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伦理学史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学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一般的意义上说，伦理学史是伦理学中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它与伦理学原理密不可分。如果说伦理学原理只是伦理学发展的理论展示和逻辑结论，那么也可以说伦理学史正是伦理学原理的实践过程和历史展示。伦理学就是从这种历史的和逻辑的两个方面展开，并在这两个方面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和相互转化中向前发展的：伦理学原理给予伦理学史的研究以理论性的指导，而伦理学史则给伦理学原理的研究以事实的支撑。从特殊的意义上说，中国伦理学史更是伦理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分支学科，因为伦理道德在中国的社会里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特别为中国人民关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公认的中华民族文明的核心。研究中国伦理学史意义特别重大，它不但是学习伦理道德不可或缺的，因为不了解历史，就无法了解现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德治国，一定要学习中国伦理学史，而且，从世界范围来说，要认识中华民族的文化乃至认识中国，要建立全球道德和创造新的世界文明，都必须学习并了解中国伦理学史。
在中国古代，由于伦理学尚未从其它学术中分离出来，所以关于伦理学史的内容总是混合在一般的学术史之中，并没有独立出来。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伦理学史是在清代末年才出现的。大约是1907年至1910年，蔡元培先生在留学德国期间写出了第一本《中国伦理学史》。在该书中，蔡先生讲到修身学与伦理学的区别，讲到伦理学与伦理学史的区别，指出儒家伦理思想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根本道德理想，是中国伦理学之大宗。中国伦理学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先秦创始时代、汉唐继承时代和宋明理学时代。虽然全书字数不多，又是在日本的学术影响之下写的，比较粗略，但是它新意迭出，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伦理史研究。可惜的是，蔡先生的开端缺乏后继者，在此后的40多年里，人们看到的有关中国伦理学史的著作，只有日本学者三浦藤作所写的另外一本（张宗元、林科棠译，商务印书馆1926年出版）。张岱年先生于1937年完成的《中国哲学大纲》，虽然其中主要是中国伦理学史的内容，但是迟至1958年才得以出版。
新中国建立之后，一些有志之士曾经尝试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开展中国伦理学史的研究，例如张岱年先生曾写出了《中国伦理思想发展规律的初步研究》（科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一书，比较全面系统地探讨了中国伦理学史研究的各个方面，但在当时由于“左”的思想的干扰，没有能够引起全国学人的注意。试想，在连伦理学这门学科的存在都受到置疑的情况下，哪里淡得上中国伦理学史的研究！但是真理不会永远被埋没，这本书的基本思想，在改革开放以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众所周知，关于历史文化遗产的批判性和继承性的关系，特别是关于道德遗产的继承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与极“左”思潮斗争的焦点之一。因此，在粉碎了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之后，学者们立即开始了对于道德的继承问题的热烈讨论，当时的许多哲学和哲学史著作里，都涉及到了中国古代道德遗产的继承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真正的中国伦理学史研究终于开始了。谈到中国伦理学史的研究，一次重要的会议是值得铭记的，那是在1982年夏天，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伦理学研究室受中国伦理学会的委托，在北京密云水库旁举办了一次小型的中国伦理学史座谈会，与会的近20名专家、学者，在会上充分肯定了中国伦理学史的重要意义，讨论了研究工作中的许多重要问题，特别是对待文化遗产的批判和继承的关系。尤其有意义的是，那次会议邀请张岱年先生作了一个报告，题目是“谈中国伦理学史的研究方法”，在这个报告里，张先生首先讲到学术史研究的基本要求，即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资料与观点的统一、阶级分析与理论分析的结合。其次，张先生还详细介绍了中国伦理思想中的重要问题，如人性问题、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关系问题、道德判断问题、道德理想与道德规范的问题、价值与当然的学说、道德修养问题。接下来，张先生还讲到要正确理解古代的学说，他从义利之辨、理欲之辨、三纲五常等问题的分析，讲到要好学深思、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最后，张先生还提出要发扬实事求是的学风，特别批判了学术界里某些“左”的看法。其基本思想与1957年他写的那本书相一致。张先生学识渊博，见解深刻，不仅对于中国的史料特别谙熟，而且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极高，善于运用唯物史观分析解决中国伦理学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后来的中国伦理学史的研究工作都是在张先生的指引下前进的。
先说中国伦理学史的通史，1985年就出了两本，一是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陈瑛、温克勤、唐凯麟、徐少锦、刘启林等人合著的《中国伦理思想史》，二是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沈善洪、王凤贤两人合著的《中国伦理学说史》（当年只出了上卷，下卷于1988年出版）。两书的写法和体例大致相同，都是从先秦、甚至是从原始社会写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作指导，从历史上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写到其伦理道德文化。如果要说差别的话，那就是浙江本比较细致，内容更丰富一些，它有123万多字，而贵州本只有60余万字，只及前者的一半，比较粗略。但是后者也有长处，即它由专门从事伦理学的人所写，也许伦理学的意味更浓厚些。这两本书在当时都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对于后来的中国伦理学史研究起了带头作用。此后，由朱贻庭主编，张善城、翁金墩、江万秀等人撰写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于1989年在上海出版，这个本子虽然篇幅较小，不过46万字，但是经过张岱年先生的亲自指导，又吸取了以前的编写经验，所以结构更加完整严密，内容更加深刻精审。不足之处是略前而遗后：孔子以前的伦理思想该书叙述极少，清代戴震以后的中国伦理思想该书也未能道及，这些应该算是一个遗憾。1992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张锡勤、孙实明、饶良伦三人主编的《中国伦理思想通史》，上下两卷共80余万字，从先秦讲到1949年，内容丰富，征引广博，风格较为朴素，适宜于在高校作为教材。此外，樊浩的《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也应当算作是一部有特色的中国伦理学史通史，它企图通过“伦理精神的建构”这个角度，把握中国伦理学史发展的概貌。199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齐了陈少峰的《中国伦理学史》上下册，这本书的体例和撰写方式虽然有些自由，略略不同于以前的几部，但是在许多问题的论述上有新看法、新内容，自有其过人之处。讲到撰写中国伦理学史之通史，我们千万不可忘记姜法曾同志和他的《中国伦理学史略》，这是他在1979年至1980年为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生和进修教师讲课时的一部讲稿，1991年整理出版。张岱年先生赞扬它是一部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内容简明深切，得其要领”。姜法曾早在文革期间就抵制“左”的思潮，积极师从于张岱年先生，留意中国伦理学史研究，是我国文革以后研究中国伦理学史最早的学者之一。
关于中国伦理学史的断代史研究，起步有的比通史还要早，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朱伯崑先生的《先秦伦理学概论》。这本1984年出版的专著，原来是80年代初在人民大学举办的伦理学进修班上授课时的讲稿。朱先生在本书中从伦理思想的特点、道德规范、基本准则、道德行为评价、修养方法等方面着眼，系统地分析了先秦时期儒家（包括秦汉之际的儒家）、墨、道、法等学派的人物的伦理思想。与此同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锡勤、饶良伦和杨忠文编著的《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史》，在这本书中，作者概述了从鸦片战争以来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伦理发展进程，内容翔实，文笔流畅，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尔后，张岂之、陈国庆的《近代伦理思想的变迁》（中华书局1993年出版），更集中地分析解剖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伦理思想。还值得指出的是，唐凯麟同志的《走向近代的先声》（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论述了中国早期启蒙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发展进程，即从明朝中期到明清之际出现的、以反对宋明道学、批判封建伦理思想为主导的思潮。在该书中，作者不仅对于泰州学派、李贽、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直到戴震的伦理思想作了分析研究，肯定了他们的巨大贡献，也指出了其理论上的不足，而且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于80年代出现的“文化热”作了理论的回应。唐凯麟和王泽应的《20世纪中国伦理思潮问题》（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对于20世纪中国伦理学的三大思潮，即自由主义的伦理学、现代新儒家的伦理学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产生、发展及其得失，作了比较全面的回顾。这些断代的伦理学史研究，构成了中国伦理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以往出版的学术成果来看，中国伦理学史的专题史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一是从学派方面划分的，像儒学伦理学史、佛学伦理思想史、道家伦理思想史等等；二是从伦理道德的内在思想内容划分的，像人生论、修养论、教育论，等等；三是职业道德史、民族道德史；四是人物的伦理思想史。
先说以学派为特征的伦理学专题史研究。1992年出版了李树有主编的《中国儒家伦理思想发展史》（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在论述了儒家伦理思想的基本特征的基础上，该书详细讲述了儒家伦理思想所经历的形成、定型化、动摇和交融、哲理化、僵化、衰落的历史过程。陈谷嘉的《儒家伦理哲学》（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对于儒家伦理作了更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探讨。90年代道教伦理思想研究方面获得了进展，连续出版了两部专著，一是姜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道教伦理论稿》（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一是姜生与郭武合写的《明清道教伦理及其历史流变》（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前者讲述了道教伦理的产生，以及汉魏两晋南北朝道教的生命伦理、社会伦理和神学伦理，后者着重分析了明清时期道教的生命伦理、社会伦理、神学伦理。1999年王月清写出了佛学伦理的专著《中国佛教伦理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分别论述了佛教的善恶观、戒律观、修行观、人生观、孝亲观等，并且指出，中国佛教伦理有明显的心性特征、入世特征和人本特征。1999年初，由湖南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一整套《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丛书》，其中的《成人与成圣》（唐凯麟、张怀承著）讲述儒家伦理道德，《无我与涅槃》（张怀承著）讲述佛家伦理道德，《自然与道德》（王泽应著）讲述道家伦理道德，对于探讨中国伦理学史上的儒、佛、道三家的伦理思想作出了贡献。但是这套书与其说是史，不如说是史论或许更恰当些，它们不是从历史发展的线索来讲述儒、佛、道三家，而是就历史上儒、佛、道三家伦理思想中的某些问题进行分析探讨的。
再说从伦理道德的内在思想角度撰写的专题伦理学史。在这个领域内，各种人生哲学、人生修养的书较多，例如乔长路的《中国人生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该书的副标题即“先秦诸子的价值观念和处世美德”。再如钱逊的《中国古代人生哲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张祥浩的《中国古代道德修养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江万秀和李春秋的《中国德育思想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陈谷嘉和朱汉民的《中国德育思想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等。此外还有人研究了中国古代家书、家训、家乘等方面的道德教育经验，这也是中国古代道德教育的一个极具特色而又颇为重要的方面。关于中国古代伦理道德原则和规范的研究，谈义利观的较多，其中有黄伟合、赵海琦的《善的冲突——中国历史上的义利之辨》（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张传开和汪传发的《义利之间——中国传统文化中义利观之演变》（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张国钧的《先义与后利——中国人的义利观》（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张俊相的《先秦理欲观概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对于先秦时期的理欲关系进行了梳理。陈少峰的《生命的尊严——中国近代人道主义思潮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讲的是近代的人道主义思潮。肖群忠的《孝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主要讲孝的观念。这类书的水平越来越高，内容更加丰富多采。
关于中国古代的职业道德史和民族道德史，前者如军事伦理史，有顾智明的《中国军事伦理文化史》（海潮出版社1997年出版）、王联斌的《中华武德通史》（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出版）。医德史有何兆雄主编的《中国医德史》（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政治道德史有肖群忠的《君德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唐凯麟、罗能生的《契合与升华》（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是一本关于传统儒商精神的著作。后者如高发元的《中国少数民族道德概览》（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出版）、龚友德的《中国少数民族道德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等等。此外，还有若干地区性和个别民族的伦理史著作，如高发元的《中国西南少数民族道德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90年出版）、刘明华等人的《贵州省少数民族传统伦理道德研究》（贵州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马绍周和隋玉梅的《回族传统道德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杨国才的《白族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出版），等等。熊坤新的《民族伦理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也用了颇大的篇幅谈及了中国少数民族的伦理道德史。
至于以中国历史上的个别人物为中心的伦理学史的研究专著不多，唐凯麟的《六经责我开生面》（湖南出版社1992年出版），是研究王船山的伦理思想的专著。另外就是研究毛泽东的伦理思想的著作，如刘广东的《毛泽东伦理思想简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杜振吉的《毛泽东伦理思想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冒君刚写的《毛泽东的道德思想和伟大人格》（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曹景田主编的《毛泽东伦理思想通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温克勤等人撰写的《毛泽东伦理思想的理论与实践》（天津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魏英敏的《毛泽东伦理思想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唐能赋的《毛泽东伦理思想》（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等等。
中国伦理学史研究的另一领域，是关于史论方面的研究。在这一领域内，最有权威、影响最大的是张岱年先生的《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这部著作虽然篇幅不算太大，却系统而又全面地论述了中国伦理学史的几乎所有问题，从其基本特点、基本内容，一直到基本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对于中国伦理学史的一系列的重要问题，如人性学说、仁爱学说、“义利”和“理欲”之辨、纲常问题、意志自由等等，都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指导，作了精辟的分析。此外，张锡勤的《中国传统道德举要》（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和焦国成的《中国伦理学通论》〔上〕（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也是颇见功力的著作。前者介绍了中国古代伦理道德的基本范畴概念、原则规范，后者则就中国伦理学史的许多重要问题如天人论、人性论、义利论、人伦论、人我论等，作了较细致深入的分析。郑晓江和李承贵的《传统道德和当代中国》（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分析了中国的传统道德，并且研究了其当代的价值。值得一提的是，由国家教委组织编写、罗国杰主编的《中国传统道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6卷本和《中国革命道德》（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出版社1999年出版）5卷本的出版是一项大工程。这套书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岚清直接关心下编写的，前后参加的全国伦理学者有数十人之多，历时七、八年之久。在这两部书里，全面分析了中国伦理道德的体系，并且系统地辑录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伦理道德观点学说，记载了历代名人大量的嘉言懿行。它是中国伦理道德史研究和教育的良好教材和最丰富的资料库。
上世纪后20年还出版了一批与中国伦理学史相关的辞书，如陈瑛、许启贤主编的《中国伦理大辞典》（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徐少锦和温克勤主编的《中国伦理文化宝库》（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出版）、李春秋等人主编的《中华美德大典》（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此类图书虽然往往是由许多人编纂而成，不够细致，深度尤其不够，但是它们所涵盖的内容非常丰富，信息量特别大，也能够满足一般读者查阅的需要。
值得指出的是，我国的港台学者们，对于中国伦理学史的研究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例如，徐复观的《中国人性论史》（先秦）（台湾商务印书馆1963年出版），该书肯定了人性理论在学术上的重要地位，不仅系统地论述了先秦时期的人性理论，而且还概述了汉代和清初乾嘉学派的人性论。王开府的《儒家伦理学析论》（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出版），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了儒家的伦理学说，肯定了它的价值与意义。韦政通于70年AI写作作的《中国哲学辞典》（水牛出版社出版），主要也讲的是中国古代人如何完成其德性化的人格，因之本书亦可视作一本中国古代伦理辞典。可惜由于交流的渠道不够畅通，港台学者们在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们知之甚少。
以上概略叙述的，只是关于中国伦理学史的研究专著，还没有包括这一领域的有关论文。其实，发表在各种报刊上的有关学术论文，其文字数量不但要比专著多若干倍，而且内容也要丰富得多，其中有许多非常优秀的，只是我们尚无暇仔细研究。然而就从已经发表的这些专著来看，尽管其中水平参差不齐，有些质量还待提高，但是，这20多年来学者们对于中国伦理学史的研究竟然做了这么多的工作，取得了这么大的进展！不但与伦理学内其他领域的研究，如原理的研究、西方伦理学史的研究相比并不逊色，而且与其他一些相关的学科比较，如中国政治史、中国经济史等，也已不相上下。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伦理学史的研究，不仅丰富并且推动了我们的伦理学理论研究，而且丰富并且推动了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尤其是在现实生活中产生了巨大的社会作用：人们从这里看到了祖国的灿烂文化，增长了爱国主义情感，也从这里学到了做人处事的道理，培养了道德情操。
在为近20多年来的中国伦理学史研究的进步欣喜之余，我们更知道，这些年中国伦理学史的研究远不能尽如人意，而只不过是有了个良好的起步，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还有不少。且不说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伦理文化，我们永远无法穷尽，即便是从我们应该达到的深度和广度而言，也还有许多不足，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它们表现在：
首先是从研究领域上看，还存在许多空白。例如在大的断代史上，缺乏关于汉代经学中的伦理思想的研究，至今还没有一本魏晋玄学的伦理思想史，宋明理学中的伦理思想也缺乏有份量的作品。在专题史的研究中，关于少数民族伦理思想的研究很少，许多民族的伦理史完全阙如。有关范畴史、规范史的研究也差得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至今我们还没有一本道德史，或者说是道德生活史。要知道，一个时代的社会伦理思想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学术层面，一是社会实际生活层面。如果前者被称作是雅的伦理文化史，多由文人学者研究撰写；那么后者可以被视作俗的伦理文化史，它是由普通人、特别是劳动人民在生活中实践着的。这两者之间，虽然存在着基本方向或倾向上的一致，但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别——不只是表现形式上有差别，而且在内容上也存在着差别。道德生活史的内容更丰富多采些。它不但存在着以往道德的遗存物，而且其中还生长着未来道德的新因素，例如，即使在封建伦理道德统治最严重的宋明时期，一方面是“三纲五常”被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尊贵地位，而另一方面，在普通的人民群众中也存在着非常平等亲密的道德关系。对于伦理文化中这个极其重要的道德生活领域，对于俗的伦理文化史，至今学术界还没有一本著作论及。这不能不说是我们中国伦理学史研究中的一个极大的遗憾。
其次，从我们的指导思想上看，诚然，我国学者研究中国伦理学史，一般说来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这就使得我们的研究一开始就走上了坦途，既无纠缠于枝节的弊病，又不会舍本逐末。但是我们在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运用唯物史观时，最容易犯简单化、片面化的毛病。譬如，关于每个社会的道德状况，恩格斯讲到，“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这一理论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许多人却把它简单归结为社会经济关系直接决定一切，忘记了“归根到底”这层意思，不但把社会意识形态的其他方面，例如文化、科学、艺术、教育等因素忽略掉，而且甚至把政治法律制度也忽略了，更不用说伦理道德本身还有其固有的发展规律和趋势。事实上，一种伦理道德产生之后，它本身就具有了生命力，就会产生一种向某些方向发展的力量。从一定意义上讲，伦理学的发展实际上是这些“合力”的结果。我们以往的中国伦理学史研究，无论是通史、断代史和专题史，对于这些方面都注意得不够，这就使得我们的研究往往成为平面的甚至单线条的，显得不够丰富厚重。然而现在我们也要注意另一种倾向，就是某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企图抛开唯物史观的指导来研究中国伦理学史，他们单纯从概念到概念，从观念到观念，完全不考虑社会经济关系在“归根到底”意义上的决定作用，这也将会把研究引入歧路。
再从中国伦理学史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上看，这个方面可以改进之处也不少。一是在处理历史的和逻辑的关系上，往往是二者分离，而不能将它们更密切地联系起来。例如有的研究只循着历史的过程，逐个学派、逐个学说地进行研究，这样，虽然每个学派、学说都能显示出其完整的理论结构和形象，但是每个学派、学说中的一些“理论单元”却成了一个个孤立的片断，丧失了生命力，无法得到充分的展示。比如我们明白了道家的“道”，却不知道儒家的“道”，更难以理解先秦时期乃至于后世的“道”。与此相反，有的研究只重视探讨某个规范范畴、甚至某个理论问题，但是却忽略了逻辑上的全局和历史的线索。比如，我们明白了义利关系理论，却难以知晓义利关系问题在每个时代、每种道德学说中的理论地位和实践意义，等等。应该说，这两种方向上的研究都是必要的，但又是不够的，问题在于要把两者联系起来。二是应该把中国伦理学史的研究与东方（如印度、阿拉伯、日本等）、西方的伦理学史结合起来，进行必要的对照分析，这样我们在理论上就能够站得更高，对于中国伦理学史中的是非和利弊得失就能够看得更清楚。在这个方面，我们大陆的伦理学者往往不如港台学者。
中国伦理学史研究中的种种不足，归根到底是由于我们的理论学养还不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把握不够，对于中国的文献和资料掌握得不够，对于东、西方伦理学史学习得不够，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于我们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把握得不够。我们知道，每个时AI写作的伦理学史，必然打上该时代的精神烙印，是该时代精神的反映。因此，一个时代的伦理学史，只有在准确地把握了时代精神之后，才能找准目标和道路，选择好方向和角度，处理好文献和资料，总结出科学的理论及体系，才能写出高水平的著作来。当然，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有一个过程，甚至是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无论如何，我国的改革开放形势和“双百方针”政策，已经为我们的中国伦理学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环境和机会，现在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关键在于我们自己的主观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