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几个问题论文,中应注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在于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的结合。这里包括三个因素：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中国实际、两者的结合。然而，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在不经意间误解这三个因素的性质，从而陷入种种误区。
一、普遍性误区
所谓普遍性误区，是指误从自然科学中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普遍性，并在这一意义上把它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原理”；主张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运用于中国实际，就像自然科学原理运用于生活实际一样。例如，有不少学者直到今天还在坚持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就属于这样的普遍原理，用马克思曾说过的社会发展的五阶段来卡中国社会。持这种见解的通常是一些对中国历史缺乏研究的哲学家；在职业历史学家那里，这样的见解是越来越少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复指出：他们的理论与“独立的哲学”不同，只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1](P73-74)
在《资本论》研究和写作过程中，马克思把“考察和整理资料”的方法称为“研究方法”，把“实际阐述资料”的方法称为“叙述方法”。针对有人评论说他的研究方法是严格的实在论，而叙述方法则是唯心主义的辩证法，马克思明确指出：他的研究方法是唯物辩证法或历史辩证法。具体说来，这种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统一表现为“两条道路”：一条从感性具体到理性抽象，一条从理性抽象到理性具体。[2](P17-18)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马克思主义原理作为“抽象”，在感性具体和理性具体中，有一个居中的位置：它的一端是感性具体，另一端是理性具体。不能离开这两端中的任何一端，来谈论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普遍性。否则就只会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变为一种“一般历史哲学”。马克思晚年曾经专门批判这样的历史哲学，指出它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3](P341-342)。
众所周知，作为“抽象”，社会发展五阶段论所对应的“感性具体”是西欧历史。而且，即使是在西欧，也必须首先上升到“理性具体”，才能用它来解释各国“实际”。因此，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可以与西欧各国实际相“结合”，但如果把它应用于俄国和中国实际，就把它变成了“一般历史哲学”。这是马克思所反对的。
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对俄国和中国两种不同的“感性具体”，首先必须充分占有它们的原始材料，“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等概括出它们自身的“社会发展阶段”后，再上升为关于俄国实际和中国实际的“理性具体”，并运用各自的“理性具体”来解释和改造相应的“感性具体”。例如，人们公认，中国古代有奴隶存在，但从历史分期来说，中国究竟有没有作为一种独立“社会形态”的奴隶社会？对这一问题要从中国“社会形态”方面的史料出发进行研究，而不是从社会发展五阶段出发，先认定中国必定经历过“奴隶社会”，再去从五千年的历史中划出一个阶段，找到这一阶段后就紧盯着对己有利的材料，忽略对己不利的材料，曲意解释。这正如某些俄国人根据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就断言俄国必定会经历一个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大峡谷”一样，是不可取的。
二、片面性误区
除了误解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科学”性质，即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历史科学”的普遍性误解为“自然科学”的普遍性以外，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候，部分学者还陷入了片面性误区，即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出发，先完整准确地加以理解，然后作为借鉴和参考，与从中国实际出发形成的理论(如“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相对照，进行比较分析，而是先认定马克思主义作为普遍原理必定适用于中国，继而紧紧抓住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对自己有用的某个部分，用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整体。
按照恩格斯的说法，马克思主义有三个组成部分，即科学社会主义以及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其中，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剩余价值理论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关系”，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解放世界”，它“深入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的行动的条件和性质”。
因此，具体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逻辑上说，应当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化、剩余价值理论的中国化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化分别进行研究。然而，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时候，中国尚未进入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力量较为弱小，因此剩余价值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尚缺乏相应的针对性。因此，尽管当时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部分从整体上都进行了介绍，但对中国产生影响的，却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历史唯物主义也有许多组成部分，其中以人为本、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社会基本矛盾原理、阶级斗争观点等等，都对中国产生了影响。毛泽东把阶级斗争观点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邓小平把“生产力起最终决定作用”的观点和社会基本矛盾的观点与中国建设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当代中国已经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生存处境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语境，因此“以人为本”又被突出出来。
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因此从片面性立场出发，用马克思主义几乎可以证明任何截然相反的观点都是正确的。难怪列宁会把类似的做法称为“儿戏”！
以“阶级斗争”为例。至今还有部分学者死抱着旧式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不放，把它与马克思主义等同起来。殊不知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观点，而是资产阶级观点。
其实，马克思早在1852年给约·魏德迈的信中就已经说明，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是资产阶级学者的贡献，而不是他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4](P547)。
有的学者可能会拿《共产党宣言》进行反驳。但是把阶级斗争作为《共产党宣言》的核心，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观点，只有把阶级斗争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语境中，它才是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看法是一致的。例如在为《宣言》1883年版写的序言中，恩格斯就把“《宣言》的基本思想”概括如下：
“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1](P252)。可见，恩格斯认为《宣言》的基本思想是唯物主义历史观，而不是阶级斗争观点，相反，恩格斯对阶级斗争观点做了明确的限定：它的上限是“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的阶级社会，下限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终结。
这样讲并不意味着否定“毛泽东思想”。这是因为：第一，按照通行的逻辑，“毛泽东思想”是全党智慧的结晶，不能等同于毛泽东个人的全部思想，而只包括其中正确的部分，因此否定毛泽东关于以“是否承认阶级斗争”作为划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标准的观点，并不等于否定“毛泽东思想”。第二，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者，不能让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者们所犯下的片面性错误负责。毛泽东的主要贡献在于他的革命理论(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而不在于他的全部马克思主义研究。
对于强调生产力标准的“邓小平理论”和突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也应当这样看。正如不承认阶级斗争观点的人肯定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拒绝生产力标准和“以人为本”观点的人也肯定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话不能反过来说，不能说只要承认生产力标准或“以人为本”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正如不能说承认阶级斗争观点的人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如果这样的片面性观点能够成立，那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就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了。
三、地域性误区
如果说，普遍性误区和片面性误区是由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错误理解而导致的，那么，地域性误区和保守性误区则是由对“中国实际”的错误理解而导致的。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来自西方，它的原理是对西欧“感性具体”的反映，因此不能直接应用于中国实际。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它不具有世界性呢？
当然不是这样。因为如果是这样，那就根本谈不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了。我们之所以讨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恰恰由于它是一种世界性理论，而不是地域性理论。
几乎不需要说明的是，“世界性”理论与“全球化”理论并不是一回事，因为迄今为止的全球化，其实质只是一种霸权化的地域性理论，它所实现的，只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而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是以扫除各民族的个性，按照资产阶级自己的面貌为它创造一个世界为前提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主义，却是要扫除资本主义的地域性色彩，实现各民族以充分发展个性为前提的大联合。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首先要实现全世界无产者的国际联合；在列宁看来，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则要首先实现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的国际联合。
但这并不是我要强调的重点。这里所说的“地域性误区”专指以狭隘民族主义为特征、由于背离人类文明大道而产生的地域性马克思主义。有一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者只看到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看不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从而误解了“中国国情”或“中国特色”的含义，把中国固有的野蛮落后的东西当成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专利。于是，“中国国情”或“中国特色”就成了落后势力的保护伞和拒绝人类文明的借口。
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来自西方而又属于全人类的优秀文明成果，就可以避免这种地域性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看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化”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离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侏儒化、落后化。
马克思主义来自西方。正如中国有自身的优势一样，西方也有它的长处。只有学习西方的长处，克服自身的短处，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不能认为，凡是西方的就是坏的，凡是中国的就是好的。不用说，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就一切都好，中国就一切都不好；恰恰相反，正因为西方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一面，马克思主义才能超越西方文明的地域性，成为世界性理论；正因为中国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方面，才需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化。
一般说来，用中国把马克思主义“化”掉相对容易，用马克思主义把中国“化”掉相对困难。原因很简单：马克思主义虽然是世界性的，但它却来自一种异质的文明——西方文明，只不过因为它是对这种特定文明的超越，它才是世界性的。而我们要想实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化，就必须首先消化、吸收这种异质文明，然后才能谈得上对它的超越。
因此，对于所谓的“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我们必须进行具体分析。例如，说“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这无疑是成立的，因为中国本是计划经济，没有市场经济，现在引进市场经济了，当然会带上中国特色。但说“中国特色的民主”，就很成问题了：中国本来连“民主”都没有，何来“中国特色的民主”？所以，大致可以断定，这里的“中国特色”不过是一种包装，骨子里还是极权、专制的那一套。在民主问题上，要实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化，首先就必须老老实实地从头学习西方的民主，特别是代表西方最高水平的资产阶级民主，然后再用马克思主义所讲的无产阶级民主(我们所谓的“人民民主”)来超越它。如果以为，连资产阶级民主的高度都没达到，就能实现无产阶级民主，这无异于痴人说梦。关于人权、平等、自由等方面，也是一样。
四、保守性误区
“中国实际”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地理方面，二是历史方面。地域化误区来自前者，保守性误区来自后者。
中国人所理解的“历史”与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历史”是不同的两回事。中国人所理解的历史是指“过去”，而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历史则是指现状的改变。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中，人们往往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是非历史的观点曲解马克思主义。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一个重要的概念：“现实”。现实世界包括现实的自然界和现实的人类社会，它们都是实践的产物，都遵循辩证法。到我们这里，“现实”概念却被当成了非历史的“存在”概念。于是，辩证法就被曲解了。比如，我们所理解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就不是现实自然界的辩证法，而是与人无关的抽象自然界的辩证法。
中国人经常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并且把这个命题强加给黑格尔。殊不知在“逻辑学”中，黑格尔根本就不在“存在论”中谈论辩证法，而是在“本质论”中谈论辩证法。不仅如此，他还批驳过“存在以本质自居”的“奢望”。黑格尔所说的实际上是：“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这里谈论的不是“存在”而是“现实”，而“现实”概念是与“理性”联系在一起的。因此，黑格尔的命题无非是西方近代社会生活走向理性化的反映，只不过近代社会只是韦伯所说的“目的—工具理性”合理化，而马克思主义却试图进一步实现“价值理性”的合理化而已。为此，恩格斯专门分析了黑格尔命题的革命含义：把现实看作一个“过程”，而不是某种“事物”。
即使如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黑格尔仍然过于保守。因为他把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只是看作“密那发的猫头鹰”，认为哲学家只能事后聪明，只能在事情结束以后理解和解释“现实”，不能改造和建构“现实”。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不然。由于把历史主要理解为当代史，即“进行时态”的历史，因此他们所理解的“现实”更像一个十月怀胎的母亲，其意义在于腹中的婴儿。为此马克思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比作“高卢雄鸡”，而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被看做是“通过批判旧世界而发现一个新世界”。
这就意味着，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能老是到古代特别是中国古代去找资源。在线装书中是找不到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必须研究中国现状和中国的过去，但这是为了改造它，不是为了解释它和说明它，更不是为了适应它。“解释和说明”是必要的，但这必须是立足于“改造”的解释和说明，而不是为了解释而解释，为了说明而说明。
改造世界并不是随心所欲地进行的，它遵循客观辩证法。为此，马克思特别强调“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正如这里的“历史”不是指“过去”，而是指当下的实践一样；这里的“逻辑”并不是指“形式逻辑”，而是辩证法，即黑格尔意义上的“逻辑”。逻辑与历史的一致，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的一致。无论是主观辩证法还是客观辩证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的都是否定之否定即“扬弃”。我们过去强调对立统一规律，主要是从发展的“动力”角度着眼的。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否定之否定规律，则是从革命性和批判性角度着眼的，这与他们的历史观之面向未来是一致的。这就意味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化还有另一方面，即以革命性代替保守性。
实际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由于其保守性，常常落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批判的“反动的社会主义”的陷阱。只不过由于人们一直误以为“凡社会主义都是好的，凡资本主义都是坏的”，才没有发觉自己观点的反动性，而误把它当成了正宗的马克思主义。
总是跟自己的过去比，这就难怪我们总是感到满足。如同黑格尔认为当时的德国代表人类文明的最高水平一样，我们总认为自己是在“新的高峰”。马克思和恩格斯则相反，由于立足于将来的“人类社会”，而不是眼下的“市民社会”，因此他们总是感到不满足，总认为高峰还在前面。这就说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需要另一个方面，即自我超越的方面。而这一点，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真正“结合”点。
五、实用化误区
之所以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首先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属于外来文化。古代中国就像一位不孕不育的母亲，注定产生不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意义上，当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在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作“老祖宗”的时候，它更像一位父亲。如果像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讲的那样，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的母腹中孕育成熟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在西方文化的母腹中孕育成熟的。以这样的眼光来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化，那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实际上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结合；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结果，所产生的就不再是一种地域性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世界性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大家族中的一个成员。
因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传人，而且是西方文化的传人，是新的世界性文明——人类文明的创造者。这要求同时实现对西方文化的包容和对自身文化的自我超越。
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仅仅站在实用科学的立场上看待马克思主义，不能仅仅把马克思主义看做一种实现自己目标的手段、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手段和工具，而且本身包含着特定的价值目标和道德理想，这就是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只不过，这种目标和理想更接近中国古人的“天下”观，而远离西方殖民主义的“全球”观。中国“天下”观中的世界“大同”，与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人联合体”一样，体现了一种“天下为公”的思想，而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体现的却是一种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强权逻辑。以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标志着这种强权逻辑的结束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时代的来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实用性误区，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天朝大国”的盲目自大情绪，二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错误解释。首先，由于缺乏全球眼光，中国古人心目中的“天下”实际上只相当于今天的“中国”，虽然今天的中国人已经很少再像乾隆帝那样把其他大陆认作中国周边的“蛮夷小国”，但文化上“万物皆备于我”的自大心理并没有完全排除，“中体西用”的观念仍然甚嚣尘上。不过，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这方面的因素必然会逐步消除。因此，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妨碍更大的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错误解释，其中尤以对毛泽东和邓小平的错误解释危害最大。例如，毛泽东在谈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时候，认为应当采取“有的放矢”的态度。他说：“‘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5](P801)邓小平也说：“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不提倡普通人去读“大本子”。[6](P382)对这些观点，都有一些错误解释。尽管“文革”期间的那种“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的极端主张现在已经很少见了，但错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当成实用标准的仍然大有人在，造成赞成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用马克思主义的成功、有用来论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用它的所谓失败、无用来论证它的错误的局面。
如果考察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论述，我们会发现，它们都有特定的语境。毛泽东是在主张“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时候提出“有的放矢”的观点的。邓小平则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不需要狐假虎威以“大本子”吓唬人的意义上谈论“精”和“管用”的。不能离开它们的语境错误地加以解释。我们不能舍弃“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仅仅从目的—工具理性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
恩格斯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4](P241)。这种“科学”体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唯物主义”，即以“扬弃”的逻辑为框架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阶级斗争，到生产力标准，再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进程，所体现的正是这种辩证否定的或发展的逻辑。这表明我们已经走出了以部分代替整体，并把马克思主义甚至仅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部分原理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原理的时代，回到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这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路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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