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沪及全国高考作文题漫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京沪论文,作文题论文,全国高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京、上海和全国高考的作文题，从命题方式上没有很大的差异，这是受大一统教育格局支配的结果。但是，北京、上海的命题者面临的教育背景相对简单，教育水平相对齐整，地域文化比较纯粹，城市面临的现实问题比较集中，应考生源比较单一，命题人容易为全体考生提供共同的话题，找到共同的兴奋点，命题相对容易；而全国卷的命题人因为面对全国千差万别的教育局面，要为生活环境、文化背景和教育水平不同的考生，找到一个对所有参考者来说都是平等的话题，实属不易，要找到一个共同的现实话题，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全国卷的命题难度大。话虽如此，但无论京、沪，还是全国卷的命题人，都面临中华文化的大背景，面对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共同的背景，因此，各地区面临的情况虽然千差万别，存在求生存与求发展的差别问题，但都有一个用什么眼光和心态来看待变动不居的生活、社会与人生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比较三卷作文题，我以为：三道作文题，表现出三种动机，体现了三种关怀。
北京卷从材料到话题都具有当下性的特点，表现出强列的现实关怀。材料可能受国内足球甲A联赛中黑哨事件的启发，也有可能涉及的是2002年韩日世界杯足球赛中普遍关注的裁判规则问题，但此事距离高考太近。按惯例，考试命题工作早已结束，此一时间段内出现的事件已不可能进入出题者的视野。如果是这样的话，至少说明，北京卷的作文题最后敲定的时间是在裁判事件之后，但这并不能说明命题酝酿的时间不充分，恰恰相反，“规则”的话题可能是早已有之的问题，裁判事件只不过是过路的顺风，窃中命题人的心意，成为负载其思想的一个偶然事件。
北京卷话题的当下性，不仅仅表现在话题材料时效的新闻性上，而且表现在话题隐喻的现实性上。进入21世纪，“规则”几乎就是北京人现实生活中面临重大变化的一个关键词。我们可以举出两件事来说明。一个是申奥喊出的“新北京、新奥运”。这是北京人欲向世人展示其形象，让世人了解他、理解他、相信他的宣言，表达的是北京决心从“一个无限广大的村庄”，走向国际大都市的承诺，是它决心改变自话自说性格，按国际规则说话行事的承诺。至于入世，世贸规则，恐怕北京人比谁都谈论得多，因为新规则首先要求政府职能的转变，中央政府概莫例外，且必须起表率作用。这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北京将出让一部分权力，且短时期内不会有利益的回报，这种权力的出让按什么规则来，出让多少，权力和义务如何分配，会形成什么新的利益格局，北京拿全国人民的钱办北京人的事的局面是否也该改一改了，短时间内是谁也难以说清楚的。北京人做梦恐怕都在谈论“规则”。这可以从北京某著名特级教师批评北京卷作文题得到反证。他认为这个问题北京人都谈熟了。以至于他给学生的作文训练都尽量回避它。所以说，“规则”问题成了北京人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的喜与愁。
这种急切的现实关怀，导致了北京卷作文题智性的特点。这一点，可以从北京题的文本特征来考察。北京的材料使用的是对话体。对话体要求“推理的步骤和对真理的追求作为言谈的真正目的”，对话“不要因潜藏的、共有的偏见，以及参与者的主观倾向而受到损害”，当对话者克服了各自的偏见而使意见趋向一致时，对话才能真正进行并接近真理。此其一。其二，材料在对话角色的设置上，赋予了甲、乙、丙、丁同学平等的社会关系，拥有平等的话语权力，这种话语角色的选择和调整的结果，突出了对话各方话语的思辨个性，话语顺序的内在逻辑性，最终使整个对话指向求真的智性。
这样，价值关怀的现实性，文本特征上表现出来的智性，思维的思辨性，命题人与考生互动关系的平等性就成了北京卷作文题的特点。
上海卷作文题如果一定要言说它体现了一个什么关怀的话，我以为它的关怀是指向未来的。上海作这样的命题，的确反映了地域文化关怀与自我认同上某种值得玩味的地方。
我们常常将京、沪两座城市进行比较，而上海人却总是将自己比较的眼光投向香港，通过比较而获得的无论自卑、自怜，还是自负、自大的情绪都是以香港作为比较对象的。这种比较无论是在极端意识形态化的过去，还是改革开放的今天，从来也没有停止过。
英国作家狄更斯一部著名小说《双城记》的书名，曾经被用来演绎上海与香港的文化血缘关系，这里不宜展开。我们仅以大陆改革开放前后的20年来说。70年代香港经济开始起飞，80年代早期，香港已成为英国的“皇冠”殖民地，代替印度成了东方的“宝石”，而同一时期的上海却因文革而瘫痪，因改革开放滞后，而新颜不展。进入90年代以后，香港与上海仿佛换了人间，香港先是困于自身的身份，不被历史和官方的大叙事所阐述，之后又困于自身的经济，而同一时期的上海却蒸蒸日上。随着中国再次真正加入世界，卷入跨国市场资本主义的全球潮流，上海终于在一个世纪的战争与革命的灰烬里获得了新生。今天的上海经历着令人兴奋的都市重建——浦东的开发，令世人瞩目，老牌的殖民公司又纷纷重返“故地”，过去视为屈辱标志的租界区，那里各式各样的西式建筑，现在已成了新上海一道亮丽的风景，屈辱的经历似乎也成了某种时尚的经验。新的顶级饭店和大舞厅正在兴建，海派文化不仅风靡大陆，而且煽诱起香港大众文化景观的“旧上海风尚”，APEC会议的召开，世博会的申办竞争，等等这一切，上海已大有取香港而代之之势。上海人激动得不能自已，一不小心就会兴奋得“呀”出声来。
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历来独立设考的上海语文作文试卷，在2002年呈现在万千学子面前的作文题，也表现出一种特别的情绪来。材料“也许你曾经到过大海，也许你从银屏上见到过大海”，与其说命题人在唤醒考生沉睡的生活记忆，毋宁说是在设置某种抒情的情景，营造某种诗意的氛围，呼唤一种感官的觉醒和倾述的欲望。“面朝大海”这样一个文题的主题赋值极低，而意象象征和比喻性的表征却特别突出，和材料一起构建了一种诗化意境，融入了一种对理想的追求。再者，“面朝大海”很容易让考生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地理位置产生一种认同，把自己的推想、想象与地理环境和地缘文化勾连起来，给考生一种背景深远厚重、眼光开阔辽远的情感煽动。其次，“面朝大海”也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海子的绝笔同名诗，而题下明确要求的，不能写作诗歌的限制，表面上是排除了诗的文体，实际上却强化了文题的隐喻性，而增添了文题的诗意。
一言以蔽之，上海卷作文题的价值关怀表现出某种强烈的未来指向，和对本地域开放优势的信心，反映在文本表征上具有诗性特征，在思维上具有想象的特点，在互动关系上表现出某种亲和的特性。不过，需要提醒的是：面朝大海，并非总是春暖花开的，大海也有狰狞的一面，这是稍有历史记忆的人都不可否认的，上海人的记忆应该更深刻。
全国卷作文题最突出的问题，并不在其价值关怀的道德指向，而是在于它把并非道德范畴的问题牵强附会，生拉硬扯到道德上来。这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反映。应该说，在整个社会转型时期，让会生活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许多的问题并不一定由道德问题引发，而当人们一时难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时，往往容易将之归于道德人心等问题，或简单化地归之于我们过去熟悉的精神问题。这实际上是传统与现代、精神与物质二元对立思维的表现。此其一。
其二，即便考察道德问题，也因忽视道德问题的时代性，而使道德话题呈现出某种虚假性。应该说我们今天的确面临十分严峻的道德问题，其表现可能是传统的基础道德面临崩溃，但更主要的问题可能是对道德的制度性冷漠，或者说社会对道德的制度性关怀不够，甚至可以说，正是后者导致了整个社会对基础道德信仰的动摇。在现代社会中，人们需要有道德基础的社会制度，或者说需要制度的道德终极关切。所谓制度的道德性主要在于它是由人来制定或创设的，目的是调整社会利益关系，而利益分配的内容是关于权利义务即利益分配问题，因而制度具有道德性。诸如制度是否正义，社会是否平等，权利义务的分配是否合理，秩序是否公正等等，都是需要通过道德标准做出价值判断的。再者，随着社会的发展，道德日益法律化、制度化，通过制度维系社会中最基本的道德，这样，既维护了社会中人们作为的起码准则，又排除了道德理想中的虚幻色彩，从而使道德权利落到实处。否则，道德要么没落，要么被束之高阁。
我以为高考作文一定要考道德问题也不是不可以，而是要引导学生思考现实的道德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在社会转型时期，怎样做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经济人”“道德人”“文化人”，体现教育对现实人生的关怀和前瞻的眼光，而不是把考题变成某种道德乌托邦的容器。
可惜由于全国卷作文题的命题人，对社会转型时期道德现状的困惑和焦虑，所以，在继去年之后再一次以道德问题为主题命题时，缺乏对这一问题的当代认识，而使这一文题呈现出十足的虚假性。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文本上得到明确的求证。
全国卷的材料采用寓言体。寓言的特点是表面上描述事实，实际上陈述观点和价值。文字所表述的故事并不在于故事本身或是事实的描述，而在于某种观念，即某种依附于故事，又外在于故事的东西。寓言是智者和先知者向大众和后知者进行训育和教化的最好的文体，命题人采用这种材料，多少隐喻了命题人与考生之间不平等的某种社会角色关系，如果说考与被考本身就意味着社会角色的平等差异，那么寓言文体的运用，至少强化了这种关系。
如果命题采用寓言体的材料，且提取的话题又附加限制，使其成为封闭的自足性话题，那么，则说明命题者对材料的前理解，支配了其言语动机。“心灵的选择”本来就不是材料顺理成章抽象出来的话题，顺理成章的话题只能是“选择”，“心灵的”则是命题人在众多或然性结论中所作的专制的“必然性”的选择。把一个未必道德的问题，搞成了一个未必不道德的问题，除了说明命题人对材料的误读（至少是以偏概全），还表现出命题人对现代人智慧的漠视与道德困境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