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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总结了改革开放25年的经验，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全面深刻阐述了科学发展观，提出了“五个统筹”和“五个坚持”，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完整理论体系。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第一要务”，再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标志着我们对发展观的内涵有了更加深刻、更加全面的认识。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将要处理的重大关系概括为“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的发展和对外开放，核心是“统筹”。要科学地把握、正确地认识、全面地理解“发展”的内涵，就要做到“五个统筹”。“五个统筹”是解决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的基础性工作，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强有力的保障，是一种新的发展观，它不仅是对客观世界最真实的认识，也是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指导思想。
一、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和经济发展的三种模式
在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中，要特别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研究，从来就是人类安身立命的重要命题。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上，人类经历了三个阶段：崇拜自然阶段、征服自然阶段和协调自然阶段。
崇拜自然阶段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原始人群在生产中软弱乏力，因而，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十分狭隘的。他们看到有些自然现象给人们带来意外的享受，同时，有些自然现象却给他们带来祸害甚至伤亡。人们虽然想尽办法企图克服自然界带来的灾难，可是所能办到的却极其有限。在这种背景下就产生了一种崇拜自然的原始宗教——图腾崇拜。图腾是一种印第安语的译音。在印第安人那里，图腾就是氏族的意思。19世纪中期，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考察了北美印第安人的风俗习惯。他发现那里的氏族绝大部分是用动物的名称命名的，如鹤氏族、狼氏族、熊氏族、麋氏族、鹿氏族、兔氏族、羚羊氏族、响尾蛇氏族等等。为什么用动物的名字命名？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这些动物的子孙。图腾从来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不仅给人们带来益处的动物会被人们当作祖先，严重危害人类生存的动物也曾被人类当作祖先崇拜过。远古的人类不仅崇拜动物，对大自然的许多现象，如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土地山河等，无不加以神化并对它们崇拜，祈祷日神、月神、雷公、电母、河伯以及土地爷等神灵保佑平安，帮助人们战胜无法预料又无力抵御的灾祸，其实质是对大自然的恐惧和依赖。人们所崇拜的都是与人们相对立的异己的自然力量。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
就在崇拜自然的人类社会早期，先民们已经开始凭简陋的工具、坚韧的意志和不断增长的智慧与险恶的自然环境搏斗。人们在生产斗争中获得了驾驭自然的知识，这些知识鼓励人们作进一步的尝试。在漫长的石器时代，火的使用和农业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的两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创造，当然人类先后发明了青铜器和铁器，生产力水平有了质的飞跃，社会发展速度逐渐加快。
当人类历史进入16世纪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出现，人类进入了大规模征服自然的阶段。征服自然阶段的近400年来，人类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不断发展生产力。社会生产力从蒸汽机时代进入电气化时代，继而又步入以电子计算机、核能开发、空间技术、生物技术为标志的高科技时代。若从历史的跨度进行比较，人类的历史约有300万年，人类的文明史约有6000年，科学技术的历史约有2500年，近代科学的历史约400年，现代科学技术的历史还不到100年，然而，这短短的四五百年中，人类社会发生了迅速而巨大的变化，何以如此？靠的是科学技术的力量，如果没有科学技术的发展，这样迅速的社会变化显然是不可能的。
然而，把科学技术作为征服自然利器的人类在此时恰恰缺乏对自然的深刻认识，把自然界当做取之不尽并可肆意挥霍的材料库和硕大无比可以乱掷污物的垃圾桶，巧取豪夺、竭泽而渔的大规模征服自然的做法，终于导致了自然界大规模的报复，环境污染、生态失调、能源短缺、城市臃肿、交通紊乱、人口膨胀和粮食不足等一系列问题，日益严重地困扰着人类。
“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严酷的事实，迫使人类对自己对待自然界的态度，作一次全面的反省。事实教育并警告人们，把自然界看作是人类的对立物或被统治的观点是错误的，只有合理地利用自然界，才能维持和发展人类所创造的文明。人类的科技和经济发展的目标，应当向协调人与自然界关系作战略转移。人类应该进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类应当充分发挥人的聪明才智，不断升华境界，提高自身的素质，达成“人与自然共同发展”的思想共识，既注意代内需求，更应当关心代际公平，以求得人类同自然界协调和谐，共生共荣。
就与环境的关系而言，人类社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三种模式，代表了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种是传统经济模式。它对人类与环境关系的处理模式是，人类从自然中获取资源，又不加任何处理地向环境排放废弃物，是一种“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单向线性开放式经济过程。在早期阶段，由于人类对自然的开发能力有限，以及环境本身的自净能力还较强，所以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并不凸显。但是，后来随着工业的发展、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人口的增长，环境的自净能力削弱乃至丧失，这种发展模式导致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资源短缺的危机愈发突出，这是不考虑环境代价的必然结果。第二种是“生产过程末端治理”模式。它开始注意环境问题，但其具体做法是“先污染，后治理”，强调在生产过程的末端采取措施治理污染。结果，治理的技术难度很大，不但是治理成本畸高，而且生态恶化难以遏制，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都很难达到预期目的。第三种是循环经济模式。它要求遵循生态学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的基础上发展经济，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其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倡导的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遵循“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原则，采用全过程处理模式，以达到减少进入生产流程的物质量、以不同方式多次反复使用某种物品和废弃物的资源化目的，是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环反馈式循环过程，实现从“排除废物”到“净化废物”再到“利用废物”的过程，达到“最佳生产，最适消费，最少废弃”。
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代表作《历史研究》中向世人公布了他的统计研究成果：世界古往今来共有26个文明，并断言在这26个文明中，5个发育不全，13个已经消亡，7个明显衰弱。而在其最后一部著作《人类与大地母亲》中，汤因比十分重视并着重论述了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地理、气候、水利、交通条件等外部环境。汤因比深刻地注意到人类物质技术力量的进步对大自然的毁坏所造成的恶果，他关注着人类将与自然环境建立怎样的关系。在汤因比所论述的26个文明中，衰落的，特别是那些消亡的，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协调有关，由于人口膨胀、盲目开垦、过度砍伐森林等造成的对资源的破坏性使用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举其要者，诸如玛雅文明、苏美尔文明和复活节岛上的文明的衰落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个判断的正确性。
中国古代的天人调谐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行为与自然的协调，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的一致，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主客体之间、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之间关系的辩证思考。根据这种思想，人不能违背自然，不能超越自然界的承受力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破坏自然，而只能在顺从自然规律的条件下去利用自然、调整自然，使之更符合人类的需要，也使自然界的万物都能生长发展。另一方面，自然界对于人类，也不是一个超越的异己的本体，不是宰制人类社会的神秘力量，而是可以认识、可以为我所用的客观对象。这种思想长期实践的结果，是得到自然界与人的统一，人的精神、行为与外在自然的一致，自我身心的平衡与自然环境的平衡的统一，以及由于这些统一而达到的天道与人道的统一，从而实现了完满和谐的精神追求。
在全球性生态危机凸显的当代，西方的深生态学是非常注重从东方思想，特别是中国的天人调谐思想中吸取营养。天人调谐的思想，不仅对于解决当今世界和中国由于工业化和无限制地征服自然而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解决当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民由于异化和无限制地膨胀欲望而带来的道德污染、心态失衡等问题也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二、两种发展“范式”的比较
从人类与环境关系的合理分析中，我们可以借鉴“范式”（Paradigm）理论来探讨发展模式问题。范式这个概念是由美国著名学者托马斯·S·库恩 （Thomas Samual Kuhn）在其代表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来的，本义是指科学理论研究的内在规律及其演进方式，用库恩的话讲就是“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库恩描述了一种常规时期和革命时期相互交替的科学发展模式。他提出，科学首先在“范式”的支配下，为解决“范式”所提出的“疑点”的高度定向的研究活动，这是科学的常规活动。只有当已有的“范式”不足以应付新的问题的挑战时，这个常规的发展才会暂时中断，科学便因此陷入危机，最后导致新“范式”取代旧“范式”的科学革命。不同的范式拥有不同的前提假设、概念体系、理论方法和社会实践。由此，基于不同的社会历史状况、技术水平、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及其运行机制和对环境问题的不同理解与认识，我们借鉴科学发展的范式理论，可以探索和总结出两种不同范式，一种是生产过程末端治理范式，另一种是循环经济范式。
在现阶段，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范式仍然以生产过程末端治理为主，其理论依据，前期主要是庇古的“外部效应内部化”理论，提出通过征收“庇古税”来达到减少污染排放的目的；后期主要是“科斯定理”，指出只要产权明晰，就可以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并且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再后来，又兴起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认为环境污染与人均国民收入之间存在着倒“U”关系，随着人均GDP达到某个程度，环境问题会迎刃而解；还有环境资源交易系统的“最大最小”理论，等等。这些理论为早期的环境经济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分析的基础，即“污染者付费原则”的确定，这一范式曾经对于遏止环境污染的迅速扩展发挥了历史性作用。但是，环境恶化、资源枯竭无法从根本上得到遏止，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所以，面对我们赖以生存的各种可用资源逐渐从稀缺走向枯竭的现状，我们不得不进行反思，在理论上探索能够解决目前困境的途径已经十分迫切，走出末端治理范式危机的时机已经成熟。
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提出了“宇宙飞船理论”，指出，地球就像一艘在太空中飞行的宇宙飞船，要靠不断消耗和再生自身有限的资源而生存，如果不合理开发资源，肆意破坏环境，就会走向毁灭，这是循环经济思想的早期萌芽。随着环境问题在全球范围内的日益突出，人类赖以生存的各种资源从稀缺走向枯竭，以资源稀缺为前提所构建的末端治理范式逐渐为循环经济范式所替代。我们称这种替代为范式革命，之所以这样定义，是因为通过比较两种范式，我们发现确实发生了质的变革。
第一，生态伦理观由“人类中心主义”转向“生命中心伦理”和“生态中心伦理”的探索。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认为，人类是世界存在的最高目标，人类的价值是最崇高的且是唯一的，其他物种的价值只有在人类使用它们的时候才表现出来。生命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认为，所有生命，特别是动物，都有价值，判别善恶是以是否伤害生命为标准的，导致生物痛苦的行为是不道德的。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认为，天下万物，包括无生命的岩石等，都是有价值的，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休戚与共，对局部或个体的破坏就是对整体的伤害，不能够为了局部的利益伤害整体。循环经济范式扬弃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集成人类中心主义、生命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强调“生态价值”的全面回归，主张在生产和消费领域向生态化转向，承认“生态位”的存在和尊重自然权利。在这个范式里，人类不应该是自然的征服者和主宰者，而应是自然的一部分，既要维护人类的利益，又要维护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维护和管理好自然是人类的神圣使命，人类必须在道德规范、政府管理、社会生活等方面转变原有的观念、做法和组织方式，倡导人类福利的代内公平和代际公正，实施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生产，开展无害环境管理和环境友好消费。
第二，生态阈值问题受到广泛关注。承认生态阈值的客观存在是循环经济范式的基本前提之一。环境的净化能力和承载力是有限的，一旦社会经济发展超越了生态阈值，就可能发生波及整个人类的灾难性后果，并且这个后果是不可逆的。循环经济范式强调在生态阈值的范围内，合理利用自然资本，从原来的仅对人力生产率的重视转向在根本上提高资源生产率，使“财富翻一番，资源使用减少一半”，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切实有力地保护生态系统的自组织能力，达到经济发展的环境保护的“双赢”目的。
第三，重新认识自然资本的作用。循环经济范式强调，任何一种经济都需要四种类型的资本来维持其运转：即以劳动、智力、文化和组织形式出现的人力资本；由现金、投资和货币手段构成的金融资本；包括基础设施、机器、工具和工厂在内的加工资本；由资源、生命系统和生态系统构成的自然资本。在末端治理范式中，是用前三种资本来开发自然资本，自然资本始终处于被动的、从属的地位，而循环经济范式中将自然资本列为最重要的资本形式，认为自然资本是人类社会最大的资本储备。提高资源生产率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要发挥自然资本的作用，一是通过向自然资本投资来恢复和扩大自然资本存量；二是运用生态学模式重新设计工业；三是开展服务和流通经济，改变原来的生产和消费方式。
第四，从浅生态论向深生态论的转变。末端治理模式是基于一种浅生态论，它关注环境问题，但只是就环境论环境，过分地依赖技术，认为技术万能。可是，一旦技术不能解救生态阈值，则束手束脚，拿不出解决的办法，甚至产生反对经济增长的消极想法。而循环经济模式是一种深生态论，它不仅强调技术进步，而且将制度、体制、管理、文化等因素通盘考虑，注重观念创新和生产、消费方式的变革。它防微杜渐，标本兼治，从源头上防止破坏环境因素的出现。所以，循环经济模式是积极、和谐的，是可持续的稳定发展。
三、循环经济的基本原则、体系和层次
所谓循环经济，就是按照自然生态物质循环方式运行的经济模式，它要求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循环经济以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为特征，也可称为资源循环型经济。在现实操作中，循环经济需遵循减量化原则、再利用原则和资源化原则。减量化原则，要求用较少的原料和能源投入来达到既定的生产目的或消费目的，在经济活动的源头就注意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在生产中，减量化原则常常表现为要求产品体积小型化和产品质量轻型化。此外，也要求产品的包装简化以及产品功能的增大化，以达到减少废弃物排放量的目的。再利用原则，要求产品在完成其使用功能后尽可能重新变成可以重复利用的资源而不是有害的垃圾。即从原料制成成品，经过市场直到最后消费变成废物，又被引入新的“生产—消费—生产”的循环系统。资源化原则，要求产品和包装器具能够以初始的形式被多次和反复使用，而不是一次性消费，使用完毕就丢弃。同时要求系列产品和相关产品零部件及包装物兼容配套，产品更新换代零部件及包装物不淘汰，可为新一代产品和相关产品再次使用。这些原则构成了循环经济的基本思路，但它们的重要性并不是并列的，只有减量化原则才具有循环经济第一法则的意义。
循环经济的提出，是人类对难以为继的传统发展模式反思后的创新，是对于人与自然关系在认识上不断升华的结果。循环经济从相反的假设开始探索：将整个经济系统预想为生态系统的一种特殊情况，而且，经济系统总体来说是建筑在生物圈所提供的资源与服务的基础上的，在某种意义上，经济系统是生物圈的赘生物。总之，循环经济把整个经济系统（即所有同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消费有关联的活动）作为生态系统的一个特殊形式来看待，基于这一点出发，改进经济系统使之能与生物圈兼容，以能最终持久生存下去，就成为研究与发展循环经济的根本目的。
循环经济就是要借助于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圈的认识，特别是产业代谢研究，找到能使经济体系与生物生态系统“正常”运行相匹配的可能的革新途径，最终就是要建立理想的经济生态系统。
地球生命的最初阶段（与现代经济运行方式之间非常类似）是一级生态系统，与其说是一个真正的“体系”，倒不如说是一些相互不发生关系的线性物质流的叠加。其运行方式，简单地说，就是开采资源和抛弃废料，这是形成环境问题的根源。
在随后的进化过程中，资源变得有限了。在这种情况下，有生命的有机物随之变得非常地相互依赖并组成了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网络系统，如今天我们在生物群落中所见到的那样。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也就是说二级生态系统内部的——物质循环变得极为重要，资源和废料的进出量则受到资源数量与环境接受废料能力的制约。
与一级生态系统相比，二级生态系统对资源的利用虽然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效率，但也仍然不能长期维持，因为物质、能量流都是单向的：资源减少，而废料不可避免地不断增加。
为了真正转变成为可持续的形态，生物生态系统进化为完全循环的系统。在这种形态下，对一个有机体来说是废料的东西对另一个有机体来说就是资源，只有太阳能是来自外部的支援。这可称作三级生态系统。在这样的一个生态系统之内，众多的循环借助太阳能既进行独立的方式，也以互联的方式进行物质交换，这种循环过程在时间长度方面和空间规模方面的差异性相当大，理想的工业社会应尽可能接近三级生态系统。
总的来说，一个理想的经济生态系统包括四类主要行为者：资源开采者、处理者、消费者和废料处理者。由于集约再循环，各系统内不同行为者之间的物质流远远大于出入生态系统的物质流。
在近亿年的过程中，生物圈产生了一个三级生态系统运行所需的一切要素。人类活动，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的发展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级生态系统的范畴。产品的使用寿命常常极短，往往仅使用几星期，甚至几天。而我们目前的工业体系正艰难地和部分地从一级生态系统向二级生态系统过渡，只是半循环的，而这还是由于一些资源的稀少，由于各种各样的污染和立法的或经济的因素所促成的。
循环经济思想的主旨是促使现代经济体系向三级生态系统的转化。转化战略的实施包括四个方面：将废物作资源重新利用；封闭物质循环系统和尽量减少消耗性材料的使用；工业产品与经济活动的非物质化；能源的脱碳。循环经济已经在一些发达国家中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包括企业层次污染最小化方面，以及企业间废弃物的交换和传递，还有产品生产过程中和消费过程中物质和能量的循环。
发展循环经济有企业、产业园区、城市和区域等层次，这些层次是由小到大依次递进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平台。
在企业层次，与传统企业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严重，通过外延增长获得企业效益的模式不同，循环型企业对生产过程要求节约原材料和能源，淘汰有毒原材料，削减所有废物的数量和毒性；对产品，要求减少从原材料提炼到产品最终处置的全生命周期的不利影响；对服务，要求将环境因素纳入设计和所提供的服务中。因此，循环型企业是通过在企业内部交换物流和能流，建立生态产业链，使得企业内部资源利用最大化、环境污染最小化的集约性经营和内涵性增长，从而获得企业效益。在众多循环型企业中，以广西贵糖（集团）和山东鲁北集团较为典型和突出，国外最为典型的是美国杜邦化学公司。
在产业园区层次，生态工业园是一种新型工业组织形态，通过模拟自然生态系统来设计工业园区的物流和能流。园区内采用废物交换、清洁生产等手段把一个企业产生的副产品或废物作为另一个企业的投入或原材料，实现物质闭路循环和能量多级利用，形成相互依存、类似自然生态系统食物链的工业生态系统，达到物质能量利用最大化和废物排放最小化的目的。生态工业园具有横向耦合性、纵向闭合性、区域整合性、柔性结构等特点，与传统工业园区的主要差别是园区内各企业之间进行副产物和废物的交换，能量和废水得到梯级利用，共享基础设施，并且有完善的信息交换系统。生态工业园区有别于传统的废料交换项目，在于它不满足于简单的一来一往的资源、能源循环，而旨在系统地使一个园区总体的资源、能源增值。由于园区企业之间的关系是互动与协调，又使得企业获得丰厚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生态工业园作为循环经济的一个重要发展形态，正在成为许多国家工业园区改造的方向。
在城市和区域层次，循环型城市和循环型区域通常以污染预防为出发点，以物质循环流动为特征，以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目标，最大限度地高效利用资源和能源，减少污染物排放。循环型城市和循环型区域有四大要素：产业体系、城市基础设施、人文生态和社会消费。第一，循环型城市和循环型区域必须构建以工业共生和物质循环为特征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第二，循环型城市和循环型区域必须建设包括水循环利用保护体系、清洁能源体系、清洁公共交通运营体系等在内的基础设施；第三，循环型城市和循环型区域必须致力于规划绿色化、景观绿色化和建筑绿色化的人文生态建设；第四，循环型城市和循环型区域必须努力倡导和实施绿色销售、绿色消费。
循环经济就是立足于循环型企业、生态工业园区、循环型城市和循环型区域，通过立法、教育、文化建设以及宏观调控，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天人调谐观念，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目前，我国在发展循环经济时，必须建立起一整套符合其范式要求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体制，从“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出发，面对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探索新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方法，建立起满足需要的、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循环型企业、循环型区域和循环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是一次深刻的范式革命，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实践方式。这种全新的范式与生产过程末端治理模式有本质的区别，从强调人力生产率的提高转向重视自然资本，强调提高资源生产率，实现“财富翻一番，资源使用少一半”。决不能将末端治理范式简单地套用到循环经济上来，循环经济范式不是对旧范式进行细枝末节的修改、补充和调整，而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升华和改造。
我国是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极低、环境容量很不容乐观的发展中大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满足这一目标要求的自然资源储备的矛盾日益突出，发展循环经济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也日益凸显。
（一）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
在20世纪末，我国政府就已经确定在新世纪中坚定不移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循环经济要求对污染进行全程控制，在工业生产中实行清洁生产，倡导生态工业，提高全社会的资源利用效率等等，循环经济的这些特点符合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具有可持续性、和谐性、需求性和高效性。发展循环经济还是实施资源战略，促进资源永续利用，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重大战略措施。
从资源拥有角度看，我国的资源总量和人均资源量都严重不足。在资源总量方面，我国石油储量仅占世界1.8％，天然气占0.7％，铁矿石不足9％，铜矿不足5％，铝土矿不足2％。在人均资源量方面，我国人均矿产资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2，人均耕地、草地资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水资源是1/4，人均森林资源是1/5，人均能源占有量是1/7，其中人均石油占有量是1/10。
从资源消耗角度看，我国的消费增长速度惊人。从1990年到2001年，我国石油消费量增长 100％，天然气增长92％，钢增长143％，铜增长189％，铝增长380％，锌增长311％，十种有色金属增长 276％。如今，我国的钢材消费量已经达到大约2.5亿吨，接近美国、日本和欧盟钢铁消耗量的总和，约占世界总消费量的40％；水泥消费约8亿吨，约占世界的50％；电力消费已经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仅低于美国。中国油气资源的现有储量将不足10年消费，最终可采储量勉强可维持30年消费。在铁、铜、铝等重要矿产的储量上，无论是相对还是绝对，中国已无大国地位。而我国原储量、产量和出口量上均居世界首位的钨、稀土、锑和锡等优势矿种，因为滥采乱挖和过度出口，绝对储量已下降了1/3—1/2，按现有产量水平保障程度亦已不超过10年。
从资源利用效率来看，我们仍然处于粗放型增长阶段。例如，以单位GDP产出能耗表征的能源利用效率，我国与发达国家差距非常之大。日本为1，意大利为1.33，法国为1.5，德国为1.5，英国为2.17，美国为2.67，加拿大为3.5，而我国高达11.5。每吨标准煤的产出效率，我国相当于美国的28.6％，欧盟的 16.8％，日本的10.3％。
从资源的对外依赖度看，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的产业结构仍然处于重化工主导的阶段，高能耗、高污染产业仍然具有高需求。由于国内资源不足，到2010年，我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达到57％，铁矿石将达到57％，铜将达到70％，铝将达80％。
从资源再生化角度看，我国资源重复利用率远低于发达国家。例如，尽管我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但水资源循环利用率比发达国家低50％以上，资源再生利用率也普遍较低。我国即将进入汽车社会，大量废旧轮胎造成的环境污染不断加剧，而我国的废旧轮胎再生利用率仅有1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因此，加快发展循环经济在节约资源方面是大有可为的。
总之，我国的国内资源已难以支撑传统工业文明的持续增长。同时，我国的生态环境状况也难以支撑当前这种高污染、高消耗、低效益生产方式的持续扩张。
（二）发展循环经济是防治污染、扭转防治思路的重要途径
我国长期以来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所引发的环境问题愈来愈不容忽视，再加上经济、科技和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污染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当前我国所面临的环境形势十分严峻。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缓解生态压力，遏止环境恶化，加快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刻不容缓。发展循环经济势在必行，其要求转变生产方式，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的产生，是保护环境的治本措施。各种产品和废弃物的循环和回收再利用也可大大减少固体污染物的排放。
（三）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就业的一条有效途径
我国“十五”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坚持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结构调整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集约式经营，围绕增加品种、改善质量、节能降耗、防治污染和提高劳动生产率，鼓励采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循环经济所倡导的新理念正符合结构调整的原则。根据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循环经济的核心是资源和能源的少投入，而社会产品产量不减甚至增加。发展循环经济要求摒弃粗放式经营方式，建立生态工业园，在企业中推行清洁生产，提高能源和原材料的使用效率，改进生产工艺和流程，对可能产生的污染进行全程控制。
循环经济不仅仅是在传统经济基础上增加废弃物回收、资源化和再利用环节，更是要带动整个环保产业的发展，或者说发展环境产业。环保产业是循环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环保产业的不断发展也是国民经济和就业岗位新的强劲增长点。发展环保产业对于解决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和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应对入世挑战，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和客观要求
我国踏入世贸组织的门槛将近两年，国际上各式各样严格的法规和标准接踵而来，如何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是急需探讨的重大问题。我国企业走向世界的一个主要阻力是贸易壁垒。近几年，资源环境因素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日益突显，“绿色壁垒”成为我国扩大出口面临最多也是最难突破的问题，有的已对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造成重要的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趋形成，企业正面临来自ISO的多重压力。一方面企业必须实施ISO9000质量标准，以使企业保持竞争力，树立质量形象；另一方面企业必须实施 ISO14000并通过认证，以此来树立自身的环保形象。未获得认证的企业将有可能被外国政府禁止进口，同时外国企业为保持自身的环保形象，中止与无证企业的生意往来。
我们不仅要有清醒的认识，更要及时和巧妙应对。发展循环经济，可以在资源和能源消耗相对较少的基础上增强企业竞争力，在突破“绿色壁垒”和实施“走出去”战略中也能发挥重要作用。
五、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与法制建设
（一）制定相关经济政策，形成循环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
扶持循环经济应该体现在：逐步提高各项排污费用，使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单位达到保本或赢利水平，这样既可以吸引国内外资金和技术，保证其良性发展，也可以促使全社会加快实行清洁生产，减少排污，提高社会产品的循环率。同时，对采用清洁生产工艺和资源循环利用的企业给予减免税收、财政补贴以及信贷优惠政策，保证其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为社会树立模范企业，以点代面。另外，对上述企业以及新兴生态工业园的建设要在征地、审批和投资环境方面予以倾斜。政府有必要设置专门的部门以负责指导和协调全国范围的循环经济的建设和实行。
（二）加快建设环境产业市场，发挥市场对循环经济建设的推动作用
将传统的环保产业升级为环境产业，需要先完善环境市场。中国的环境市场，虽然说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还相当不成熟和不稳定。由此，需采取一些举措以振兴我国的环境市场。（1）要有效地发挥环境法规的制约作用。中国应从发展环境产业角度，对现有的环境法规（特别是环境标准与环境税费制）进行一番审视，对这些法规执行的可操作性进行一番检查，以确保它们能对环境产业的开拓和发展起到应有的驱动作用。（2）要有效地提高现有环保设施的运行效率。（3）要促进政府对环境产业的管理职能。
发展环境产业市场，关键是充分利用环境企业的成本—效益型驱动机制，以及社会大众对更高生活质量追求而形成的消费需求驱动机制。将“谁污染，谁治理”的模式扩充为“谁污染，谁治理；谁治理，谁受益”的模式。具体来说，需要大力发展以下市场：一是生产活动源头无废或少废产业市场；二是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市场和多元化经营市场，包括废旧物资交易市场和可再生资源分拣、再加工和综合利用市场以及垃圾末端处置的能源转化市场；三是绿色产品和绿色消费市场；四是相关科技产品市场，如管理软件、技术专利以及先进设备和工艺市场。
（三）加快循环经济相关理论研究和科技发展，为循环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循环经济的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每一个原则的贯彻都离不开先进的处理和转化技术，也离不开这些先进的载体——设施、设备的开发和更新，可见，科学技术是建设循环经济的决定性因素。下述相关科技理论和项目应该成为研究人员加快研究，政府加大投入的重要方向：节约能耗和物耗，选用污染轻或无污染工艺，包括清洁生产工艺；提高材料使用寿命，研发新材料以替代有毒材料和污染材料；开发资源再生技术，特别是废家电、废电池、废电脑及废灯管等特种废物的再生技术，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开发各类预测模型，以确定经济效益与循环率、资源再生费用以及产品价格等因素之间的关联度，研究新的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研究不同产业和不同企业间生态链的合理性及稳定性。
（四）探索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主要使用国内生产总值（GDP）统计方法。GDP作为一项一国的经济水平与经济实力的综合指标具有重要作用。由于传统 GDP不能准确反映一个国家财富的变化，不能反映某些重要的非市场经济活动，不能全面反映人的福利状况，特别是不能反映经济发展给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因此，国内外学者对如何衡量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生态环境保护，开展了有关研究。举其要者，盖有绿色GDP（EDP，绿色国内生产总值）、人文发展指数（HDI）、生态需求指标（ERl）、经济福利指标、真实进步指标（GPI）、主观幸福指标 （SWB）、国内发展指数（MDP）、联合国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SEEA）以及各种“净经济福利”指标、“净国民福利”指标、“净国内生产”指标，研究的目的大多是扣除经济发展中的生态损失、环境损失，以得真实的增长率，绿色GDP受到特别的关注。绿色国内生产总值（EDP）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减去产品资本折旧、自然资源损耗和环境资源损耗（环境污染损失）之值。建立循环经济要求改革现行的经济核算体系，从企业到国家探索一套绿色经济核算制度，包括企业绿色会计制度、政府和企业绿色审计制度、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等，与传统核算体系并行，或者以此为主，以达到结合环境因素和消耗量全面和客观地评价经济状况。目前，国内有关单位正在研究绿色GDP指标体系，并取得一定的成效。同时，我国新的GDP的核算体系，将和干部考核，政府绩效挂钩，以改变用单纯的GDP取人论事，造成地方政府只关注眼前的GDP，而对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重视不够。
（五）加强循环经济的宣传和教育，积极倡导绿色消费
在经济、管理、环境专业高等教育中，设置循环经济相关课程，提高将来的各级领导干部和企业管理人员及科研人员的循环经济认识水平。通过各种媒体和手段，大力开展循环经济宣传活动，积极倡导绿色消费和垃圾分类，使社会各阶层人群了解并认可循环经济，在生产中为发展循环经济贡献才智和力量，在生活中优先使用和采购再生利用产品、环境标志产品和绿色产品，为这些产品培养稳定市场。
（六）加强国际合作，追踪先进理论和科技
加强与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金融、科研机构等在循环经济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大力发展环境贸易，追踪并学习其先进理论和科技，借鉴发达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成功经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和资金，并向其展示我们的成果，以期反馈，彼此联合起来，为人类和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共同努力。
国际社会在20世纪90年代确立了可持续发展战略，一些发达国家继之把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循环社会作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从可持续发展到循环经济，反映了人类社会正在不断寻求与自然相和谐的发展道路。目前，循环经济的发展正方兴未艾，已经波及到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成为一股世界性的潮流和趋势，并以立法的方式加以推进。
（七）加强循环经济法制建设
对于现有的相关法律——《清洁生产促进法》等，中央和各级政府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并进行完善，要求政府做到监督密切、执行有力、奖惩分明，企业和个人要积极配合，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另一方面，还应该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加快循环经济相关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
我国应抓紧制定各类相关法律法规，如《再生资源回收管理条例》、《废旧家电回收利用管理办法》、《清洁生产审核办法》、《重点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强制回收的产品和包装物回收管理办法》等，并且完全有必要制定一部详细的《循环经济法》作为发展循环经济的总依据。通过法律法规以确定循环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明确政府、企业、公众在发展循环经济中的权利和义务。
十六大提出在21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其中包括，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要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目前粗放的方式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善，能源资源过度消耗，人均占有率不足，生态环境污染严重。如果不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能源资源将难以维持，生态环境将不堪重负，那么我们不仅无法向人民交代，也无法向历史、向子孙交代。为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宏伟目标，就必须发展循环经济，树立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循环经济型的理念，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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