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危机的根源与革命的实质——论冯特对后冯特心理学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冯特论文,心理学论文,根源论文,实质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就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而言当然可以认为：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心理学，是在19世纪下半叶、特别是由于冯特的努力而“诞生”的。我曾在不同场合表达并强调过这样两个相互关联的看法，即：心理学在德国首先是作为哲学而诞生的；冯特实验心理学体系作为一种哲学尝试乃是哲学史的一个错误，并因而注定将被哲学自身的历史所否定。这当然不是说，冯特心理学没有产生什么历史的结果，事实恰恰与此相反。黎黑在肯定的意义上评述说，“历史证明，冯特对心理学的长远重要性在于对社会习俗的影响，因为正是他开创了一个为社会所承认的独立学科，也为从事这一学科的人们创造了一种社会角色。”[1] (P182)问题在于，在否定的意义上，冯特心理学体系作为心理学，对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心理学的发展而言，究竟意味着并产生了什么？
一、波林历史观评述
在历史观问题上，波林主倡时代精神说，但不否认伟大的天才人物的人格力量的作用，同时也认识到学术专业化的社会结构构成历史发展的“一种力量”：“社会对心理学的支持常来自大学的任命”，“如果心理学家不受任命，心理学也许没有振兴的可能”；“德国虽不设心理学讲座，但任哲学教授的学者往往能致力于心理学及实验心理学的研究”，“这个经济的因素使德国心理学不能脱离哲学的束缚，较美国为甚，因为在美国，大学教授的任命没有受如此严格的限制”[2] (P521)。正是这个“束缚”，既决定了实验心理学在德国作为哲学而“诞生”的理论性质，又决定着它在德国不能得到发展的历史命运。但是，无论实验心理学在德国学术界的性质、状况及命运如何，如黎黑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冯特的努力及其成就，实验心理学作为科学的一个新的知识领域以及实验心理学家作为一种新型学者的社会角色，在客观上诞生了。而且，与专业学者要求其学理的逻辑合法性基础不同，社会及一般大众对心理学及心理学家的承认，是以其对自身精神生活作为一个实在领域的素朴信仰为基础的，因而更具有普遍性。所以，心理学一旦摆脱了德国式的那种受其理智文化传统的强制性要求的“束缚”之后，就有可能走向繁荣昌盛的独立发展道路。实验心理学在美国的发展，似乎印证了波林的历史观；或反过来说，波林历史观正是试图对实验心理学在美国的发展做出理论的概括。
然而，或许是波林(1886—1968)因身为前辈心理学(史)家而未得详察实验心理学在美国发展的历史轨迹的缘故，心理学自身的历史却证明，他对心理学的这种历史观是过于乐观了。心理学就它自身的历史而言，“曾周期性地被各种危机所彻底摧毁”，这些危机所导致的，是人们对心理学本身的可能性及其存在的价值的普遍怀疑；它“似乎是一门永远摆脱不了危机的科学”；“历史上，心理学想成为一门科学的努力失败了。……后来的心理学史展示了一系列(关于心理学的)根本不同的研究方案……(但)无论是在每一个研究方案内部，还是在不同研究方案的过渡之间，都没有丝毫(显示心理学的)进步的标记”[1] (P382-384)。今天的(信息加工)认知心理学家对心理学充满了自信，但稍有历史感的人，从他们的自信立即就可以联想到：在行为主义盛行的时候，行为主义心理学家亦曾有过这同样的自信。虽然认知心理学正日趋繁荣，但在这种繁荣的背后，“我们将发现”心理学的“危机在持续着”[1] (P383)。
这就是摆脱了德国式“束缚”之后的实验心理学的历史。波林的历史观，至少就其根本而言，是破产了。不管实验心理学家是否有勇气面对或承认这一历史，对心理学进行理论反思的人，亦即从事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的心理学家们，却深深地为这一历史之谜所困扰，并做出种种努力，试图解开这一历史之谜——实验心理学家不愿意接受或承认这一历史，只是因为：这一历史所记载的，是他们学科的、也是他们自己的耻辱，正如英国心理学家乔因森诚恳而并非过于尖刻地指出的那样，“现代心理学作为一部历史，它所记录的，不是科学的进步，而是(人类理智)的退化”[3] (P261-269)。依本文作者看，这一历史之谜的形成以及波林历史观的破产，其根本原因在于，在后冯特心理学家那里，冯特果真“被遗忘”了：波林有言，“美国心理学至1900年乃有明确的性质。它的躯壳承受了德国的实验主义，它的精神则得自达尔文”[2] (P576)，并被后世心理学家如黎黑等普遍地信以为真；解开这一历史之谜的关键，则在于厘清后冯特心理学(亦即美国心理学)与冯特心理学(亦即德国心理学)之间的内在的逻辑联系。
二、机能主义危机与行为主义革命
在一般历史的描述意义上讲，美国心理学当然是实验的机能主义的。波林还分析了美国心理学家“用冯特的装置，发扬高尔顿的精神”的社会文化背景，并正确地指出，是进化论决定了实验心理学在从德国向美国传播过程中所发生的“性质”的“这个变化”[2] (P577)。但是，就心理学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而言，美国心理学与德国心理学之间的关系，远较波林的上述理解复杂得多；正是这种复杂性，既决定了实验心理学在美国随后发展的历史轨迹，又遮蔽了人们洞察波林历史观破产之根本原因的理论视线。
美国心理学在“承受”德国实验主义“躯壳”的同时，也不自觉地接受了它的理论前提，即以冯特和铁钦纳为代表的德国心理学的意识观。这主要表现在：美国心理学家所倡导和发展的机能主义的实验心理学思想，其概念体系基本上是从德国意识心理学那里承袭过来的，并接受了后者关于感觉、感情、意志等心理过程或状态的性质的说明。例如，安吉尔是在承认铁钦纳关于“是什么”研究的前提下提出机能主义的基本主张的，认为机能心理学研究“如何”和“为什么”的问题，并认为二者之间的差异只是对同一主题的两种不同的研究态度而已。黎黑在对一个不同主题的论证过程中亦指出了美国心理学与德国心理学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虽然从进化论中衍生出来的适应心理学不像(德国)意识心理学那么富于传统哲学的意味，但适应心理学所使用的全部概念，依然是与传统哲学一脉相承的”[1] (P385)。
冯特意义上的德国心理学是对传统哲学心理学思想的直接继承，它对它所研究的意识(经验)的理解，本质上是传统哲学的，那就是近代以来无论经验论还是唯理论的哲学，将意识视为某种独立于身体而自足的实体存在的那种理解方式，亦即笛卡尔哲学关于心灵实体的设定。在理论本体论意义上，笛卡尔的心灵实体是不可能与物质的身体发生相互作用的。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在另一个方面，美国心理学对进化论的接受是经受过实用主义的洗礼的，这种洗礼过程的结果，是使德国心理学的意识观对美国心理学而言更具有可接受性，从而构成美国机能主义心理学的基本矛盾。
机能心理学试图理解意识或心灵对有机体适应环境的功用价值。作为其全部研究思路的前提或出发点，这在前逻辑的层次上对实验心理学提出了一种理论要求，即承认并论证，非物质的意识或心灵与物质的有机体之间能够发生直接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而要求心理学突破笛卡尔式的实体本体论意义上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就作为一种理论思维方式而不是其历史形态而言，生物进化论通过对意识实在与有机体实在之间功用关系的历史逻辑的追问，已经以某种隐而不显的方式为心理学完成了这种“论证”和“突破”。[4] (P83-87)但是，美国心理学是以实用主义态度来接受生物进化论的：它专注于对意识实在与有机体实在之间功用关系的探讨，而不同时进一步追问这种功用关系的历史逻辑的本质，因而既未能揭示并实现进化论所隐含的心理学的理论思维方式，又为德国心理学的意识观向美国心理学的潜移提供着保护伞的作用。例如，按詹姆斯的理解，作为心理学研究对象的意识是有用的，它的功用就在于帮助人(有机体)适应环境；意识的功用性是我们相信它的存在的唯一正当理由，心理学的任务正在于阐明意识的功用；至于意识是什么这样抽象的形而上学问题，心理学可以不必关心，只要愿意，我们可以随便地把意识看作是什么。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中，对美国心理学而言，德国心理学的意识观不仅不是不可接受的，而且事实上，正是这种理智文化氛围才使美国心理学不自觉地接受了德国心理学的意识观，德国心理学的意识观亦借此潜入美国心理学之中。
如此看来，机能心理学一方面在接受德国心理学科学形式的同时，也接受了它的理论前提，将意识理解为笛卡尔式的心灵实体，另一方面又以实用主义方式接受生物进化论而强调，意识具有指导有机体的活动以适应环境的作用。这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如黎黑所深刻地指出的那样，“机能主义者认为心灵具有适应价值，但他们却未能跳出19世纪那陈腐的形而上学的局限而同时坚持严格的心身平行论，由此引起一个矛盾。华生正是利用这一矛盾而建立行为主义的。”[1] (P375)虽然机能主义者在寻求实验心理学的出路并使之走向客观化的同时，仍将意识实在保留为心理学的必要成分，但行为主义者不能容忍机能主义意识观矛盾，于是彻底抛除意识概念而发动行为主义革命。
三、行为主义危机与人本主义及认知心理学革命
行为主义作为实验心理学研究纲领的一般特征，是否定意识实在及其作为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合法性基础。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因为，就“心理学”这个学名在希腊文中的词源学含义而言，是指关于“灵魂”的“理念”。用不带任何历史及理论的偏见的话来说，心理学(如果它能够成立的话)乃是关于(人类)意识的科学研究；正是意识实在构成了心理学的合乎逻辑的基础。任何时候，当心理学作为关于“意识”的研究在理论上陷入危机时，应当引起怀疑的，不是“意识”及其实在性本身，而是隐含于这种心理学之中的关于“意识”的理解方式。
从这个背景出发，我们可以理解，就其对心理学的历史逻辑所可能具有的意义而言，行为主义革命隐含着两种在理论逻辑上相互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结果：其一，在否定传统意识心理学理论前提的同时，对作为实验心理学终极理论关怀的、或者说对它作为一门科学的唯一合乎逻辑的基础的意识实在，作出符合它自身理论性质的科学论证，从而奠定实验心理学的理论基础；其二，在否定传统意识心理学理论前提的同时，连同这个前提试图加以把握的意识实在及其理论本体论意义一起加以否定，从而使实验心理学失去自身存在的基础。
华生所提出的行为主义纲领，只是在否定传统意识心理学理论前提这个意义上，才构成实验心理学史的一次具有进步意义的“革命”。但是，这一革命所导致的结果，或者说，由它所实现的现实的历史意义，至少就理论而言，则是完全消极的，因为对历史而言不幸的是，华生正是在上述第二种意义上发动行为主义革命并被实验心理学家们普遍接受的。因此不难预言，华生意义上的行为主义纲领作为实验心理学历史逻辑的一个环节，当它的理论逻辑被充分展开之后，必将又一次地使整个实验心理学的理论基础趋于崩溃，并迫使实验心理学重新回到华生“革命”的起点上。至少就实验心理学的行为主义传统而言，这就是又过了半个世纪之后，以班杜拉为代表的社会学习理论家们，试图在重新论证意识实在的基础上，改造或扬弃传统行为主义的种种理论努力的历史逻辑的本质之所在。事实上，伴随着行为主义的发展、或当它陷入危机之后作为它的替代形式的，是实验心理学内外各种“抗议”的力量和运动。其中，对行为主义而言带有“革命”性质的两种力量或运动，即人本主义心理学和(信息加工)认知心理学，逐步演化为当代心理学的两大思潮并构成当代心理学的发展趋势。
在以“思维的历史和成就”为基础的人类“理论思维”的范围内，对意识实在的论证、并因而对心理学理论基础的建立，可以以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在历史和现实中却表现为相互分离的两种方式被展开。其一，以人类对自身精神生活作为一个存在领域的理论的本质直观为基础，对它进行深思熟虑的思辨的反思把握；其二，以作为一种理论思维方式而不是其历史形态的生物进化论为基础，揭示意识实在与有机体实在之间的历史同一性本质。正是对意识的这两种不同的把握或论证方式，决定并构成了心理学作为一门理论学术的两个传统，即人文(本)心理学和科学心理学，虽然就历史而言，科学心理学传统对意识实在与有机体实在之间历史同一性关系的论证，因受到实验心理学家们对意识实在之直观素朴性的制约而未能达到理论自觉的程度。在任何时候，对意识作为一个实在领域的任何形式的把握或论证，都必将揭示人的存在及其行为表现的意向本质，从而暴露作为物理自然主义世界观在实验心理学中之特殊表现的华生意义上的行为主义之荒谬性，如黎黑在分析19世纪新的科学的自然主义和对超验的精神实在的古老信仰之间的冲突时所指出的那样，“再没有比认为我们只是既没有灵魂也没有自由意志的化学机器更令人难以置信的了”[1] (P176)。作为对行为主义的“革命”力量或运动，人本主义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正是上述两个传统在当代的延续。
人本主义心理学在常识意义上以对人类自身精神实在的生存直觉为基础，将主观性(意识实在)理解为全部心理学的出发点。在其从一个“抗议”的潜流逐步成长为一个拥有自己理论主张的显在运动的过程中，它逐步发现了欧陆哲学中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运动，并认为后者表达了他们想要表达但未能表达出来的东西，因而开始在理论基础方面过分地倚重于存在主义哲学。认知心理学亦首先是作为对行为主义的“抗议”运动而存在的，但它的“抗议”和“革命”不如人本主义那么彻底：它主要是反对传统行为主义对意识实在的极端怀疑论态度，但就行为主义作为实验心理学追求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理想知识形式的研究范式而言，它与行为主义之间具有直接的继承性。特别是认知心理学的理论灵感，除来自心理学内部非(正统)行为主义研究成果如格式塔心理学、乔姆斯基派心理语言学及托尔曼的认知行为主义外，更主要地是来自于20世纪40年代以来作为自然科学的一些新兴学科如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等。所以，就它们各自作为元心理学而言，无论人本主义心理学还是认知心理学，都没有能够为心理学提供理论基础的论证；通过它们的发展，心理学依然没有能够获得并确立自己的理论同一性。
四、结论
事实上，不仅人本主义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没有为心理学提供理论基础的论证，后冯特心理学所经历的一系列不同的研究方案(当然包括机能主义和行为主义)作为元心理学，均没有能够为心理学提供或完成这种论证。如此看来，后冯特心理学只是在学术专业化的意义上获得了独立地位，但就其理论基础或学科的理论同一性而言，心理学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科学。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冯特为心理学提供了一个错误的出发点。
美国哲学家多尔迈在讨论传统哲学主体性观念的递嬗沉浮时，曾在历史解读的意义上评述说，始自笛卡尔的传统哲学的主体性观念，本来“是一种可以避免的错误”，虽然它构成“人的解放和成熟历程中的一个阶段”，但“这一阶段的内在缺陷现在已经变得非常明显了”[5] (P1)。虽然多尔迈的讨论背景，是哲学理论领域和更为广阔的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但他对传统哲学主体性观念的这种历史判定，对理解心理学史而言，颇具启示意义，因为，正是笛卡尔意义上的这种本来“可以避免的错误”的主体性观念，构成了科学意义上的现代西方心理学的理论前提。
从其“诞生”的知识社会学背景来看，实验(“科学”)心理学于19世纪下半叶产生于德国，实质上是哲学史的产物，是作为德国哲学对它自身在那个时代所经历的危机的自我反应形式而孕育成形的。德国哲学在那个时代的发展所经历的危机的实质，是近代哲学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终结”，以及实证自然科学持续而稳健的发展与进步对哲学事业的挑战。实验(“科学”)心理学正是作为哲学与自然科学相妥协的产物而诞生的。冯特创立实验心理学的理论企图，是想在现代哲学背景下，以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为依托，以它的科学形式为理想，建立起一个以近代哲学精神为基础的理论体系，以对哲学发展的理论危机加以回应。这个体系，在它正被筹划的时候，当哲学尚未探明由其传统形式的终结而造成的它自身的危机的理论实质时，由于它的形式的科学化而颇为令人耳目一新、颇具吸引力，于是乘势兴起；但是，当哲学终于探明了它的危机的实质并因而得以确立它的现代旨趣之后，这个体系便自然地趋于消亡。所以，冯特心理学体系，就它作为哲学而言，它对当时哲学理论危机的“回应”是无效的；就它作为心理学而言，它为心理学提供了一个错误的出发点。
如前所述，机能心理学理论危机的根源，是它所接受的德国实验心理学的理论前提与它在实践上所奉行的生物进化论思维方式之间的对立。因此，行为主义革命所针对的，是包括美国机能心理学和德国实验心理学在内的传统意识心理学的理论前提。这个前提，实质上就是笛卡尔所确立的“我思主体”，因而也就是整个近代哲学的理论前提或它的“第一原理”。就哲学自身的历史而言，近代哲学最终以黑格尔体系的完成而被“终结”，哲学正是由此于19世纪中叶陷入它自己的理论危机；“纯”哲学家们的努力终于探明了这个危机的理论实质，从而实现了哲学从它的近代形式向它的现代形式的转换。从理论学术作为整体之发展的宏观背景来看，机能心理学、或统而言之传统意识心理学的理论危机，与哲学由于它的近代形式“终结”而造成它的理论危机，在实质上是同一的；处于危机之中的机能心理学家和富于革新精神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所面临的理论挑战，与19世纪中叶“纯”哲学家们所面临的挑战，在性质上是类似的；至少就机能主义的发展导致整个实验心理学理论基础的崩溃、并因而要求它重建自己的理论基础这个意义而言，实验心理学又回到了冯特的时代，或更准确地说，回到了(重新)建立自己的理论基础的“诞生”的起点。然而，由于实验心理学家不像哲学家那么深思熟虑，以华生为代表的行为主义者没有能够洞察到机能心理学危机的理论实质。正因为如此，与冯特心理学体系作为对那个时代哲学危机的回应是无效的一样，华生意义上的行为主义革命作为对机能主义危机的反应亦是无效的；与冯特心理学体系为心理学提供了一个错误的出发点一样，行为主义作为心理学研究方案，必将继续引起心理学的危机与革命。美国心理学家吉尔吉在他的历史研究中也得出类似结论认为：“心理学危机”的根源，在于心理学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一门独立科学而“诞生”时的“理论基础的危机”[6] (P7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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