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流价值观构建的逆向性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观论文,特征论文,主流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76(2012)06－004(11)
社会主流价值文化的基础概念是价值观，价值观是指人们对周围客观事物的意义、重要性的总评价和总看法，因而，价值观通过影响人的行为的心理基础而发挥作用。在现实中，人们观察到的简单事实是，人既是个体存在也是群体存在或社会存在，个体与个体之间有差异，群体与群体之间也有差异，差异即矛盾，即冲突。人的价值观发生路径是：最初发生于人的自然禀性，然后由社会规范导向发展。当一定社会的经济机制与人的自然禀性大体相适应时，社会价值观的构建出现顺向性特征；如果在不改变这种“大体相适应”的状态下，去建设一种改造人的自然禀性的社会价值观，则可称为社会主流价值文化构建的逆向性特征。本文的观点是：逆向性特征才是真正符合文明要求的构建，社会必须知难而行。
一、另一种声音：顺向构建社会主流价值文化的主张
当下中国社会，处于矛盾多发期，主要表现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的精神世界这三个方面——最后一个方面即社会价值观的矛盾。2010年3月上期《人民论坛》列出了“未来10年十大挑战”的问卷调查结果，其中有两条即价值观矛盾：诚信危机、道德失范；主流价值观边缘化危机。中国共产党在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中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新概念，表明党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矛盾的存在，决心解决。欲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客观地研究这一矛盾的各个方面，弄清楚其性质与规律。
欲客观地研究价值观矛盾的各个方面，首先要认识社会价值观的存在状态及其走向。笔者观察到，与历史上的某些时期相仿，四处响彻的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之声音，相当多数的一些人认为，当下中国的价值观处在危机之中：传统的、好的价值观崩溃了，而那种不好的甚至邪恶的价值观正在滋长与蔓延。举其要端如下：
海外学者郑永年认为，1992年以后，“在‘不争论’的背后，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很快在中国崛起，那就是经济主义，就是以不惜一切手段对财富的追求。新意识形态促使各级政府官员把思想统一到发展经济上来，把社会各界的注意力从政治领域引领到经济领域。以经济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动机和动力——经济主义很快促使中国社会从一个基于传统非物质因素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社会，转型到一个物质利益至上的社会，国家管治方式的主体也从意识形态转型为物质利益手段”。“今天的中国社会不再存在一个精神领域的意识形态，所有的一切都被货币化，物质利益成为唯一的社会乃至政治准则。没有了超越于物质利益之上的意识形态，社会整体道德急剧衰落。加上法制的不健全，各个社会政治角色之间(如社会成员之间和社会成员和政府之间)的信任度几乎不复存在。政府官员之间、各级政府之间也有类似的情况。”①
国内学者刘军宁则认为，“从现在到未来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人将继续生活在道德与信仰的废墟中，整个社会也因此陷入一种信仰崩溃和道德失范的混乱状态。而目前的信仰与道德危机是数千年的旧正统与60年的新正统作为价值系统的坍塌所引发的精神危机。尽管这两种价值系统在现实中常常互相支撑，但是丝毫也未能扭转各自主体已经瓦解与坍塌的现状。分别历时数千年与60年的精神主体结构为什么会瓦解与坍塌？我以为，这是因为这两种价值都不能提供信仰与道德规范的终极源泉”。②
2012年4月16日，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主任阎学通给中央和国家机关司局级干部讲课，他自问自答提出一个观点：“我们有一个强大的核心价值观，就是‘拜金主义’。”在他看来，拜金主义思想已经遍布全中国，但在世界上是没有吸引力的，“外交政策不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③
近来有学者在研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十大执政风险”时，认为其中之一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受到严重冲击；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准则和生活方式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最关键的是一些党员群众理想信念的动摇，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日益泛滥，无信仰或信仰宗教的人在增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被淡化。”④
以当下社会思潮的左右走向而论，提出上述看法的人们可能存在着左右分野，并非立场一致。但是，他们的共识是：追求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价值观是顺着市场经济机制而发生并滋长的，这种顺向趋势不可提倡与支持——否则只能加剧社会精神危机。
但是，也存在另一种支持顺向趋势的声音，这种声音试图改变多数人对拜金主义为中心的价值观的批判态度，希望社会顺向构建物质利益至上的价值观。
有学者提出，就目前我们在价值观方面的思想和理论准备而言，情况是不容乐观的。主要问题在于，我们对价值观念体系的建设还不充分，对于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应有的东西，思考还不清晰，论证还不透彻。“例如，‘以共同富裕为荣，以共同贫穷为耻’，这是由邓小平提出和阐述，在改革开放中起过巨大推动作用的一个重要观念。但在一些‘主流’的话语中，它却并未得到应有的充分理解和科学解释。相反，人们在谈到道德观、是非观等一系列重要价值观的时候，却仍然热衷于向传统，甚至古代和西方寻找话语资源。——如果我们的主流价值观在现实问题面前失效或‘失语’，那么就意味着，‘主流价值’体系本身在弱化和自我‘边缘化’。若是如此，那么它在社会上被边缘化也将难以避免。”⑤
为什么在邓小平理论已经成为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已经提出的背景下，会有人认为邓小平的价值观在一些“主流”的话语中，“并未得到应有的充分理解和科学解释”呢？问题在于如何理解“以共同富裕为荣，以共同贫穷为耻”的实质性内容。
如果如字面所言，我们看不到什么地方“未得到应有的充分理解和科学解释”。如果按照有些人的说法，即“邓小平以不自觉的方式改变了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奉行的价值观，这种变化的意义将随着历史的延续而愈加显现。对物质生活质量(包括金钱、物质和享乐)的追求第一次成为一个民族占统治地位的价值取向，而精神境界的达致则不再成为与物质文明分离的追求，这两点正是邓小平发动的改革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所造成的最为翻天覆地的变化”。⑥所谓“并未得到应有的充分理解和科学解释”，便可以理解了，因为，把对物质生活质量(包括金钱、物质和享乐)的追求当成“民族占统治地位的价值取向”，未必能够得到主流话语的认可。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中的新论断是“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这能解读为物质享乐的追求可以占统治地位吗？
还有更直露的表述。有学者称，自己没有做过社会学的调查统计，但有几次讲演曾问过不同类型的听众：什么是今天社会上人们追求的主要东西？而回答是相当一致的：“钱”、“财富”或者“物质利益”。“虽然我们说追逐财富古已有之，但像今天社会这样的‘功利滔滔’大概还是前所未有。——那么，既然早就有这种为社会上相当多的人们认可或奉行的价值观。它在中国传统社会为什么没有取得支配地位？在中国历史上居支配地位的价值观为什么反而是儒家，也包括了道、释思想的比较‘淡利轻富’的价值观？”“今天我们既然已经有了这样一种居多数或主流的逐利或追求富强的价值观，为什么还不断听到一些要求建立社会‘核心价值观’或‘主导价值’的呼吁？”⑦
这一说法的意图非常明白，既然当今社会的实际主流价值观是拜金主义，那就顺向而构建好了，何必多此一举地呼吁构建社会主义主流价值文化呢？不过，从目前的舆论来看，支持这一说法的人不会很多。
二、社会主流价值文化逆向构建的普遍事实
尽管笔者不同意前面所引的学者的观点，但他的困惑还是提示了一个现象的存在：早就有为社会上相当多的人们认可或奉行的逐利价值观，但它在中国传统社会没有取得支配地位，居支配地位的价值观是儒家、也包括了道、释思想的比较“淡利轻富”的价值观。这就必须用本文的观点来回答了：逆向性特征才是真正符合社会文明要求的构建，希望健康发展的社会必须知难而行。
前面说过，作为个体的人，其价值观一般都会首先从人的自然禀性出发，如果社会的经济机制基本上与之相适应的话，那就会出现社会价值观构建的顺向性特征。什么是人的自然禀性呢？按古人所说，“食色，性也”，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物质利益、物欲主义的驱动机制。经济机制即人的生产运行方式，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经济机制是个人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去运行的；而在公有制的基础上，经济机制是按照社会的计划去运行的。前者即市场经济，后者即计划经济，显然，市场经济机制更与人的自然禀性相适应，这时候自然产生的价值观过程是顺向构建过程。
如何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观不是逐利价值观，而是“淡利轻富”的价值观呢？似乎，市场经济在中国是发生较晚的事。其实，此处的市场经济是指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而实际上，市场经济的简单形式也就是商品经济，与西欧封建社会相比，中国封建社会显示了商品经济发展较早、较为活跃的特点。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已经较为发达，各地土特产品互相交流频繁；许多城市成为繁华的商业中心，如齐国临淄、赵国邯郸、楚国郢等；当时还出了许多有名的大商人，如春秋后期的范蠡，辞官以后到了当时的商业中心陶(即今山东的定陶县)定居，人们称他陶朱公。他在这里经营商业，表现了非凡的经商才能。陶朱公能够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判断价格的涨落，提出“积贮之理”：在物价便宜时大量收进，“贱取如珠玉”；涨价之后尽量卖出，“贵出如粪土”。
当然，中国古代商品经济是为了补充封建自然经济的不足和满足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是一种简单形态的商品经济。即使如此，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意味着，如果没有别的力量的介入，中国传统社会构建的价值观是逐利价值观，是顺向构建的。但是，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相反的现象——逆向构建的现象。
梁漱溟认为，中国自先秦之后，“‘理’‘欲’之争，‘义’‘利’之辨，延二千余年未已，为中国思想史之所特有，无非反复辨析其间之问题，而坚持其态度”。⑧这里，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人的自然禀性——价值观之发生基础。
儒家始祖孔子本人对人性善恶问题并无明确的说法，他的中心概念是“仁”——“仁者爱人”，“仁”的基本精神就是教人根据周礼所规定的秩序调整人际关系，互相善待，反对越轨行为，因而提倡“克己复礼为仁”⑨，“克己”就是约束自己，“复礼”是把不合礼的言行纳入礼的规范。显然，孔子就是主张对人的自然禀性加以制约的，不能让其趋利而行。
荀子从“明于天人之分”的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把自然(天)看作是客观存在的基础，承认自然(天)不加以改造便不能为人所利用，这一观点引申到人性问题上，同样成了逆向构建的主张：“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是圣王之治而礼义之化也。”⑩
荀子还说：“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11)这里，他认为只有逆向构建——将“文理隆盛”加之于自然人性之上，才可达到人之美善。
性善论的明确提出者是孟子，当告子认为人性如水，方向不定，无所谓善恶时，孟子则认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12)因此，人的仁、义、礼、智“根于心”，毋须外在加之。但是，孟子是在人与动物的比较中界定“性”与“人性”的，他所说的“人性”并非自然禀性。倘以自然秉性而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13)，他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14)一味满足人的自然属性(即“性”)而不进行道德教化，人就会变得同禽兽相差无几，在孟子那里，作为人的生理欲求的“性”成为不仁不义的罪恶之源。
因此，孟子指称“人性”时，会加上“君子”一类限定语，避免与人的生理欲求的“性”相混淆，如“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15)。
当然，孟子的说法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事实上存在的人的恶劣性现象。如何解释善之天性而产生了恶的结果呢？孟子归之于自我修养，不修养则如树木遭到砍伐，不能正常生长。这就是说，社会价值观还是不能顺人的自然禀性而构建，还是要逆向进行修养的工作。
有意思的是，就是对儒家的仁义观不以为然的道家，也会在实际上否定人的自然禀性，而高涨逆向的道义诉求，老子就说：“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道则不然，损不足，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其唯有道者。”(16)这里的“人道”，指的是那些“有余者”的物质利益欲望，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之道，就是针对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道”而提出的，这同样是对人的自然禀性的批判。
自春秋战国以来，经孔孟而至汉儒，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观构建是逆人的自然禀性而行的，形成以“仁义”为主要书写形式的道义诉求，成为传统道德的最高准则。宋代以后，由于理学家的阐发、推崇，“仁义”更是成为传统道德的别名，并称为“仁义道德”，与“礼、智、信”合称为“五常”。从孔子到宋明理学，严格义利之辨，倡导贵义贱利。“义”作为一种价值原则，甚至被提升到终极存在的高度，称之为“天理”；而“利”则由于“人欲”之恶的性质失去其存在的理由，否定了“利”存在之必要性。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社会已经实行了简单的商品经济机制，个体人的价值观的确是以逐利为取向，但是，掌握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却能够超越世俗社会，洞察社会运行机理，知悉人性的内在矛盾，以天下为己任(17)，进行了克制人的自然禀性的价值观构建，用“圣人”、“君子”这样的概念来表述伟大的理想人格，使之凝固化、神圣化。岁月推移，政权更迭，但圣人君子人格却始终如一，既帮助了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形成，也改造着人性本身。
那么，在更为典型的市场经济机制掌控的西方社会，那里是否只存在着迎合人的自然禀性的价值观构建呢？
马克斯·韦伯在描述早期资本主义的文化形象时，破除了以贪欲定义资本主义的观念，他说：“获利的欲望，对营利、金钱(并且是最大可能数额的金钱)的追求，这本身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这样的欲望存在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的人身上，侍者、车夫、艺术家、妓女、贪官、士兵、贵族、十字军战士、赌徒、乞丐均不例外。可以说，尘世中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所有的人，不管其实现这种欲望的客观可能性如何，全都具有这种欲望。在学习文化史的入门课中就应当告诉人们，对资本主义的这种素朴看法必须扔得一干二净。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18)
韦伯提醒人们，获利的欲望从来就有，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社会价值观构建并非是简单地顺向而行，而是同样走了逆向构建之路，甚至还在实际上沿袭了中世纪的某些做法。
美国当代学者阿尔伯特·甘霖指出：“基督教的世界观视人为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存有。人的灵魂或心灵被认为是与永活真神有关的形象之所在。所以，可以联合并解说人完整存有的，就是他们与上帝的关系，一种自我降服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在对上帝的爱中表达出来，而对上帝的爱又是表现在对同胞的爱心服侍及管理受造之物……我们解释人类绝不能仅凭某些经验的层面，而要从他们生活里每个活动与范围中，找出一个对上帝全心侍奉的整合之模式，如此才能解释得透彻。”(19)
基督教的这种主张，实质上就是让上帝的存在去控制人的获利的欲望，不让逐利的价值观在人群中蔓延。对宗教颇有研究的诗人海涅看到了这一点，说：“因为基督教无法消灭物质，所以它曾到处侮蔑物质，贬低那些最崇高的享乐。以致感官不得不行伪善，并从而产生谎言和罪恶。我们必须使我们的妇女穿上新衣和获得新思想；像经过了鼠疫之后一样，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一切感情进行一次彻底的熏蒸消毒。”而“我们的一切新制度的第—个目的就是要为物质恢复名誉，使物质重获尊严，在道德上被承认，在宗教上被视为神圣，并和精神和好如初”。(20)
所谓“为物质恢复名誉”意味着价值观的变迁——由逆向变为顺向，背景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兴起。但是，我们不要完全被个人的世俗生活所迷惑，从社会来说，逆向构建依然伴随市场经济而行。这里有一个历史事实需要认识清楚：宗教改革一方面给了基督教的统治致命一击，但却以改革的形式保留了对社会价值观的逆向构建方式。
以美国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机制而论，马克斯·韦伯于1904年去美国参观万国博览会，此前他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的想法，在美国处处得到了印证：美国新教教派的生活态度和宗教上的纯洁理想十分接近。
在美国，韦伯观察了依照严格浸礼派教义进行的洗礼仪式，也看到俱乐部和社团快速的增加，韦伯的远亲在维吉尼亚州的山野地带开辟了一片农地，韦伯从他们的生活中获得了不少研究的实际材料。例如他的远房表弟所属的社团是由五个会员提议，投票通过即可入会；有恶行则被开除。韦伯为之作了报道：“它是疾病、死亡与保护寡妇的基金；会员有义务互相帮忙，借款给非已力造成经济困难的人。如果没有理由而加以拒绝，即以开除为惩罚——这是以前美国各教派最重要的工作……几乎所有的农场场主和非常多中下层的商人，都在纽扣洞上佩上他们的‘徽章’，这不是为了虚荣，而是特定的一群人对他的性格与行状进行必要的调查。其功能与一百五十年前新教派(浸礼派、教友派、美以美派)会员拿给别地方同一教派‘兄弟’看的‘推荐信’一样。”这种“信用”有着宗教性的，担保作用，以致只要是属于某个教派的人，通常人们便相信他拥有诚实、可靠、专心等等职业上的美德，值得信任。于是乎，宗教带给资本主义的经济经营一个很特殊的“道德”向度。(21)
韦伯注意到，“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按西方的标准来看一直是落后的，但在靠赚钱以谋取私利方面使绝对不讲道德的作法普遍盛行，却恰恰是那些国家一直具有的一个突出的典型特征。正如所有的雇主都知道的那样，这些国家(可用意大利与德国作比较)的劳动者缺乏自觉性(coscienziosita)，这一点以前是、现在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资本主义无法利用那些信奉无纪律的自由自在的信条的人的劳动，正如它不能利用那些在与他人往来中给人以完全不讲道德的印象的人一样，后一点我们看了富兰克林的作品就会明白。因此，资本主义精神和前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区别，并不在赚钱欲望的发展程度上”。(22)
这样，资本主义的发展尽管其潜在动机是人的“获利的欲望”，对奢侈物质生活的追求，但客观上又非常需要勤奋、克己自律、节欲、讲信誉这些品质，在各种条件的综合下，宗教改革提供了资本主义所需要的精神资源，而其社会价值观的构建显然是逆向性的，既逆人的自然禀性，也逆市场化的利润追求。
按照新教的教义，上帝要求基督徒尽可能地取得世俗的社会成就，尘世中基督徒的社会活动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而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这样，新教为商人阶层获得更多的利益也提供了合理的、道义的依据。韦伯指出：“在清教徒的心目中，一切生活现象皆是由上帝设定的，而如果他赐予某个选民获利的机缘，那么他必定抱有某种目的，所以虔信的基督徒理应服从上帝的召唤，要尽可能地利用这天赐良机。要是上帝为你指明了一条路，沿循它你可以合法地谋取更多的利益(而不会损害你自己的灵魂或者他人)，而你却拒绝它并选择不那么容易获利的途径，那么你会背离从事职业的目的之一，也就是拒绝成为上帝的仆人，拒绝接受他的馈赠并遵照他的训令为他而使用它们。他的圣训是：你须为上帝而辛劳致富，但不可为肉体、罪孽而如此。”(23)
由于新教伦理摆脱了传统教义的清规戒律，在上帝的名义下鼓励人们获利，因此，商业上的成功人士不仅不要承受“自私”、“贪婪”的恶名，而且还得到了上帝的肯定。这就为人们的谋利行为找到了道义理由，摆脱了传统宗教对于人们谋利动机的束缚，为资本主义的竞争与获取最大利益提供了道德上的解释。但是，既然是为上帝的召唤而工作，对上帝的信仰必然要求人的品质是符合宗教的基本要求的：致富要有道，要通过勤奋工作去获取，要讲诚信，要节制欲望等等。
当下的资本主义如何呢？2005年，美国约翰·格拉夫等人写了一本书《流行性物欲症》，全书以“物欲症”为中心立论，《牛津英文字典》解释“物欲症”如下——物欲症(affluenza)：名词。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社会病，由于人们不断渴望占有更多物质，从而导致心理负担过大、个人债务沉重，并引发强烈的焦虑感。它还会对社会资源造成极大浪费。
作者说：“这是一种在整个社会蔓延的恶性病毒，它威胁着我们的钱包、友谊、家人、社区和环境。我们称之为‘物欲症’。在全世界每一块大陆上都不难找到这种病毒的身影。”书中引用了这样一段话：“人们说，我们花了很多钱，买了很多自己根本不需要的东西。我们的孩子变得越来越物质主义。我们这样挥霍无度，会损害下一代和自己的未来。不分宗教信仰、年龄、种族、收入和教育水平的差别，人们不约而同地得出了这个结论。在美国，人们普遍认为：我们现在正变得越来越物质主义，越来越贪婪，越来越热衷于自己的想法，越来越自私。我们应当重新恢复一直指导这个国家前进的不朽价值观：有关信仰、家人、责任感、慷慨和友谊的价值观。”(24)
这一段话的意思很简单：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机制之下，个体的价值观是顺向滋长的，但社会却试图去逆向构建。2008年爆发美国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欧洲债务危机以后，整个西方社会越来越在向这个方向努力，强化了社会主流价值文化逆向构建的普遍事实。
三、逆向构建所体现的文明发展规律
现在我们需要回答的是，无论古今中外，既然早就有了逐利的价值观，为什么却没有取得社会支配地位？甚至，连资本主义也在试图控制这种拜金主义的价值观，致使人们不断听到要求建立社会“核心价值观”或“主导价值”的呼吁。
逆向构建社会价值观的理由主要有两条：其一是促进人性的进化，制止正在出现的退化过程；其二是维护社会的稳定，或者说社会的健康发展、可持续发展。
关于第一个方面：人性的进化问题。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个体享乐主义成为新的宗教，时代的变化令人感叹不已，维尔纳·桑巴特引用17世纪一位公爵的话说，现今“人的观念发生了改变……每件事情都依据它所带来的金钱作出评价……当我们看到贵族在这一点上与普通老百姓一般见识，而且无所顾忌地将最高贵的血统与那些除了买卖、店铺、柜台和欺诈外一无所知的肮脏的小商人进行让人汗颜的混合时，还会有什么好结果呢？……所有的秩序被破坏实在令人惋惜……”(25)
对此，桑巴特深感担忧，他说：“‘肉体的解放’以羞怯的尝试开始，紧接着是一个强烈的自然肉欲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一种自由纯真的爱情生活达到了全面高潮；然后就是走向某种高雅，接着是放荡堕落，最后就是变异倒转。这种必然的循环似乎包含着人类命运中最深层的悲剧；所有的文化，由于是自然的分离物，其自身就带有瓦解、毁坏乃至灭亡的病菌。”(26)所谓“自然的分离物”，所谓“带有瓦解、毁坏乃至灭亡的病菌”，就是指人性的毁灭性遭遇。
为此，海涅也对迎合人的自然禀性的价值观所包含的反文明因素表示了忧虑，他从罗马帝国的崩溃看出，“我们绝不抹煞基督天主教的世界观对欧洲的益处。唯物主义(即物欲主义——引注)在罗马帝国发展到惊人可怕的地步，大有摧毁人类精神的一切辉煌成果之势，基督天主教的世界观作为克制这种唯物主义的一剂灵药，是必不可少的。——在这罗马人的世界里，肉身已变得如此肆无忌惮，看来需要基督教的纪律，来使它就范。吃了一顿特利马尔奇翁的盛宴之后，是需要一次基督教似的饥饿疗法的”。(27)
同是德国文化背景，康德亦不相信个体的动机，他使用“大自然”这个宗教式概念来克服人的自然禀性，他说：“大自然的历史是由善而开始的；因为它是上帝的创作；自由的历史则是由恶而开始的，因为它是人的创作。对个人来说，由于他运用自己的自由仅仅是着眼于自己本身，这样的一场变化就是损失；对大自然来说，由于它对人类的目的是针对着全物种，这样的一场变化就是收获。”(28)
由于康德的主张是超越人的本能的，卡尔·雅斯贝尔斯予以如此阐释：
“对于超越本能来说，这开端即使尚微小，也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较随之而来的文化之拓展的无尽序列更为重要。但是，迈出这第一步后，人仿佛如临深渊。他面前展现的，不是由本能而来的唯一的对象，而是一种无限性。‘出于这种一度来之不易的自由状况，人不可能回过头去重新受制于本能的控制。’”
“借助于所有这些步骤，人摆脱了动物的状态，而这状态本是人不劳而获的天堂。人进入了广阔的世界。艰辛或许会诱使人对天堂抱有希望——即安宁而无所事事地、始终满足地虚度年华。‘但是，那毫不停歇、不可抗拒地要发挥人身上的各种能力的理性横躺在人与这片假想的欢乐之所之间，不允许人退回到蒙昧与单纯状态中去。’迈出天堂，也就是以受本能支配的动物式蒙昧状态过渡到受理性支配的状态中去，从受自然支配的状态过渡到自由的状态中去。”(29)
康德当然意识到这是一个冲突、对抗的过程，他用了另一个悖论概念“人类的非社会的社会性”——一即在克服自然禀性的过程中提升人性本身，他说：
“人具有一种要使自己社会化的倾向；因为他要在这样的一种状态里才会感到自己不止于是人而已(‘人’此处指自然人。——译注)，也就是说才感到他的自然禀赋得到了发展。然而他也具有一种强大的、要求自己单独化(孤立化)的倾向：因为他同时也发现自己有着非社会的本性，想要一味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摆布一切，并且因此之故就会处处都遇到阻力，正如他凭他自己本身就可以了解的那样，在他那方面他自己也是倾向于成为对别人的阻力的。可是，正是这种阻力才唤起了人类的全部能力；推动着他去克服自己的懒惰倾向，并且由于虚荣心、权力欲或贪婪心的驱使而要在他的同胞们——他既不能很好地容忍他们，可又不能脱离他们——中间为自己争得一席地位。于是就出现了由野蛮进入文化的真正的第一步，而文化本来就是人类的社会价值之所在；于是人类全部的才智就逐渐地发展起来了，趣味就形成了，并且由于继续不断的启蒙就开始奠定了一种思想方式，这种思想方式可以把粗糙的辨别道德的自然禀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转化为确切的实践原则，从而把那种病态地被迫组成了社会的一致性终于转化为一个道德的整体。”(30)
无疑，康德讲的就是逆向构建社会价值观带来的结果，在克服人的自然禀性时，人类全部的才智就逐渐地发展起来了。
关于人的自然禀性和社会性之关系，恩格斯有两个重要说法，其一，“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31)其二，“随着手的发展、随着劳动而开始的人对自然的统治，随着每一新的进步又扩大了人的眼界。他们在自然对象中不断地发现新的、以往所不知道的属性。另一方面，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支持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32)
恩格斯的论断表明，一方面，人不可能没有物质欲望，包括那种以“兽性”的方式去获得的欲望；另一方面，进化使人知道了互相结合、互相支持和共同协作的好处，这就是社会道义诉求的基础。当社会成员不顾互相结合、互相支持和共同协作的好处，而一心只谋取自己的个体利益，不惜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这就意味着兽性超过了人性，反之亦然。问题是，这两方面必须通过协调才能形成良性关系，前者是自发的，后者是强制或半强制的——因而是逆向的。强制指社会的政治法律存在，半强制指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存在，在长期的文明过程中，终而产生出社会道义的自觉性，形成“纯粹的人、高尚的人”。
关于第二个方面：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从总体上说，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观是逆向构建的，道义优先的诉求成为文化传统的主旋律，得到朝野共识，汉末思想家荀悦就说：“问通于道者其守约，有一言而可常行者，恕也。有一行而可常履者，正也。恕者，仁之术也。正者，义之要也。至哉，此谓道根，万化存焉尔。是谓不思而得，不为而成。执之胸心之间，而功覆天下也。”(33)在他看来，只要坚守了道义，便有了道根，便能万化存焉、功覆天下，即国家与社会得以可持续发展。
自然，我们今天讨论问题的前提既不是中国传统社会，也不是苏联与改革前的中国社会(那种模式中的社会价值观构建，从克服人的自然禀性来说是逆向的，但从计划经济的机制来说是顺向的)，而是市场经济的社会。
从提高社会生产率的角度来说，市场经济无疑是非常正确的选择，想想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奇迹之描述，以及中国经济近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便不会产生舍弃市场经济的幼稚想法。
但是，本文上一节已经指出，在市场经济过程中，我们面临的文化矛盾是：凭借对人的自然禀性的承认与激发，市场经济才产生经济奇迹；但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对人的自然禀性的承认与激发，不能进入社会价值观构建的领域，相反，社会价值观的构建总是试图去克服人的自然性，形成了社会价值观构建的两大逆向特征，既逆向于人的自然性，又逆向于市场经济机制。
为什么在经济活动中激发人的自然性，但在价值观构建中又要予以控制呢？那就是因为人的自然性本来就处于与社会性的对抗中。因而，身处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相当一些西方人士都支持社会价值观的逆向构建，应该比较共同的看法是，市场经济只有益于效率，而不利于道德。而一个缺乏道德的社会是怎么也不能可持续发展的。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1998年讨论全球化问题时说，经理人员所追求的主要是一些自私的、利己的目标。在一切都正常的情况下，他们的活动的确也会给整个国家带来利益。然而，他们的活动也有可能同整个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原因在于，“市场，无论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是一种合理的机制，应当予以肯定。然而，市场不是主管道德的机构，它不会致力于社会公正、克服失业，或者确立金融理性或财政理性。——市场本身并不树立个人的规矩或集体的规矩，正因如此，必须要求所有市场参与者遵守规矩和道德”。(34)
美国学者彼得L.伯克是高度肯定资本主义制度的，他专门写了一本书来全面为资本主义唱赞歌，但他也不得不说：“资本主义需要均衡个人自主与社会约束之间的关系，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家庭和宗教。”“至少在西方国家，这种要求是相辅相成的。对资产阶级家庭及其精神支柱宗教观念的威胁也是对资本主义的威胁，因为它破坏了产生富有创业精神的人的社会环境。”“个性解放和‘异化’是一枚资本主义银币的两面。西方资本主义提倡的个性解放要想维持下去就不能离开社会结构，不管它是无政府主义的个性解放还是身处一个权利受到越来越多限制的制度中的个性解放。资本主义必须有这种均衡。各行其是，唯我独尊的无政府状态有害于资本主义，因为它使资本主义失去发挥效力所必需的信任感和价值观。”(35)
美国金融大王索罗斯也承认：“仅靠市场自身不能应付诸如法律和秩序或维持市场机制本身运转之类的集体需要”，同时，“市场是非道德范畴的：它们允许人们按自己的利益行事，并强制实施规定这些利益如何表现的规则，但对这些利益本身不进行道德判断。”(35)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在他的新著中提供了一个案例：
菲利浦·莫里斯公司(Philip Morris，捷克烟草公司)，为了阻挡政府提高烟草税，成立调查团，给吸烟对于捷克国民预算的影响作了一个得失分析，结论是，吸烟给捷克政府所带来的收入要大于支出，其原因在于：尽管烟民在世期间，会在预算中花费更多的医疗费用，可是他们死得早，因此能够给政府在医疗、养老金以及养老院等方面节省数目可观的费用。根据这一研究，如果将吸烟的“积极效果”——包括烟草税的财政收入以及烟民早死而节省下来的钱——计算在内，那么，国库每年的净收入将达到1.47亿美元。
结果，这份得失分析成为菲利浦·莫里斯公关上的一场灾难。迈克尔·桑德尔在书中写道：“一名评论员写道：‘烟草公司过去常常否认烟草能够杀人，可是现在他们却为此吹嘘。’一个反吸烟组织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广告，它展示了停尸房中一具尸体的脚，脚趾头上贴着一枚标价1227美元的标签，这代表着每一例与吸烟相关的死亡，将给捷克政府节省的开支。面对公众的愤怒和奚落，菲利浦·莫里斯的首席执行官为此公开道歉，他说，这一研究体现了‘一种彻底的、不可接受的、对人类基本价值的漠视’。”
桑德尔追问：“我们需要拷问，我们想要保护哪些非市场的规范不受市场的侵蚀呢？这个问题，需要公众讨论各种不同的、评价各种善的正确方式。市场是组织生产活动的有用工具，然而，除非我们想让市场改写那些支配社会制度的规范，否则我们就需要公开讨论市场的道德限制”。(37)
可以说，这些西方学者的理论都涉及文明社会基本的合法性结构：一方面，个体的人的行为不能摆脱物质利益的驱动；另一方面，社会的存在必须以控制、协调个体的人的利益行为为前提，首先是政治与法律的硬性控制，其次是道德与价值观的软性控制。这一结构本身就存在悖论：当人们的逐利动机完全合法化，压倒了社会控制时，社会就会因丛林化而解体；当社会控制无视人的利益需求，完全压倒人欲时，生产力的增长就会受到遏制，文明就会倒退。所谓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便反映了社会控制在人欲面前的无力与失语。
中国依然处于市场经济的历史进程中，按某些学者的说法，中国的市场经济还很不够，也许的确如此。中国也的确需要建立更完善的法律和制度，确保市场经济本身的正常运行。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无论中国再怎么市场化，中国的社会价值观的构建是不能去顺向进行的，否则中国社会将收获到更多的社会乱象。
桑德尔作为一位非常关注市场化的非道德倾向的学者，也对当下全球(包括美国在内)的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有诸多批评，关于中国的现状，他认为：“现时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在市场的浪潮下，如何保护好非市场的道德观、价值观，也就是伦理道德。在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的背景下，发展和强化道德责任感以及社会凝聚力是很重要的。”(38)这样一个观点只是从一个美国学者那里说出，而如果我们的学者还在迷信顺着人的自然禀性、顺着市场经济机制去构建中国的价值观，这无疑是中国话语的不幸。
收稿日期：2012－9－7
注释：
①郑永年：《社会转型要求中国重建意识形态》，《联合早报》(新加坡)2007年1月24日。
②刘军宁：《精神危机是最根本的危机》，《南风窗》2010年第19期。
③《南方周末》2012年4月26日。
④刘昀献：《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十大执政风险》，《新华文摘》2012年第13期。
⑤李德顺：《当前的价值冲突与主导价值观到位》，《学习时报》2010年3月29日。
⑥陶渝苏、徐圻：《人的解读与重塑》，重庆出版社，2002年，第287页。
⑦何怀宏：《我们社会的价值观真正多元吗？》，《社会科学报》2011年10月13日。
⑧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2000年，第135-136页。
⑨《论语·颜渊》。
⑩《荀子·性恶》。
(11)《荀子·礼论》。
(12)《孟子·告子上》。
(13)《孟子·离娄下》。
(14)《孟子·滕文公上》。
(15)《孟子·尽心下》。
(16)《老子》第七十七章。
(17)这是与忠君混淆在一起的观念，因此，有利于天下稳定、太平的想法和做法，包括逆向构建社会价值观，自然能够得到统治者的肯定。
(18)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8页。
(19)阿尔伯特·甘霖：《基督教与西方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0-31页。
(20)《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海涅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264页。
(21)参阅顾忠华：《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页。
(22)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40页。
(23)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59页。
(24)约翰·格拉夫等：《流行性物欲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前言。
(25)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2页。
(26)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3页。
(27)海涅：《海涅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2－13页。
(28)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68页。
(29)卡尔·雅斯贝尔斯：《大哲学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79页。
(30)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6-7页。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42页。
(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6页。
(33)《申鉴·政体》
(34)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53、145页。
(35)彼得·L.伯克：《资本主义革命》，吴支深等译，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第84页。
(36)G.索罗斯：《论全球化》，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5页。
(37)迈克尔·桑德尔：《公正——该如何做是好？》，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47、313-314页。
(38)《环球时报》2011年5月20日。
标签：人性论文; 社会价值观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市场经济论文; 道德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