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自觉到文学过热——兼谈《典论#183;论文》和《文心雕龙》的时代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心雕龙论文,时代性论文,文学论文,自觉论文,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魏晋与六朝在历史上紧紧相承，但是在文学创作上却表现出盛与衰的强烈反差，正像唐代的开元和天宝在治与乱上的强烈反差一样。魏晋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那时人们开始强调文学的独立价值，这一观念的提出，是与汉末时代丧乱所造成的士人的精神取向密切相连的。对文学独立价值的强调，促进了文学创作的繁荣，但也直接引发了文学至上的意识，以至于很快的就发展成了齐梁时代的“文学过热”，使文学盛极而衰。如果把文学比成一个人，他在魏晋时好容易挣脱了枷锁，跑出了牢门，但往前跑了几步就勇猛地冲进了深坑。本文想结合《典论·论文》和《文心雕龙》的评价问题，简单地考察一下这个过程。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在汉末的特殊的时代出现的划时代著作。作者第一次把文学创作作为一种专门的研究对象来加以全面的探讨，站在文学范畴的高度，讨论了多种文体和多位作家，并开始讨论文学的一般性原则，从而开创了文学批评的新风气。它标志着人们文学意识的自觉。
《典论·论文》中反映文学自觉意识的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高度强调文学的独立价值。先秦两汉时期，在儒家的眼里，文学是没有自己独立的价值的。而曹丕一反过去轻视文学的传统成见，指出：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这就是说，创作作为一种独立的事业，它本身就具有不朽的价值。一个作家，只要投身于文学创作，不必靠历史家的记载，也不必依附于政治，他的作品本身就可以使他名传后世。而这种不朽，要比肉体上的长寿和一时的荣乐都更有价值，也更为可靠。
曹丕的这一观点的提出，是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的。但以往对这一背景的研究，多注意外在的因素，而较少注意到深层的社会心理。这里我想从当时士人普遍的心态上来看曹丕这种观点的成因。
首先我们要注意，曹丕之所以推重文学，并非像过去一些人那样强调读文的价值，而在于强调著文的价值。质言之，汉代重文，强调的是对经典文本的阐释：而曹魏重文，强调的却是对文本本身的创作。这是曹丕以后讨论文学的角度的一个根本变化。过去儒家讲文学的社会价值，是让人们读文、学文，而这个“文”就是经典，以期使人们通过对经典的阅读而获得教化。而曹丕则站在作者的立场上，把著文亦即文学创作看作是作者达到不朽的途径。
关心和追求不朽，是当时士人们共同的心理倾向。汉末以来，战争频仍，这是我国历史上空前的一次大丧乱，其惨烈程度，是我们处在和平年代的人所无法想象的。当时军阀混战，攻城掠地，杀人如麻，人的生命在那时不如蝼蚁草芥。董卓曾强迫献帝从洛阳迁都长安，东都洛阳方圆二百里的房屋全部被烧毁，百姓在迁徙中死亡泰半。后来所谓“天下诸侯”共讨董卓，攻进长安后，整个长安又被烧毁，从东都迁徙来的几十万居民，几乎全被杀光，长安成了空城，附近几百里不见人迹。那时军阀攻占城池，都讲究“屠城”：如曹操攻克徐州，满城男女老少几十万口，全部杀光。曹仁攻下宛城，也是一杀就几十万口。而在当时的战乱无法收尸，必然瘟疫传染。《续汉书五行志》中记载汉末有五次大瘟疫流行；医学家张机在《伤寒论序》中也说，原来他的宗教人数在二百以上，而建安以来不到十年，就死了三分之二，总之，那时的人，不是被杀死，就是病死，整个黄河流域，几成赤地千里。仲长统《昌言》里说：东汉人口到了汉献帝建安年间，减少得非常可怕，“百里绝而无民”，照此下去，人有灭绝的危险。曹操《蒿里行》：“铠里生虮虱，百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有一首有名的《七哀诗》，其中也说：“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曹丕《典论·自叙》：“家家思乱，人人自危。……乡邑望烟而奔，城郭睹尘而溃，百姓死亡，暴骨如莽。”这些都是当时丧乱情况的真实写照。
《文心雕龙·时序》谈到建安文学特点的时候说：“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故志深而笔长，梗概（慷慨）而多气也。”在当时的大丧乱中，士人们痛感到生命如此的短促，如此的不值钱，于是都有人生如寄的哀叹。成于汉末的《古诗十九首》中，有不少是悲叹人生的短促与无常的，如“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五金汤固”；“出国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古木梨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等等都是如此。曹操《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所抒发的也是这种情绪。曹丕现存有多封书信，在书信中，他也屡屡抒发对人生的伤感：“昔年疾疫，亲故多罹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哉！谓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与吴质书》）；“乐往哀来，怆然伤怀。余顾而言：斯乐难常。今果分别，各在一方。元瑜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此，何时可言！”（《与朝歌令吴质书》）；“人生有七尺之形，死为一棺之土……疾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与王朗书》）如此等等，都是这类情绪。
生命既然如此短促，如此脆弱，那么，人生的价值究竟怎么实现？这是每一个时代的士人都要考虑的问题，但因为汉末士人所面临的现实刺激最为强烈、最为惨痛，所以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追问也比任何时代的人都更加急切。生命既不能长存，那就只能追求死后的不朽，在身后实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这就是当时有志士人的选择。（注：曹丕的多封书信中，在表达人生苦短的伤感的同时，也屡屡流露出以著述来达到死后不朽的意愿，如“人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为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与王朗书》）；“伟长独怀文抱质……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倾何以自娱，颇复有所述造不？”（《与吴质书》）等等，都表达的是这样一种要求。）故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之论，是有深厚的社会心态背景的。当然，在乱世中苟且偷生、抓紧享乐的人也是大有人在的，《世说新语》载张翰的一句名言：“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刘伶饮酒，到处醉倒，对家人说：“死便埋我。”这是一种消极颓废的活法。《古诗十九首》：“人生忽如寄，寿五金石固。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服药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坎坷长苦心。”这是一种被丧乱的现实刺激起来的享乐主义的人生价值观。但这些消极的想法，不能代表有使命感的士人精神。
不朽，也一直是儒家追求的人生理想，孔子云：“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史记·孔子世家》），但儒家讲不朽，主要强调立德与立功。《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穆叔论“死而不朽”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作为著述活动的“立言”，是被排在不朽的最次的地位的。这在一直坚持道德为本、政治为要的儒家那里，是再自然不过的。而且，“立言”这条不朽这路，在正统的儒家那里也是打了折扣的，孔子强调学《诗》要在“事父”、“事君”，要在“授之以政”、“使于四方”，那也就是说，文学著作离开了道德礼教和政治事功，就毫无意义。另外，对于“文”，他强调“述而不作”，可见他维护古圣人对著作的垄断权，而阻塞了一般士人立言的道路。
曹丕的时代，儒家思想的统治倒台了，汉代建立起来的大一统政治也不复存在。故道德、政治这两种东西的价值与权威性，在士人的心目中也就彻底轰毁。原来的通向“不朽”之途，只剩下了最后的“立言”。这也就是文学著作活动在汉魏之际突然跃上了士人生命的中心、成为他们的“大业”、“盛事”的原因。从曹丕的“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的论述中，可看出他强调文学著作不必作政治的附庸，它自身即具备独立的不朽价值。而从“年寿有时而终，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的话里，又可看出他认为文学创作的不朽价值远过于政治事功。总之，这些观点，在当时都是石破天惊的前无古人之论。
人们曾注意到，在对文学的价值的论述上，曹植的说法似乎是与曹丕唱反调的。《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裴松之注引曹植《与杨德祖书》：“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照不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乐，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在这段话中，与曹丕尊文学为“大业”相对，他贬文学为“小道”；与曹丕的“文章之无穷”相对，他指出文学“未足以扬扬大义，昭不来世”；与曹丕的“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相对，他强调“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乐，流金石之功。”所谓“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从这两句表面上的自我辩解中，人们也可以看出曹植的鲜明指向：前句批的是曹丕以文学代替政治事功，后句批的是曹丕以文学来代替道德修养。（注：据魏人卞兰《赞述太子赋》一文，曹丕的《典论》成于他为太子时，即建安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公元217-220年）期间。而《典论·论文》中有“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之语，据此可知《典论》成书时，“七子”中孔融等人都已死，唯有徐干还活着。按“七子”中孔融死的最早，他被杀于建安十三年（公元208）。陈琳、王粲等人皆死于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而根据徐干的友人所写的《中论序》所载：徐干是“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春二月，遭疠疾，大命殒颓”的。故可知《典论》确切的成书时间为公元217-218年。而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写作时间要晚于此时。因为根据曹植在这封书信中所说的“仆少小好辞赋，迄至于今二十五年矣”来推断：曹植生于公元192年，照常理，他作为神童再早熟，开始“好辞赋”的年龄也不可能小于三岁。这就是说，曹植这封信起码写在公元220年以后，当时《典论》已经成书。故我们说曹植此论，完全是针对曹丕，决非捕风捉影。）但话得说回来，曹植对曹丕的论点公开非议，正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列举建安“七子”时，有意拿掉了本有的曹植而换上了孔融一样，（注：参见拙著《诗式校注》卷一“邺中集”条注(2)。）主要还是出于兄弟二人相忌之故，而并非因为他们之间对于文学的态度有什么实质性的分歧。纵观曹植的一生，“自少至终，篇籍不离于手”，其文采富艳，思若有神（参见《三国志》本传），他把文学创作作为他的第一生命，而对政治事功并不感兴趣，这不是“以翰墨为勋绩”又是什么？要而言之，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对文学独立价值的强调，并非只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着当时士人的一种时代性的精神追求的。
我们看魏时人写的书信，能发现一个很有趣的情况，那就是回书者在通殷勤、述款曲之前，首先要夸奖对方来书文采的漂亮。如曹植《与吴季重书》：“得所来信，文采委曲，华若春荣，浏若清风，申咏反复，旷若复面。”吴质《答东阿王书》：“信到。奉所惠贶，发函伸纸，是何文采之巨丽，而慰喻之绸缪乎！”杨修《答临淄侯书》：“损辱嘉命，蔚矣其文，诵读反复，虽讽雅颂，不复过此。……辄受所惠，窃备矇瞍诵咏而已，也望惠施，以忝庶民。”陆景《书》：“获答虎蔚，德音孔昭，披纸寻句，粲然耀眼。”（（北堂书钞》卷103引）等等即是。又，《太平御览》卷353引曹丕《答刘备书》：“获累纸之命，兼美之贶，它既备善，双钩尤妙。”称赞书信的文采之余，似乎还兼及书法。在信中写一些恭维性的套语，本属小事，但这小事中却可以见出当时的时尚：人们以文笔好为最高的奉承，则可见当时人所最看重的，是一个人的“翰墨”亦即写作能力。
对文学创作的重视和文学的独立价值的确立，一方面是汉末以后文学创作逐渐脱离经学和政治的钳制而获得自由发展的反映，另一方面，它也为以后的作家自觉地远离政治、进行纯文学创作打出了旗帜。曹丕以后文学创作出现了几次高潮，诸如正始文学、太康文学，人们对文学著述越来越重视，对作品的文学性和审美价值也越来越热衷，这些与《典论·论文》所主倡的文学独立意识都有直接关系。一直到六朝尤其是齐梁时期，这种重视文学之风终于走向极端，以致造成了“文学过热”的局面。
关于六朝，历史上一般都把它看作是文学极衰时期，苏轼评韩愈文章为“文起八代之衰”，“八代”，主要指六朝时代。其实，说六朝文学为“衰”，要看从哪个角度上讲，如果从整个社会的文学气氛上看，从人们对文学创作的重视程度上看，从文学创作作品数量之多来看，六朝时代都可在历史上独占鳌头。那时的文学创作风气，弥漫了整个上流社会。尤其在齐梁时代，皇帝周围的人多为文人、词臣、作家。大的文学集团也都是围绕着帝王建立起来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顶替了政治集团。当时人们最热衷的，并不是作为“勋绩”的政治事功，而是作为“翰墨”的文学创作，这就是曹植所说的“以翰墨为勋绩”。那时一般文人醉心于创作，自不消说，就连当时的一些门阀世族，如王筠、刘孝绰等，盘踞在他们头脑中心的也是文学著述。对他们来说，政治上是否建功立业，官爵的大小，甚至名声的高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家族能一代一代地文章继世。王筠是大官僚王导的后代，东晋以后世代高官，《南史·王筠传》说，齐梁时王筠被授尚书殿中郎，郎职位较卑，与大世族身份不配，故有人劝他辞掉。但王筠说：过去名作家陆机就当过这个官，我能跟名作家为伍，光荣之至。于是欣然就职。这就是说，在他眼里，真正有价值的并非官位，而是文学。王筠向家人进行“家史教育”，也只字不提累世的政治勋绩，只以诗书继世为荣。其《与诸儿书论家门集》云：“史传称安平崔氏及汝南应氏，并累叶有文才，所以范蔚宗曰：崔氏世擅雕龙。然不过父子两三世耳。非有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如吾门者。”接连七世，人人有文集，这也的确是只有六朝世族才会有的“吉尼斯纪录”。此外还有刘孝绰兄弟，他们的大家族中有七十多人，都能写一手好文章（《南史》本传）。我们看这些人的传记，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政治事功，只是留下一大堆文学著述，这正是典型的“以翰墨为勋绩”。再看齐梁时的帝王们，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的帝王，都比不上他们对文学的热中与在行。齐高帝萧道成，少为诸生，从名儒受业，领兵后，也一直与谢宗共属诗文。即帝位以后，对诗文一直怀着浓厚兴趣（见《南齐书·高帝本纪》及《谢超宗传》）。他的儿子们也多嗜学爱文，如鄱阳王萧锵好文章，桂阳王萧铄好名理，时称“鄱、桂”（《萧锵传》）。江夏王萧锋七岁能文，尤善书法，齐武帝萧颐称其书为天下第一，所作《休伯赋》，亦著称于当世（《萧锋传》）。萧道成的孙子一辈也是这样：竟陵王萧子良，以王邸作为当时文学之士的沙龙，开始组织以帝王为中心的文人集团，他们每日讲文论义，并钞五经百家，为《四部要略》上千卷（《萧子良传》）。晋安王萧子懋博学多才，撰《春秋例范》三十卷（《萧子懋传》）。随郡王萧子隆，因年少能文，颇受他父亲齐武帝的欣赏，誉之为“我家东阿”（注：东阿，即曹植，他曾被封为东阿王。从齐武帝对儿子的这句赞语，也可以看出萧齐时代的帝王是极力仿效曹氏父子的崇文的。）（《萧子隆传》）。豫章王萧嶷的儿子萧子范，入梁后为南平王从事，文章骏利，其作品受到梁简文帝的激赏。所撰《千字文》，流传后世（《本传》）。萧子显是入梁后萧齐子孙中最有影响的文人，所作《鸿序赋》等，倾倒时人，其《后汉书》《齐书》等，在历史上也享有盛誉（本传）。子显的儿子萧恺亦工诗，少时曾与诸名人在宴席上跟题属诗，独先就，又极工，表现出很高的文学才华（《萧子显传》）。萧子显的弟弟萧子云亦以文艺著称于世，青年时就撰就《晋书》百余卷，他的书法名闻海外，百济国曾使人求其书（本传）。子云的儿子萧特亦工书，其书发曾得到梁武帝的欣赏（《萧子云传》）。此可见萧齐统治者一连几代热衷于文学的情况。再看萧梁：与西方近世所出的的“不爱江山爱美人”的英王爱德华八世相媲美，梁武帝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不爱江山爱文学”的皇帝，他做腻了皇帝，几次“舍身”，跑到庙里去当和尚，得人家把他拉回来。然而他对著述的兴趣却一生未减，他亲自撰写和“领衔”督撰的各类著作超过了二千卷，这是六朝时的另一项“吉尼斯”。梁简文帝萧纲呢，他作天子也照样只是名义而已，他自称“余七岁有诗癖，长其而不倦”（《梁书·简文帝纪》）；“吾辈亦无所游赏，只事披阅。性既好文，时复短咏。虽是庸音，不能搁笔。有惭技痒，更同故态”（《梁书·瘐肩吾传》引《与湘东王书》）。其《答湘东王和受诗书》云：“文章未坠，必有英绝，领袖之者，非弟而谁？每欲论之，无可与语。吾思子建，一共商榷”。这话表面上看来是推萧绎为文坛领袖，但他自己也未尝不以此自许。尤其是“吾思子建，一共商榷”一语，可看出他对曹植否定“以翰墨为勋绩”的极大不满，而这也就等于认领了曹植预制的这顶帽子，而且以此为荣。后来当了梁元帝的萧绎，一直没有辜负萧纲关于“文章领袖”的厚望，他对著述的兴趣远远高过政治，其《金楼子序》云：“余以天子为不贱焉，窃念臧文促既殁，其立言于世。曹子桓云：立德著述可以不朽。杜元凯言德者非所企及，立言或可庶几，故户牖置刀笔而有述作之志矣。”在《金楼子·杂记》中，他引述了曹植关于“为一家言，藏之名山”的话，并说自己之所以“隆暑不辞热，凝冬不惮寒”，也就是为了这一目的。甚至在大军压境、国难当头际，还心不旁鹜地谈玄论艺，亶亶不倦，可见他对“立言”是何等的热衷。再看梁代的诸王，梁昭明太子萧统是当时的著名作家，也是文坛领袖。他的政事就是文学，不但自著诗文，而且组织文人编纂《文选》《文章英华》，在文学史上极有影响。南康王萧绩，幼即通文，年七岁，有人私改官文书，即能察出（《本传》）。邵陵王萧纶善诗，曾于坐上赋诗，武帝大赏之，曰：“汝才如此，何患无声？”（本传）。武陵王萧纪，少勤学，善词章，属文甚有骨气（本传）。简文帝的几个儿子都好文学：大心自幼聪明，善属文；大临以明经射策中甲科；大连诗文甚美，兼工丹青；大钧七岁即能诗，受到梁武帝赏赐。梁元帝的儿子萧方，曾注《后汉书》，并有《三十国春秋》及《静住子》等书行世。邵陵王萧纶的儿子萧坚，除秘书丞，梁武帝谓曰：“以汝能文，故有此授”（《萧纶传》）……。这些帝王，一个赛一个的能文、爱文，史籍上著录他们的文集，也都是动辄好几百卷。故隋代的李谔说他们“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隋书》卷66引《上隋文帝论文书》），是一点儿也不夸张的。这是更典型的“以翰墨为勋绩”。因为当时帝王、世族对文学如此热衷，整个社会掀起的文学热潮也就达到了沸点。萧绎《金楼子·立言》中讲到过当时社会上的写作热潮：
夫今之俗，缙绅稚齿，闾里小生，学以浮动为贵，用百家则多尚轻侧，涉经纪则不通大旨，敬取成章，贵在悦目。
钟嵘在《诗品序》中亦云：
今之世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鹜焉。于是庸音杂体，人各为容。至于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
李谔在《上隋文帝论文学书》中对那时的情况有更详细的叙述：
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导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此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角，未窥六甲，先制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尝入耳……。
这种局面，简直可以说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文学创作运动！然而，齐梁文学之衰，也就衰在这种过热的“盛”上。因为那时的统治者把文学的价值和独立性强调得过了头，从而把文学与政治、与社会、与生活之间的脐带割断。在很大程度上讲，中国的整个封建社会中，文学与现实的联系，是通过与政治的联系来实现的，文学一脱离政治，必然脱离现实，从而使之隐入了为艺术而艺术的绝路，这正好造成了文学的枯萎。此外，当时醉心于当文坛领袖的几任皇帝，有人说他们当皇帝不够材料，当作家倒是行家里手。其实，他们当作家是同样的不够资格。因为他们被士族和宫廷的生活所囿，只限于在狭隘而奢侈的生活中“寓目写心”，其路径只能是越走越窄，其情趣只能越趋越卑，故轻靡的文体与宫体诗的盛行，实属势所必然。质言之，六朝皇帝们不但多以文学亡国，而且也“亡”掉了真正的文学。这就是那场“文学过热”的惨痛教训。而六朝的文学过热，正是来自曹丕所强调的文学独立不朽价值论的恶性扩张。故我们未始不可以说，《典论·论文》的文学独立论既推动了文学的兴盛，同时也埋藏了后来六朝文学盛极而衰的种子。因为《典论·论文》中所倡导的文学独立，本来就是以“文学至上”的姿态出现的，只不过是曹丕未能像齐梁帝王那样在治国实践中完全贯彻他的理论而已。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用现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他把曹丕对文学的自觉与“为艺术而艺术”联系起来，实际上也是窥出了在他的理论中，伴随着文学独立的意识而表现出来的“文学至上”的倾向。也正因为如此，《典论·论文》才被六朝人奉为圭臬。我们知道，曹丕《典论》原是一部大书，全书共五卷（见《隋书·经籍志》著录），且分有众多的篇章，而梁昭明太子萧统编《文选》，却独选其中《论文》一篇，这绝不是因为《典论》全书只有《论文》一篇才符合“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的文体标准，而是因为《论文》中所表达的“文学至上”的倾向正符合齐梁的时代精神——这是我们在讲到《典论·论文》的文学独立说时不能不论及的。
《文心雕龙》是齐梁的文学过热时代所出现的一部重要的文论著作，对《文心雕龙》的研究，历来为学界的热点，许多学者聚集于此，因此使“龙学”成为“显学”。一部著作能有这么多研究者，固然是这部著作的幸运；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局面对真正的客观研究也可能意味着一场灾祸。因为研究对象被人们围得水泄不通，也就极易由于人们的视点过于集中于它，从而把它孤立起来，架空起来，于是乎生出许多不符合实际的评价。如不少研究者把《文心雕龙》这棵树拔离了产生它的那个时代，而把它看成是超越历史、凌跨百代的“顶峰”，代表着中国文论最高成就，恐怕就属于这样一种误解。
其实，《文心雕龙》不但没有超出时代，而且是文学最热的梁代极受欢迎的书。《文心雕龙》成书于齐末，据《梁书》本传载，《文心雕龙》成书后，尚不为人们所知，是刘勰献书于当时“贵盛”的沈约，通过沈约的奖掖推重才得以流布于世的。按沈约虽早已名闻于世，但他真正“贵盛”是在梁代，因为他是帮助梁武帝“受禅”建梁的关键人物，故入梁后位极人臣，被封为建昌侯，食七千户。所以《文心雕龙》是在梁代行世的。《梁书·沈约传》谓沈约“用事十余年，未尝有所荐达”，但他独对《文心雕龙》“大加叹赏”；又，当时昭明太子东宫养士颇多，但他独对刘勰“深爱接之”。这些都说明，刘勰《文心雕龙》中所表现的思想，是与当时官方意识形态完全合拍的，因而也就极受当时上层的欢迎。
《文心雕龙》的时代性，较集中的反映在它所谓“文”的内涵上。《文心雕龙》的“文”，不同于《文赋》的“文”，更不同于刘宋时期俗间形成的与“笔”相对的“文”的观念。《文心雕龙·总术》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诗》《书》，别目两名，自近代耳。”可见他不同意刘宋以来把“文”的范围只限于有韵的文本上。他的“文”在文本范围上极为广泛，陆机在《文赋》只把文分为“十体”，而《文心雕龙》却把“文”分成了三十五体，他从圣人的经典、史传，一直论到最不显眼的文体，古往今来凡在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文本形式，几乎包罗殆尽。因此，如果说陆机和颜延之等人的“文”带有一种收缩性、排斥性，那么刘勰的“文”就具有一种扩张性、吞并性。它好似一个贪欲极大的帝王，直欲吞并六合，不能容忍有逸出它之外的东西。我们把《文心雕龙》的“文”比成帝王，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它的统帅性和形上性，因为《文心雕龙》的“文”是戴着至高无上的“道”的皇冠的。请看刘勰在《文心雕龙》开宗明义第一篇《原道》中对“文”的论述：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唯人参之，性灵所钟，是为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彪炳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之欤！
从以上所引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是“文”的普遍性：在刘勰按照玄学所构建的“泛文”的逻辑中，不但社会上的所有的著作都是“文”，而且整个宇宙都充溢着“文”的精神，表现着“文”的形式，而这被宇万物所表现出来的“文”的精神，就是大道本身。一句话，“文”在刘勰这里，不但被泛化、普遍化，而且被形上化、本体化了。它成了至高的存在，而且是唯一的存在了。第二，刘勰所强调的“文”的特质：从“日月叠璧，山川焕绮”，“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彪炳凝姿。云霞雕色，有逾化工之妙；草本贲华，无待锦匠之奇”等等描绘来看，刘勰所谓的“文”是指一种外在的文采、秩序，一种具有赏心悦目的审美性质的形式。《文心雕龙》的“雕龙”，意义同此。而这也就是当时人们对文学著作形式的普遍要求。质言之，刘勰把美文上升到带有普遍性、本体性的天地精神的地位，正反映了当时社会所流行的文学至上的观念。
把“文”与天地精神相联系，以抬高文学的地位，是当时很通行的理论，萧统《文选序》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远矣哉！”萧纲《答张瓒谢示集书》：“窃尝论之，日月参辰，火龙黼黻，尚且著于玄象，章乎人事，而况文辞可止，咏歌可辍乎？”又《请尚书左丞贺琛奉述制旨毛诗义表》：“叶星辰而建诗，观斗仪而命礼。”萧纲《昭明太子集序》：“窃以文之为义，大哉远矣，故孔称性道，尧曰钦明。武有来商之功，禹有格苗之德。故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以含精吐景，六卫九光之庭；方珠喻龙。南枢北陵之采。此谓之天文。文籍生，书契作，咏歌起，赋颂兴。成孝敬于人伦，移风俗于王政。道绵乎八极，理浃乎九垓。赞动神明，雍熙钟石。此之谓人文。若夫体天经而总文纬，揭日月而谐律吕者，其在兹乎！”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若复天文以灿然为美，人文以焕乎为贵。”萧绎《言志赋》：“天文既表，人文可观。”又《法宝联璧序》：“窃以观乎天文，日月所以贞丽；观乎人文，藻华所以昭发”。如此等等，都是这方面的论述。这可以说是当时的文学至上的理论基石。明乎此，刘勰在当时受到“叹赏”与“深爱”，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文心雕龙》的立论，还有一点与时代有关，那就是整部书立足于创作与著述。换句话说，它主要是指导人们如何进行文学写作的一部书。《文心雕龙·序志》开篇即云：“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意谓全书以告诉人怎样用心作文为宗旨。细观全书的设置，《原道》论“文”的本体性，是为作文奠定理论基础。《宗经》《征圣》，是说作文要以圣人为典范。《正纬》《辨骚》，是说作文要汲取纬书和楚辞的营养。《明诗》以下至《书记》二十篇，是告诉人们各种文体的写作特点，目的还是提高人们的写作技巧，正如《总术》所说：“才之能通，必资晓术。自非圆鉴区域，大判条例，岂能控引情源，制胜文苑哉！”可见刘勰之所以逐个考察文体，原是让人“晓术”和“制胜文苑”的。《神思》以下至《指瑕》，讲具体的构思、结构、剪裁、遣词造句等等方法。《时序》至《知音》诸篇，论写作与客观的时代、生活，主观的才性气质，以及欣赏评论的互动关系。整部书的论述紧紧围绕着写作而展开，它是给作者预备的，并非给读者预备的；它是给著文者预备的，并非给用文者预备的。刘勰从写作的角度上看一切著作。甚至对于经典也是如此，他不是象以前的儒生那样，只把圣人的经书视为思想的典范，而主要视之为写作的借鉴：“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扬子比雕玉以作器，谓五经之含文也。”把五经从思想典范变成了写文章的借镜，这是刘勰对经典的重新铸造。我国古人表现自己精神的传统办法，就是重铸经典。在汉代今文家那里，五经皆通谶纬；而在古文家那儿，五经皆言政教；在汉、唐史学家眼里，五经皆史；在后来理学家看来，五经皆理；心学家看，五经皆心……。刘勰对待经典也是这样，在他看来，五经皆文。而这种“看”法，正是他那个时代的重文精神所决定的。当然，同样是论文，时代不同，也会有不同的视点，白居易的《与元九书》是论诗的，但是他讲的是诗之功用；《二十四诗品》也是论诗的，但是他讲的是诗之品赏。刘勰于五经之文，只重文之写法，这是与梁代那种“竞骋文华”、以写作为时尚的文学过热风气分不开的。
《文心雕龙》中还有其他的时代烙印，本文不能一一提及。最后有必要补申：《文心雕龙》虽不能超越时代，然而刘勰作为一个清醒的理论家，针对他所能看到的当时的种种创作时弊，确实又作了最大限度的批评与疗救。据刘勰自己说，他写作《文心雕龙》的直接动机，是感于当时文坛上“辞人好奇，言贵浮诡”、“离本弥甚，将遂论滥”的形式主义文风，又深感魏晋以来的论文者“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波以讨源”，故想通过此书建立正确的创作“准的”的。从本书中很多论述中，都可以看出刘勰对文学各种理论问题的超乎时人的精到观点，对后世的文学理论建设和文学创作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在看到《文心雕龙》的时代烙印的同时，对它的成就又应该给与充分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