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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特别报道
今日的世界，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的闲暇时间日益增多，业余生活日趋丰富，这一切带来了人们体育价值观的更新，在高水平竞技体育受到人们瞩目的同时，意在健身、休闲、娱乐的全民健身运动在世界各地形成了一股热浪，成为人们追求的时尚。
健身运动与健身计划均属社会现象，必然受到各国社会背影的制约和影响。而政治、经济、文化风范、民族性格等诸多因素的不同，必然反映为各国健身计划的复杂性、多样性，勾勒出一幅幅风景各异的图画。
美国：健康成为投资
美国不仅以它极高的竞技水平雄踞世界体坛，其全民健身运动也已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这个移民国度素来注重强健的体魄，早在1880—1900年间，国内就盛行“体力测验法”，以便及时了解国民的身体素质，并逐渐形成了以体力测试为特征的美国早期健身计划模式。 20 世纪50年代，体力测试结果表明：美国青少年的健康水平低于欧洲，这引起当时总统艾森豪威尔的重视，于1956年成立了“青少年健康总统委员会”，进入90年代，为了抗衡因生产力高度发展而派生的一系列“文明病”对国民健康的损害，美国政府联合各体育、 健康机构隆重推出《2000年健康人计划》，旨在敦促国民积极参加体育锻炼， 提高美国人整体的健康水平，以实现“美利坚人人健康”之梦。
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鼓励人民投身健身运动，是一种可以期望换回最多东西的投资。”聪明的美国人深深懂得：健康的身体、强健的体魄、坚定的意志和自主的性格对于他们的生活和国家的前途究竟意味着什么……
日本：追求“民族优秀”
日本是一个能常常给人以惊异的国家，日本人保持着忧患意识又争强好胜。
二战之后，日本人埋头致力于发展经济和教育，他们所总结的战败原因之一是“国民素质不优”。这刺激他们在一片废墟上以惊人的速度建造世界“经济大国”的同时，也着手推行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教育改革，其中自然涉及到体育。由此日本人提出了“生涯体育”、“快乐体育”等一系列回归体育本质的口号，实现了体育的返朴归真。
日本“文明病”激增、文凭社会、“考试地狱”、“工作狂”等社会问题引起了许多有识之士的深深忧虑。使政府、社会组织和越来越多的国民关心体育，提倡健身运动，一系列健身计划纷纷出台，在多次修改，不断充实的过程中渐渐趋于成熟、具体。日本在推行全民健身计划时，始终围绕一个明确的目的——“明天的日本国应该是最具实力的大国，明天的大和民族应该是心、智、体都健全的优秀民族”。故日本的健身计划不仅有体力测试，还列有素质培训、智力测验、竞技训练等内容，意在培养全面发展的国民。
德国：锻炼讲究实用
德国人是一个严谨、自尊、进取、理性的民族，崇尚勤奋与坚强、其良好的经济状况和国民的健康意识为全民健身运动的推广创造了十分良好的环境，始于60年代3个极具魅力的德国“黄金计划”（每10 年投资100亿马克兴建体育设施），始于70 年代的声势浩大的以“大众体育”为标志的全民健身总动员，始于80年代中期的“体育与健康”运动，无不体现出德国政府和人民对体育的热爱，对大众体育的关注，对全民健康的投入。总体说来，德国全民健身运动经历了四个阶段：“锻炼身体阶段”（1970—1977）；“一道游戏阶段”（1978—1982）；“有氧锻炼130阶段”（1983—1989）；“走进大自然阶段”（1990以后）。 严谨、理性的德国人一丝不苟地执行着每一阶段的健身计划。“从学龄前儿童的健康教育开始”，保持健康的自觉性，终身从事健身运动，最终以体育加社交的方式对老人进行关照而结束。
德国的健身计划虽然数目不多，却具有很强的阶段性，实用性，德意志的健身强烈之梦与现实需要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俄罗斯：“劳卫制”的基础
俄罗斯是一个洋溢着沙文主义和崇尚勇武、豪爽的国度。这个国度有着高度发达的教育体系，实行的是高度的中央集权制。所有领域的方针、政策都是自上而下一层层贯彻实施、群众体育的发展和健身计划的推行当然也不例外。前苏的义务教育使得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儿童都有机会接受平等教育。这使得群众体育有了真正坚实的群众基础，开展得扎扎实实。
前苏的全民健身计划始终浸染着浓重的政治色彩，有着鲜明的特征。其最主要的健身计划当推《劳卫制》。今日的《劳卫制》已不能单从字面上理解为“准备劳动和保卫祖国”，在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巨大变化之后，在经历数次补充和修改之后，今日的《劳卫制》已远远超出当初设计者们界定的范围。它涉及学校体育、竞技体育、军事体育、大众体育等等领域，注重“三基”（基本知识，基本技术，基本战术），注重目的，而非对象。
中国：也有一个健康之梦
中华民族，一个曾被蔑称为“东亚病夫”的民族，如今早已随着综合国力的极大增强、世界体坛上的精彩表现而重铸了我们的民族形象。然而，很长时间我国一直没有一个全民健身的纲领性文件，直到前不久才出台了《中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
由于中、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观念等诸多背景的明显差异，投射到全民健身计划上也存在诸多不同。
西方是靠立法的方式来推进全民健身运动的。诸多全民健身计划的出台经历了严格的立法程序。多年来，他们的全民健身运动确实是在各项法律的监督和保护下进行。
由于中国单独颁布有关全民健身运动的法律尚不具备条件，有关全民健身运动的场地、设施、经费、指导人员等问题一时难以得到法律形式的确认。因此，《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从一开始只能以一种“政府文件”的形式制定和推行。
立法与立项的差异，不能不影响实施。西方对全民健身计划的落实，对健身运动的领导，是由政府通过群众体育社团间接实现的。社会主办，政府协办。而中国的《纲要》是由政府部门负责制定并实施的，从它的起草、规划到成文、落实，无不渗透着政府的监控色彩。
西方发达国家在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对健身运动的资金投入和体育场地设施的充实都有较明确的、强制性的规定和落实，致使体育场地设施得到了较快的改善和补充。但在我国，由于财力、物力的局限，很难满足开展大众体育活动所需的物质条件，尽管政府的各种文件做了明确规定。
此外，中、西方的体育观也有不同。西方是在一种大体育观的指导下实施其全民健身计划的。“体育”的真正内涵远远超出了竞技比赛和身体锻炼的范畴，并充分动员了各学科力量和各种增进健康的手段。而中国则将全民健身计划明确限定在“身体锻炼”的范畴内。这种局限性是由特定的管理体制造成的，也和“体育”这个概念的广度和深度有关。
1993年6月， 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中岛宏在洛桑签署的双方合作备忘录指出：“全民的身心健康可以实现，双方合作的核心目标是全民体育和全民健康。”可以预言，全民健身运动的蓬勃开展将成为一个国家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是世界发展的潮流，历史发展的必然。
健康，人类永恒的这个梦想不再遥远。
五国五大基本身体素质的评价项目比较：（成人，1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