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坛变化与内外政策走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坛论文,日本论文,化与论文,走势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任何稍微关心国际形势的朋友都会留意到，日本是一个愈来愈受注目的话题。一方面是由于日本势力抬头，其一举一动都对国际社会（特别是亚太区域）产生一定的波及作用；另一方面是日本现在处于变动与调整时期，1945年战败以来，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政治、经济结构乃至战后宪法和日本人的价值观，都面临挑战与危机。既为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又逢多事之秋，“日本”很自然地经常成为各国传播媒介的头条新闻。
一、日本政坛为何进行重组？
一年来日本政坛相当热闹，单单是首相，先后出场的就有四个人。首先是“万年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的宫泽喜一被迫下台；紧接着是高举“改革”大旗的日本新党领袖细川护熙，在八党派反自民党联盟的支持下走马上任。细川是以推行廉政为号召，但没想到仅仅当政八个月，就因曾拥有涉入金钱丑闻的记录而被迫引咎辞职。
在细川之后，就是自称只是按照后台老板小泽一郎（新生党秘书长）剧本表演的新生党挂名党魁——羽田孜粉墨登场。但这一开始即被断定为“短命”的内阁，只上演两个月即告闭幕。取而代之的是自民党与其死对头社会党合组的“自社联合政权”，出场人物是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富市。
（一）结束“一九五五年体制”。对着这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首相更换剧”，别说是在日本以外的人士摸不清底细，即使是每晚在电视前面观赏这紧张刺激的“政治连续剧”的日本看官们，也往往被搞得糊里糊涂，如坠入迷雾中，不知政治家们在搞些什么花样。
为什么日本政坛会搬演如此令人难以理解的“首相更换”连续剧呢？日本政界又为何需要进行重组呢？有关的“模范答案”是：自从1955年保守派与革新派分别组成自由民主党和社会党以来，前者就一直在掌权，后者则一直扮演着反对党的角色，政权从未更换过。如此这般的“1955年体制”，既促使长期当政的自民党与官界（公务员）、财界相互勾结而形成“政、官、商”铁三角的牢固关系，同时也使“万年反对党”的社会党沦为“什么都反对、不负责任的反对党”。为寻求突破，以及适应东西方阵营冷战结束后“日本大国所赋予的使命”，上述局面必须改变。
（二）旨在清除大国“障碍物”。相当讽刺的是，最早主张将政界改组为两个保守党制，以便根除长期政权所带来腐败政治的，不是别人，而是贪污罪证如山，后来被迫退出政坛的前自民党强人——前副总裁金丸信。至于其积极支持者，却是与他称兄道弟，后来也被受到牵累，并被迫辞去社会党委员长职务的田边诚。由此可见，政界改组旨在杜绝贪污事件之类的说法，原本就不足为信。不过，政界改组或者在这过程中高举的“政治改革”（严格而言，只是选举制度的改变）口号，系在日本国民对层出不穷的自民党贪污事件极端不满的背景下提出，却是事实。在一般民众眼中，自民党政治早已成为腐败政治的代名词。为此，如何改变国民对政治与政治家的看法，挽回他们的信心，便成为自民党高层人士面对的难题。由于金丸信是当时最有权势的自民党“首相缔造者”，这项艰难任务遂落在他及其亲信小泽一郎（自民党前秘书长）身上。既想保住原有的权势与维持统治秩序，又得让国民对政治家与政治前景充满希望与信心，这就是政界改组或“政界重编”的剧作者在草拟剧情时不能忽略的重要目标。当然，如果只是为了挽回老百姓的政治信心而进行政界重编，未免过于劳师动众。既然要进行大改组，就得订定更远大的战略目标，而这个目标便是一劳永逸地清除日本国内妨碍“日本大国”阔步迈进的反对党力量。说得更具体些，就是削弱乃至根除在宪法问题上，一直与自民党针锋相对、展开论争的社会党等反对党的势力。换句话说，在金丸信与小泽一郎的政界改编剧本中，日本政坛将逐步发展为两股保守势力，其一是原有的自民党；其二为一个比自民党更保守的政党或阵营。这就是两党轮流“坐庄”，两大保守党制的雏形构想。
（三）社会党全面妥协。回顾过去一年来，日本高潮起伏的政界重编连续剧，其剧情始终离不开上述主线。在有关演出正式开幕时，原有的剧作者金丸信虽已被逐出政治舞台，但其得意弟子小泽却一直手执指挥棒，全面操纵着政局的发展。他虽然因为手腕粗暴与蛮横而在政坛树立了不少敌人，但确实也建立了一些政绩，如迫使原已立场动摇的社会党人抛弃建党方针与原则等。
在“当权第一”口号的引导下，社会党逐步向新生党靠拢。该党在羽田内阁成立前夕，被迫签署的“政策协议书”，显然已宣布该党在防卫问题与税制改革问题上，向小泽的新保守派妥协。事情演变至此，所谓社会党与日本其他保守政党水火不容的神话遂被打破。社会党既然可以与“比自民党还自民党”的新生党联手合组日本人所说的“野合政权”，该党当然也就没有理由不能和自民党携手合作。
（四）迈向“总保守化”。由此可见，一年来令人眼花缭乱的日本政坛变化，其实是循序渐进地朝着“两大保守党制”（实际上就是政坛总保守化）的目标发展。就以这回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当首相来说，人们最初虽然会感到惊讶，但在惊讶之余，只要冷静思考，就会发现新内阁有着以下特征：1.新联合政府虽然以村山挂帅，但实际上却是另一形态的自民党政权。日本（每日新闻）就曾以“脸孔为社会党，但身体却是自民党”的大标题，形容这“二不像”的新政府。2.新内阁虽以鸽派姿态出现，但其鸽派定义已从原有社会党的反对修宪与反战的鲜明色彩，转为自民党式的“宪法扩大解释”论。村山上台后先呼吁阁僚自我约束，避免到靖国神社参拜，但又即刻收回有关谈话，以及社会党决定推翻其基本政策，公开表示自卫队合乎宪法等言行，皆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不管社会党是与旧民主党人的新生党搞联合政权，或是有如今日一般与自民党成立“二不像”内阁，社会党在实际上已逐步成为旧自民党人或自民党人的“补充力量”。正如大企业吞并中小企业一般，社会党已近乎名存实亡，而将被原有自民党的鹰派与鸽派分别吸收与分化。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党委员长被捧为首相，似乎意味着该党力量的强大；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它透露出该党已丧失自主路线与执行独立政策的力量，而只能按照自民党人或前自民党人规定的路子走。这就是当前日本政坛的最大变化与特征。
二、“普通国家论”统一后的日本往何处去？
在日本社会党走向没落及改弦易辙，政坛将由自民党阵营与一个比自民党更保守的“新新党”阵营主宰的“总保守化”局面下，日本的内外政策将会产生什么变化呢？
首先是，在有关宪政等重大问题上将会日趋统一。原有反对派兵海外或反对修改宪法的声音将告削弱或被淹没。在这个问题上，由小泽一郎所领导，正在筹备中的新新党阵营将会高举“普通国家论”大旗，要求政府加速修改宪法步伐，以便朝着名副其实的大国道路迈进。
（一）“普通国家论”将告抬头。所谓“普通国家论”，简而言之，就是凡是其他国家能做的事情，日本就没有理由不能做。日本不应该因为有发动战争的“前科”，而受到任何宪法条文的束缚。在他们看来，日本只要高举“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旗帜，一切皆可迎刃而解。在羽田短命内阁当政期间，外务省之所以快马加鞭，急着想一跃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正因为此举既能满足日本人“大国梦”的虚荣心理，又能趁机说服民众同意修宪派兵的路线。真所谓一箭双雕之妙计。
针对新保守派的上述主张，自民党内持有同样看法的当然大有人在。即使是某些自称鸽派的人士，也并非真的反对修宪，而是主张采取较为缓慢与慎重的态度。是要明目张胆、公开改宪？还是沿用传统手法，曲解宪法，再耐心等待？这就是两者最大的区别。可以想见，随着政界重组步伐的加速与国论的统一（总保守化），不管是由谁当权，“普通国家论”都将逐步占领主要舆论阵地。
（二）日美关系微妙变化。在对外方面国论逐步统一后的日本，基本上将会继续采取以“日美同盟”或“日美安保体系”为轴心的路线。不过，敏感的观察家都会注意到，不管是自民党阵营内或新保守派阵营中，不满美国、讨厌美国（日人称之为“嫌美”）的声浪正日益高涨。一方面，这是由于日美经济磨擦日益加剧的结果；另一方面是自认羽翼已丰的日本认为，现在已经是到了可以和美国分庭抗礼的时代，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规定的战后秩序至此应该结束。几年前，自民党鹰派议员石原慎太郎与财界人士盛田昭夫合著的《日本说“不”》一书，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的。不仅如此，凭着雄厚的经济力量，日本国内甚至一度掀起日本应否安于仅次于美国的第二把交椅的论争。在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日本名列第一》一书的鼓舞下，激进的国粹主义者都以为日本真的是站在世界的顶峰。至于“亚洲系日本的势力范围”、“亚太世纪就是日本世纪”的理论，在他们看来更是天经地义的事。
也正是在同样的背景下，日本国内的一部分学者提出了“亚洲雁行论”（“雁行形态型发展模式”理论）。而在其经济模式引导下，亚洲的四小龙、东盟国家及中国等将顺序起飞。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的“亚洲雁行论”，其实就是“亚洲盟主论”的“经济版”。
然而，好景不长，上述在泡沫经济鼎盛时期诞生的“日本名列第一”论，在日本经济陷入不景气困境的今天已经销声匿迹。那些高唱日本不应安于第二把交椅的论客们也只好保持沉默而同意甘拜下风，继续采取卧薪尝胆的策略。
愈来愈多的财界人士主张或被迫逐步放弃一度曾被喻为“日本式经营”最大特征之一的终身雇用制。大量解雇员工（通过鼓励员工提前退休或转职等方式）、削减经理级人员或变相减薪等新闻常见于报端。不少公司的管理层就公开表示，日本有必要虚心地向美国取经，寻求应付经济不景气的法宝。“经营组织结构重新调整”已成为报刊经常出现的字眼。
与此同时，在日元迅速增值的压力下，日本企业不得不纷纷把生产基地加速转移至海外，导致“产业空洞化”的情况日益严重。于是，如何刺激与扩大国内的经济需求？如何抵挡日元增值的涨势与压力？如何削减公司设备投资与人事开销？如何避免产业进一步空洞化？……等问题，遂成为当政者与财界人士急待解决的课题。
（三）鼓吹“中华经济圈”威胁论。名列第一的美梦既然无法马上实现，泡沫经济又告破灭，那么，日本在其所谓“势力范围”的亚洲，是不是一定就能一帆风顺，保持其“盟主”地位呢？答案未必如此。
原来按照“亚洲雁行论”的发展规律来看，日本是牵动亚洲经济成长的火车头，但根据统计数字，在近年来对中国大陆直接投资的总额中，日本仅占10%，其余大部分是港台资金和数额不多的东南亚华人的投资。换句话说，支撑近年来中国经济高度成长的并非是经济大国的日本，而是港台再加上一小部分东南亚华人的资金。这个事实加上一部分不了解东南亚实际情况的旅美学者等曾经不恰当地提出“大中华经济圈”的构想，遂使日本大众传播媒体大感恐慌。近一、两年来，有关“大中华经济圈”的话题从未间断。这类言论的最大要害是从种族与文化角度出发，把早已在东南亚各地落地生根、在商言商的华人商业活动，视为“华侨”对“祖国”的投资与支援，有意无意地将他们视为所谓“大中华经济圈”的重要成员看待，从而夸大中国人及“华侨”的经济影响力。
在“中国人经济势力膨胀”论与传统的“华侨论”引导下，日本出现了下列两种论调：其一是“利用（合作）论”；其二是“排斥（对抗）论”。前者强调中国经济前景光明，日本企业应善于利用中国人及“华侨”的经济网络，尽早搭乘这高度成长的“中华经济”火车，共谋商业利益；后者则夸大这原本并不存在的“中华经济圈”对其他国家带来的潜在威胁，并渲染东南亚各国的其他民族对华人在中国投资的不满，有意无意地夸大多元民族国家内部的摩擦与矛盾。
由此可见，单纯从民族与文化认同角度出发，草率与错误地提出的“中华经济圈”构想，已在国际间（特别是日本）产生不良的效果和反应。不管是日本的“合作论”或“对抗论”，都有过份夸大“中华势力”及驱使东南亚华人卷入无谓民族纷争的危险性。在指出日本上述不正确言论的同时，“中华经济圈”论（哪怕只是观念论）之所以应该予以批判，道理就在这里。
三、小结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日本政坛大起变化，政界朝向“总保守化”方向而有关宪政等国论日趋统一的今天，日本正在为冷战后的所谓“国际新秩序”替自己重新定位。各种旨在突破旧有框框、加强与提高其国力（特别是在亚太区域）的言论皆已纷纷出笼（“普通国家论”是其中最令人注目者），新的“威胁论”（包括“中华势力膨胀论”及过度渲染的“朝鲜半岛核危机论”等）也已被提出。对于目前正陷入经济困境，时逢多事之秋、但又急于攀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阶梯的“日本大国”动向，是应该予以密切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