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阿拉法特时代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关系:中东和平进程的三个关键因素分析_阿拉法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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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的旗帜和象征、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于2004年11月11日在巴黎去世。2005年1月9日,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东耶路撒冷举行了选举。1月10日,巴勒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正式宣布:法塔赫候选人、巴解组织执委会主席阿巴斯以62.32%(注:在全部775,146张选票中,阿巴斯赢得了483,039张;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的巴尔古提赢得了153,516张选票,占19.8%;其他5位候选人分别以3%上下的比例分享了剩余的不足20%的选票。资料来源:以色列《国土报》(Haaretz)英文版,2005年1月11日第1版。)的绝对优势当选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注:本文作者荣幸地作为中国政府观察团成员,全程观看了阿巴斯本人的投票经过,并参加了阿在投票之后单独与中国观察团全体成员的会见。)。恰巧就在同一天,以色列总理沙龙将由利库德、工党、圣经犹太教联盟三党组成的新联合政府组成方案提交以议会(Knesset)表决,最终以58票赞成、56票反对的微弱多数获得通过。困扰沙龙近半年之久的政府危机,终告有所缓解。1月20日,竞选连任成功的美国总统布什正式宣誓就职,开始其第二个4年任期。

一贯主张通过政治谈判解决以巴问题的阿巴斯成为始终坚持对以武装斗争的阿拉法特的继任者,坚持推行脱离计划的沙龙组成新联合政府并渡过了执政难关,以及意欲鼎力改造大中东的布什获得连任,使得中东和平进程特别是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的以巴关系,迎来了可遇不可求的历史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更加艰巨、复杂的挑战。本文将试图通过对巴、以、美三方代表人物的处境、立场和政策趋向进行评析,力求对后阿拉法特时代的以巴关系走向作出有待历史检验的预测。

一、阿巴斯:是第二个萨达特?还是穿西装的阿拉法特?

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又名阿布·马赞(Abu Mazen),1935年出生于巴勒斯坦采法特,曾在莫斯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阿巴斯是巴解组织执委会成员和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简称法塔赫)核心领导成员,1996年出任巴解组织执委会总书记,2003年出任首届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政府总理。作为巴勒斯坦领导人之一,阿巴斯一向被认为是巴解组织中地位仅次于阿拉法特的“二号人物”。

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阿巴斯一贯秉持温和政治理念,主张同以色列和谈,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巴以冲突和中东问题。从1977年开始,他就负责与以色列方面进行秘密接触和初始谈判。1993年9月,他在华盛顿与时任以色列外长的佩雷斯共同签署了关于巴勒斯坦自治的原则宣言,从而揭开了政治解决巴以历史性冲突(即所谓奥斯陆进程)的序幕。2000年7月关于最终地位问题的戴维营和谈破裂之后,当阿拉法特执意发动第二次“因提法达”(intifada,即武装起义)时,阿巴斯就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见。2003年3月阿巴斯出任巴民族权力机构首任政府总理后,立即同哈马斯、杰哈德等巴内部激进组织展开谈判,最终在埃及的帮助下达成了临时停火协议。阿拉法特辞世之后,阿巴斯明确表示,四年来的“因提法达”是一个错误,并再次着手与巴激进组织展开停火谈判。阿巴斯在大选前的种种举措,也确实让人们看到了一线和平曙光。如他多次重申自己的和平主张,要求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活动,为双方之间的和平谈判做好准备。阿巴斯在纳贾赫大学对5000多名支持者发表讲话称:“我们支持抵抗,但是反对在抵抗中使用武力。”2005年初,阿巴斯在接受以色列《晚报》的独家采访时,对自己当选后的和平希望表示乐观,他说:“如果我赢得了这次大选,和平将得到一次非常好的机会。”阿巴斯也提出了有利于巴以和平的竞选纲领,表示将实行统一的安全政策,整合巴勒斯坦安全机构,克服政出多头、有令不行、令行不止的混乱局面,结束持续四年多的“因提法达”,停止针对以色列的武装袭击,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巴以之间的各种问题。阿巴斯还说,巴勒斯坦政府将承担起安全责任,只要以军撤出占领区,巴安全部队将会主动接管。阿巴斯郑重承诺,他将完全遵守“路线图”计划,不附带任何先决条件,也没有任何保留,准备切实履行路线图规定巴方去做的任何事情[1]。

阿巴斯高票当选有利于增强阿巴斯的政治合法性,同时反映了巴勒斯坦民众希望改变现状,支持通过谈判解决以巴问题的主流民意,为阿巴斯下一步调整对以战略、恢复和谈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同时,阿巴斯已经表示,将再次任命现总理库赖为新一届政府总理。库赖曾是奥斯陆协议的巴方谈判代表团团长,一向被认为属于温和务实派。库赖留任并再次组阁也有利于阿巴斯推行新的对以和谈战略。正是由于阿巴斯一贯坚持通过和平谈判政治解决以巴问题,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美国和以色列所中意的巴勒斯坦领导人和合作伙伴,美国认为他的顺利当选将有可能在巴以之间打破僵局,以色列方面也视他为“可以坐下来谈判”的巴方领导人。巴选举结束后,以色列总统卡察夫亲自致电阿巴斯表示祝贺,并为阿本人直接亲自接听电话感到惊奇[2]。国际社会也普遍期待阿巴斯出任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能够推动以巴重启和平进程。这是以色列、美国和国际社会支持并欢迎阿巴斯当选的重要原因。

阿巴斯当选第二天,就表示将“向以色列伸出双手,并准备好了与以色列实现建立在路线图基础上的正义和平”[3]。然而,就实现以巴和平而言,阿巴斯未来至少面临着三大挑战:

1.如何解决巴领导层内部的分歧和权力斗争,统一对以战略,是阿巴斯上台后的首要任务。阿巴斯是巴解执委会主席,但巴解主流派“法塔赫”中央委员会主席是远在突尼斯的卡杜米。卡杜米由于不赞成与以谈和,拒绝回到巴领土。卡在海外巴勒斯坦难民中很有影响,很可能形成另一个权力中心。而身陷囹圄的巴尔古提,以前是“法塔赫”约旦河西岸总书记,反以立场十分坚定,在巴人中享有很高威信,一度被认为是阿拉法特最有可能的接班人。现年45岁的巴尔古提一旦获释,势必对年届古稀的阿巴斯(69岁)的地位构成挑战。此外,原加沙地区预警司令和阿拉法特的安全事务顾问达赫兰,也是阿巴斯地位的潜在挑战者。达赫兰此次采取高姿态,主动放弃竞争,支持阿巴斯参选,将来很可能在阿巴斯手下掌管安全事务,控制最具实权的部门。巴解内部少壮派与元老派之间、少壮派和元老派各自内部之间,在对以斗争立场、策略和方式上都有不小分歧和矛盾,相互之间也因权力和由权力生成的利益而存在纷争。阿翁生前最后一次面临的难题,就是由达赫兰等法塔赫内部执掌军权的少壮派发动的兵谏。由此可见,阿巴斯要处理好这一首要任务,殊非易事。

2.如何说服巴激进组织放弃武装抵抗,达成停火。“停止恐怖主义,拆除恐怖主义的基础设施”是沙龙为以巴恢复政治和谈设置的先决条件,也是重启和平进程的关键一步。虽然阿巴斯多次呼吁巴激进组织停止武装起义,法塔赫下属的“阿克萨烈士旅”(注:“阿克萨烈士旅”成立于2000年,成员清一色来自法塔赫年轻一代,该组织纪律严明,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是令以色列国防军头痛的抗以组织,在巴勒斯坦民众和法塔赫内部的影响力一直呈现上升趋势,而阿巴斯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争取到了该组织的支持。)阿巴斯当选后也表示了“归顺”的意愿,但哈马斯、杰哈德坚决反对放弃武装斗争,反而谴责阿巴斯从内部破坏了巴勒斯坦的民族解放斗争。在此次大选中,哈马斯不仅拒绝推出自己的候选人,反而呼吁其支持者抵制大选。哈马斯领导人马哈穆德·扎哈尔反驳阿巴斯关于放弃武装斗争的竞选言论说:“这些年来的政治谈判都未能导致以色列撤出加沙的结果,只是由于巴勒斯坦人的坚决抵抗,以色列如今才开始谈论撤退。”在竞选期间,哈马斯多次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和追击炮,遭致以军报复。当阿巴斯谴责这些武装袭击活动时,哈马斯领导人竟然要求阿巴斯亲自道歉。在阿巴斯当选之后,哈马斯一方面表示将与阿巴斯进行合作,另一方面依然故我,在阿巴斯正式当选的第二天就向加沙的以色列定居点发射了火箭和迫击炮,这是有意向阿巴斯发出警告。1月12日早晨,又有两名哈马斯人员潜入以方地段,埋设了六个爆炸装置并炸毁了一辆沿隔离墙巡逻的以军吉普车,造成一死三伤[4]。哈马斯在巴勒斯坦民众中的影响力也相当大。在前不久举行的巴勒斯坦地方选举中,哈马斯直追法塔赫,成为巴解内部当之无愧的第二大势力。阿巴斯在竞选期间也明确排除了通过武力打击哈马斯的可能,主张通过谈判和说服迫使哈马斯等激进组织放弃武装抵抗,达成内部停火协议[5]。如何处理与巴勒斯坦激进组织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巴勒斯坦新政府面临的艰巨挑战,也将是今后影响巴以和平进程的重大因素。

3.如何在有关最终地位问题的谈判上与以色列达成妥协。尽管巴勒斯坦新领导人对巴以问题的态度有了积极的变化,但阿巴斯毕竟是巴勒斯坦人根本利益的代表,在关键问题上难以轻易作出让步。2004年12月25日,在其首场正式竞选演讲中,阿巴斯表示在领土问题、耶路撒冷地位、巴勒斯坦难民回归权利等问题上决不会向以色列妥协[5]。这与沙龙为以色列方面确立的三条底线(注:即不会退回到1967年中东战争前的边界、在西岸地区保留大型定居点、不准巴勒斯坦难民返回故土。沙龙认为,这三条底线涉及以色列的“最根本”利益,无法再作让步。)截然对立。此外,阿巴斯反对沙龙提出的巴以达成一项长期的过渡协议,明确表示“巴勒斯坦将不会接受一个临时解决方案,关于一个只有临时边界的巴勒斯坦国的谈判只能是浪费时间。”阿巴斯在竞选中还不断指责以色列的强硬政策,说“只要犹太人的定居点和隔离墙还在,和平就不会实现。我们告诉我们的邻居,不管你们建立多少定居点、隔离墙或者路障,都不会给你们带来安全与和平。”阿巴斯的这种强硬言论,引起了以色列人的抨击。以色列外长沙洛姆指责阿巴斯的竞选言论破坏了中东地区和世界范围内实现巴以和平的“乐观气氛”,认为阿巴斯在目前情况下的言论“并不能鼓舞人心”,“以色列对这样的言论是不能无动于衷的”;正是由于阿巴斯反复强调要继承阿拉法特的既定方针,特别是在最终地位问题上不会让步,以色列媒体也开始对阿巴斯能否成为萨达特(注:萨达特:埃及前总统,摆脱前任魅力型总统纳赛尔的阴影,最终在埃及和以色列之间实现了和平,并因此被极端民族主义者刺杀。)式的和平英雄表示疑问,甚至说阿巴斯是“穿着西装的阿拉法特”(注:原文为:Arafat in a suit。引自以色列《国土报》英文版2005年1月10日。),认为二者在确定和谈条件方面,特别是在对以色列提出各种要求方面,并无本质区别。

二、沙龙:究竟什么是“痛苦的让步”?

阿拉法特的病逝使得以色列失去了因没有合适谈判对象而拒绝与巴方展开和谈的借口。如果以色列坚持既定政策,势必会招致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和巨大的国际舆论压力。而主张对以和谈的阿巴斯的当选,又的确给以色列带来了极大的希望。沙龙曾明确表示,阿拉法特的消逝使得中东和平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之窗”。2004年底,沙龙在以色列最负盛名的赫兹利亚年会(注:2003年底,沙龙正是在此年会上提出了“单边脱离计划”的设想。)上表示,2005年将是一个“伟大的机遇年”[6],巴以关系有望在这一年实现“历史性突破”[6]。他说,能否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是对以色列民族的考验,为了不丧失这一机会,以色列必须带头作出妥协,以达成和平协议。沙龙明确向对巴勒斯坦方面发出如下信息:“我们无意统治你们,我们无意管理你们的事务。因为那将意味着一个民族对另外一个民族的控制,对双方而言都是一场可怕的灾难。”[6]不久以后,以色列不同寻常地一举释放了159名在押巴勒斯坦囚犯,以显示对阿巴斯的支持。而这只是以方采取的一系列举措中的一小步。

大选结果揭晓后,以色列总统卡察夫表示,阿巴斯可以为中东掀开新的篇章,未来几个月将与巴勒斯坦的命运密切相关。如果今后阿巴斯采取切实措施,制止针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巴和平进程将有望重新启动,建立独立自主的巴勒斯坦国也充满希望[2]。以总理沙龙也在巴大选结果正式宣布后打电话向阿巴斯表示祝贺,并同意尽快与阿巴斯举行会晤,以色列媒体也普遍对阿巴斯当选寄予厚望。几乎与阿巴斯胜选同时,沙龙也完成了自己的内阁重组计划。由利库德、工党和圣经犹太教联盟组成的新联合政府(占据议会120个议席中的66席),为沙龙推行撤出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北部地区的脱离计划扫清了政治障碍。由于工党强烈支持以巴恢复和谈,工党主席佩雷斯出任副总理并专司执行脱离计划,可以预计,以巴围绕实施脱离计划之细节的谈判将指日可待。

但是今后的巴以和谈前景仍不容乐观,要达成最终解决方案更是沙龙政府力所不能。

其一,沙龙政府仍然坚持将巴当局反恐和改革作为恢复双方和谈的前提条件。虽然以同意给阿巴斯一个过渡期,但并没有放弃该前提,而是强调这是执行“路线图”计划的第一步。事实上,巴大选结果尚未公布,沙龙政府的两位要员即外长沙洛姆和财长内塔尼亚胡就声言大选已经结束,阿巴斯应当采取实际行动进行反恐和改革了。1月10日,沙龙总理在会见来访的美国参议员克里时也强调:“在大选结束后,现在应该强调的主要事情是他们如何处理恐怖主义问题。他们仍然没有打击恐怖主义,阿巴斯在竞选期间的声明虽然令人鼓舞,但我们将根据他在大选后的实际行动即怎样反恐和拆除恐怖基础设施来检验他。”[7],沙龙的助手也声称,目前以巴进行的只是安全协调而已,并非重开政治谈判[7]。

其二,以尚无意重开最终地位谈判。由于面临着内部反对派的强大压力,沙龙政府尚无意在脱离计划之外作出新的让步。根据“路线图”计划,将首先成立一个具有临时边界的巴勒斯坦国,在此之前以色列必须归还整个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大约50%的地区,届时将有大约6万名犹太人定居者迁徙到以控区境内。但是要落实这一计划,将会困难重重。“单边脱离计划”在初始阶段仅仅涉及到加沙地带各定居点的7000多名犹太人,就不仅遭到了国内极右翼势力和几乎所有生活在定居点的犹太民众的强烈反对,甚至形成了数百公里长的抗议“人链”,而且也使得利库德集团内部矛盾激化,分化严重,还造成了以色列政局和社会的动荡不安,最终被迫重组政府。面对“单边脱离计划”只是准备实施其十分之一,遇到的阻力就已经是重峦叠嶂,其余十之八九能否如沙龙所愿,于2005年底如期完成撤出加沙地带21个犹太人定居点和约旦河西岸北部4个犹太人定居点的计划,将来履行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规定的义务,撤出西岸地区,更将是举步维艰。

至于脱离计划之后的下一步如何走,以高层十分敏感。在以方内部,有两种基本看法:(1)2004年10月,沙龙总理的政治顾问维斯格拉斯在接受以色列《国土报》采访时,谈到了自己对“单边脱离计划”的看法。指出该计划的意义就是冻结中东和平进程和巴勒斯坦建国方案,避免以巴恢复谈判,因为双方在耶路撒冷最终地位和巴勒斯坦难民回归问题上的分歧是根本无法弥合的。维斯格拉斯的言论,违悖了中东和平“路线图”的基本内容和以色列政府曾经作出的承诺,遭到了巴勒斯坦方面的谴责和美国政府的质疑。巴勒斯坦首席谈判代表埃雷卡特认为,破坏中东和平“路线图”,正是沙龙政府刻意推行“脱离计划”的真正意图。国际舆论也普遍深感惊诧。(2)在2004年12月底,以色列副总理兼工贸部长奥尔默特在接受《耶路撒冷邮报》采访时表示,“以色列在2005年完成单边撤离计划后,还将从西岸大部分地区继续撤离,因为这样符合以色列的自身利益。”[8]但是就在同一天,不仅沙龙办公室出面否认,就连奥尔默特本人也在以色列电台上否认以色列政府已经有继续从约旦河西岸地区大规模撤离的计划。维斯格拉斯和奥尔默特都是沙龙的心腹,并且一直在同美国打交道。他们分别在阿拉法特去世前后发表的讲话,暴露了以色列政府的不同考虑,但避开最终地位谈判却是其共同之处。

其三,即使重开最终地位谈判,鉴于以色列在巴以冲突中所处的强势地位,加之有美国袒以政策撑腰,以色列也不可能作出实质性的让步。实际上,沙龙政府已经多次暗示过,2000年阿拉法特在戴维营会议上未能从巴拉克手中得到的东西,如今阿巴斯也不可能从沙龙手中得到。而且,沙龙政府早已与美国布什政府达成协议,其内容已由2004年4月份沙龙访美时双方交换的信件所确定。据此,美国已经明确表示,以色列与新建巴勒斯坦国之间的未来边界不可能完全恢复到1949年的停火线;默认了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部分定居点的吞并;认为巴勒斯坦难民不应当返回他们当初在以色列的家园,而应该最终被安置在未来建立的巴勒斯坦国境内。这些协议还得到了美国国会的批准。因此,在最终地位问题上,以色列方面绝不会、也不必对巴勒斯坦方面做出所谓“痛苦的让步”。巴以恢复和谈容易,但就最终地位问题达成一致的前景委实令人堪忧。

三、布什:新任期!新气象?

国际社会的调停特别是美国的态度和介入力度,历来是决定中东和平进程急缓进退的关键外部因素之一。由于阿巴斯主张政治解决以巴问题,给美国、欧洲和其他大国留下了良好印象,而且为阿拉伯各国政府所认可,成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巴勒斯坦领导人,因此,联合国、美国、欧盟等纷纷发表声明表示支持阿巴斯当选。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对巴勒斯坦大选成功举行和巴解组织执委会主席阿巴斯当选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表示了祝贺,并称阿巴斯的当选使他成为巴勒斯坦人民的真正代表,巴勒斯坦人民对民主的追求以及他们对巴民族权力机构的支持,为阿巴斯未来开展工作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安南表示,他期待着同阿巴斯一道为执行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及建立独立的、有活力的巴勒斯坦国而努力。欧盟负责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索拉纳表示对巴勒斯坦在选举后开创新的和平之路感到乐观,并希望选举产生的巴新领导人能带领其人民实现建国的目标,欧盟将为此作出最大努力并向由合法选举产生的巴勒斯坦新领导人提供支持。阿拉伯国家甚至包括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也纷纷致电表示祝贺。

巴勒斯坦举行大选当天,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发表书面声明,称大选以及将在数月后举行的议会选举,对于巴勒斯坦建立一个与以色列和平共存的独立、民主国家来说至关重要;称巴勒斯坦新领导层将承担重要任务,包括反恐;呼吁以色列“改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人道主义状况和经济状况”;还表示将在自己的第二个任期中,努力促进一个巴勒斯坦国的建立。巴正式选举结果公布后,布什打电话给阿巴斯,邀请阿巴斯在方便的时候到白宫做客,这与布什拒绝与阿拉法特交往的政策形成鲜明对比191。在阿拉法特去世后即前往中东访问给阿巴斯打气的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接受采访时暗示,美国将采取一系列举措以支持阿巴斯,包括:将增加2亿美元对巴援助;派遣一位中东特使;赖斯就任国务卿后访问中东;赖斯参加将于3月初举行的伦敦会议并与欧洲协调中东政策等等[10]。

应该说,布什政府在第二任期加大对中东问题投入,具有许多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和动力。首先,竞选连任成功使得布什可以较少顾虑国内政治考虑(特别是美国亲以势力的制约),可以放开手脚推行自己的中东政策。一般而言,第二任期内,总统总是希望能在外交上有所建树,以便名垂青史。而在中东和平进程取得突破是最佳且最便利的选择。其次,阿拉法特辞世和阿巴斯作为美以均可接受的谈判伙伴上台,为美国调整中东政策,改变第一任期的不愿过多介入的做法提供了难得契机。再次,从修补美欧关系的角度看,加大对中东问题的投入是弥补美欧裂痕,扩大共识、重塑盟友关系的一个必由之路。法国外长巴尼耶近日在接受专访时称,布什总统在今后6个月内是否能够和欧盟携手推进中东和平进程是对美国诚意的一个试金石[11]。最后,美国改造大中东计划也需要在以巴和平问题上取得进展。巴尼耶在同一篇采访中也指出,和平是实现民主的一个客观的前提条件,以巴和平是推进布什大中东计划的必要条件[11]。鉴于伊拉克局势的现状,美国意欲将伊拉克树立为中东“民主样板”的冀望有可能落空,至少短期内无望企及。步入第二任期的布什政府加大对以巴问题投入,一方面可以缓解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窘境,争取盟国在伊拉克和伊朗核问题上予以支持;另一方面,如果树立了“巴勒斯坦民主样板”,也算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因此,今后4年的美中东外交将明显地更趋活跃,不排除美抓住时机在具体问题上寻求某种突破的可能性。

但是,美国中东政策同样有其局限性。首先是美中东政策的基石,也就是偏袒以色列的政策不会改变。在有关和谈的前提条件上(打击恐怖主义组织和实行内部民主化改革)美以立场一致。在最终地位的谈判问题上,布什已经明确提出巴以未来边界不可能完全恢复到1949年的停火线,默认了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部分领土的吞并;认为巴勒斯坦难民不应当返回他们当初在以色列的家园,而应该最终被安置在未来成立的巴勒斯坦国境内。布什的这些表示不但见诸文字,而且被国会两院通过。这使得布什政府根本上就很难以公平、客观的调解人面目出现。其次,虽然布什没有了竞选的压力,但还有诸多内政方面的因素。在美国的以色列院外活动集团对美国制订中东政策特别是对以政策具有重大影响力,其中以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为主要代表。甚至有政治分析家说过“在美国争论以色列问题的余地,甚至要比在以色列国内还要小。”[12](P241)来自国内的政治压力,也使得美国在今后的促和促谈过程中,无法采取真正客观公正的立场,更不会冒险单方面向以色列施以重压。再次,从布什新内阁的人事布局看,新保守主义势力更胜于前,他们主张在中东按照“先民主,后和平”的次序行事,并且不太理会盟国(包括欧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先和平、后民主”的要求。最后,下一任布什政府中东政策的重点仍然在伊拉克,是否真能痛下决心来啃以巴冲突这块老骨头,尚存疑问。

除了美国这个关键因素外,欧盟国家和阿拉伯国家也会对以巴和平进程产生重要影响。欧盟东扩后力量上升,而且视中东为直接近邻,急于在以巴问题上扩大影响,作用有上升趋势。但由于被以色列视为偏袒巴勒斯坦而加以排斥,目前欧盟的作用更多还是发挥在对巴经济援助和政治重建方面,在和谈关键问题上的发言权仍十分有限。阿拉伯国家现在面临内忧外患,很难形成统一的对以立场。伊拉克战争已使阿拉伯国家陷于分裂,而美国正在推行以“民主化改造”为核心的“大中东计划”,更使阿拉伯国家普遍感到压力,目前对巴以问题无暇顾及。因此,除了埃及作为阿拉伯国家龙头老大以及因事涉切身利益,的确想在巴以问题上有所作为外,其他阿拉伯国家更多地只是在口头上给予巴勒,斯坦以道义支持。因此,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外来关键因素还是美国。

四、结语

以以巴关系为轴心的中东和平进程自1993年正式启动之后,尽管命乖运舛,但总是负载着国际社会和世界人民对中东地区实现永久和平的期许,艰难而曲折地不断前行(注:笔者不久前会晤以色列外交部政策规划司长埃佛罗尼大使时,埃曾对中东和平进程既有成果给予充分肯定。他说,1967年战争结束时,承认对方生存权利的人在以巴双方都是屈指可数的极少数;如今,承认巴勒斯坦建国权利的犹太人和承认以色列生存权的巴勒斯坦人都占到了各自人口的50%左右。这就是和平进程所取得的成效。笔者深以为然。)。然而,2000年9月巴以武装冲突再起以来,1000多以色列入和3000多巴勒斯坦人死于冲突,伤者则不计其数。然而,比起肉体的伤痛来,这场冲突对巴勒斯坦和犹太两个民族心灵的伤害更加深远(注:笔者曾经于2001年作为中国外交部政策磋商代表团成员访以。时任以色列外交部政策规划司长的莫卡迪大使介绍说,以往不论以巴间冲突如何激烈,犹太民族对于巴勒斯坦人并不怀有仇恨,因为作为曾经流散于世界各地数千年之久的民族,他们理解失去家园的人所怀有的心理。但戴维营协议失败和第二次“因提法达”的发动,使犹太民族丧失了与巴勒斯坦民族通过和平手段谋求共享和平的希望。而对包括平民目标在内的所有犹太利益进行的不可预测式袭击所带来的恐惧,已经在犹太人民心中开始激发出仇恨的情绪。)。

如今,历史在挥别了充满传奇色彩之阿拉法特的同时,再次打开了“机遇之窗”。目前看来,有关各方在抓住并利用好这一难得历史机遇方面,都既有政治意愿、也有利益需求。以巴双方高层领导人之间私下秘密接触之频繁程度,远非局外人可以想象。通过在形式上恢复双方谈判,把双方利益折冲限制在政治解决的框架之下,进而为两个民族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共存于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创造出最基本的条件,既符合以巴双方的现实利益,也合乎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可以确信,以巴双方都会为此作出努力,局外各方也会尽力提供相应便利。

然而,不能忽视更不能忘怀的是,双方的最高领导人都承受着来自内外诸多方面的巨大压力,甚至包括对其人身安全的威胁。犹太极端主义右翼势力早已发出了要取沙龙项上人头的威胁(注:以色列安全局VIP保护处处长告诉笔者,现在该处1/3的力量用于保卫沙龙总理的安全。)。犹太教拉比(教士)们甚至公开要求信教军人拒绝服从驱赶非法定居点犹太居民的命令,已经有包括4名团长在内的34名预备役军官向各自的旅长递交公开信,表示宁愿被军法从事,也要听从拉比的教诲。面对为谋求和平而付出的代价,不仅以色列社会,而且以色列军队,都面临着分裂的危险。而阿巴斯更是早在正式竞选活动尚未开始之前,就在达赫兰控制下的加沙地带,而且是在悼念阿拉法特的小型仪式上,险些被狂热巴勒斯坦枪手送上追随阿拉法特亡魂的路途。

拉宾总理血洒热土之时,就是奥斯陆进程中断之际;沙龙执意登上圣殿山之日,就是“因提法达”发动之机。这就是中东!这才是中东!在这里,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凭一时兴起,以一己之力,让和平的脆弱暴露得纤尘不遗(注:2003年,一名24岁巴勒斯坦女律师,因其弟被以军打死,在海法一餐馆实施自杀式爆炸。此举终结了海法市犹太、巴勒斯坦两民族历来和睦相处、从未发生相互残害事件的历史。)。我们能够做的,只有在对和平满怀期望和憧憬的同时,对在中东特别是以巴之间实现这一人类美好生活之基本条件的艰巨性、复杂性、曲折性和非线性,保持充分清醒的认知和持久并且坚定的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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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阿拉法特时代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关系:中东和平进程的三个关键因素分析_阿拉法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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