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中有术、术中有道：中西领导力殊途同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殊途同归论文,中西论文,领导力论文,道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对立与统一——领导力体系的文化差异性与共通性
“科学的终极目的是提供一个描述整个宇宙的统一理论。”[1]11领导力研究当然不会例外，其终极目的也是开发出描绘人类领导力的统一理论，以指导人类的领导实践。过去上百年的领导力理论研究，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对描绘领导力全貌的统一理论的探索。本文就是为此目的，希望为融合中西领导力统一理论略尽绵薄之力。
在《中西领导力比较与文化探源》一文中笔者曾指出，从中西领导力的根系上看，可以清楚地看出产生中西领导力鲜明特点的文化源头，中西文化与领导力体系构成了“一合一离、一善一恶、一和一争、一曲一直、一静一动、一公一私、一直觉一理性、一内道一外术”天然对应的特点，呈现出完美的阴阳对立关系[2]68：
从表1中可以看出，中西领导力由于文化差异形成不同的风格和内涵，具有十分鲜明的对立特征。尽管结论上证明领导力具有地域文化特点，但不能就此得出中西领导力理论无法相互学习和相互借鉴的结论[2]。
事实上，人类本身，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由于其生理机理与生存需求基本一致，在本质上具有共性特征。人类共同性与共通性特点是不同文化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共同发展的基础，当今世界全球化趋势就是明证[3～7]。领导力共通性与普适性显然也不乏实践例证，但是否有足够的理论依据？不同文化领导力统一的基础是什么？能否建立一个综合框架把貌似对立的中西领导力理论统一起来？本文将就这些问题进行初步探索。
二、中西领导力共通性的物质基础与理论依据
在讨论中西领导力是否具有共通性特点之前，先讲述一下与领导力相关的现代科学发现。今天，科学研究已经证明：人类的大脑——思维机体不仅存在着“对立统一”(一阴一阳)的结构(左脑与右脑)，而且这一机体还相应的产生“对立统一”的思维模式，如图1所示[9]：
图1 大脑机理与思维模型
理论依据来源可参阅：斯佩里(Roger w.Sperry)左右脑分工理论，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690635.html.
从图1可以看出，人类的左脑机能长于语言数字、细节、逻辑分析等与精细化管理，而右脑则长于图画图像、全局、直觉与创造性等领导能力。左右脑的阴阳对立机能共存于一个人的大脑，显然它们是相互依存的统一体；从这一点看，人类思维具备“对立统一”物质基础。有研究表明，西方人在科学方面(侧重理性的逻辑分析)优于东方人，而东方人在玄学方面(侧重非理性的顿悟)远超过西方人[10～13]，中西领导力呈现“一阴一阳”的特征也就不足为怪了[2，8]。
此外，德国哲学家荣格在《心理类型学》中分析人类的行为时，也同样发现了人类内在思维与外在的行为具有“一阴一阳”的对立统一特点[14]，如表2所示：
以上论据可以清楚地表明，人类的生理机理、思维形态、及人类行为模式等决定了与人类相关的社会学科研究，包括领导力都具有对立统一的特点，符合道学理论“一阴一阳谓之道”的法则。此外，领导力的基本要素也构成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关系(这一点在《道学思维和领导力》中有详细分析)：
1.领导力与情境；
2.领导者与追随者；
3.领导特质(内在的个性特征)和行为风格(外在的行为与行动)；4.认知能力(内)与解决问题技能(外)。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中西领导力在本质上是共通的，它们不仅有统一的物质基础(人脑机能)，还有统一的内在理论基础(领导力要素关系)，这就说明中西领导力相互比较、相互学习与相互借鉴不仅具备物质基础，而且具有理论根据。
三、中西领导力具有共同的目标和共通的普世价值
从领导力目标来说，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追求着共同的领导目标。我国很多学者在分析东西方管理思想时，往往强调中国领导力重视道德目标，而西方领导力更重视绩效目标[5～7]，但实际上，由于实证主义逻辑思维的影响，西方领导力可能在过程中表现得更加关注绩效目标，而实际上对领导力终极目标同样强调道德属性，这一点在著名领导学专家Antonakis对领导力本质的表述中得到证明：“真实可信且有效的领导力，其必要条件是能够培养出追求崇高目标、斗志昂扬的追随者，并且能够通过合乎道德的手段取得合乎道德的结果。”[15]5因此，我们认为，中西方领导力不仅目标相同，道德标准也具有普适性特征。
中国和西方对人类共同价值理念的表述，由于语言及概念定义方面的原因，可能显得不尽相同，但究其本质，则具有相通的价值取向。西方领导思想自古希腊罗马开始，就特别注重领导者个体的品质与能力分析，从古代的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主义思想家，其价值体系尽管深深打上了个人主义人本观的烙印，但终极目的都是追求整个社会的“平等、正义、民主、法制”[16，17]。相形之下，中国领导思想则主要来自周易、老、庄、孔、孟以及后来的佛教思想等，构成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的宇宙人生观，形成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集体主义思想，追求在“仁、义、礼、智、信”价值体系基础上建立“大同社会”的终极目标[8]。
尽管由于地域文化原因，中西领导力出现了领导风格和行为的不同，但这些表面相异的风格与行为并不妨碍二者追求共同的社会价值目标：那就是西方历来追求“平等、博爱、民主、法制、正义、和平”的自由社会[17]，而中国自古追求“仁、义、礼、智、信”基础上的大同世界[6～8]。究其本质，无论是自由社会还是大同社会，两者基本价值观具有共性特征，只是表述相异罢了：
仁——博爱
义——正义
礼——平等、民主
信——法制
智——和平
此外，在个体领导者的核心作用及其修养方面，中西领导力也有相近的理论表述。如，西方领导力从微观着手，从研究个体的领导品质和能力开始，侧重对个体客观规律的把握，不断细化各种领导力概念，千方百计整合个体研究结论以归纳出符合实践的统一的规律性结论。西方领导力理论发展到今天普遍强调人人都要成为领导者的结论[18]，说明西方领导力走了一条从个体主义到集体主义的路径，研究所得的结论类似中国领导力集团精英化的观念。
而中国领导力体系从宏观出发，从宇宙品质(大道之德)逐步研究到人生，强调对总体关系的把握，从而找寻领导力的普遍规律或玄妙的“道”；同时，根据“天人合一”理论，得出个体领导者必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所谓“内圣外王”的结论，充分说明中国领导力走了一条集体主义到个体主义的路径，研究结论类似西方领导力强调个体的领导品质和能力的观点[8]。因此说，无论中国从宏观出发，还是西方从微观出发，中西领导力理论最后得出的结论并无根本差异，都强调个体的“内圣外王”，又强调集体的“人人成为领导者”，可以说殊途同归。
事实上，在众多的领导力研究文献中，尽管各种概念层出不穷，如果仔细分析，仍然可以清晰发现中西领导力对领导者的要求基本一致，如：现代领导理论列举的有关成功领导者应具备的五种品质与能力[18]，正好对应于中国领导“内圣外王”学说的“仁、义、礼、智、信”。
参与：参与中积极融入团队进行合作、顺应个体的适应性加上友善的幽默感等都可以归入仁；
责任：责任中强调的每一项都与个人职责与正义品质相关，应归入义；
能力：能力中的每一项内容都是使人行事不偏不倚，达到中正，即礼；
成就：成就中包含的知识、学术、取得的学位等属于智；
地位：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与个人声望来自个人的诚信，当然归入信了。
此外，西方现代领导理论总结的领导者五大权力：酬劳权、强制权、指导权、专家权、合法权，可以完美地归入“内圣外王”学说的“仁、义、礼、智、信”体系中。
仁：酬劳权
义：强制权
礼：指导权
智：专家权
信：合法权
其实，西方领导力文献中众多的概念内容，都可以进行这样的归类划分，由于文章篇幅限制，在此不再赘述。通过以上论述，充分说明中西领导力具有本质上的共通性。
四，对立统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学者们在研究中西领导力有这样的共感：即西方领导力热衷探究微观、独特、个体的具有客观性特征的内容，而中国领导力喜欢讨论宏观、普遍、规律性的颇有主观色彩的内容，有人干脆称之为西方追求“术”的完善，而中国追求对“道”的把握[6，7，10]。其实，二者只是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走了完全相反的路径：即西方基督教因循了“天人分离”的思想与理性实证主义思维方式，而中国追求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与注重非理性的顿悟思维方式[2，5，6]。尽管两者思维路径迥然不同，表象上呈现相互对立特点，但追求的目标和价值基本相同，并无本质差异。
不仅如此，中西领导力事实上还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中国领导力也包含理性工具，并不否认理性的重要性，而西方领导力同样也拥有非理性假设与推理工具，也肯定非理性不可或缺[19，20]，只不过中国领导力非理性特色更加浓郁，而西方领导力理性特色更加突出罢了(如图2)：
图2 中西领导力道学领导力模型
以图2结合表1中对中西领导力特征的比较，可以简要归纳中西领导力“阴阳对立统一”的特征，从而为中西领导力的比较、学习、借鉴提供一个可行的理论框架。
综上，中西文化与领导力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特征鲜明的“一阴一阳”对立的两个体系，构成了一个完美的太极阴阳图。虽然二者逻辑起点不同，但追求共同的目标和共通的价值取向，可以说殊途同归。应该说，中西领导力都在各自的范畴中具有独立性，各自都具有独特的优势，但同时又都具有片面性，不完整性。如果把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根据时空变化确定领导力内容的适应性，就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更加完善、既有综合性又有分析性的领导力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