社区政府政策思考
“转制”后的苏州个私经济从长期和全局的经济环境来看，它们今后的生存和发展的命运面临着相当严峻的形势和挑战。
第一，苏州个私经济置于全国乃至国际社会最佳的投资地带。这里是长江中下游“金三角”的核心部位，人口密度大，文化科技发达，信息系统和交通设施完善和便捷，有上海为中心国际大都市以及苏、锡、常、杭、嘉、湖等大、中、小城市的依托，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将继续成为全国和世界各国的投资热点。苏州个私经济如何在这样的激烈竞争环境中立足和发展呢？它目前的迅速增长趋势会持续多久？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客观的估计。
第二，苏州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十年实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外资独资、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的资产总值已达35%以上，有些竞争性部门的产品已有绝对优势，随着进一步对外开放，它们的市场将会进一步扩大。而在垄断性的部门和行业，由于国有企业改制的逐步完成，国有经济不仅加强了控制而且以强劲的实力向其他行业扩展。这二大支柱留给个私企业生产经营的部门和行业空间并不大，能否形成“三雄鼎立”局面，个私经济比例多大，个私经济主要占领哪些市场，通过什么方式来控制和占领市场？
第三，苏州地区正处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时期，这意味着更新、更高的技术和产品逐步替代旧有产品，传统技术和产品也面临加快改造和发展。这个进程估量至少7、8年甚至更长一些时间才能完成，目前尚处于它的初期。一些转制后的个私企业应该说还有时间去吸收消化原有乡镇企业投资，但时间不会太长了，特别是随着时间推移，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成本会越来越高，人力资本投资会越来越大。有些个私企业可能会顺利地完成“转制”资产的整合时期，却难以通过产品升级的发展期。
第四，苏州的个私经济企业家，不像“温州模式”的个私企业家那样，其资本积累和扩张，通过自身的市场竞争完成的。这些从市场拼搏中产生的企业家，真正经历了市场风险和竞争的磨炼，他们在自主经营、判断决策、应付事变、集聚资财、组织生产、形成行业规模和开拓市场等方面有更多的经验。现在我们一些“转制”过来的个私企业经营者原来在承包乡镇企业时搞得很好，但他们失去政府的直接支持以后，完全独立自主决策，在思想品质素养和心理上，经验上和实力上可能有的会失去控制而陷入困境。特别是温州的个私经济经过20多年发展，已形成了以个私企业为主导的行业规模经济优势，市场网络体系，有效的融资渠道和资金规模，团队意识，行业协会的自我保护组织，整个个私经济的运作可以置于国有或外资经济以外，实行良性的运行。而苏州的个私经济尚处于散兵游勇状态，除了自身的缺陷外，关联产品的行业没有形成，个性群体的综合竞争实力低。以上情况告诫人们，“转制”后的苏州个私企业，必须慎重决策，他们曲折艰难的道路刚刚开始，要自律、自尊、自爱，要充分认识和利用自己的独特优势，要组织起来，自我保护。这些观念要形成共识，并要自觉矫正自己的经营行为。
面对苏南模式转制后出现的个私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和新问题，社区政府从短期和长期利益，民众的根本利益和企业的个体利益，乡镇的局部利益和国家社会的全局利益，作出统筹兼顾的安排、协调和监控也是十分必要的。以下几个问题亟待思考。
第一，苏州的个私经济、国有经济和外资经济的“三雄”，实际上应该保持什么样的比例是适当的，要有一个基本估计。目前，在竞争性部门和行业中，温州地区是个私为主导，国有次之、外资很小。苏州不同于温州，外向型经济是苏州经济发展的战略，招商引资正在大规模的进行之中，而现在个私经济发展又在放手发展中，这是否会引起在政策上“三雄”争食和无效竞争呢？为提高苏州地区投资效益，优化投资结构，政府是否要出台有节制的政策，应是慎重考虑范围的事。
第二，苏州全区范围强调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这在方向上是正确的，对个私经济，我们可以大力培育其中少数有条件的以发展高新技术为主的企业，使他们成为区域性高新技术产业群体“领头雁”，甚至推选进入“二板市场”。但事实上转制的个私企业的大多数是成熟型和加工制作传统产品的，他们现在很难有实力发展高新技术。在我看来，苏州改革开放招商引资的一个缺陷之一，是影响了一些传统产品和产业的发展，产品分散化了，特别令人痛心的是带有历史文化名城特色的苏州丝绸这个拳头产品和产业，及其他一些民间产业。我认为国际化的结果之一是本土化、产地化，忽视本土化和产地化事实上自己把自己排斥在国际化之外。光讲国际化，不讲本土化是理论上的误区。我们是否可以利用个私经济的现有优势，鼓励发展和改造传统特色产业并为他们提供与发展高新技术平等的优惠政策呢？让苏州个私企业成为发展地区民族经济文化传统产业的主要力量。
第三，社区政府多大程度上加强对个私经济的管理。从苏州地区转制后的情况看，我是不主张社区政府对个私民营企业不问不管的，或者仅停留于“你经营我收税”这一纯经济关系上。理由是他们维系乡镇农民关系重大，与原来的集体经济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再次是有些个私企业主在素质能力、法制道德观念和决策经营水平并不成熟，他们经营失败故然是个人损失，但会给社区经济带来就业、税费等重大影响。当然这不是去过多干预和打扰他们正常的生产经营行为，但在近期加强管理是必要的。这主要在外部方面积极加强投资引导，人力资本投资，企业家素质培训，疏导市场环境，法制建设和教育。由于个私经济原始资本积累方式独特，混合产权形式浓，以后在产权并购中可能会出现许多法律法规问题，社区政府逐步完善农村经营性、非经营性资源产权交易的有关办法和规定是十分必要的。另外，一些县市实施的乡镇（村）与个私企业建立“共创精神文明责任制”也是很好的做法，但我们还要摸索和总结经验，要根据实际情况，建立比较规范的又能调动各方积极性的社区政府与个私企业的关系和制度。像温州一样，条件成熟时也可以建立个私经营的行业协会，发挥企业与政府的中介作用。对个私经济的管理和引导要充分体现地区特色，要符合地区经济发展总体要求。这是几乎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的普遍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