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的农业文学（上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代论文,上篇论文,农业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农业文学在周代进入了长足发展的时代。其标志是，周代是中国叙事性农业文学最辉煌的时代，与此同时，议论性的田园政治文学和田园抒情文学也在周代萌芽。农本主义和祭神文化是叙事性农业文学在周代能够流传并得以保存下来的根本原因。
叙事性的农业文学包括农业史诗和农事诗。周代的农事诗又可分为贵族的农事诗和民众的农事诗两种。在本文的上篇里论述了周代农业文学的概况、《生民》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记叙农业发明和发展过程的农业史诗以及贵族农事诗的三大主题。周代农业祭祀中的原始血祭场面、性放纵遗风、原始氏族遗风等上古农业风俗，较为典型地勾勒出周代农业存在和发展的原始精神文化背景。
【关键词】 周代农业文学 农业史诗 贵族农事诗
周代是中国农业文学长足发展的时代。
周代又是社会历史发生重要变革的时代。在周代，中国社会从奴隶社会走向封建社会，推动社会前进的生产方式也发生根本变革，从原始采集型的渔、猎转变为种植型的农业。周代农业的生产水平和生产规模相当惊人：春天，几万农夫在方圆三十余里的广阔原野上一起春耕；夏天，可以看到几千人一起锄草耘苗；秋天，千辆万辆的马车载谷而归，谷物堆积如山，粮食装满数以亿计的粮仓，场面恢宏壮观。这也许只是周代中央皇家农场的农业景观，但它毕竟代表了周代的农业水平，一个农业帝国的面貌依稀可见。联系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局面，周代农业在全国的繁荣兴盛也是可以想见的。农业的发展，国家的富庶，为周代精神文化的繁荣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而周代的农业文学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一、农业文学概况
作为书写工具的华夏文字，经过夏代的萌芽，商代的发展，到周代已经相当可观，这为周代农业文学的保存提供了新的条件。周代农业文学的保存和流传，除了口耳相传的原始方式之外，又增加了文字的方式。因此，尽管周代的农业文学仍有大量的散佚，但毕竟有了一定数量的物态化的历史文本保留下来，这是它优于萌芽期的农业文学的地方。
现存的周代农业文学可分两类：一类是完整的农业诗篇，一类是散见于其他文字的农业诗句。完整的农业诗篇主要保存在《诗经》里。《诗经》中的农业文学主要有：《周颂》之《忍文》、《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大雅》之《生民》、《云汉》；《小雅》之《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国风》之《豳风·七月》、《唐风·鸨羽》及《魏风》之《硕鼠》、《伐檀》、《十亩之间》等。除了《诗经》以外，可称全篇的农业文学还有《晏子春秋》所载的《穗歌》和《岁暮歌》，此外，完整的农业文学便不多见了。零散的农业诗句较多，如《史记·宋世家》所载箕子的《麦秀歌》：“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其前两句为农业诗句。又如《诗经·王风·黍离》：“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诗经·小雅·黍苗》：“芃芃黍苗，阴雨育之”；《诗经·鄘风·载驰》：“我行其野，芃芃其麦”；《庄子·外物》：“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等。这类诗句并非客观的农业景色描写，而常常是诗歌开头的起兴，或者是抒情议论的基础，农业景色仅仅成为诗人触景生情的背景或时空条件，算不得真正的农业文学。但是，这类诗句不可忽视。首先，这类诗句显得优美，表现出较高的艺术水准，它暗示着周代农业文学可能达到的高度。其次，这类诗句数量很多，它虽只是诗人无意识的田野扫描，但它以农业景观的密度反映出农业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据笔者粗略统计，《诗经》中所涉及的农业景色的比率为：《国风》占9%；《雅》诗中占16%；《颂》诗中占23%。客观地说，农业文学大都不是纯粹的农民所作，一是因为文化的限制，二是因为农民生活悲苦，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农夫哪有闲心欣赏田园风景。因此，上述诗中无意涌现的农业景色的诗句，是田园景观随处可见的历史见证，它烘托出农业文学的宽广背景和深厚基础。
上列完整的农业诗篇决不是周代农业文学的全部，而只是有幸保存至今的作品；它们在周代所产生的作品中，也许只是沧海一粟。《诗经》中的农业文学之所以能保存下来，主要是因为农业宗教仪式制度化和农业宗教神话民族化的结果。《周礼·春官·龠章》云：“龠章掌土鼓豳龠。中春昼，击土鼓，龡豳诗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国祈年于田祖，龡豳雅，击土鼓，以乐田畯。国祭蜡，则龡豳颂，击土鼓，以息老物”。郑玄、孔颖达均认为《豳诗》、《豳雅》、《豳颂》均指《豳风·七月》[①]，郭沫若则认为分别指风、雅、颂中的农业文学[②]，虽然郭说未必尽是，但却更接近于事实。《诗经》雅、颂中的农业文学大都用于“祈田”、“祭田祖”、“祭田畯”，且有拌神的“皇尸”、“曾孙”形象出现，这些诗篇用于祭祀社、稷、祖庙之神是可信的。农业诗篇广泛用于国家宗教大典，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这是农业在周代地位崇高的表现，也是使农业文学受到重视的历史环境。“古者先王之政，以农为本”[③]，农本主义和神灵文化使这些诗歌用于各种庙堂祭祀活动，使它们长期沉浸在神歌地位和神话语境的保护之中，因而得以保存下来。这便是反映农业生产活动的诗歌，在《诗经》中反而平民化的《风》诗中少、贵族化的《雅》、《颂》中多的缘故。
而在《诗经》之外，或者说在庙堂神歌的范围之外的大量民间口头农业文学是无可挽回地散佚了。《史记·滑稽列传》载有齐威王时淳于髡见道旁田父操豚捧酒，口诵《禳田辞》：“瓯窭满篝，污邪满车；五谷蕃熟，穰穰满家”，就是田家即兴口占的祭神文学，而这只是淳于髡为了讽谕齐王而随意提到的类比性材料，故侥幸地保存下来，而象这样的乡村野老肆口之作，在当时不知有多少？清人方玉润《诗经原始》把《诗经·周南·苤莒》视为“田家妇女”在平原旷野群歌互答的山歌，而当时与此同类的田间锄草歌、播种歌、割麦歌、拾穗歌也一定很多。中国文学体裁有一个基本的发展规律，无论是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还是词、曲、小说、戏剧，每一种文学样式都来源于民间，当它们以口头俗文学在民间广为流传后，才引起文人注意和摹仿，才发展为士大夫的雅文学。“风出谣口，真诗只在民间”[④]，民歌才是文学的母体。在周代神灵化、庙堂化的农业文学背后，应该有一个更为广大更为深厚的民间农歌的土壤，只是今日已难以复见。但它论及周代农业文学时，不应该忘却两周农业文学的壮丽背景。
二、农业史诗
中国农业文学发展演变的一个基本规律是，农业文学的主题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彼此更迭。在周代，叙事性农业文学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在晋唐时代，抒情性农业文学成为时代的主题；在宋以后，议论性政治文学又占据主导地位。当然，这只是就其主导倾向而言；实际上，任何时代的文学主题都不是绝对单一的。
在周代的农业文学中，叙事性文学占据统治地位，叙事性的农业史诗和农事诗成为这一时代最醒目的文学景观，可以说，周代是农业叙事诗的时代。但是，作为农业文学大发展的标志是，周代在叙事性农业文学空前繁荣的同时，议论性的农业政治文学和抒情性的农业文学也逐渐萌芽，在以后两千年的农业文学中成为主题的这两种文学，已经在周代发端。
作为周代农业文学主潮的农业叙事诗，可以分为农业史诗和农业叙事诗两大类。
《诗经·大雅·生民》是周代乃至中国唯一的农业史诗。《生民》在庙堂祭神活动中演唱，“后稷肇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从这还可以窥见颂神之歌的原始宗教氛围。《生民》，便是在神歌的氛围中讲述周族始祖后稷的故事，但后稷的故事基本上又是一个发明农业的故事。因此，《生民》所展现的历史，实际上是农业起源的历史。
《生民》共八章。第一章叙述后稷的母亲姜嫄在祭神求子的仪式后，踏了上帝的脚印，因而受孕。姜嫄受孕的神奇性是为了突出后稷身份的神异性——他是上帝之子。这个神话是中国古代帝王感生神话中的一个。中国古代的帝王大多有母无父，因神而生。后稷因神而生，便注定了他有神的身份、秉赋和能力，而他以后之所以历经磨难而不死，并发明了农业，其原因便是因为他是天神之子。可见发明农业是上帝的安排。第二章叙述后稷诞生时的怪异现象。其母姜嫄把这当作了妖异和“上帝不宁”的天意，故姜嫄把他弃而不育。第三章叙述后稷弃而不死的神奇。姜嫄把他弃于狭窄的巷道，想让牛羊踏死他，但牛羊却不伤害他；其母想把他弃于林中，恰巧林中有人；其母把他弃于寒冰，但飞鸟却以翅膀温暖他。这种弃而不死的神话虽不及后代民间传说“龙生虎养凤遮荫”那样完美，但也反映了弃的神异性。弃之所以被弃，是凡人对他不理解；他之所以弃而不死，是因为有神的保护。这三章集中讲述后稷的诞生，贯串一个“厥初生民”的主题，充满着神话色彩。对于周民族来说，弃不仅是周人的民族祖先，也是农业文化之祖。从真实的历史角度说，帝舜时应已开始了农业耕作。但有一种传说却认为舜时只是采集型的自然农业。《山海经·大荒南经》云：舜之子无淫为巫载民，“巫载民盼姓，食谷，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穑，食也”。郭璞注云：“言五谷自生也。种之为稼，收之为穑”。巫载民不稼不穑而食五谷，便只能是采集野生谷物。因此，周人的典籍均认为是后稷才真正发明种植型农业：“（舜）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⑤]，“后稷是播百谷”[⑥]。对于这样民族的祖先和农业文化的祖先，他必然应当具备与众不同的英雄品格，而在远古的大英雄必然都是神灵。故《生民》赋予弃天帝之子的身份，但这只是远古传说之一；在古代还有弃死后才成神的传说：“后稷生而灵知，及其终，化形遁此泽为之神”[⑦]。弃是民族的英雄始祖，又是文化的农业英雄，以神话话语来赞颂弃，是《生民》的基本主题。而这三章讲英雄的诞生，为他以后发明农业提供了认识论的解释——先天的神灵品格。
第四至六章是全诗的核心，集中叙述弃发明农业的过程。弃在还刚刚会在地上爬行的婴儿时代，就吃了谷物，这种甘甜的滋味使他与农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因此，他还是儿童时便种植大豆、麻麦、瓜瓞；而且无论他种什么，什么都肥美丰产。他长大以后，便刈草开荒，播种农作物，创造了以人工增加粮食生产的种植农业。由于他创农有功，使周族强大，并占据了他母亲氏族的地盘，创立了父权制的周民族。但是，比起他农业开创之功来说，其民族祖先的地位居于其次，故诗歌在一笔带过他“即有邰家室”之后，又叙述他在农业上的伟大贡献；弃培育了黑黍的秬、一稃二米的秠、赤粟的糜、白粟的芑等，这些众多的“嘉种”，从农业物种学的角度，从深度和广度上反映出弃农业成就的巨大。这三章叙述在弃的经营下，农业发生和发展的过程，是诗化的简练的农业史。
第七、八两章主要叙述祭祀农神后稷，转到庙堂乐歌的正题，似与农业史无关。但实际上，第七章叙述祭品的制作，涉及到谷物舂、扬、揉、簸等的粮食加工过程和食品淘、蒸、燔、烤等的食物烹调过程，第八章讲述祭品盛在木豆、瓦登之中，这涉及到饮食器具。这两章的叙述，知识性、技术性很强，具有粮食加工食品制作的意义，是农业民族农业技术体系中的一个部分，也具有史诗的特征。
在人类文化史上，获得任何一点新知识都是了不起的进步。《诗经·大雅·洞酌》把发明“餴饎”方法的人颂为“岂弟君子，民之父母”；《世本·作篇》把每一种技术的发明者都尽可能地记录下来。而农业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惊天动地的大事。农业的出现是生产方式的革命，它带来了整个社会的深刻变革，使人类步入生活安定和发展连续的文明时代。恩格斯说：“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中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⑧]，《孟子·滕文公上》：“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人民育”，农业通过以人工增加生产的新方式，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改变了人的素质和社会结构，农业的发明是划时代的大事。弃的功绩是可以与古希腊神话中从天庭盗火给人类的普罗米修斯媲美的。
《生民》的作者也似乎具有这种农业史和文化史的意识。本来，弃既是周民族的始祖，又是农业的始祖，但《生民》对弃的历史开创之功较少涉及，而把篇幅集中在弃创造发明农业的全过程上。这也许是因为弃是以发明农业而揭开周族的历史的，他的主要功绩在开创农业新时代上，故他被尊为“后稷”，成为农业之神。总之，《生民》展现了农业起源与发展的历史画面，它是一首关于农业起源史的史诗[⑨]。
应当补充的是，把弃当作农业的创始人是周代较为流行的农业史观，它当是周民族的观点。但在此之外，还有农业并非弃发明的说法。如《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认为神农氏发明了农业，神农之子早在弃之先为稷神。《国语·鲁语》、《礼记·祭法》也与此大同小异，可见此说其来有自。《诗经》之《信南山》有“维禹甸之”之语，《閟宫》有弃“缵禹之绪”的话，说弃继承了夏代的农业。当然也许农业的发明并非一元，弃有可能在有邰之地封闭的环境中发明了农业，尔后才知道早有神农氏的农业。但是，这些都不影响《生民》农业史诗的地位，《生民》是中国唯一的以农业发明史为题材的史诗。
三、贵族的农事诗
周代的农业史诗不多，但农事诗却很丰富。见于《诗经》风、雅、颂的农事诗不下十首，但却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只有郭沫若曾有过初步的探讨[⑩]。
从内容上划分，周代的农事诗可分为贵族的农事诗和民众的农事诗两类。先谈贵族的农事诗。
贵族的农事诗主要保存《雅》、《颂》之中。《颂》中有《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雅》中有《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这些诗大多为西周时的作品。主要反映周王朝王室和王公贵族的农事生活。具体地说，这些诗主要反映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一、王公农业政事；二、王公农业祭祀；三、王田农耕生活。这些诗反映出在农业文明早期，国家把农业作为头等大事的原始文化现象。
（一）王公农业政事。先看《噫嘻》：
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
这是西周初年成王[(11)]在春天躬耕籍田，组织大规模农业生产的场面，它是周初农事国家化的表现。关于天子亲耕籍田，《礼记·月令》有具体记载：“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王命布农事”，《噫嘻》的场面是与此相合的。躬耕籍田，是在祈谷的宗教气氛中进行的，但它的主要作用是以帝王亲耕表现“夫农，天下之本”的意义，同时也是向全国发布春耕命令的一种方式。成王亲耕可以追溯到殷代帝王的“观黍”和“省田”[(12)]以及周初“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的亲农活动，三推耒耜虽只是做做耕田的样子，但它通过天子耕田的神圣仪式把农业纳入到政治管理的范畴，把农业生产提到国家大事的高度，使农业生产政治化和国家化。事实上，天子亲耕是一种政治语言和仪式语言，天子三推之后，天下的春耕也就宣告正式开始了。它的作用就在于以帝王的名义驱动新一年的农业生产。
带有政治意义的王公亲农现象并不是个别的。《臣工》描绘了王公到田间慰问农人、询问耕作情况并与耕者对话的情景，《载芟》中有“侯主侯伯、侯亚侯旅”等大批王公耕田的场面；《大田》、《甫田》中的农业生产与王公也关系密切，甚至“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馌彼南亩”，慰问和鼓励农夫。民以食为天，而农业是衣食之本，因而农业也是国家之本。促进农业生产，成为周初国家政权最重要的政治任务。由于周人以政治的手段和国家的力量激励农业，周代的农业生产才出现组织化和规模化的景象。《噫嘻》中出现了在“终三十里”的广袤田野上几万人举耜耦耕的盛大场面，《载芟》中也有“千耦其耘”的恢宏的农业景观，《大田》、《甫田》等诗展现了田园的富庶与广阔。这种大规模的农耕景象，标志着社会组织的坚强有力，标志着农业技术中的文化含量的空前提高；也标志着生产方式革命性变革后社会新气象。《甫田》写到粮食充分涌流出来的丰收景象：“倬彼甫田，岁取十千”，粮食堆积得象海岛、象高山（如坻如京），装满千仓万箱，《丰年》、《载芟》、《良耜》也写到粮仓“亿万及秭”的富庶场面。这些场面具有时代特征，它们象征着农业新时代的到来。这种“有飶其香”的物质财富，必然转化为“邦家之光”的精神力量，极大地振奋周人的民族精神和国家精神。事实上，在上述诗中，周人的确是把王公的亲农、优良的工具（良耜、覃耜、有略其耜、钱镈、深耕的技术（实函斯活）、亿万粮仓与国家的兴旺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是由于把农业生产管理政治化和国家化，才催生了崭新的农业技术和强大的农业经济，才使周人创造出一个远胜于夏、商的新时代。
（二）王公农业祭祀。应该指出，周代大型的农事活动和有王公参加的农政活动都与祭祀社神和稷神的农业宗教活动分不开。农业祭祀常是王公农政活动的背景，周人每年在做第一件事之前必须祭神，而在大地上春耕动土之前更必须隆重祭祀农业神。正如古希腊希西阿德《田功农时》所云：“当你第一次开始耕作，……应当向地面的宙斯，向纯洁的地密透（地母之神、农神）祈祷，祈求地密透神圣的谷物又结实又大”[(14)]，《噫嘻》中成王亲耕，其实就是天子在春耕前主持祭祀农神的仪式。但是周代的农业祭祀毕竟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而且它在中国农业文学中具有特殊的意义，故有必要专门提出。
《雅》、《颂》中的农事诗与王公农业祭祀关系密切。具体地说，这些农事诗与农业祭祀的关系表现为：1.这些诗为农业祭祀而创作，被广泛地运用于祭祀农业神祇的场合。《毛传》云：“《臣工》，诸侯助祭遣于庙也”；“《噫嘻》春夏祈谷于上帝也”；“《丰年》，秋冬报也”；“《载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报社稷也”；……于此可见一斑。2.这些诗中也有祭祀神灵的描写。《臣工》曰：“明昭上帝，迄用康年”，是王公代表部族向天神祈求丰收的语言；《丰年》曰：“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是把祭品奉献于神灵，以报丰收之恩；《甫田》云：“以我齐明，与我牺羊，以社以方”，是以熟粮和牺羊祭祀社神和四方诸神；《大田》云：“曾孙……来方禋祀，以其骍黑，与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是国王用黑猪黑羊黄牛，再加黄黍高粱，以祭祀四方大神，祈求神灵赐予洪福。王公主持国家级农业祭祀的根本目的是祈求上天保佑农业生产风调雨顺，庄稼丰收，但是它把农业的希望寄托在代表宇宙本体的神灵身上，使农业祭祀上升到远比现实的农耕和农政更重要的形而上学地位。换言之，农祭活动是以宗教的方式去达到农业增产的目的，宗教的神灵语言高于实际的农业生产活动，它客观上也成为王公农政活动的精神支柱。同时，农业祭祀又是一种行为语言，它以仪式的形式支配王公农政活动，渗透于农政过程，成为周代农业行政行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农业祭祀活动在周代占有重要地位，它通过仪式的中介影响到实际的农业生产实践，又通过神灵意识升华为精神文化，构成系统的农业宗教。上述诗中的祭神描写反映出深广的农业宗教背景。3.有的诗中还记载了生动的祭祀场景，成为汉民族珍贵的祭神风俗史料。周代农事诗中保存农业祭神场面资料最多的是《信南山》和《楚茨》，它们所描绘的祭神场面主要有：（1）原始的血祭场面。如《信南山》第五章：“祭以清酒，从以骍牡。享于祖考，执其鸾刀，以启其毛，取其血
”。这次祭神杀了一条红黄色的公牛，这种颜色是一种严格的宗教颜色的选择，杀之先要以清酒相祭，须依照严格的宗教程序办；杀之后要趁其热血热肉时“取其血”，在牛体温犹存、灵气未散时祭神。以新鲜热血热肉祭神的血祭是最原始的血祭之一，它与一些少数民族的原始“生祭”——“吃生肉，嘎嘎响；喝生血，满嘴红”，“砍肉敬你，鲜血还滴答啊；生肝生下杂，生嘴筒子生蹄花”[(15)]——何其相似。（2）祭神活动中的性放纵遗风。《楚茨》第五章描写道：祭神仪式结束，扮神的“皇尸”被送走之后，与祭的人群立即放纵起来，“诸宰君妇，废彻不迟；诸父兄弟，备言燕私”。郭沫若解释道：这是“男男女女快乐的时候。特别是那些女的尤其着急，她们等也等不及的一种神气，赶快把那些祭礼的陈设撤了，便和那些‘诸父兄弟’们‘备言燕私’起来”。“还有一件事情不好明白地说出来，只好说，‘真是可爱，真是合时，什么都好尽了头”[(16)]。应该说，这里男女在节日聚会中“燕私”的风俗与《诗经·七月》中女子“殆及公子同归”的原始性关系有联系，它与原始民族在祭神仪式之后狂饮滥醉和节日性放纵——如苗族的“放野”是相同的。在原始民族的节日大典后，性忌禁休假，原始性关系暂时复活。这些华夏民族中的原始风情，曾与夷狄相近，这是历代圣人们所讳言的，但它在周初还真实地存在着。（3）原始氏族遗风和共产遗风。上述诗中的“公田”和数以亿万计的粮仓，曾被认为是奴隶主的剥削，其实这是误解。这些公田是氏族的公共财产，公田的收入主要用于氏族公共活动，是原始氏族遗风和共产遗风的表现。氏族社会的根本精神是《礼记·礼运》的“天下为公”，它集中地表现为经济上的财产公有、社会结构上的家族血缘制和权利结构上的政权、神权、族权的一体化。“公田”又称“曾孙之田”，它表明这一时期的“公”并非纯粹的政治组织，而是政治组织与家庭组织的合一，它是财产上的氏族公有和组织上的氏族酋长制的反映；同时，“曾孙”在血缘上是先王之孙，在宗教祭坛上是扮演先王的“皇尸”，因此，“曾孙”的文化含义在于它还兼有宗教含义：周代的国王是世俗政权中的天子，又是氏族家庭的长孙（族长），还是宗教神坛上的神灵化身，“曾孙”是集政权、族权、神权为一身的人物。由于“公田”被称作“曾孙之田”，公田的庄稼便被称作“曾孙之稼”，其产品便为公有财产。《甫田》云：“曾孙之稼，如茨如梁；曾孙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便是公田丰收时万众欢腾的景象。装公田粮食的粮仓又叫“神仓”，《礼记·月令》云：“季秋之月，……乃命冢宰，农事备收，……藏帝藉之收于神仓”。公田的粮食用于祭神大典。“天子籍田千亩，以供上帝之粢盛”[(17)]，可视为对“神仓”的解释。公田的粮食还用于祭神大典中的公众吃喝，《信南山》云：“曾孙之稼，以为酒食”。畀我尸宾，寿考万年”，《楚茨》云：“既醉既饱，大小稽首。神嗜饮食，寿考万年”，用神仓之粮供给氏族大会消费，人们在充满氏族遗风的节日里大吃大喝，狂欢滥醉。此外，公田的粮食还用于维持公田的再生产。《大田》、《甫田》还写国王带领王妃到公田以酒食犒赏农人的情景：“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致）喜（饎），攘其左右，尝其旨否”，这都需要动用神仓的公产，没有大量的公产，是无法使数万人在公田中耕作的。公田的收获也很特别，田中故意丢下一些谷穗，让无依无靠的老人来拾取——“伊寡妇之利”，带有福利性质。公田、共产，使西周王朝的经济带有原始氏族公社的共产遗风特征，而这正是其原始政治、原始宗教存在的物质基础，也是周代公田耕作活动中总是喜气洋洋，充满节日气氛的原因。上述血祭、性放纵和公餐共产是周代农业祭祀中几个典型的原始人文景象，它们勾勒出周代农耕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文化空间。
（三）王田的农业耕作。王田的农业生产也与政治、宗教分不开，孔颖达云：“《经》陈播种耕田之事，是重谷为之祈祷。戒民使勤农业，故作者因其祷祭而述其农事”[(18)]，它与大众的纯粹农耕是不同的。《雅》、《颂》中的农事诗毕竟以农业劳动为基础，反映了周王室公田上的农业生产状况，代表着周代的农业水平。王田生产的盛大规模和丰收景象已见前述，此不赘论。本文也没有篇幅来细致地介绍各种生产过程和生产状况，只能概括地把王田农业生产的总体面貌勾勒如下：1.众多的农作物品种，如耐湿耐暑的
、耐旱耐寒的黍、易生丰产的荏菽、黑黍的秬、一稃二米的秠、赤粱粟的穈、白粱粟的芑、麻麦、束牟、瓜瓞、芦、瓜，等等。2.多样的农业生产工具，如镈、钱、铚、耒耜等。3.农业耕作技术，如芟（锄草根）、柞（除树根）、耦（二人共耕）、函（深耕）、薅（锄草）、赵（铲草）等等。4.对害虫害草的认识和防治，害虫有：食禾心的螟、食禾叶的螣、食根的
、食节的贼；害谷的杂草有：似苗的莠、似粱的稂、速生争肥的荼蓼等。5.粮食加工技术，如舂、揄、簸、揉、释、蒸、烹、燔、烈、灸、剥、菹等。这些记载反映出周代农业生产的科技水平，表现出周人向大自然获取生活资料的深度和广度，也反映出自弃开创农业以来，周人农业知识的积累程度和周代农业社会的成熟程度。这些虽只是王田的农耕生产状况，但它代表了当时农耕的最高水平。可以说，王田的农业生产是当时全国农耕的样板，中央王室不仅通过农官制度和催耕制度促进着京郊乃至全国的农耕活动，而且，王田的良种、工具和操作技术对农村也有文化辐射作用。
注释：
① ③ ⑨ (18)《十三经注疏》上，第801、476、528、591页。
② (16)《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第111、115页。
④[明]李开先：《市井艳词序》。
⑤《尚书·舜典》。
⑥《山海经·海内经》。
⑦《山海经·西山次经》郭璞注。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上，第145页。
⑨《诗经》中《思文》、《閟宫》也歌颂后稷，但内容未超出《生民》。
⑩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第103—119页，405—433页。
(11)此用朱熹说，见《诗集传》卷十九。
(12)《殷虚书契前编》五，二六。
(13)《尚书·无逸》。
(14)《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第257页。
(15)《梯玛歌》第93、105页。
(17)《吕氏春秋·孟春纪》高诱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