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风暴：一场没有革命的狂欢
□文｜郭伟 编辑｜陶根琳
2018年底，素来时尚浪漫的法国爆发了50年来最大规模的骚乱，数十万“黄马甲”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法国是个有着革命传统的国家，从法国大革命到七月革命、到巴黎公社、再到1968年的五月风暴，每一次都引领风气之先。不少媒体都认为，这次的黄马甲运动，就是当年五月风暴的再现。
重大的历史事件往往是由一些琐碎的小事引发的，它们刚发生时很难引人注意，直到引发燎原大火，人们才会明白：这实际是上帝的暗示。
当五月风暴的抗议浪潮剧烈到开始摇动法国政府的统治根基时，青年体育部部长弗朗索瓦·米索夫不知是否会心生悔意。如果当时他能屈尊从农泰尔文学院的小门偷偷溜走，而不是傲慢地对那个有意寻衅的大学生反唇相讥，这场风暴是不是就能避免？正是这场不合时宜的口角，引爆了1968年全球骚动中最绚丽的一枚礼花。
不合时宜的口角
1968年1月8日，青年体育部部长弗朗索瓦·米索夫来到巴黎大学农泰尔文学院，为新落成的游泳池举行剪彩仪式，此时包括农泰尔文学院在内的众多大学正以罢课、周期性骚动的方式，争取男女夜间互访的权利。米索夫此前已多次嘲笑青年们“过于关注性欲问题”，所以当这位道学先生走进校园的时候，可想而知会受到桀骜不驯的大学生们怎样的敌视。
剪彩结束后，米索夫拒绝了格拉潘院长悄悄离开、“从一道小门出去”的建议，官员的自尊驱使他迎向一群神色激愤、等待已久的大学生，其中一个有着红棕色头发的学生也向他大步走来。两人站在游泳池旁边，开始了那段注定要载入史册的对话。红发青年冷冷地说道：“我读了阁下的白皮书。我注意到，在600页的荒谬之言中，竟然没有一句谈到青年的性问题。”米索夫刻薄地回答：“如果你有这个方面的问题，那么，建议你一头扎进这个游泳池，用冷水来败败火。”周围的人群一片哗然，红发青年大声地喊道：“听，我们得到了一个完完全全的法西斯式的回答！”骚乱的星火就此点燃，普遍感到被米索夫刺痛了自尊心的大学生们自发地站在了红发青年达尼埃尔·科恩·本迪的身边，倾听这位此前默默无闻的德裔青年极富煽动性的演讲，大学生们都觉得应该做些什么了。
长久以来，学生们对法国的教育体制已是怨声载道，而僵化压抑的社会生活更令这些出生在二战后的一代倍感苦闷。整个法国社会同样充满隐患，虽然此时的法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但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穷人与富人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工人阶级对自身待遇普遍不满，而在全世界蓬勃展开的共产主义运动同样令法国人心思变。骚动的因子已经产生，只需要一点火花就能迸发出狂热的能量。
此时的法国政府的确已经摇摇欲坠。5月28日，已被剥夺了居留权的德国青年科恩·本迪又潜回巴黎；在一个大型集会上，他摘下墨镜、脱掉假发，随即被森林般的手臂、“直冲云霄的欢呼声”淹没了。他热泪盈眶地发表演讲：“我们要以暴力回答暴力，让戴高乐滚蛋！”热情引发骚动，骚动酝酿革命，许多官员当晚失眠了，“他们考虑的是，他们能活到第二天、也就是掌权的最后一天吗”？而一觉醒来后，“戴高乐失踪”的消息，让爱丽舍宫和众多官邸一片混乱。
随后的行动逐渐升级，1968年5月3日，科恩·本迪率众转移战场，他们来到巴黎大学圣米歇尔校区天井院举行集会，当集会进行到下午的时候，一名青年气喘吁吁地跑来说，有百余名极右翼分子携带器械，打算扰乱集会并袭击左翼学生。天井院沸腾了，人们“纷纷从随身携带的塑料包里找出防护面罩。有些人拔出椅子腿，有些人收拢着工程用的石块”，五百余人聚集在一起，准备把巴黎大学变成战场。
警察闻讯赶来，带队警官很干脆地表示：这不是镇压，而是疏导。到当天下午4点，约有1600名警察包围了巴黎大学，600多名学生被逮捕。五月风暴的飓风扬起了。
街垒之夜
5月10日的清晨，天刚蒙蒙亮，巴黎克利希广场前已是人头攒动，2000多名大学生与中学生聚集在一起，要求政府释放在5月3日的骚乱中被判入狱两个月的四名学生。每个人都兴奋地发表着看法，大家七嘴八舌的争论不下，本迪右手一挥：“占领拉丁区！”于是几千人浩浩荡荡涌向集中了巴黎多所高校的拉丁区，与镇守在那里的警察大军迎面相撞。
在近期于伦敦召开的世界核协会(WNA)2018年年会上，经合组织核能机构(OECD/NEA)总干事威廉·马格伍德表示，如果各国仍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则应改革电力市场。
我们静默，脖颈处像卡着一块冰。想到就在我们方才漫步的时候，一条生命正向空中遁去，心中充满茫然，仿佛看见南希的灵魂正在屋顶上，宁静地看着我们。
冲突不可避免地展开。学生们在索邦大学周围筑起街垒，铺路石全部被扒开，大树被锯倒，汽车被推翻。整个行动是在一种节日般的快乐气氛中进行的，学生中高喊着各种响亮的口号。有人大喊“要做爱，不要革命。”另一人就高呼“我越做爱就越想革命，越革命就越想做爱！”周边居住的市民也飘飘然起来，他们忙前忙后地给学生端茶送水，仿佛是在组织一次盛大的派对。
政府派代表问学生：“你们究竟要什么？”学生高喊：“释放我们的同学！”“警察撤离拉丁区。”谈判毫无成果，夜里2点5分，警察开始进攻。这天晚上，全法国都守在收音机旁。戴高乐将军也在听广播，就在“五月风暴”前的一个月，他还在不同场合抱怨：“如今再没有什么事要对付了，也再没有什么英雄业绩可创造了，我反倒觉得没劲。”
浅论水利风景区水文化遗产的分类保护利用方法…………………………………………………… 周 波(19.62)
绿色能源中包含了太阳能，太阳能有很好的应用前景。我国的科学技术日益完善，太阳能技术也日益成熟，使用太阳能的成本大幅缩减。在设计给排水系统时，不仅要考虑传统的节能方法，还需要使用新能源来降低对传统能源的使用，转变节能观念。生活中，可利用太阳能实现生活用水的加热。因此，为达到节能降耗的目的，可以使用太阳能技术，例如，安装太阳能集热板，提高给排水系统的热源，在提高水资源使用效率的同时，降低电能使用量，有较高的推广价值[3]。
但是，没有革命不代表没有骚乱，民众积郁许久的不满情绪需要宣泄，法国著名思想家雷蒙·阿隆就分析说：“仿佛日常生活的烦恼、技术和官僚主义所造成的窒息感需要时不时地突然宣泄一下；似乎法国人只有在革命(或者假革命)的心理剧中才能使孤独感得到解脱。”
戴高乐滚蛋
“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标志”。 78岁的戴高乐品咂着二战老友丘吉尔的这句名言，五月风暴开始后，他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这句话的苦涩。5月13日，100万工人走上街头声援学生，“戴高乐滚蛋！” “把戴高乐送进档案馆、修道院！”这样的声音充斥了巴黎街头。这位法兰西的昔日英雄如今成了保守与专制的象征，学生们尤其愤愤不平，因为戴高乐居然说科恩·本迪等学生领袖“是在床上大小便”。作为回应，他们占领了索邦大学，成立“学生公社”，宣布自治。
刘诚龙善用对比，爱用对比，或古今对比，或正反对比，褒则极具颂扬的智慧，贬则极具进攻的威力。《比好官更好的官》题目便是对比，而魏象枢和王永吉更是鲜明的对比。《大清相人陈廷敬》更是几番对比：或横或纵，或古或今，或实或虚，滴溜溜转——与同朝群臣横比，与晚清名臣曾国藩纵比……几番对比，这位大清相国的风范如明镜高悬，让人肃然起敬！
◎5月6日，学生与警察爆发冲突。
◎学生和工人从共和国广场到丹费尔-罗什洛广场进行示威游行。
◎当时西方媒体刊布的法国学生运动新闻照片
◎5月13日，学生群体占领索邦大学。
◎右二为五月风暴时期巴黎警察厅厅长莫里斯·格里莫(Maurice Grimaud)。
◎凯旋门前抗议示威的学生和群众。
法国历史学家们对1968年5月29日这一天兴趣浓厚，在这个似乎没什么特别的日子里，发生了一件震惊整个法国的大事：总统失踪了。当天下午两点钟，在法国爱丽舍宫，被称为“冷血动物”的总统府秘书长贝尔纳·特里科神色惊惶地冲进蓬皮杜总理的办公室，他近乎癫狂地叫喊：“戴高乐失踪了！他没有去科隆贝。没有人知道他在哪儿！”蓬皮杜也惊慌起来：“难道他流亡到了国外？”
24日，戴高乐发表电视演说，表示“改革可以，乱来不行”。学生们再次炸了窝，没有人相信戴高乐能将过去十年没有做成的事情，在未来的一个月里搞定。他们又一次冲上街头，攻击参议院、火烧交易所和警察局、抢劫商店、砸碎街头看得见的任何一块玻璃窗。政府迅速调集数万名宪兵、警察，并把坦克和伞兵部队开到巴黎近郊，随时准备进行镇压，而学生和工人则以设置路障、街垒进行抵抗，街垒战一直打到早晨6点，而且不光在巴黎，里昂、波尔多、斯特拉斯堡……也都燃起战火。戴高乐一夜未眠，他说：“控制不住了……情况控制不住了。”
五月风暴的学生领袖科恩·本迪就是一个激进的左派青年，5月18日夜间，让·保罗·萨特来到被学生占领的索邦大学采访他时，萨特问本迪：“你们对这个运动的期待是什么？”本迪回答：“最多也许可以让政府垮台。不过别奢望能让资产阶级社会崩溃。”当24日的巷战停息之后，法国政府下令将科恩·本迪驱逐出境，他们终于认识到这位绰号“红色达尼”的青年实在太危险了。
学生的战斗激情源自深受当时蓬勃发展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切·格瓦拉的红色革命家形象深入人心，《毛主席语录》(法国称为“小红书”)从1966年至 1968年在法国再版四次，几乎成了法国青年们时尚思想的象征。“五月风暴”发生后，很多青年都身穿中国绿军装、头戴绿军帽、胸前佩带毛泽东像章，高举着马、列、毛画像和毛泽东语录牌，高喊着“再创一个巴黎公社 ”、“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前进”的口号走上街头。
总之，在小学阶段的语文教学中，小组合作这一模式是非常常见的，将具有着非常重大的价值、效用。在此模式下，不仅有助于学生合作意识、集体精神的增强，对其有效学习的实现，也有着非常大的效用。但是，在实际应用时，教师也应有意识地减少盲目性，结合具体的教学需求、学生学情加以应用，实现合理运用，为教学活动的有序展开保驾护航。
历史上最神秘的一天
罢工到22日达到高潮，参与者多达1000万人，占了法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甚至连“法新社”、“法国广播电视公司”的职工也加入了罢工行列。工人们高喊着“铜板！铜板！”“一千法郎，一个子儿不能少；四十小时，一分钟不能多！”的口号，要求政府提高工资，减少工时。整个法国陷入瘫痪，银行关门、商店歇业、电信中断、汽油要凭证供应，没有一家商店、办公室、工地还有人上班，巴黎人把扔在地窖里的自行车又骑出来了，谨慎的人将孩子送到了乡下，有人开始储存粮油，街上的垃圾堆积成山，有些地方一直堆到二楼。蓬皮杜总理承受不住压力，主动请辞，戴高乐一口拒绝：“战场上不能放弃职守！”
1) 当条约或协定赋予搜救责任区内缔约国行使这一协调权之时，该国可能会基于搜寻航线和路程的需要指挥救助船舶无害通行至其他国家的领海，此时领海国同样享有协调或指挥权，以管控或规范救助船舶的通行，两者之间就表现出一种基于主权下的协调权与基于公约下协调权之间的纵向竞合。[6]
几乎所有的知识界精英都在向学生致敬，没有人愿意错过这场盛会。作家克洛德·莫里亚克曾做过戴高乐的秘书，他在这个事件中的立场本该是早已是划定的，但他也禁不住参加了游行。他后来解释说：“5月的神奇之处，就在于那种气氛，像空气一样。没有经历的人是无法理解的。”让·保尔·萨特当然不会缺席，他在骚动刚刚发生时便迅速做出响应，成为风暴中的领袖，他甚至号召学生“和大学发生的唯一的联系，就是砸碎大学！”
次日清晨的巴黎街头，一片世界末日的景象。那个夜晚，流血很多，受伤很多，但没有死人。所以当许多人以为法国将要迎来又一场大革命而惶恐不安的时候，学者科耶夫斩钉截铁地说：“根本没有什么革命，只不过是模仿革命而已，因为没有人杀人，也没有人想杀人。”一语道破天机。科恩·本迪对流血没有多少兴趣，那些被学生们画上党卫军标记的警察也并不狰狞。警察总署署长莫里斯·格里莫还亲自致函每一个警察：“打击一个倒地的示威者就是打击自己、打击警察的职业形象。”五月风暴期间，巴黎共有2000多人受伤，其中200人受重伤，但只有5人死亡，其中只有两人与警察有关，一个是因为警察擦枪走火，凶手根本没想杀人；而另一个则是被警察追赶掉进河里淹死的。
同样手足无措的还有法国民众，一直被他们当作斗争标靶的戴高乐撒手而去，许多人顿时若有所失。事实上，越来越多的法国人在5月24日的街巷战后开始对青年学生们心生不满，他们打砸抢的行为令自己失去了很多同情者，民众觉得这些人的种种行径，无非出于青春期的极度骚动，而不是国家与社会对他们有多不公平。《图片报》甚至开始动员：“我们没有权利让警察和他们的水枪独自承担这种大事。”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和严密组织的社会运动注定会失败，五月风暴的波澜壮阔更多是被年轻人过度分泌的荷尔蒙所推动，当激情逐渐变质为破坏，混乱无序的生活令许多人无法忍受的时候，五月风暴也就走到了尽头。
当整个法国为总统的失踪而惊慌失色的时候，戴高乐正安坐在位于德国温泉胜地巴登的法国驻西德部队司令官雅克·马絮五星上将的官邸里，他的心腹旧部马絮将军事后回忆，当时的戴高乐非常脆弱，他喋喋不休地说，暴徒们随时可能冲进爱丽舍宫，杀死他们全家，“我们只能来您这儿寻找避难所”，他甚至打算请求西德政府对他庇护。憨直而忠诚的马絮激动地劝告戴高乐：“您不能离开，将军。为了您和您的国家，您必须振作起来。”作为补充，他又说道：“您并不缺少为您效忠的人……军队将和您站在一起！”然而戴高乐不为所动，他坚持召见法国驻德使节，马絮只好出去打电话，当他忐忑不安的回来时，戴高乐突然站起身来，他对马絮说道：“谢谢你，老伙计。……我将回巴黎去。我将与法国同在。”
脑膜瘤是临床较为常见的颅脑肿瘤病变，是发生于脑膜及其间隙的一种衍生物，进展缓，病程较长，以成年人为主要发病群，且女性居多。临床表现为头痛、头晕、继发性癫痫等，伴随肿瘤增大，位置变化，会引起视、听、感等知觉障碍症状，对患者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极大威胁。早期发现和诊断是临床治疗的关键[1-3]。当前，影像学检查是临床颅脑肿瘤最为重要、有效的诊断方法，MRI凭借其较高软组织分辨率、多向成像等优势，在临床肿瘤病变诊断中有着广泛、良好应用[4]。本文主要对我院肿瘤科诊治的25例脑膜瘤患者的临床诊断资料开展回顾性研究，系统剖析MRI及其增强扫描的诊断效果，现报告如下。
第二天如英雄凯旋般回到法国的戴高乐受到了万千民众的热烈欢迎。下午四点半，六千万法国人静静地坐在收音机旁聆听自己失而复得的总统讲话，戴高乐要求民众选择：要么站在政府一边，要么就是无政府主义。演讲结束后，人们身体颤抖，呐喊、哭泣、拥抱、冲上街头……“戴高乐不孤立”！“我有七个孩子，反对无政府主义”！“前进，戴高乐！戴高乐，前进”！几千万法国人这样呼喊着。在这样的声音中，科恩·本迪知道，属于他的五月过去了。
尽管戴高乐后来说，5月29日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如此虚弱。我居然要逃离战场。我将视此为奇耻大辱”。但在更多的历史学家看来，这不过是戴高乐以退为进、迫使军方表态的政治手腕之一，这步棋实在走得太妙。
6月11日， 11个在五月风暴中大出风头的左派团体被取缔，科恩·本迪再次被驱逐出境；6月12日，警察闯进巴黎大学，将占领者通通赶了出去，雷诺工厂区、弗兰工业区、邮政局、铁路公司……不久后都恢复了开工，五月的狂欢结束了。
余音
五月风暴是法国民众自发组织的一场狂欢，只是以革命的名义发出了邀请函。整个5月期间，许多法国年轻人相信，如果不去大街上走走，不去拉丁区的巷道里撬起几块铺路石，人生可能会因此黯淡无光——法国人不怕错过赚钱的机会，怕的是错过一个改天换地的时代。
反叛，宣扬个性，打破僵化而抑制人性的道德束缚才是这场运动的真谛，学生们口中高喊的革命只是在表明愤怒的姿态，没有人真的要改朝换代。五月风暴结束了，政府实施了改革，工人们增加了工资，学生们得到了参与教育体制改革的权利。一切都恢复了平静，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几十年后，当初最激进的左翼青年大多也成为了他们当年极端厌恶的中产阶级，五月风暴中的头号学生领袖科恩·本迪变成一个大腹便便的欧洲议会和绿党的成员。
一夕之间从摇摇欲坠到稳固根基的戴高乐政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保证汽油供应。第二天正好是圣灵降临节这个长周末，油箱里灌满了油的人们，纷纷开车度假去了。革命了一个月的人们，离开了城市的大街，又挤到乡村公路上。这个周末有70人死于车祸，600人受伤。一个不革命的周末流的血，竟要比一个月的不断革命多得多。
戴高乐夫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