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技术理性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性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20世纪以来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不少西方学者把技术理性的彰显看作是其主要原因之一，诉诸技术理性批判亦成为自法兰克福学派以来的各种技术批判主义者以及后现代主义者学术批判的主流。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一些学者在介绍研究技术理性中，也表现出对技术理性批判的首肯。笔者曾撰文指出，技术理性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着的过程。以往技术理性的缺陷在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背离，克服这一缺陷的途径在于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统一起来。只是一味地批判和否定技术理性，并不能解决文明社会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而且会与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相左，并引起实践中的困惑。鉴此，有必要对技术理性的合理之处与技术理性批判的限度作一深入分析。
一、技术理性概念的历史呈现
当我们对技术理性概念进行梳理时，会发现人们谈论的角度和立足点并不完全一致，并且与技术理性相关的许多对立的理性概念，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等，常常混杂在一起（参见高亮华），导致人们的认识发生分歧。这里我们先从理性谈起。
理性这一范畴在哲学史上大体有两种含义，一种可称之为“启蒙理性”，指人的独立思考、逻辑推理和明智选择的能力；一种可称之为“传统理性”，指作为宇宙之本原和世界之灵魂的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秉赋。因此，古典意义上的理性包括心智和人伦两个层面，如康德提出的“先验理性”（理论理性）和“道德理性”（实践理性）。它既是认识的又是审美的，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既是超然的又是热情的，既是主体的又是客体的。可以说，“否定古典意义上的理性就是反人性”（蒂利希，第72页）
近代西方理性的矛头直指宗教迷信和封建教会制度，试图摆脱中世纪那种对现实生活的消极心态，使人们坚信理性统治世界能带给人类进步和幸福。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高举“理性”的旗帜，反对神性，提倡人性，把“理性”作为裁决一切的唯一权威。理性成为人类进步、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在近代科学中，这样一种理性被用来把握世界万事万物的规律，并要求科学为人类征服世界、改造世界服务，创造丰富的物质文明。一切被冠以“科学”名称的学科都必须以理性的原则为基础，人们谈理性不能不涉及科学，科学几乎成了理性的代名词。“科学理性”（主要是理论理性）取代了传统的理性，而且得到急剧扩张。胡塞尔曾指出：“在19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的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胡塞尔，第5页）
启蒙时代所开始的自然科学的极大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工具化的理性所推动的。正如黑格尔指出的：“有限的东西，现实的东西得到精神的尊重，这是自我意识与现实的真正和解。从这种尊重中，就产生出各种科学努力。”（黑格尔，第4—5页）但是，如果把理性作为人类活动的唯一根据，把理性工具化，那么理性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走了这样一条道路。
马克斯·韦伯的理性批判思想开启了技术理性批判的序幕，马尔库塞则高高举起了技术理性批判的旗帜，从而使这一批判传统延续至今。
韦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演进的分析，看到了科学技术对推进社会发展的意义，以及资本主义对财富的追逐和对效率的推崇，这使得他把理性划分为两种：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以“工具—目的理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工业化和技术革命的巨大成功给这种工具理性的威力留下了明证。但工具理性试图把原则的普遍有效性还原为规律的客观性。西方现代性中又内在地包含着工具的合理性和价值的非理性的冲突。
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将理性划分为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主观理性对应的是工具理性，而客观理性对应的则是价值理性。主观理性“本质上关心的是合于目的的手段，关心为实现那些多少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或显然自明的目的的手段的适用性，但它却很少关心目的本身是否合理的问题。”（Horkheimer,p.3）而客观理性就是“一个包括人和他的目的在内的所有存在的综合系统或等级观念”。（同上，p.4）客观理性指向的是事物存在的意义和终极价值，关心的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应当说康德提出的实践理性就是给终极价值提供基础的理性。在康德那里，人按照道德自律去规范自己的行为，从因果序列的他律中解放出来，将自身置于人类共同体的目的王国之中，以获得真正的自由。
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综合了韦伯与霍克海默等人的观点，进一步把理性分为批判理性与技术理性。批判理性类似于韦伯的价值理性和霍克海默的客观理性，指理性的辩证性、批判性、实践性和乌托邦性；技术理性则类似于韦伯的工具理性和霍克海默的主观理性，指把世界和理性都理解为工具，注重功能和操作，这种理性已经成为社会统治的工具，具有意识形态性。（马尔库塞，1988年，第51页）马尔库塞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技术理性已经取代价值理性成为统治理性，这是理性工具化的结果。在他看来，技术理性是一个“统治着一个特定社会的社会理性”。技术理性导致了两个严重的后果：第一，在物质领域把人变成纯粹的经济动物，以物质财富的多寡作为人感知幸福、自由的唯一尺度，把物质享受作为人的本质之所在。第二，在精神领域对人同样实施同一化、专业化、标准化控制，其标志就是文化工业的产生。文化工业的出现是工具理性在精神领域统治的必然结果，其目的就是在思想、意识领域灌输技术理性统治的合理性、永恒性。（同上，1989年，第108页）
然而，这样一种绝对化的技术理性既没有了古典理性中的整体和谐，也失去了近代启蒙理性中的人性关爱，科学技术成了衡量一切的尺度，技术的自由和满足构成了文明社会的发展目标，文明“本身则成了一种普遍的控制工具”。（同上，1987年，第66页）
可以说，技术理性是人类进行技术实践活动（人类改造自然、创造人工自然）的观念，是人类理性的一种特殊形式和典型形式；它是人类多种理性按照某种方式的抽取与组合，是以整合的形式贯穿于技术实践活动中的人类的特殊实践理性。就其典型特征而言，技术理性是一种追求合理性、规范性、有效性、功能性、理想性和条件性的人类智慧和能力，是一种扎根于人类物质需求及人对自然界永恒依赖的实践理性和技术精神。
在现代性的背景中，体制所代表的工具理性似乎就是理性的全部。技术理性的概念一经产生，便也带上了这种片面性。然而如果返回到古希腊哲学那里去，我们则会发现，理性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看来主要表现为对现行价值观的理性根基的追究，他们都把人的理性首先理解为价值理性。
技术理性概念形成以后，它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影响越来越深远、越来越广泛。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学术界对它的评价也是观点各异。这使得技术理性问题成为我们时代关注和探讨的主题之一。
二、“技术理性批判”的价值及其局限性
在20世纪以来的两次世界大战中，人们耳闻目睹了科学技术被广泛用于毁灭人类的一系列事件。许多人开始思考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给人带来的灾难，认为其根源就在于无处不在的技术理性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统治理性甚至霸权理性。胡塞尔、海德格尔、马尔库塞、哈贝马斯、费恩博格等都是技术理性批判的一代大师。
技术理性批判的合理方面现代技术充分显示了人类的智慧和能力，但是正当人们陶醉于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时，却突然发现自己深深陷入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发展困境与生存危机。这些困境与危机也暴露出理性的局限，迫使人类对自己活动的反主体性效应进行理性的反思，反思指导自己活动的理性，并在此基础上引导、规范与重建理性。应当说，从韦伯开始的技术理性批判之路对于人们深刻理解技术理性的本质和功能特征是非常宝贵的财富。韦伯最先批判了工业社会理性的工具化倾向，认为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是以“工具—目的理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其结果是人类的价值和意义丧失了存在的客观性和普遍性。但是，韦伯虽然区分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却并没有像马尔库塞那样把二者截然对立起来，而是已经在为二者寻找弥合的路径。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提出了工具理性的合理价值：他认为“现代性”即是“合理性”；“现代化的进程”就是“理性化的过程”。
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过程，正是工具理性展现和张扬的过程。它使生产力、科学技术、财富和人的智能等等都得到高速发展，社会结构也发生巨大变化，从而产生了人类历史发展中空前辉煌的时代。韦伯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也切中要害，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过于重实利而轻伦理，使得能克制物质欲的“新教伦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被抛弃殆尽。韦伯之后，不论是胡塞尔的先验理性还是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不论是舍勒的直觉理性还是孔汉斯的神学理性，不论是海德格尔的“此在”还是费恩博格的“编码”，都对技术理性（工具理性）的体制化、专制化及其在精神领域所导致的人的“异化”，给予了无情的批判。
在实践上，人的异化和人类困境是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等种种关系上出现的全面冲突与矛盾，它直接造成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危机。在自然层面上，它表现为环境污染、能源危机、人口膨胀、核恐怖等以及技术的误用和滥用引起的种种直接后果，如核泄漏、战争杀伤等。在社会层面上，它表现为技术统治、技术官僚、技术专制、技术殖民以及贫穷和饥饿、道德失范、文化贫困等。在人本层面上，它表现为个人越来越不自由、个体人格趋于分裂、本能被压抑、心灵世界空虚、生活无目标、无意义等。这些严峻的现实警示人们需要对现代人类的实践进行反思，探索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的合理性。
技术理性批判的误区误区之一是把技术理性等同于工具理性。以往人们谈论技术理性大都依据一个共同的理论前提，即由马尔库塞所建立的技术理性批判体系。这一体系认为技术理性就是工具理性，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是对立的两极，技术理性张扬必然导致价值理性衰微。但是，这种理解既没有看到技术活动本身内在的价值和伦理含义，也抹杀了它的巨大社会功能。事实上，正是借助于技术理性，人类才开创了一个控制自然、以自身为价值原点和世界中心的主体性时代。我们所创造的文明和所达到的历史进步，其中有着技术理性的巨大贡献。
误区之二是试图完全抛弃技术理性。技术理性批判的传统形成了人们的一种思维惯性，即不断放大技术活动的负面效应，而对其积极因素视而不见。比如卢梭激愤地彻底否定科学技术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巨大作用，主张将其彻底抛弃而回归自然；海德格尔、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把技术理性的负面效应当作一种人类永远无法消除的、本体性的宿命力量。马尔库塞、哈贝马斯、费恩博格虽然没有彻底否定技术理性，但也都把它看作是与价值理性完全对立的，欲寻找新的理性形式来替代技术理性，并始终把技术理性批判作为捍卫真理的有力武器。
马尔库塞等人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存在着三点明显的局限性：首先，对技术理性的批判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把造成人的非人化的根源不是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归结为科学技术本身。其次，把理性的工具化当成了“理性”本身，在科学技术与人的发展和解放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走进了误区。事实上，马尔库塞没有真正理解实践和劳动，他提出的所谓人的自由的路径同样也成为了“乌托邦”式的幻想。再次，对技术理性的“误解”根源于方法上的错误。技术理性是历史的和具体的，工具与目的、价值的统一是一个历史的辩证的展现过程。马尔库塞在研究方法上缺乏历史与辩证的眼光，因此不能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去动态地解读技术理性。
对技术理性的反思不得不回到韦伯对理性的划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这一划分有着深远的理论意义。“在韦伯学说中，这两种划分都是作者为便于对社会行动意义的思考和理解所设定的范畴，它们都属于‘理想类型’。这就是说，它们从未以纯粹的形态在现实中实现过，任何实际行动既包含工具合理性成分，又有价值合理性因素在内。”（苏国勋，第89页）遗憾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绝大部分学者都将理性划分为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主观理性对应的是技术理性，而客观理性对应的则是价值理性。他们实际上是强调技术活动是工具，技术理性就是工具理性。这样，不但在实践中，而且在理论上，技术活动中的工具理性被高扬，而价值理性被遮蔽。
第一，从技术的本质上看，技术活动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价值主体尺度与客体尺度的统一，也就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
马克思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页）在这里，“任何一个种的尺度”包括了主体尺度和客体尺度。主体尺度指向人或主体的结构、本性、目的、利益、需要等内在规定性，要求人的活动应当是合目的性的。客体尺度指向对象、客体的本性、规定性和规律性，要求主体活动合规律性、合历史必然性。技术就是在对象、客体所提供的可能性空间范围之内，不断实现主体自身目的、满足主体自身需要的过程。
技术的主体尺度与客体尺度既相互区别和对立，又相互联系和贯通，它们共同制约着人的活动过程，共同规定着技术的本质。主体尺度与客体尺度的内在统一正是技术本质的内在要求。但是，在现实的技术活动中，由于人们在对主体尺度的反映上和对客体尺度的认识上可能发生失误，主体尺度与客体尺度并不总是内在地统一的，而是有时统一起来，有时又发生背离或冲突。这就使人的技术活动出现下列情况：有时主体尺度与客体尺度达到一致，形成理想的价值物，给主体带来正效应，产生正价值；有时主体尺度与客体尺度相背离，没有形成预期的价值物，未能给主体带来效应，产生零价值，人类对永动机的探究就属于这种情况；有时主体尺度与客体尺度相冲突，形成有害的价值物，造成反主体效应，产生负价值，当代人类所面临的环境污染等全球性问题就是如此。既然当代人类在全球范围面临的发展困境与生存危机，从根本上说是主体尺度与客体尺度发生分离或冲突所造成的反主体效应，我们就必须立足技术本质的内在要求，对技术活动进行理性的规范。我们认为，从技术的本质上看，技术活动应当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
第二，从技术活动上看，技术理性是价值与工具两种属性的统一。
美国哲学家西格尔曾指出：“一项活动如果是合理的，其理由并不仅仅在于行动者对自己的活动在实现其目标的过程中的工具效益坚信不移，还应有另外两个理由，即：（1）信念本身必须是合理的，（2）事先假定这项活动将会导致的结果本身也必须是合理的。”（西格尔）技术活动是指一个从价值主体需要出发，经过价值意识、价值理念、价值创造到价值物生成与价值实现的全过程。在主体需要、价值意识、价值理念几个阶段，价值活动的目的性十分突出；在价值创造阶段，价值活动的工具性成为关键。反思人类一些不合理的价值活动，有的是目的的不合理造成的，如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有的是工具的不合理造成的，如当代全球的污染问题；有的是目的和工具都不合理造成的，如纳粹用毒气室杀人。由此可见，技术价值目标并不总是恰当的、合理的、正当的。而且，即使人的价值目标是恰当的、合理的、正当的，活动的手段、工具也并不必然指向这些价值目标。因此，我们考察技术的价值目标时，不仅要研究目的合理与否，还要将目的与工具统一起来加以思考。韦伯曾对价值的合理性与工具的合理性进行探索，指出价值的合理性只注意对目的本身的合理性进行反思，仅限于考察目的合理与否；工具的合理性则仅考虑达到目的的工具、手段的有效性，而不关心目的的本身是否合理。我们在探讨技术合理性的本质时，必须克服上述把两种合理性片面化和对立起来的缺陷。技术活动中包含着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的统一，技术理性也应当是这两种属性的统一。
第三，从技术形态看，技术理性应该是主体需要与客体效应的统一。
根据技术形态论的观点，技术价值表现为技术的内在价值和现实价值。技术价值的实现，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现实条件下，技术的内在价值转变为现实价值的过程。技术客体对技术主体产生的积极效应是技术的正价值，其消极效应是技术的负价值。技术主体需要的产生和价值的生成是价值认识与创造活动的两极。价值的认识与创造活动由主体需要驱动，但是其创造物是否能真正与主体的需要契合，即是否对主体产生积极的、正面的效应，则有赖于价值实现过程来测量与验证。“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效应，主要是对主体的发展、完善的效应，从根本上说是对社会主体发展、完善的效应。”（王玉梁，第158页）这一观点对于我们探究技术价值合理性的本质很有启发意义。事实上，离开客体对主体的效应就难以揭示技术价值的本质，这意味着不仅要揭示价值认识与创造的合理性，还要揭示技术价值实现的合理性。而对技术价值实现的合理性的本质的探究，必须立足于客体对主体的效应，把主体需要与价值物的效应结合起来加以考察。这样，我们就可以提出技术理性的又一本质规定：从技术形态上看，技术活动的价值是主体需要与客体效应的统一，这一点也反映在技术理性中。
三、超越“技术理性批判”
技术理性存在着消极的、负面的影响，对其批判是必要的，但这种批判应建立在对技术理性历史形成、功能展现、动态变化的深入研究基础之上。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批判体系影响深远，但也束缚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创造性思考。本文认为，必须超越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批判传统，以现实的反思代替盲目的批判，以建构的姿态代替对峙的锋芒。
反观技术发展的历史，从古代的经验技术到近代的理性技术再到现代的技术理性化，这是一种进步，是人类理性展开和深化的过程，是人类理性在现代文化中的表现和反映。但是，技术理性在今天被普遍等同于工具理性而遭受严厉的鞭挞，说明现今的技术理性存在着不合理之处。技术理性之“化”意味着一个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有可能走向极端，而极端意味着偏离。
把技术理性的工具维度不断放大，使其普遍化为支配现代社会和统治现代文化的核心思维，成为制度、组织的根本原则等，就是偏差。技术理性化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在合理的界限内是一种进步。但若把技术理性思维泛化为社会发展依循的唯一思维路向，则是一种片面化；而把工具理性看作是技术理性的唯一表征，则是一种单向度化。任何事物的泛化都意味着一种巨大的缺失，因为它掩盖了其他价值。
文化是多维的，人的价值和需要是多层次的，因此技术理性不应该成为霸权主义理性，陷入绝对的理性主义和工具主义。我们除了真理，还需要善和美；除了现实的物质利益，还需要理想。
技术理性是理性与近代科技相结合的产物。在回顾古希腊理性的时候，我们发现它是多维的，几乎包含了人性规定的所有方面：它兼有着逻辑思维、价值追求和审美意识；既关注手段的合理性，更关注目的的合理性。但现代技术理性却独独显露出工具理性的特征，这是一种片面化，不应当视为技术理性的必然内涵和全部意义。因为，“实际上，并不存在笛卡尔所讲的绝对纯粹的理性，真正存在的理性只能是处于一定境遇之中的社会历史理性。也恰恰是由于理性的社会历史特征，使其具有整合到社会结构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可能性，使它在其历史发展中能够承担多种社会功能”（张成岗）。因此，理性与技术的结合展示的工具理性只是技术理性的一个维度，技术理性还应该包含价值理性。当代实践与文化的发展为技术理性的合理化提供了可能和基础。
当代激烈的技术理性批判为技术理性合理化提供了观念基础。对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的批判是当代理论思考的一个重要主题：无论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之思、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性批判，还是后现代主义的反现代性，最终都归诸于对现代性文化的反思。这种反思认为，技术理性膨胀的深层文化基础是自然—人的二元论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机械论世界观：自然与人是对立的两极存在，人代替上帝成为主宰自然的主体，征服与支配自然是天赋的权利。反思与批判不是要否弃技术理性的全部，而只是要否弃技术理性中的不合理部分，克服工具理性在文化其他领域的僭越，为技术理性在文化中和工具理性在技术理性中划定适当的界限，同时，充分发扬被忽视和遮蔽的人类文化中的人文文化和技术理性中的价值理性。当代文化的新趋向是倡导生态文化、可持续发展理念、人与自然的和合和全球伦理，这些观念为技术活动的合理化提供了新的前提和可能。
当代科学技术和生产的发展为技术理性的合理化提供了现实载体。技术理性展现为单向度的工具理性是技术理性发展的阶段性产物，它既是一种现实的需要也是一种巨大的偏失。为了纠偏，我们需要大力发展技术理性中的价值理性，而这需要强大的物质前提（这也意味着不能完全否弃工具理性）。无论在什么时代，物质文明都是人类文明的载体和依托。合理地利用无处不在的当代信息文化和网络手段，为现代技术注入更为人性化的价值理念，这样做现在有了可能。高度发达的先进生产力使我们可以现实地考虑赋予文化更多的价值理念和人文关怀，并切实有效地使之成为现实，真正地构造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社会。
从许多论述技术理性的文章中可以发现，许多人把技术理性等同于工具理性，把技术理性当作一个当然的事实来接受，而不作进一步分析。这是一种误解或者误读。其中显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们把技术理性看作一个固定的、静态的概念，并且只强调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方面。但实际上，技术理性的缺失不仅需要从外部来补充，而且需要把价值的、伦理的要求转化为技术活动自身的规定，或者说，完善技术理性自身。因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理性的两种维度，它们可以在技术理性中得到合理的融合。技术理性的片面化只是两种维度的比例和结构的失衡所导致的结果，故经过适当的调整和磨合之后，技术理性可以展现其人文关怀和价值意蕴。这里的关键是调整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技术理性和技术实体中的比例和结构，在实践人类的各种实际目的和效用时让技术负载更多的价值理性和人文内涵。因为，只要科学技术继续存在，只要人类生存还需要继续仰仗科学技术，那么科学技术的工具维度就永远不会消失。科学技术的价值理性是以工具理性为依托和载体的：失去了工具理性，价值理性维度就无从谈起，就无法凭借现实的载体而得到实现。
我们需要建设性地对待技术理性。盲目地全盘反对技术理性和非此即彼地倡导非理性文化和人文观念，同样是极端化的表现，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我们不应当将技术理性与人文理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对立起来，它们毋宁说是互补的概念。
总之，为了超越技术理性批判，有两点是必须注意的：
第一，技术理性是承载着价值诉求的。“技术是人类以取效为目标的理性活动”（朱葆伟），实践性、有效性和合理性是技术活动的基本特征。技术理性并不完全等同于工具理性，也并非与价值理性完全对立。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既是对立的，也是可以在技术理性的发展中得到统一的。
第二，技术理性是动态的、发展的。技术理性是理性观念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技术知识内化后的一种思维定势，作为观念形态的东西普遍地影响着我们。被片面化的技术理性由于过于倚重技术的“工具性”和“力量性”而带上了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从而缺失了理性特征中最宝贵的批判性。片面化的技术理性还导致对科学技术的不合理应用，带来诸如能源危机、资源危机、环境污染和核威胁等全球问题。但一些人从对科学技术的信赖、崇拜转为对科学技术的怀疑、否定，甚至对技术怀有恐惧感，这就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