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江村追踪研究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贡献论文,江村论文,费孝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追踪研究是一种科学研究方法，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采用。有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为着特定的目的在不同时期对同一农村社区或某一社会现象进行调查研究，将现时获得的资料与过去积累的资料进行比较，以达到较为正确的、更有价值的认识。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以矢志不渝、终生不渝的追求和毅力，对江村这个首先由他开辟的农村社区研究进行了20余次访问，时间跨度已60余年，为追踪研究所未见。
首先，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开拓了人类学研究的新领域。传统的社会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把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区别为文明与野蛮，而以研究所谓“野蛮”、“未开化”之民为己任。如英国社会人类学者到英国各殖民地去研究当地的“土著民族”，美国文化人类学者则主要研究分布在北美的印弟安人，后来扩大到拉丁美洲的“土著民族”。本民族的人类学者研究本民族的人类学研究则被视为十分困难的工作，因而很少有人去涉足。费孝通作为东方文明古国的一员，在本乡本土进行人类学的实地调查，研究中国的农村，也就是离开了欧美人类学对所谓未开化状态的研究，进入了“对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民族的较先进文化的研究。”“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的某些段落确实可以被看作是应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宪章。”
其次，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一书中提出了“人多地少，农工相辅”的问题。在《重访江村》、《三访江村》、《九访江村》和《江村五十年》等文章中，继续阐述了农民致富的重要途径是发展适宜农村的多种多样的副业和乡村工业（乡镇工业）。对“草根工业”的性质及其发展趋势作了精辟的论述。“与西方工业革命的历史相对照，草根工业无疑是中国农民的一个了不起的创举。西欧工业的发达，一股出自城市侵入农村的力量把农村作为工厂的猎地，农民变成工业发展的猎物。而中国的农民却发自一股自身内在的动力，驱使他们去接受工业。他们有力量冲破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早期的老框框，他们根据自己的生活需要去改变工业的性质，让工业发展来适应自己。”草根工业的高一层次的发展是乡镇工业，它具有许多现代化工业的特征。中国乡镇工业与农业尤同母子关系，它是在农业基础发展起来的，如今它壮大了，反哺农业，始终没有抛弃支农、养农的宗旨，二者是协调发展的。
第三，费孝通由江村的追踪研究更上一层楼，研究小城镇，指出“小城镇、大问题”，探讨了中国农村的工业化，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道路。他认为，小城镇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发展商品经济，小城镇不发展不行；解决中国人口问题，小城镇不发展也不行。实践证明，如果我们的国家只有大城市、中等城市，没有小城镇，农村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就没有腿。如果我们国家的人口仍然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的葫芦型（城市人口激增，农村人口过剩，小城镇人口下降或停滞）中国人口问题就难以解决。如果我们国家的城市化走发达国家的老路，几亿农民涌入城市，中国的城市化就不可能顺利实现。因此，在发展大中城市的同时发展乡镇工业，把联结城乡的纽带——小城镇建设成为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人口“蓄水库”，才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人口出路，实现城市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的必由之路。
第四，费孝通对江村的追踪研究，为建立类型比较法提供了实践经验和理论依据，阐述了深入个别农村社区对认识中国农村和中国社会的意义，回答了一些学者的诘难。江村是他调查中国农村、认识中国社会的起点。但中国有几十万个农村，研究者想一一地亲自观察，人生有限，是做不到的。他早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进行云南三村调查，就采用了一口一口吞的办法，寻找不同的农村类型进行调查，并从比较中认识中国农村的特征。他在回答老同学Edmund的“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问题时说：“以江村来说，它是一个具有一定条件的中国农村。中国各地的农村在地理和人文各方面的条件是不同的，所以江村不能作为中国农村的典形，也就是说，不能用江村看到的社会体系等情况硬搬到其它中国的农村去。但同时应当承认，它是个农村而不是牧业社区，它是中国农村而不是别国的农村”（注：《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东亚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9，第15页。）“如果我们用比较方法将中国农村的各种类型一个一个地描述出来，那就不需要将千千万万个农村一一地加以观察而接近于了解中国所有的农村了。”（注：《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东亚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9，第15-16页。）
第五，费孝通进行的追踪研究坚持从实际出发，为把科学研究建立在社会现实基础之上起了示范作用。他说：“我个人这一生的研究过程离开了中国这几十年的历史变化连我自己也无法理解的。看来科学工作者的可能只是忠于现实，就是从现实出发，而不以主观愿望来歪曲现实。我也相信只有实事求是得来的知识，才能成为促进人们生活的知识。强调知识的实用性，我不认为是贬低了它的品质，而恰恰相反这正是科学知识可贵之处。”从实际出发进行研究，促进实际的发展，是他行之有效的工作方针。他不止一次地这样说，工业下乡、乡镇企业都不是我的创造，而是中国农民的创造，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我作为一个研究工作者只是抓住这个历史事实进行分析、表达和传播，使人们能理解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从而通过社会舆论的影响，对社会客观进程发生影响。杜润生为费孝通《小城镇四记》一书写的“序”特别推荐了他的治学方法。“他彻底抛弃锁在书斋里讲道理的方法，坚持到现场，到实践洪流里去蹲点调查，坚持把所见所闻如实记录下来，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分析探讨。几年来不辞辛劳，五下江苏，悉心考察了大江南北一处又一处的小城镇。着力于掌握详实的第一手资料，从生活中捕捉新鲜的信息，追溯历史，预测未来，给社会学这门科学注入新的生产力，也为国家解决当前迫切的建设课题提供科学基础。”
第六，费孝通在自己的追踪研究过程中十分鲜明地表明了他的学术价值观和爱国主义思想，有效地把政治与学术统一起来了。他在《江村经济》一书的“前言”中说：“社会科学应该在指导文化变迁中起重要的作用。”他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敏锐地发现了这位中国青年学者的学术价值观的内核，在“序言”中引用了这句话，并在前面指出，“费博士看到了科学的价值在于真正为人类服务。”后来，费孝通在《被土地束缚住的中国》(1955)、《迈向人民的人类学》(1980)、《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1990)、《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和我的研究工作——纪念潘光旦先生学术演讲会上的发言》(1992)和《重读〈江村经济·序言〉》(1996)等文章中都一次次阐述了他的学术目的。“我早年所追求的不是用社会科学知识来改造人类社会这个目的的么？科学必须为人类服务，人类为了生存和繁荣才需要科学。”（注：《迈向人民的人类学》，《费孝通选集》（华人著名人类学家丛书之一），海峡文艺出版社，1996.8，第307页。）在实践中，费孝通还认为，学术研究工作与广义的政治是分不开的。“学以致用，政学不分的。”（注：《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和我的研究工作——纪念潘光旦先生学术演讲会上的发言》，《学术自述反思》，第186页。）因而他总是自觉地投身于不断变动中的社会洪流中去，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关注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以“志在富民”为其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在费孝通看来，这些是政治内涵，社会学和人类学是可以为此发挥作用的。
第七，费孝通的追踪研究“开风气，育人才”，培育了一代新人。他多次说过，老一辈社会学家向前看，看到的是下一代，看到的是那个通过新陈代谢而得以继续常存的社会。他认为“文化要通过传递和创造的结合，才能日新月异，自强不息。”（注：引自潘乃谷：《但开风气不为师》，潘乃谷、马戎主编：《社区研究与社区发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8，第38页。）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后，他花了很大精力抓人才培养，主要是两种途径，一是办讲习班，二是在实践中培育人才。后者是主要的。他在三访江村后，指导建立了江村社会调查基地，组织了京、津、沪、宁等地19名社会学工作者进行实地调查，继后在小城镇研究，边区开发研究，经济发展区域等实地调查中，都是带着他的学生、研究人员和实际工作者，以自己的调查实践为示范，开展课题研究。更重要的是，费孝通育人的宗旨，不仅是传递知识和学问，还特别强调传递怎样学做学问和做人的道理。
最后，费孝通的追踪研究打破了以江村为对象的局限，扩展了追踪研究的内涵和外延。江村研究是他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起点，他关注的不仅是江村一地的变迁历程，而是亿万中国农民怎样才能富裕起来的问题。“人多地少，农工相辅”、乡村工业、小城镇等问题，是《江村经济》一书中提出、涉及了的，但未及深化、展开。当1979年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后，社会环境提供了社会科学繁荣的舞台，费孝通犹如脱缰的马，驰骋在中国的大地上。他以敏锐的目光和洞察力，抓住了中国社会变革中主脉，继“四访江村”之后，更上一层楼，开展了由村庄到小城镇的研究(1988-)、由沿海到边区的研究(1984-)、由经济区域发展到全国一盘棋的研究(1987-)，走南闯北，东西穿梭，行程数万里，涉及城乡关系、农副工产业结构、生态秩序等多学科交叉的领域，恰似“一匹不受学术领域中各学科边界约束、四处乱闯的野马。”然而，这匹“野马”始终沿着认识中国社会、改造中国社会这个目标奔跑，为着民富国强而“嘶鸣”。他对交叉的追踪研究持续了60余年，对新开辟的领域也是尽可能地两次三番的重访，追寻着变迁的轨迹与经验。由点到面，循着他在江村提出的一生目标这根主线，组织多学科的专业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相结合的科研群体，有分工有配合地进行追踪研究，开拓了追踪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费孝通对江村的追踪研究从不自觉到自觉有一个认识与实践的过程。这是追踪研究的一个范例，是继开拓人类学研究新领域之后的又一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