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扩展战略”受挫后的外交新动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外交论文,新动向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3年初克林顿入主白宫后，面对冷战结束后的国际经济新形势，于1993年9月提出了“扩展战略”。目的在于维护其在西方的领导地位，以自身模式去“改造”其它国家。但是实践证明该战略并未如愿以偿，世界向多极化、多样化发展的趋势日益明显，克林顿政府不得不对其外交政策一再作出调整。
一、推行经济霸权主义引起各国强烈不满
日本、西德的崛起和苏联的解体证明军事上的强大是一时的，而科技和经济的强大是决定国家兴衰强弱的根本因素，以经济实力为主的综合国力的较量已成为时代的趋势。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中，美国为扩军备战耗费巨资，财政赤字，外贸逆差，债台高筑，国际地位相对下降，“领导地位”之梦难圆。克林顿政府认为，“美国经济实力不强，就不能领导世界”，“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维系着美国未来的安全”，并提出“外交要为经济服务”，“贸易应作为美国安全的首要因素”和整个经济战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此克林顿提出对内以大规模削减财政赤字和增强竞争力为核心的“综合经济发展计划”，解决美国经济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增强美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对外，把经济贸易利益作为国家利益的重要方面，制定了积极开拓外国市场的新贸易政策。克林顿认为，“现在到了把贸易当作我们安全首要因素的时候了”，要求日本和西德作出牺牲，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推行强硬的“公平贸易”和“管理贸易”政策，逼迫外国对美国开放市场，让美国商品有更多的出口机会。美国商务部长布朗说：“我们一方面为打开海外市场而战，另一方面致力于使美国工业更有竞争力”。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美国政府在经济领域推行霸权主义作为重要的外交任务。克林顿总统亲自挂帅上阵，敦促沙特购买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通讯设备，游说印度政府选购美国的客机，希望为印尼建设核电站，与哈萨克斯坦讨论油田开发问题，难怪报界将其称为“总统级推销员”。
随着美国经济霸权主义的暴露，美国与日本、西欧和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日益增多。美日贸易矛盾由来已久，1991-1993年美国的贸易逆差分别为736亿美元、741亿美元和825亿美元，其中40%-50%多是来自对日本的贸易失衡，1992年为500亿美元，1993年为600亿美元。为了纠正美日贸易不平衡，克林顿明确提出，“冷战时期那种美日合作关系已落后于时代……今后要特别注意经济领域的美日关系”，建议在两国之间建立综合性的经济协商机构，并且在一些产业领域设定市场份额。美国不仅要求日本在3年内减少一半对美贸易顺差，增加1/3的外国制成品进口量，还要日本制定出美计算机、汽车、钢铁等产品对日本市场的占有率，并发动了对日本的外汇战，让日元大幅度升值，借此削弱日本商品的价格竞争力，甚至威胁要对日本实施“超级301”条款进行制裁，而日本敢于说“不”，两国经贸关系摩擦不断。
美国对欧共体的贸易虽然有相当大的顺差，但一再发出贸易战的威胁。1993年1月，美国商务部以德、法、英等19个国家对出口钢材实行补贴，以低价向美国市场倾销为由，宣布对这些国家进口的钢材加征惩罚性关税，其中对英国的课税最高，达109.22%。接着，克林顿政府又指责《欧共体公共市场法令》中关于给欧共体的企业参加公共项目投标以3%价格优惠的规定“带有歧视性倾向”，损害美国的利益，于1993年2月1日威胁将禁止美国政府部门在公共采购合同中接受欧共体的产品和服务，以示制裁和报复。不仅如此，美国还指控欧共体在农业、公共市场和补贴等方面的贸易政策，将其列入对美国实行不公正贸易的黑名单。对此，欧共体进行了反击，唇枪舌剑。为解决这场贸易战，双方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但未达成全面协议。
美国还将贸易战的矛头指向世界许多国家。美国贸易代表在一份报告中，指责加拿大、墨西哥、瑞士、独联体、韩国、印度、新加坡和中国等44个国家和地区对美国有不公正贸易行为，并挥动“超级301”的大棒横加威胁，引起了许多国家的不满。为了推销美国汽车，美国政府甚至公然要求韩国政府官员乘坐美国汽车，对此韩国政府对美国政府的霸道行径提出了严正抗议。
二、军事干涉有所收缩
克林顿上台后，强调美国必须“在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为此，接连采取了许多重大国际行动，有些取得了成功，如美国带头强迫伊拉克接受联合国对伊拉克武器生产的长期监督，对海地的制裁和干涉。但在相当一些地方的军事干涉却连连受挫。在非洲，1992年12月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在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旗帜下，开进了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但这并未为多年战乱的索马里带来和平。后来由于维和部队与艾迪德派武装部队发生矛盾，受到武装袭击，造成一些伤亡。克林顿总统下令增派部队，空袭艾迪德的住所、弹药库等，甚至对艾迪德发出通缉，但未能如愿以偿，最后只好派人暗中与艾迪德进行谈判，寻求政治解决办法，并决定从1994年3月开始撤军，大丢面子。1993年2月初，美国联合比利时和法国，正式通知蒙博托总统，要求他将权力移交给过渡政府总理、反对派领袖齐塞凯迪，并策划对蒙托总统进行制裁，但是遭到拒绝。大国的压力并未产生预期的效果。
在欧洲，自从波黑三方发生大规模冲突之后，美国出自本身战略利益的考虑，初期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度，摆出要单方面动武的姿态，但后来却变得谨慎、畏缩不前，与北约盟国制定“引而不发”的军事干涉计划，前后不一，左右摇摆。这反映了美国国力相对下降与保持美国对国际事务控制能力之间的矛盾。
在亚洲，围绕朝鲜的所谓“核疑惑”，美国要朝鲜按照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规章制度，不仅接受核查，而且要允许进行“特别视察”。朝鲜否认自己在研制核武器，并拒绝“特别视察”。结果几经曲折，美朝双方举行谈判，最后双方以相互妥协而告终。
从上述可以看出，克林顿上台后，从一度迷恋的“扩展战略”逐渐改为“有选择的参与”，但这不等于美国已放弃强权政治，只不过是改变策略与方式罢了。
三、更加重视亚太地区
60年代以来，随着亚太经济的振兴，其在国际政治上的地位也日益重要。现在全球性的大事几乎都有亚洲国家参与。在亚太地区建立安全对话机制，亚洲国家更是举足轻重。美国和西方国家相继调整了对亚洲的政策。
克林顿在执政之初，推行咄咄逼人的亚洲政策，与亚洲许多国家发生种种矛盾。美日贸易摩擦升级；在劳工、知识产权等问题上，压东盟国家按自己的标准办事，遭到抵制，企图以制裁手段解决朝鲜的“核疑惑”，弄巧成拙。种种纠纷使美国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处于“严重危险之中”。如不扭转，必将损害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根本利益。严峻的形势逼使克林顿不得不调整对亚太地区的政策，将亚太地区置于外交的重要地位。克林顿总统提出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的主张，倡议召开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国家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与APEC领导人开展定期高层外交创造了条件，力图借此保持美国的主导地位，把亚太地区整个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为改善与亚太国家的关系，美国与日本就贸易问题进行谈判，表示要积极参加亚洲多边安全对话；与朝鲜就核问题重开谈判，并达成框架协议；宣布取消对越南的贸易禁运，同意与越南互设官方联络处。克林顿还作出同中国进行全面接触，提高对话级别，进行广泛交流的决策，宣布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并将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脱钩，同江泽民主席在西雅图举行了会晤，促进了美中关系的改善。值得注意的是，在冷战结束后，美国仍继续维持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双边或多边军事协议，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目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驻军约为10万人左右，不亚于欧洲。总之，克林顿政府更加重视亚太地区，根据形势变化，调整了亚太战略，其目的是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亚太地区新秩序和扩大美国在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影响，既要遏制日本，又要牵制欧洲。
四、调整对俄罗斯政策
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美国为推动俄罗斯和东欧各国沿着自己所希望的方向发展，长期来一直将俄罗斯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但是俄罗斯内政外交的一系列变化也迫使美国不断调整对俄政策。一是以日里诺夫斯基为首的自由民主党异军突起，在国家杜马（下院）选举中占第二位，成为强大的反对派。日里诺夫斯基对外要求“重整俄罗斯雄风”，主张“在前苏联领土范围内”发展和巩固俄罗斯国家，与美国只“保持一般关系”。二是1994年初改组政府时，“激进民主派”的主要人物盖达尔、费奥多罗夫等被迫去职，组成了以切尔诺梅尔金为总理的新政府。他一上台就宣布“改革的浪漫主义时期已经结束”，“决不允许再出现行之不当的激进和考虑不周的‘休克’”。三是1994年2月间国家杜马作出政治大赦决定，无视叶利钦总统的反对，对1993年“10月事件”的被告宣布赦免。四是由叶利钦总统倡议，经各方讨价还价，各派政治力量于4月间签署了《社会和睦条约》，总统控制议会的权力减弱。五是通过《俄罗斯联邦军事学说基本原则》，在强调“俄罗斯及其盟国保障军事安全的活动具有十分明显的防御性”的同时，否定“不越过边界的防御理论”，重视进攻在夺取战争主动权方面的决定性作用，显示出重振大俄罗斯的强烈愿望，被称为复兴大俄罗斯的“军事宣言”。六是叶利钦总统批准了联邦对外政策构想，认为俄罗斯在新国际关系中仍然是一个大国，不仅对新的世界秩序负有责任，而且对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和东欧等负有“特殊责任”，极力扩大俄罗斯在独联体内的影响。
面对俄罗斯的变化，克林顿政府感到忧心忡忡，认为美国对俄政策应从“更现实的利益出发考虑”，不仅要支持俄罗斯的改革，而且应防范俄罗斯的扩张。美国还放弃“俄国优先”政策，积极发展同乌克兰和独联体其他国家的关系，抗衡俄国的压力，催促俄罗斯从波罗的海三国撤军，接纳东欧各国和俄罗斯等加入北约“和平伙伴计划”。美国希望俄罗斯发展成西方式的“民主社会”，巩固冷战胜利成果，并作为自己的小伙伴。但是，俄罗斯不会甘心长期处于屈从地位。看来，美俄两国既是伙伴，又是对手。克林顿政府对俄政策也将随着俄罗斯的变化而不断作出调整。
五、推行美国价值观念的手法有所变化
克林顿政府把维护经济安全、保持强大军力和促进世界民主作为其对外政策的“三大支柱”，声称“冷战后时代的外交政策要反映美国历史性的民主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念”，力图以美国的价值观念来改造世界。为此，美国一方面支持独联体和东欧国家，帮助它们“稳妥地完成民主过渡”，防止这些国家的“民主浪潮出现逆转”，另一方面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兜售多党制，结果不少地方出现动乱，政局不稳，经济衰退，人民生活更加困难。为了按照美国的政治和经济模式改造别的国家，克林顿政府打着推行“民主”、维护“人权”和“人道主义”的幌子，到处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事务，甚至不惜对外进行军事干涉。在新加坡，要求对违反法律的美国人从宽处理。在韩国，要求修改保安法。
对坚持独立自主的中国，美国利用最惠国待遇大做文章，在所谓“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但中国并没有被吓倒。事实证明，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挂钩是一种缺乏远见和现实感的政策手段。美国同中国有许多共同利益，搞坏关系对双方都是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