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道哲学中的智、水关系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道论文,先秦论文,哲学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水，是生命之源，也是哲学、伦理学之源。西方哲学的开创者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提出，水是万物的本原，万物都从水中产生，最后又复归于水。中国的儒家、道家学派对于水也有深刻的观察与研究，并用水的原理来构建他们的哲学、伦理学思想体系，用水的规律来规范社会与人生。水中有道，水道与人道相通，是儒、道思想中的深刻内涵。
一、水与道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开创者。他的学说是建筑在对水的观察和思索的基础之上的。《吕氏春秋·不二》云：“老耽贵柔。”这一说法十分精辟地概括了老子哲学的基本特点，为大多数中国思想史家所一致认同。
《老子》第76章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兵。”在这里，老子把世界上的事物分成两类，一类是生存的一类，一类是死亡的一类。坚强的东西即将或已经失去生机，是属于死亡的一类；柔弱的东西则生机内藏，是属于生存的一类。道是永恒不灭、万古长存的。那么，坚强的和死亡的一类一定是远离了道，“不道”故而早亡；柔弱的和生存的一类事物必然是符合道的，合道才能不死。这也就是说，柔弱的东西之中都蕴藏着道，要认识道就要从认识柔弱的东西开始。
老子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水是最柔弱的，但滴水可以穿石，积水可以载舟，滔天巨流则可决堤崩山，摧毁一切。水是至为柔弱的，但是胜过一切坚强的事物。古往今来的一切有形的事物都在不断地产生，又在不断地消灭，处于变灭之中，而只有道却不因具体事物的变化、灭亡而改变，所以，老子称它为“常”。所谓“常”，也就是永恒存在而没有变化生灭的意思。道虽然没有实体，但它胜过了一切有实体的东西，就像水胜过任何刚强的东西一样。水还有善利万物和善于处下的特点。它虽胜过万物，却不与万物争强；它虽善利万物，而不与万物争高。这也很好地表现了道的特点。一个事物之所以成为这个事物，就在于得到了道。通过对于水的仔细观察，老子得出了“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基本结论。老子一派的哲学是从水中得来，故而《庄子·天下》称其学“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
孔子是儒家的开创者。他的学说及其人生实践也与水有着不解之缘。在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一书中，至少有三处载有孔子与水相联系的议论。《子罕》篇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雍也》篇载：“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先进》篇载：“（曾点）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这三条材料说明，第一，智是与快乐相联系的；第二，只有智者能够真正欣赏快乐，正如孟子回答梁惠王时所说“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第三，智者由于深知水，故而对于水有特别的喜爱。
孔子“知者乐水”之说，有更深刻的含义。朱子《四书章句集注》解释说明智者明于事理，而且能灵活运用之，如水一般灵动，智者的品性与水性相近，故不由得喜而乐之。显然，朱子的解释很贴近孔子“知者乐水”之说的本义，但仍然没有揭示出它的全部内涵。笔者认为，孔子“知者乐水”的内涵，除了朱子所说之外，还有智者以水体道的深刻含义。智者之所以为智者，就在于其以认识事物的内在规律、不断地发现自然和人生之道为乐。智者之所以乐水，就在于水中含有至上之道而值得智者乐之。
与老子对于水与道的观点相比，显然孔子及后来的儒家观察得更为深入和细致。他们关于水遍予而无私似无为之德的说法，与老子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思想相近；关于水之流动，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的说法，与老子水处众人之所恶的观点相近；其关于水不拒清浊、受恶不让似包蒙的说法，与老子溪谷善容的思想观点相近；其关于物皆困于火而水独胜之似武的说法，与老子水攻坚强者莫之能胜的思想观点相近。后儒所记载的孔子对于水的观察，有似与人类社会的道、德、仁、义、智、勇、察、包容、法、正、度、志等品德，这要比老子细密得多。但是，平心而论，这些说法给人一种支离的印象，远不如老子的“柔”字来得简要。老子讲水之柔，是从自然的客观性方面着眼的；后儒所记孔子讲水之德，则是从人的社会品德方面着眼的。前者观的是水之道，后者观的是水之德。因此，老子的一个“柔”字，足以抵得过后儒所记孔子所说的十余个条款。
孔子就是通过研究《易》，通过观察水，去发现天地万物变化的内在根据和原理。天地万物何以是变易不居的？孔子认为是因为两种既相对立又互不相离的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两种力量，一种叫做“阳”，是刚性的，另一种叫做“阴”，是柔性的。它们相互作用，而生出了不尽的变化。孔子知道了柔之优胜的一面，却又看到柔的不足的一面。道应该全而不应该偏，所以，有柔必有刚，有阴必有阳，阴阳刚柔相推相摩、相斥相济而生生不息。
如果说老子以柔道胜过儒者所崇尚的诸德的话，那么，孔子则以“易”兼老子之“柔”。老子之道崇尚柔弱处下，就好像浩瀚的东海；孔子之道崇尚变易，兼有阴阳刚柔之道，则有似无际的汪洋。
读老子和孔子之书，思老子和孔子之道，不由得心中会浮现出两幅图画：老子之道像谷中之渊，清冷、荒凉，令人莫测高深而感到可畏；孔子之道似那胸包天下而在山水之间操舟垂钓的智者，安适、灵动而可亲。老子深得水之道而主张退守而安，孔子则道兼山水，主张先安而后动。
二、道与智
智慧作为人的知识水平和认识事物的能力，是哲学追求的最终目标。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看来，所谓智慧，主要不是一般知识的数量的积累，而是对“道”的认识和把握的那种理性或超理性能力。至上的智慧，就是对于至上之道的认识和把握。
孔子及后儒论智言论很多，要点有三：一是为“仁”，二是务“义”，三是知“命”。这些思想都被后来的儒者所继承和发挥。
关于智是为“仁”。仁在儒家的学说中有两种意义：一是从狭义上讲，仁即爱人。孔子和儒家强调“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把仁看成是一种有差等的爱；二是从广义上讲，仁即人道，即所谓做人的道理。在儒家看来，天下之道无非有二，仁与不仁而已。一个人如果自己能行仁之道，就能得到他人的亲近；国君如果能行仁道，人民就会归服，这就像水之就下一样。
关于智是务“义”。“义”即适宜、应当。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这也就是说，所谓智，就是务当务之事，做那些能产生好的实际效果、能给人带来益处的事。儒家不看重一个人的智力，而看重智力的实际运用，只宝贵那种合宜的、应当是务的智慧。在儒家看来，社会的实际事务中的合宜和应当，也就是社会的伦理道德。人类社会中最大的义，也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人各尽其社会名分所规定的各种伦理义务和政治义务。
关于智是知“命”。在儒家的著作中，“命”有二义：一是命运之命，指与人生和人类社会相联系的人力所无可奈何的外在必然性。儒家对于这个意义上的命的态度是，承认命的存在，但又不依赖命运；求其在我者，做自己应该做的事，至于所谋之事的成败、本身的穷通贵贱则不予多加考虑。二是天命之命，指天道的本质以及上天对人本质的铸造。思孟学派认为，人受命于天，天赋人以仁、义、礼、智四善端，使其超然异于群生，在万物中为最贵者。孔子所说的“知命”，大概兼此二义。他曾言人生有命，认为人间之事包括自己的禄命穷通在内都是由命所决定的。知命就是要了解和把握命运，顺命而行。
总之，儒家论智侧重于人际实务，强调因情立制，顺理定规，为所当为。这种智慧的获得，需要靠人们不断的学习。孔子提倡学以为己、学而不厌、学思结合、学而时习之的态度，倡导由博返约、由知进智。荀子更是强调学习不可以已，认为博学而日省乎己、积伪可进智，最后积善全尽就可以成为智慧超人的圣人。由此可见，儒家所崇尚的智的特点，就像流水那样，脚踏实地，依道而行，日进而不止。
道家是一个具有崇尚谦退和出世倾向的学术派别，因而他们对于世间的一切都持一种批判的态度。道家反对儒家因人道而说智，而提倡离人而慕天的不知之智。
老子崇尚“明”而不崇尚“智”。老子所说的智，就是世俗中所认为的智慧；所说的明，是对大道的理解和把握。世俗中的智慧，系于事物的表面现象，而大道总是使事物朝着相反的方向转化，因而世俗的智慧正好是与大道的运动背道而驰的。因此，只有去掉世俗的所谓智慧，才能得到超越智慧的明。
在他看来，世俗的智慧是靠学习得来的，而这只不过是一孔之见，离道甚远，不足宝贵。得道之明则不能依靠学习得来，相反，要靠对一切所得的不断抛弃。“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何谓“日损”？要点有三：其一，要损却世俗中包括儒家提倡的仁义在内的一切人为的东西。其二，要损却人身的各种欲望。其三，损却一切聪明智慧。
庄子认为，世上的事物是无限的，而人的生命和智力却是有限的。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是必然会疲惫不堪的。况且智慧和知识总是因为争夺而生出来的，其本身就是为争夺服务的工具。天下的人都缺少一种批判意识，只看到智慧的好处，而看不到它的坏处，所以使人类增添了许多灾难。上古之人的无知无识的愚昧，才是最大的智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庄子才认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绝圣弃智，大盗乃止”。
关于社会政治智慧方面，老庄都主张实行一种愚民政治。老庄机械地运用其“反者道之动”的思想，认为只要向反面用功，就会达到如下效果：政治就是不治——不治才能达到大治；毁却圣智文明，民众反能得百倍之利——不利即是大利；绝弃仁义，人民反而道德水平更能提高——不教化胜于教化。
应该说，道家关于智慧的思想，从“反”面着眼，其视角是独特的。他们强调智中有不智的成分，不智中有智的成分，是深刻的，对于人类思维水平的发展也是具有警醒作用的。然而，道家却因世俗的智慧、社会的文明具有弊病，而对之进行全盘否定，这不能不说它在总体上是一种悖谬。道家所崇尚的智，是对于个体的安适和精神幸福具有指导作用，但对于群体生活的幸福、社会秩序的保持实际意义不大。它是一种退缩性的思想，而不是一种建设性的思想。他们指出并抨击了在所谓世俗之智指导下所出现的文明病，但他们却无力治愈这种文明病。他们给社会开出的绝圣弃智的药方，只不过是知识分子牢骚的一厢情愿的发泄，能说而不能行。其一，它不可能行得通，因为人类不可能自觉地放弃现在优裕的生活而倒退到原始社会中去；其二，即使真正实行起来，人类将陷入到一种更加悲惨的地步。
三、智与身
智出于身，而总是会反之于身。考察一个人的智，就必须要考察其何以处身。考察一个学派关于智的思想，也要看其对于人们何以处身能提供怎样的指导。
儒家论处身之道，崇尚不断进取向上的人生态度。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一个人要成为圣人，“学不可以已”。这都是效法天刚健之德、流水日进之象，确立自己自强不息的基本态度。儒家所讲的学，不是纯知识的积累，而是与人生的伦理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为所当为，日进不止，死而后已，这就是儒家对待生命的基本态度。
儒家强调，为学进智必须有本，为人也必须有本。这个本就是修养身心，增进真才实学。君子处世，应当效法有源之水，有本而后进，学而优则仕，修身而后齐家、治国、平天下。
道家讲处世，与儒家相反，只求谦退，不思进取。在春秋战国时代，为国效力的有才之士往往不得好死。因此，道家主张要消除人的有为之心。老子提出了“俭”的思想。所谓俭，其另一个说法就是“啬”，指的是爱惜精神智慧，减少各种欲望，“无为而笑巧”。人的欲望少，就没有什么追求；没有什么追求，心才能静；心能静，才可能静观万物，早服于道。
在对待人我关系上，儒道都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儒家是讲自强不息，不断进取的。然而，进取就意味着善善恶恶，与人竞争；与人竞争则必然产生人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而给自己带来祸害。为解决这一问题，儒家从孔子就讲以德服人。儒家主张在仁义的原则之下，与人相互亲爱，相互尊敬，和谐相处，求取共同的幸福和快乐。
道家对待人我关系，在不同的思想家那里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如前所述，老子认为道是永恒不灭、万物都不可战胜的，所以处身必以道。把根基建立在道上，就不会动摇，用道来抱持，就不会失脱。水最能表现大道的特点，故而处身就要效法水。水柔弱而善于处下，故人要想立于不败之地，也就要守柔而处下。老子提出，与人相处就是要不与人争。人皆取先，己独取后。
庄子的处世之道，较老子要更为奇特。庄子认为整个天下都沉沦了，污浊不堪，因而，对人对事都是不能认真的。待事认真，便是滞塞，便失去了灵动。庄子的处世智慧，藐视一切处世的智慧，追求绝对的超脱，表现了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现实强烈的不满情绪。
儒家也强调明哲保身，但与道家有根本的不同。孔子虽然曾提出“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思想，但他对于当时的隐者终究不能赞同。君子处身应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生和义不可兼得时，儒家主张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种思想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激励了无数仁人志士为民族的生存、发展与繁荣去奋斗和献身。这种思想可以说是泽流后世、造福子孙，对中华民族的贡献之大是不可估量的。也正由于此，两千多年来儒家思想在历史上一直占居主流位置。老庄思想虽然居于辅助位置，但能够启发人们不断反思自己，使人们保持一份清醒的批判意识。儒道两家的思想各有其独到的智慧，共同成为中华民族值得自豪的、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