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与中国的选择”笔谈——大国崛起的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国论文,笔谈论文,中国论文,逻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国崛起”，不仅是一种历史现象，同时也应当被视作国家理论中的一个特定概念。概念要有逻辑支撑，而逻辑支撑要有历史内容。
《孟子·公孙丑上》里有“以仁假力者霸，霸必有大国”之语。所谓“仁”，讲的是国家制度，而“力”则是一个国家的现实国力。力量是能量的转换形式，能量是资源的转换形式，大国，首先应是占有和控制较多资源的国家。可以说，孟子所说的“力”，是国家对内外资源的控制力。这对现代国家的崛起，基本也是适用的。
为了经济利益，人们组成各种社会集团，并以集团的名义展开阶级和民族斗争，这种集团的最高形式就是国家。封建主义时代的国家内外关系是以血统皇权维系的，资本主义出现迄今，国家内外关系则以主权维系。这样，主权就成了现代国家理论中具有元逻辑意义的起点。国家的崛起需要资源支撑。这样，国家存在所依赖的资源则成了大国崛起逻辑演绎的第一环节。
国家在需要资源的同时，也要有意识形态和相应的社会制度。物质资源，尤其是战略性物质资源的有限性与极难再生性，决定国家间的关系是一种绝对博弈关系，意识形态中的理性意识又规定了国家关系同时又是一种相对博弈和绝对共和的关系，而共和的边界就是国家间的力量扩张及其被反抗力量所抵消的边界。所以，国家的崛起本身并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为获得资源释放国力的物理过程，确切地说，它更是一个政治过程。国家政治是国家力量的理性使用。
科学的逻辑演绎方法应当是辩证法，人类自觉运用辩证逻辑的能力是理性的表现。
国力是国家崛起的基本条件。国家力量的核心是军事力量，但军事力量的使用要有规则和边界。国力不可透支性的前提是国家可控资源的绝对有限性；除非这个国家将全世界的资源据为已有。但这样的结果就会出现倾一国之国力与全世界对立并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悖论。历史表明，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衰落于世界性扩张。热衷于世界扩张的国家，其衰落速度与扩张程度正好成正比。历史上大国兴衰的经验，值得中国人借鉴。现在回头反观毛泽东提出的“中国永远不称霸”、邓小平为未来50年的发展提出的“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目标，就会悟出这是他们那两代领导人，对中国未来崛起的边界所做出的理性限定。今天，困难的不仅仅在于中国崛起，而在于中国是否可以理性崛起。理性崛起意味着准确地把握中国崛起的边界。
准确认识国家军事力量在大国崛起进程中的有限性，是确保大国崛起持续性的前提。与霸权国家不同，服务于中国崛起的国家军事力量是一种自卫性力量，因而只是有限使用的国家力量。尽管中国对国际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加，但一定要理性地保持武力的使用限度：在主权统一问题上，中国武装力量的使用是果断有力而不惜代价的；在国际资源利益问题上，中国的武装力量使用是自卫性的；在国际问题上，中国武装力量只用于在联合国的框架下维持世界和平。
中国的崛起是有限度的崛起。这个限度的边界就是国家力量和这种力量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边界，当然这也是中国与其他国家相互尊重的边界。如果中国能理性地认识并守成于这个边界，中国的崛起就是可持续的。
目前国际上存在着一种有和平但没有崛起的模式，这就是拉美发展模式，即依附于西方资本的发展模式。拉美国家在世界上是比较和平的，因为它们放弃了国际上的反霸斗争，但由此换来的却是无穷无尽的国内阶级斗争。拉美模式的要害在于以大量牺牲国内劳动者和国内民族市场为代价，自觉和主动向北方国家长期大量“供血”并以此换来与北方国家的“罗马式和平”(Pax Romana)，即奴隶主与奴隶间的和平。这样的结果是国家放弃自主发展道路，使本国经济丧失自我循环的条件，最终不得不将国家命运交付给西方。为了避免依附型发展道路，美国人民进行了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林肯不惧来自英国的压力，不惜铁血打败了一心依附于英国的“南方同盟”，维护了民族市场，美国由此迅速崛起。美国崛起的逻辑是自主性逻辑。1930年代，中国的蒋介石政权就选择了依附于国际资本的买办道路，少数人积累了大量财富，国家向国际资本大规模出让利润，由此造成国内工农大量破产，民族市场严重萎缩。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使中国脱离了依附于国际资本的发展道路，并在半个世纪的时间迅速成长为一个令世界尊重的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强国。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外交上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中国崛起的和平宣誓，由于这个宣誓是由强大的国防力量支撑，达到了很好的效果。朝鲜战争的胜利，使中国在万隆会议上受到东盟国家的尊重和欢迎。因此大国崛起也是建立国际威信的过程，而“以仁假力”，是赢得威信的可靠方式。
我们研究大国崛起，是为了中国崛起。中国崛起的逻辑不可能没有中国的特点。
主权是大国崛起的逻辑起点，主权的存在特点规定着国家崛起的基本特点。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但又是一个领土主权尚未完全统一的国家。前者决定中国的崛起应当是一个被国际社会平等地接受，而不是强迫世界接受的过程。另一方面，中国的崛起又是中国完全实现领土主权统一的过程，与“台独势力”的斗争，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对中国来说，又是不容讨论、不能妥协的。从这两方面看，中国崛起的认识逻辑是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的统一。中国崛起及由此引起的中国与国际社会理性沟通过程是无限的和没有终结的；中国领土主权统一和反“台独”斗争的决心、意志和努力，是无限和绝对的。但就中国领土主权完全统一后的中国崛起而言，在国际法的框架下与国际社会和平互动，按自由贸易原则平等地分享国际资源则是贯穿始终的原则。此间，中国国力的使用是有限的，军事的性质仅属于自卫。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崛起的逻辑是无限与有限的统一。
资源是大国崛起的逻辑的第一环节，但对中国而言，它又是一个非常薄弱且不足以支撑中国持续崛起的环节。能源方面，中国能源总消费已大于总供给，能源需求对外依存度迅速增大，中国能源安全形势已亮起红灯。中共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目前看，仅凭国内资源、尤其是水资源和油气资源的储产量就不足以支撑这个目标，而国际油气资源进口上游地区，基本又为美国等西方海权大国所控制，这种控制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又进一步强化为经济垄断。对油气进口依存度日益增大，而同时又对油气上游地区没有多少控制力的中国能源消费而言，这无异于雪上加霜。尤为严重的是，中国资源短缺的现实，又与大国间普遍存在能源危机同期出现。中国在崛起，而目前的可控资源又远远不足以保证这种崛起。这就要求我们向国际资源供给体系要求，并在必要时要以武力自卫属于中国的国际资源合理配额。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这种诉求是和平实现的。
民主是中国崛起的逻辑主线，也是中国未来可持续崛起的政治保证。
国内资源供给日益短缺和长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使中国对外部国际体系有了更迫切的国际民主诉求。自由贸易和国际民主，是美国反对英国霸权而提出并以武力捍卫的政治诉求。今天中国也遇到了同样的需求，并意识到了自由贸易权利和国际民主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中国已进入市场经济轨道并与国际贸易和世界资源产生了日益密切的依赖关系。中国的发展，需要平等地获得国际市场和世界资源以及自由利用海洋通道的权利。这些都是国际民主的基本内容，而国际民主权利往往受到已崛起并转为世界霸权的国家的压迫，因而是需要武力自卫的。国际体系，本质上是一个国际资源分配体系。但迄今为止，这个体系仍是由大国暴力确定并由霸权国家维持，因而是不民主的国际体系。中国的崛起不可能不对现存不平等的世界资源分配体系提出挑战，这种挑战也是中国对其主权中应有的国际民主权利的诉求。国际民主，本质上是主权国家对国际资源，尤其是极难再生的稀缺资源的平等共享的权利体系。
国际霸权本质上是反国际民主的。英、法、德、美等都是在强力应对挑战中崛起并获取既定的国际资源配额的，这种配额比例则是在军事较量后得到确认的。在“吃饭”问题上，人类之间的战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不是国内阶级斗争，就是国际间的民族斗争。从英国资本主义诞生以来的历史看，国际民主只能在国家力量的边际发生。即使是有联合国的今天，它们也只能在五个有核国家的基础上存在。如果没有核武器作后盾，五个常任理事国就没有实质权力。
中国对国际民主的诉求与对国内政治文明的诉求是一致的。中国崛起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践行国家政治文明和制度创新的过程。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是在国内工农大量贫困中崛起的，也没有哪个国家不是在政治文明建设中崛起的。中国崛起的资源不仅要有物质的支撑，同时还要有国家民众精神的支撑。国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国家制度创新。目前崛起的西方大国的政治制度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初，都经历过短期的阶级专政阶段。英国有克伦威尔专政时期，法国有拿破仑专政时期，德国也依次经历过俾斯麦、威廉二世乃至希特勒法西斯专政阶段；即使是19世纪的美国崛起，也并不是牧歌般的进程：它对国内工人阶级的镇压出奇地严厉。只是当这些国家走向世界，并从世界获得更多的利润和资源回流补偿后，国内矛盾才开始缓和。国内居民的阶级身份，逐渐转向公民身份，国家阶级专政政体便转变为建立在政府与公民契约制度上的法治政制。公民身份体现了与国家之间的契约关系。其中具有首要意义的是被纳入权利—义务体系中的公民对国家纳税与效忠的义务和国家对公民合法权利实行保护的责任。在这种权利—义务关系中，国家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全体居民的积极性。古代罗马曾用扩大公民权范围和数量的方式获得国内居民更广泛的支持，西方国家通过从专政体制向法治体制的转变赢得国内居民的支持。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也曾经历过居民身份以阶级“成分”来划分的时期。但是，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现在，国内阶级关系已发生很大变化，依法治国成为国家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目标，与此相应，用国家公民身份代替以往的“阶级成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体成了可以与世界文明对话的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经之路。
但是，中国政治文明的逻辑自然有中国的特点。与西方有些国家不同，而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某些经验相似——与法国小自耕农居多的国情相适应，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提出的“公民权”概念，就其内容而言，更多地侧重于保护居于人口多数的第三等级的权利；由于今天的中国仍是工农居于绝对多数的国家，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护工人和农民的基本权利在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中仍然要居于基础性地位，这是中国实行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未来持续崛起的政治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