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外资、区域储蓄和投资结构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利用外资论文,区域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高速增长期，国内储蓄率和投资率大幅度上升，均达到40%以上的高水平；以此同时，经常项目收支除1993年外均为顺差。根据H.钱纳里和A.斯特劳特提出的“两缺口”分析模型，我国的“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已基本消失并转为盈余，外资弥补“两缺口”的作用应弱化。然而，1992～1995年恰是我国引进外资规模最大的时期，利用外资总额为1979～1991年总和的1.88倍，其结果是国际收支呈现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项顺差，外汇储备水平大幅度提高。这种现象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有的学者论证我国已出现国际资本流入和国内储蓄过剩、国际资本流入和国内资本外流同时并存的现象，并且估算出1992～1996年国内资本外流的数额达875.302 亿美元。（注：李扬：《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过程中的资金流动》，载《经济研究》1998年第2期。）
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过早出现大规模的国内资本外流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它意味着资源未被充分利用，这将对国内经济的长期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本文要研究的问题是：上述宏观总量投资与储蓄平衡关系的变化是否体现在区域经济运行之中；如果已有体现，那么它与利用外资的区域结构以及区域的非均衡发展有什么联系？对于我们提高利用外资水平有什么启迪？我们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性分析。
一、区域储蓄与投资结构的实证描述
1.区域国外储蓄率的测算与比较。
本文涉及的区域概念包括东、中、西三大地带和省区（含自治区、直辖市）两个层次。区域国外储蓄率是根据统计年鉴公布的各地区国内支出结构数进行测算；由总储蓄率＝总投资率，国内储蓄率＝（GDP －总消费）／GDP，可以得到国外储蓄率的计算公式：
国外储蓄率＝总储蓄率－国内储蓄率
表1列出了1993～1995年期间各省区国外储蓄率（以GW 表示）的测算值及相应位次。表中GW值为正，表示本地区国内储蓄率小于总投资率，因而是利用了国外储蓄；GW值为负，则表示本地区国内储蓄率大于总投资率，因而是国外利用国内储蓄。支出法核算的GDP反映了GDP的最终使用方向，对于地区而言，在其最终使用的货物和劳务中，除了本地区生产的外，还有外地区和国外提供的；而本地区生产的最终成果，也有一部分会提供给外地区或国外使用。因此，严格地说，上式中的国内储蓄率是“地区储蓄率”的范畴，GW〈0 表示地区的储蓄被国外和外地区使用；GW〉0则反之。但由于核算的困难和复杂， 目前地区的国内支出结构统计未包括地区货物和劳务流出（入）量，地区支出法GDP 与全国支出法GDP一样，由最终消费支出、 资本形成额以及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构成，所以有表1的计算结果。事实上， 是否核算地区间物资的流出（入）量，并不影响本文对地区利用国外储蓄或其储蓄被国外利用的研究结论。将地区总储蓄率按来源划分：
表1各省国外储蓄率及位次
1993年1994年1995年
位次 省份 国外储蓄率(%) 省份 国外储蓄率(%) 省份 国外储蓄率(%)
1 浙江
-8.30 浙江-11.50 河北-9.70
2 河北
-8.25 河北-11.30 辽宁-8.70
3 辽宁
-7.30 辽宁 -8.00 江苏-8.20
4 河南
-6.50 江苏 -7.80 浙江-6.90
5 上海
-6.06 河南 -6.40 山东-5.54
6 江苏
-5.30 山东 -5.10 河南-5.50
7 山东
-5.00 湖北 -3.90 山西-4.80
8 湖北
-3.70 黑龙江-2.03 黑龙江
-4.40
9 广东
-1.90 广东 -1.80 湖北-2.90
10福建
-1.20 四川 -0.52 广东-2.90
11四川
-0.80 安徽 -0.50 云南-2.07
12吉林
-0.70 湖南 0.01 天津-0.94
13
黑龙江 -0.70 福建 0.85 江西-0.80
14安徽0.80 江西 1.90 福建-0.18
15湖南1.60 上海 2.72 安徽-0.17
16山西3.90 云南 3.07 湖南 0.10
17天津4.57 山西 3.17 四川 0.16
18江西5.00 吉林 3.30 广西 4.27
19广西5.10 天津 4.05 吉林 4.30
20贵州7.10 广西 4.31 内蒙古5.53
21云南8.10 贵州 4.32 上海 7.07
22北京8.30 内蒙古 8.26 甘肃 8.30
23甘肃
11.00 甘肃 9.95 海南12.00
24青海
13.40 青海 10.20 青海14.90
25海南
16.10 海南 14.97 宁夏15.35
26陕西
16.40 陕西 18.60 陕西17.50
27西藏
17.10 北京 19.86 新疆15.60
28
内蒙古 18.40 西藏 21.78 贵州22.70
29宁夏
28.30 宁夏 22.62 西藏24.60
30新疆
29.90 新疆 28.09 北京26.40
注：无特别说明，本文的数据均来自1995～1997年《中国统计年鉴》，或根据其有关数据计算。
国外利用的研究结论。将地区总储蓄率按来源划分：
国外储蓄率+地区外储蓄率＝总储蓄率－地区内储蓄率
可得 国外储蓄率＝总储蓄率－（地区内+地区外）储蓄率
其中等式右边第二项即地区使用的国内储蓄率。
需要指出的是，这是迄今所能得到的最完整的地区GDP 支出构成项目资料，其中1993年整体上是资本内流，1994年和1995年则是资本外流（注：李扬：《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过程中的资金流动》，载《经济研究》1998年第2期。）。从地区角度看， 一个时期内吸收国外储蓄或其储蓄被国外利用都是可能状态，但地区总储蓄（总投资）与国内储蓄的差额和外贸收支、资本收支以及储备的变动相关联，因而是影响宏观总量资本内（外）流的构成因素。本文的目的是考察在宏观总量出现资本外流的背景下，各地区国外储蓄率的分布特征。因而在表1 的基础上按东、中、西三大地带对指标进行分析，结果列于表2。
表2各区域国外储蓄分布
东 部 中 部
西 部
年份 极差(%) GW<0的极差(%) GW<0的极差(%) GW<0的
省区个数(比重)省区个数(比重) 省区个数(比重)
-8.30
1993 ～16.10
8(0.67)
-6.50
4(0.44)-0.8
1(0.11)
(8.30)～18.4 ～29.9
-11.50
1994 ～19.86
6(0.50)
-6.40
4(0.44)-0.52 1(0.11)
(14.97)～8.26 ～28.09
-9.70
-5.50
6(0.67)-2.07 1(0.11)
1995 ～26.40
8(0.67) ～5.53 ～24.60
(11.96)
表2中，极差的下限显示国外利用国内储蓄的深度， 上限表示国内利用国外储蓄的深度。可以看出，各年东、中、西GW值的极差范围呈三级分布：东部位于分布的第Ⅰ级，拥有各年国内储蓄被国外利用程度最高、个数最多的省区，三年中，GW均为负值的省区有河北、浙江、辽宁、江苏、山东和广东，占东部省区的50%；中部位于分布的第Ⅱ级，三年中GW均为负值的省区有河南、湖北、黑龙江；西部位于分布的Ⅲ级，仅有四川省在1993和1994年、云南省在1995年出现GW值为负。因此，从整体上看，东部国内储蓄被国外利用的现象最为普遍和突出，中部若干省区某些时期也有这种现象，但深度及普遍性远不如东部，西部则微乎其微。应该指出的是，东部地区中，北京是首都，海南处于建省初期，它们在GDP的使用上具有特殊性：投资率都很高，不仅居于东部榜首， 在全国各地也名列前茅。如果去掉这两个地区，则东部地区国内储蓄被国外利用的特征更明显（表2第2列括号中的数字是剔除北京和海南后东部极差的上限）。
2.影响区域国外储蓄率的因素。
国外储蓄率作为地区经济最终使用的一个构成比率，其变动必然受国内储蓄率（消费率）、投资率、利用外资规模和对外贸易差额等因素的影响。下面分析1993～1995年各区域上述因素的变动特征，以揭示它们与国内储蓄被国外利用这一现象的具体联系。
第一，国内储蓄率呈明显梯度差。
为了简明扼要说明问题，表3 按年份列出了各区域国内储蓄率的极差、平均值，国内储蓄率（NGW）≥投资率（TZR）的省区个数以及相应的比重。其结果显示：同一年份，各区域国内储蓄率由东往西呈递减的梯度分布； 国内储蓄率≥投资率的省区比重也呈现同样的分布。 而1994、1995年与1993年比较，东中部的国内储蓄率有所提高，西部则基本不变。如果具体地分析各年中GW为负值的省区，不难发现它们的国内储蓄率大多高于其投资率或处于平衡状态。明显例外的是东部的广东、山东和中部的黑龙江，其中山东省1994年和1995年国内储蓄率小于投资率，广东和黑龙江则是三年中国内储蓄率均小于投资率；1995年GW值为负的省区扩大至15个，新加入的云南、江西也都满足国内储蓄率≥投资率的关系，例外的只有山西。
表3 各区域国内储蓄率分布
东 部 中 部
年份NGW(%)NCW≥TZR NGW(%)NCW≥TZR
极差(平均值)省区个数(比重) 极差(平均值)省区个数(比重)
33.50～64.1030.80～47.70
1993 (50.07) 7(0.58) (38.28) 4(0.44)
34.20～63.4034.30～46.10
1994 (56.80) 7(0.58) (39.93) 5(0.56)
35.10～63.7036.40～46.90
5(0.67)
1995 (51.23) 8(0.67) (40.60)
西
部
年份NGW(%)NCW≥TZR
极差(平均值)省区个数(比重)
26.60～40.50
1993 (33.19) 1(0.11)
25.40～44.30
1994 (33.70) 1(0.11)
15.90～42.90
1995 (33.10) 1(0.11)
第二，利用外资具有相对差距趋小，绝对差距扩大的特点。
1993～1995年是我国吸收外资高速发展时期。1992年开始实行的沿海、沿江、沿线、沿边全方位对外开放政策，使各省区的利用外资规模迅猛增长，这一期间，中西部利用外资的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75.51 %和78.33%，高于东部的年均增长率（41.42%）。东部和中、西部之间利用外资总额的相对差距也趋于缩小，幅度在1/3以上；但各区域绝对额的差距却始终呈扩大之势（见表4）。就1994、1995年与1993 年的比较来看，1993年是中、西部吸收外资增长最快的年份，增长幅度是东部的2倍以上，但1994年中部的增长率趋缓，西部则在1995 年出现负增长。再对各省区按利用外资额从小到大排序，各年中的前十名基本上被东部省区囊括，仅有四川省在1994年占据第十名。各年中名列前茅的东部省区大都是GW值为负的省区，例如：广东、山东、江苏、辽宁、福建；中部GW值为负的省区如河南、湖北，各年中利用外资规模在全国排名也都不低于前十六名。
表4 各区域利用外资差异
年增长率(%)相对差距(倍数)绝对差额(亿美元)
年份东中 西东中东西 东中 东西
1992- - - 15 45 112.24117.44
1993 121.21 236.30 287.39 10.05
26.68
239.24255.40
1994 17.25
8.75 59.71 10.84
19.01
282.76295.11
1995
9.06 47.82 -8.33 8
22.62
297.26324.11
第三，东部的进出口态势决定了宏观外贸收支的顺（逆）差。
1993年我国外贸逆差为122.15亿美元，而东部地区的逆差为134 亿美元， 也就是说其他区域的顺差无力改变东部地区造成的逆差状态； 1994年和1995年，全国顺差为53.93和199.96亿美元， 东部的顺差分别为41.75和166.96亿美元。 东部进出口状况对宏观外贸收支的顺（逆）差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主要取决于对外开放程度高的省区如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的外贸收支状况，这些省区1993年为逆差， 1994 ～1995年则是顺差。而对于各个省区来说，贸易收支状况对于其GW值有重大影响：如：河北、山东、黑龙江1993～1995年均为外贸顺差，GW便小于零；1994年和（或）1995年，随着贸易收支由逆差转顺差，GW值也由正转负的还有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辽宁、安徽、江西等省。
第四，东部经济增长出现减速趋势，中西部实现稳定增长。
表5的资料显示，无论是从GDP的逐年增长率或平均增长率来看，各区域之间都呈现由东往西逐渐递减的梯度差。但进而比较同一区域不同年份GDP增长率的极差和平均值，却可以发现东部1994年和1995 年经济增长率是逐年下降的，中部虽然在1995年也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小于东部；西部则维持稳定的增长势头。特别引人注意的是， 东部1993 ～1995年经济增长率下降幅度较大的省区大部分是GW为负值的省区，如：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广东都下降了5～10个百分点； 中部的安徽和江西1995年GW为负值也都伴随着经济增长率下降3～6个百分点。
表5 各区域GDP增长率 （%）
增 长 率 极 差
年份 东 部中 部
西 部
1993
12.10～25.20 7.60～21.00 8.20～13.90
1994
11.20～21.80 8.80～20.70 8.20～15.60
1995
4.30～16.70 9.10～14.80 7.50～17.90
年均增长率 11.02～20.66 8.66～18.63 8.60～13.82
省 平 均 增 长 率
年份东部 中部 西部
1993
18.1513.4610.83
1994
15.8013.4610.33
1995
13.2012.0710.17
年均增长率
由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我国90年代中期宏观上储蓄与投资平衡关系的变化在地区储蓄与投资结构中有充分的反映。这些国外储蓄率为负的省区具有以下某几个方面的特征：国内储蓄率大于或等于投资率；利用外资规模很大或增长迅猛；经济高速增长，增长率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以上，但后来增长趋缓，对外贸易处于顺差状态。
二、对“国内储蓄被国外利用”和“资本外流”的思考
储蓄与投资的平衡是总量平衡的核心。如何看待我国储蓄与投资平衡关系的变化及其在区域储蓄与投资结构上的表现？根据上述GW值为负的省区所具有的种种表象，比较合乎逻辑的解释是：第一，东部地区经过多年经济的高速发展，人均收入有很大程度的提高，资本积累能力大大增强；同时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需求在得到相当程度的满足后，消费结构开始走向成熟，消费支出在GDP支出结构中稳中趋降， 国内储蓄率已能满足投资需求，“储蓄缺口”不再是限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第二，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很快，在外贸收支经常顺差的情况下，“外汇缺口”逐渐减小，甚至消失。第三，由于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经济增长速度趋缓，经济系统对资源的利用能力有限；与此同时，外资却仍然源源不断地大举进入。其结果，便出现国内储蓄被国外利用——国内物质资源以外贸顺差的形式输往国外；吸引的外资未能进入生产领域，或者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资金游离出来形成剩余和沉淀。这些游资以各种方式，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法的渠道流往国外，形成大规模的资本外流。
以上的解释有一定的道理。它会使人们自然而然得到这样一种推论：我国利用外资的规模已经过大，必须严格限制外资的流入了。然而我们认为，对我国储蓄与投资平衡关系变化的背景必须进行深入的分析，才能正确判断我国现阶段外资规模是否过大。首先，我国目前储蓄与投资的平衡是非充分就业状态下的平衡。我国有7亿劳动人口， 占世界总数的1/4，其中相当部分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将这些剩余劳动力吸纳到工业化进程中，还需要巨额资金，更甭说眼前城镇几千万下岗职工再就业这个重大工程对资金的需求了。也就是说，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我国的资金总量还是不足的。其次，区域储蓄与投资结构实质上是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特征的一个表现。国民储蓄资源在各个区域分布的不均衡，是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所致。虽然GDP 的最终使用显示西部地区是国外资本净流入，但这并不能满足西部地区自身发展的要求。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能力归根结底取决于自身的资本积累能力与转化能力，西部地区距离这一目标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相反的情形是，改革开放以来生产要素跨地区流动是普遍现象，在东部优惠政策和市场力量的作用下，中西部地区一部分生产要素通过横向投资等形式流向东部，构成了东部GDP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这一层次上考虑问题， 更凸现出我国现阶段“国内储蓄被国外利用”、大规模资本外流是不合适的，它首先影响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并将危害我国的长期经济增长能力。
三、区域利用外资模式的构想
我国即将进入全面工业化时期，进一步利用外资势在必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利用外资的规模能够以八·五时期的速度发展，八·五时期全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年均增长率36.15%，大大超过同期GDP的年均增长率（11.98%）；如果按照1996年实际达到的增长率13.86%计算，九·五时期利用外资总额将达到3612.57亿美元， 是八·五时期的总和1610.62亿美元的2.24倍，这也是不可能的。可见， 我国今后利用外资政策目标的出发点应该是控制数量，提高质量和效益。但我国经历了十几年区域非均衡发展模式的实践，各区域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要达到上述目标，需实行适度差别的区域利用外资模式。
1.东部地区模式：利用外资应由弥补国内储蓄不足过渡到提高国际竞争力、全面参与国际分工。如果以对外贸易比率和对外开放比率（注：对外贸易比率等于进出口总额除以GDP（以美元计）。 对外开放比率等于对外贸易比率与利用外资比率的加权平均数；其中利用外资比率等于利用总额除以GDP；权数为进出口总额与利用外资总额的比例。 ）来衡量各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程度的话，不同程度的对外开放指标在空间分布上显示出高度的相似性：东部大约是中、 西部的5 倍。 例如：1993～1995年东、中、西三个地区的对外贸易比率分别是0.5746 、 0.1204和0.1112；对外开放比率分别是0.507、0.106和0.099。改革开放以来，以推动东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为目标，大多数区域非均衡发展的特殊优惠政策，已经使东部地区经济的外向程度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因此，东部发达地区应当率先变被动接收外资为主动利用外资，首先是弱化外资“弥补资金不足”的作用，强化其“吸收先进技术、扩大出口”的功能。具体地说，应当限制纯粹是满足人民币资金需求的引资行为，将外资的使用向关键行业的关键技术与设备的引进倾斜，利用外资建立具有规模效益的高新技术产业群体，从而实现产业结构主体由劳动——资源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的转化，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扩大出口。由于外向型经济的形成，出口需求已成为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出口的扩大有利于该地区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不仅达到支撑全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目的，而且因为产业结构升级是经济增长方式内在结构的根本转变，由此实现的出口能力的扩大具有可持续性，所以东部地区有可能过渡到依靠自身的创汇解决产业结构升级对外汇的需求，逐步减少对外资的依赖。其次是全面参与国际分工，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度。实证研究结果还表明：东部地区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将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渐减弱。
2.中西部地区模式：利用外资增强积累能力，实现自我发展。中西部大部分地区自身积累不足、产业基础差，资金吸纳能力低，利用外资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有两个突破口。其一，利用BOT （即公共工程特许权）投资方式改善基础设施。基础设施落后一直是制约中、西部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其原因一方面在于资金的长期不足，另一重要方面在于我国基础设施产品的定价扭曲和营运非市场化。BOT 投资方式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两个问题，这一点已被其他国家的实践所证明。目前，外商对华投资已进入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结合的阶段，他们设立了许多以直接投资于中国企业或基础设施项目为目标的投资基金，BOT 投资方式的运用有很大的可行性。其二，积极吸收中小型直接投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例如建立以边贸为基础的出口基地。中小型直接投资以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产业为对象，如今东部劳动力成本已大为提高，中西部应当利用其劳动力更为廉价的优势和边境开放的优惠政策，将这一部分投资吸引到中西部，建立以本地资源开发为基础、以边贸为市场目标的产业，进而开拓中亚、西亚和欧洲市场。这样，形成了原料在内，市场在外，资金、技术从国外（省外）引进的良性经济循环，对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增加自我积累极有裨益。
按照上述区域利用外资模式的构想，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东部地区应努力通过经常性项目的顺差来解决产业结构升级所需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而耗用外资的还本付息，并且通过全面参与国际资本流动，为我国由资本净输入国向资本输出国的转变奠定基础。中西部仍需吸收外资弥补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宏观调控的任务，就是要积极谋求国际收支的总体平衡，通盘考虑各地区储蓄与投资、创汇与用汇、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状况，适时调整经常项目的收支和资本项目收支，避免资本的非正常流入和流出，避免外汇储备的过分增加和减少。
标签：投资率论文; 投资结构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国内经济论文; 中国东部论文; 投资资本论文; 储蓄率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