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文学面面观——近期有关九十年代文学和文学批评的讨论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近期论文,文学论文,文学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九十年代文学特征的归纳和描述
●何镇邦：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基本上有三种类型：主旋律文学，通俗文学和富有个性的审美文学。这三种文学互相平行，交叉发展
●陈思和：九十年代的文学呈现多元的价值趋向，多种时代主题，构成多层次复合的文化结构
●王干：九十年代文学几乎是八十年代文学的剩余和分裂，主导文化（“新时期文学”）生产过剩势必使九十年代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陷入某种困境
九十年代文学与八十年代相比，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如果说，八十年代是一个在文化上拨乱反正的过渡时代，那么，九十年代才渐渐显现出新的文化活力和特点。潘旭澜认为九十年代文学的基本特点是多元化。但受商业炒作的影响，文学的泡沫增多。何镇邦认为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基本上有三种类型：主旋律文学、通俗文学和富有个性的审美文学。这三种文学互相平行，又交叉发展，作家的创作主权在增大，但在私人化、个人化与社会化，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纪实与虚构，雅与俗等方面，有些作家未能处理好相互之间的关系，由此带来了作品的某些缺点。陈思和从当代文学史发展的角度考察了九十年代文学，认为1995年以前，文学的走向还是清楚的，1995年以后则呈现无主题，无主潮趋向，几种文学走向同时并存，表现出多元的价值趋向，也就是一种“无名”状态。因为“无名”状态拥有多种时代主题，构成多层次复合的文化结构，在这种状态下，作家的叙述立场更加个人化，几乎每一个比较优秀的作家都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精神世界，作家开拓了个人心理空间，更贴近生活本身的个人叙事方式得以实现。他还认为九十年代社会生活的变化给文学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看待文学与生活的基本关系构成了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复杂性。梁永安认为九十年代文学区别于八十年代的重要特点是宏大叙事向日常叙事转变，但文学技巧的快速发展抑制了文学的朴素表达。
刘敏将九十年代文学划分为四个时代：九十年代初期为诗的时代，作家的创作还葆有八十年代的浪漫诗情、理想、幻想和精神，作家创作的意识中主要是集体主义和群体意识；九十年代中期为散文时代，生活越变越碎，越变越小，观点多变，特别是报刊副刊泛滥，使作家创作进入前所未有的焦虑时期。九十年代中后期为小说时代，时代生活像小说一样变得大起大落、跌宕起伏，作家再也坐不下来写作，下海、经商、炒股、生活中偶然事件的增多，作家有一种炫富心态，向媚俗倾斜；九十年代末期中国文学进入传记时代，作家从群体走向个体，追求个人品位的写作。
王干的发言则从九十年代文学和八十年代文学的内在联系的角度对九十年代的文学进行了一番评说。他认为整个九十年代文学几乎是八十年代文学的剩余和分裂，这不仅因为八十年代一些重要的作家进入九十年代的写作，更因为八十年代那些重要作家的作品依然是九十年代的重要文本，王蒙、贾平凹、铁凝、王安忆、莫言、余华、苏童、刘恒、刘震云、张抗抗等人在此期间都完成了他们的重要作品，都拿出令人信服的长篇力作，而这些力作都是他们在八十年AI写作作的一种凝聚或裂变。九十年代新出现的韩东、朱文等新生代作家则是马原、徐星这些八十年代“先锋派”在新的历史情境的滋生和繁衍，像陈染、林白等女性作家实际上扩展扩大了八十年代张辛欣、刘索拉那种极端的情绪。作为九十年代文学代表人物的王朔的“思想”在八十年代亦已形成，并没有什么发展，只不过在九十年代有了传播的空间和更多的受众。这并不是说九十年代的文学全盘继承了八十年代的文化传统，而是因为主导文化（“新时期文学”）生产过剩势必将九十年代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陷入某种困境。
2 九十年代文学的缺失和问题
●徐中玉：九十年代作品缺少大气，显得空泛
●陈福民：九十年代文学的消费主义倾向有愈演愈烈之势，其后果导致文化产品的过剩和文化符码的不断复制、自我循环
●郭宝亮：个人化并不等于隐私化。写作永远都是一种价值重构，平面化、大众化、商业化的写作对于我们的时代是远远不够的
在两个研讨会上，不少与会者还就九十年代文学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徐中玉认为九十年代作品缺少大气，显得空泛；张新颖认为对一个时代文学把握最敏感的是文学青年，但是他作为一个和新时期文学一起走过来的青年，在九十年代的文学阅读中却感受不到一种阅读的冲动，这到底是阅读出了问题还是小说创作出了问题？他认为九十年代的小说虽然技巧成熟了，但属于自己的真实体验和经验却是欠缺了。陈福民在发言中指出，九十年代文学的消费主义倾向有愈演愈烈之势。其后果是，文学的写作面临着文化产品的过剩和文化符码的不断复制、自我循环、语言或其它符码业已蜕化为消费品。郭宝亮在发言中针对文坛盛行的个人化写作倾向指出，个人化并不等于隐私化。真正的个人化写作，正是以真正的个人的真知灼见，面对时代和历史发言，面对存在领悟存在。也就是说，个人化写作中人是一种观察角度，一种个人心灵的外射。写作永远都是一种价值重构，平面化、大众化、商业化的写作对于我们的时代是远远不够的。
陈晓明在发言中指出，在进入告别二十世纪之际，有部分中国作家热衷于书写“苦难”主题。苦难主题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优越性，但它打上的特殊的时代烙印却是值得仔细辨析的。无可否认，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落差巨大，一方面是全球化与城市化进程使中国与世界的发展靠得更近；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又促使原有的经济体制解体转型，相当一部分中国民众经受生活变故的冲击。在荆歌、鬼子、熊正良等九十年代小说家的代表作品中，不约而同地触及到苦难主题。但苦难的展开却常常被小说里面不断出现的关于纵欲和狂欢的叙述所遮蔽，从而削弱了作品的评判力量。对苦难的认真书写变成了对苦难的颠覆，苦难的动机让位于对当代消费社会主导趣味的叙述。他认为这一现象反映了当代作家所处的矛盾状况，当文学成为一种弱势文化，文学写作者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时，他们产生了批判的欲望，但如何把现时的理论批判转化为审美批判？考察当代文学的发展，我们发现怨恨与狂欢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情绪和审美态度，总是被当代作家混淆在一起，成为互相制约缠绕、补充和颠倒的反现代性表意策略。
3 文学批评的迷惘和变异
●陈骏涛：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出现了多元互补的格局，主潮批评缺席
●蒋原伦：文学的评价体系出现了分裂。因为没有统一的批评体系，所以难以产生振聋发聩的效应
●许文郁：大众文化批评应具有精神建设性，要改变它物质大于精神的缺点
●顾骧：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学要有“世界意识”和“全人类艺术”的观念，但同时又要坚持传统和民族特色
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构成了文学发展的整体意义，两个研讨会上，关于九十年代文学批评的现状、特点及其存在的问题，也是大家共同关心的话题。不少评论界人士认为，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也如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一样出现了多元化的格局。杨扬把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概括为评价形式。判断标准的变异，它脱离了主潮批评，分裂出多种价值趋向，形成多种生长的可能性。从批评的结构性来说，传媒对文学批评的介入越来越高，开始出现多元参与现象。陈骏涛也认为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出现了多元互补的格局，中心批评瓦解，主潮批评缺席。从批评的功能上有服务型批评、学院型批评、鉴定型批评、大众文学批评等。从批评的内质上来说则有这样几个特点：媒体批评充当重要角色；学院派批评注重批评的学理性但不看重现实性；世俗化助长了批评的庸俗化倾向；文化批评对文学批评的渗透等等。他认为应该提倡的是学院派与大众化批评。王干指出：九十年代文坛是一个口号林立、旗帜飘舞的年代，“新写实”、“新状态”、“新体验”、“新市民”、“人文关怀小说”、“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等等层出不穷；九十年代又是一个论争频繁的年代，几乎每两三年就爆发一次剧烈的论争。九十年代上半叶围绕“新写实”、“后现代”展开了争论，争论本身都跨越文学界；九十年代下半叶“人文精神”之争，“马桥”之争、“断裂”之争，还有意犹未尽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火药味很浓，但论争都是双刃剑，既伤了对方，又伤了自己。
蒋原伦认为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显得很弱。他说八十年代批评价值体系相对比较统一，而九十年代文学批评成为像创作那样的个人化行为，真正优秀的作家是不会与批评家共谋的。现在，评价体系出现了分裂。对于作品的评价有专业评价和市场评价，专业评价是学院的、传统的、专家学者的评价，而市场评价则是排行榜。因为没有统一的批评体系，所以没能产生振聋发聩的效应。孙绍振发言中对“没有读者的批评”提出意见，认为文学批评不能完全地从理论概念出发，一切理论都是有倾向的，是对阅读经验的歪曲，要对一切理论保持警惕。以经验为基础的归纳法对文学批评是有益的，在此基础上可产生原创性。王光东则认为在九十年代的文学阅读过程中，对于一些很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找不到批评的切入点，用以往的批评模式以及西方引进来的各种批评话语体系都难以对九十年代的许多作品作有效的解读，他认为在九十年代所提出的“民间”理论，是对当下文学解读的一种有益探索。它有可能使人对文学的本土性与世界性，民族性与现代性等问题提出一种新的理解方式，对“中国文学问题”的思考提供有益的思路。施战军则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认为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是繁荣和多元化的，但在批评尺度上却存在着单一性的倾向，在批评中不重视个性，多从伦理、社会、文化的角度介入批评，主题、思想、观念等成为批评话语的谱系。吴炫也提出了相似的看法，认为“寻求艺术共同特征”依旧是文学文化学研究的思路，在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没有对文化进行个体性的参与。不管是作家还是评论家只有向独特的个性化世界努力，才能经受历史的考验。
王鸿生则对九十年代文学批评中的“文学伦理批评”这一具体的批评方法进行了分析，认为九十年代的伦理批评趋向多元，出现了开放的各种价值取向，譬如人与自然，生态文明等各种话语都在生长、发展，他还以此具体分析了九十年代的几种文学现象。
许文郁认为九十年代文学出现向大众文化靠拢的趋势，但她不认为性和暴力就是大众文化，而大众文化批评应具有精神建设性，要改变它物质大于精神的缺点。大众文化批评应成为精神的守望者，在迷幻的大众文化的旷野中树起标志。大众文化是精神飘流者，为大众文化充电是大众文化批评的任务。同时，大众文化批评还必须具有兼容性。
顾骧在发言中谈到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学及其评判应有新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要有“世界意识”和“全人类艺术”的观念，但同时又要坚持传统和民族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