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哲学的再生产实践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哲学论文,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意义的关键，并不是泛泛一般地肯定与捍卫马克思哲学实践概念的首要的与基本的合法性地位；而是如何反思与坚持马克思的物质生产实践概念的历史观方法论轴心作用。真正考验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地位与未来命运的，是我们今天还能否理直气壮地接着“生产实践第一性”的观点“往下讲”！事实上，在20世纪西方哲学史上，一直存在着种种把马克思主义社会生产概念狭隘化庸俗化理解的错误倾向。其最重要的代表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逻辑终结者“后马克思主义”。
比如，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就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已经从马克思所看到的生产关系异化发展到生产力的异化，即从“过去”劳动对“现在”劳动、资本对人的奴役发展成为科学技术生产力对人的自我奴役。人与人的矛盾被人与自然的对抗所取代。这种工具理性主义批判无疑看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更深层的危机与社会矛盾，但它们却把资本主义批判的重点从占统治的生产关系的批判转向对整个生产力的批判，进而转向对整个现代社会合理性的批判与否定。与此同时，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以生产力异化为核心的工具理性批判过程中，也转向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理论的批判。
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用“反人类中心论”（如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等）式激进话语来批判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鲍德里亚的《生产之镜》（1973）与哈贝马斯的《走向一种合理性的社会》（1971）等则是其代表性著作。在哈贝马斯看来，必须在劳动与生产领域之外寻找解决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问题的途径，马克思主义经典叙述已经无助于重建当代社会的“应然性”即合理性基础。在他看来，重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基础，乃是确立一种主体间的“理想沟通”语境——即能够满足言语行为中所谓“真实性”、“真诚性”与“正确性”等诸项规范①。而在鲍德里亚看来，正如当年费尔巴哈虽然深刻批判过宗教，但始终未能超越宗教一样，虽然马克思一生都在批判政治经济学，但却从未能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他一生批判黑格尔的绝对理性狡计，却始终未能摆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性狡计”束缚：“一个幽灵游荡在革命的想象中：生产的幻象。它到处维持着一种不受羁绊的生产力浪漫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理论毫不触及生产原理。它所阐发的所有概念都只是描述了生产内容的辩证的、历史的谱系学，生产作为一种形式却完好如初”②。因此，必须放弃以“生产之镜”反映现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案，走向那种据说已经消除了能指与所指差别的“超现实”的“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生产之镜》一书中，鲍德里亚对历史唯物主义物质生产概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批判③。他把马克思的劳动生产概念简单地等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交换结构中的效用性活动，并用所谓存在于原始部族生活中的非功利性的“象征交换”，来取代物质生产在社会历史存在和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其实，这是把人类特定历史时期中物质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说成是“生产力决定论”的一般结果，这显然是混淆是非的妖魔化做法。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工具理性批判与鲍德里亚的反生产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批判的逻辑偏差就在于，他们虽然看到了资本主义当代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但是夸大了在社会层面上这一新情况的绝对意义，即把科学技术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在实践结构中的主导地位变成取代物质生产的一般基础地位，把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统治中突出的文化心理因素变成唯一的统治形式。这就是他们所谓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努力导向一种严重的隐性历史唯心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工具理性批判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割裂开来，片面夸大生产力的技术因素的作用；把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生产关系割裂开来，否定生产概念的总体性与再生产的意义，突出强调人与自然的矛盾而忽略了人与人的矛盾，这无疑是对生产概念进行狭隘的庸俗化的理解。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概念则是想脱离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理解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但把人的道德知识修养进化与人的技术知识进化对立与割裂开来，这不仅无助于说明交往的发展动力问题，反而会使交往本质更加抽象神秘化。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条件下暂时出现的因科学技术片面运用而引起的社会危机现象，这无疑是抓住了现实的一个要害问题，但据此攻击历史唯物主义，说它们是生产力决定社会发展规律所引起的恶果，这显然是幼稚的偏激表现。如此众多不肖行状与微词乃是一种把暂时当永恒、把表面当根本的相对主义与非历史主义。鲍德里亚拒斥作为一般社会存在基础的物质生产，其实已经不是仅仅在反对马克思主义，而是否定全部人类现代文明，是在开历史的倒车！这种可笑观念的实质，恰恰是把人类原始部族生活中历史地生成的理想化社会关系加以永恒化，进而强加给全部人类历史的结果。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错误归根到底就在于，他们并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概念，主要不是一个有关人与自然之间的工具关系的问题，而是抽象概括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及其历史性发展问题的科学范畴。
二
20世纪西方思想界盛行的“生产方式终结论”潮流，究其方法论错误根源就在于，它们并不真正地理解在马克思那里，劳动、生产、再生产与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既是相互联系，又是层次角度有所区别的概念范畴系列，是一种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关系。马克思从未把生产实践归结为人类永恒的劳作活动，也没有把生产实践等同于人对自然的控制和征服，而是突出强调了生产实践的社会关系性内涵与不断变迁的再生产性历史性特征。在最一般的意义上，通过人类实践这个中介，人化的与历史的自然最终形成了人类的社会存在与历史。在人的社会实践中，劳动与物质生产是最基本的活动。人类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既是全部人类社会生存的基础，也是理解人类社会的本质和历史进程的一条中轴线。物质生产过程既是人以一定的活动方式作用于自然、创造物质产品的生产与再生产，同时又是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
作为一种生物的存在，人的现实存在首先是一个基本的生物学事实，这是哲学历史观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起点。通常人们都会承认，人与自然之间有一条永远无法割裂的脐带，人如果要生存，就必须不断地从自然界获取物质生活资料，必须不断地与自然发生物质交换。但是，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在本质上不同于一般的动物存在。
人类和自然变换物质的方式，归根到底就是劳动生产活动。物质生产过程是人以自身的劳动活动引发、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构成人类生活永恒的自然条件，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永恒基础。不管社会关系和社会形态如何变化，只要人类存在，以劳动实践活动为主导的物质生产过程便不会停止。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赖以实现的永恒的、必然的活动形式与载体：自然物在劳动过程中转化为越来越丰富的使用价值，即社会的物质财富；人的劳动本身就是一个物质形态的转换过程，通过消耗人和自然的物质能量，转化形成新的自然物质。
劳动活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其他生物物种的生命活动本身就是自然的一个部分，是自然界的生物运动形式，直接受到自然运动规律的支配。人类劳动虽然也是客观的物质变换过程，但与动物的活动不同，人的劳动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态变化，同时也在自然物的变化中实现自己的目的和意图。在这个过程中，人不再仅仅是自然生命的一般存在，也是超越自然的存在，即能够进行能动创造的生命存在。这种超越自然的能动因素，表现为人类劳动有意识、有目的的特征。劳动过程结束时实现的结果，在过程开始之前就已经在人的意识表象中存在了，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了。正像马克思所说，“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就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④。劳动的本质，是从自然中诞生出来的人的主体能动活动对物质自然存在的干预。但是，劳动所改变的只是自然物的存在形态，而非物质本身。劳动生产并不创造新的物质，只能引起物质形式上的变化。同时，劳动所引起的物质变换还受到自然规律的支配。劳动本身的自然基础没有改变，人在生产中也只能遵循自然规律。人类智慧的力量仅仅在于用“手”与“脑”来结合与分离物质，把自然物质中“沉睡着的潜力”解放出来。譬如，在阳光和水分的帮助下，我们在田地上种出谷物，经过灵巧而有智慧的“人手”加工，将某种昆虫（如蚕）的分泌物变成美丽的丝绸；再如，经过科学技术的精密设计和物质生产，我们制造出复杂的计时钟表、运转亿万次的计算机和飞向太空的航天飞机。
劳动与物质生产是表征人类实践活动的两个基本范畴。物质生产是人类通过劳动实践创造物质产品的活动和过程，劳动活动是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主体能动因素和决定性方面。没有劳动便不可能有人对自然物质世界的实际改变与利用。而物质生产是劳动对象化的现实过程，即劳动活动得以现实性展开的具体的即社会的过程。物质生产是人类有意识、有目的地创造价值的活动，是人类创造满足自身需要的生存条件和生活资料的社会性的活动与过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在确立自己历史观之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便明确指出：人类历史就是生产的历史，就是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历史。这个“历史”是通过人类社会整体存在的三重基本活动与关系形式来生成与表现的。
人类社会历史的首要活动与关系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这是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作为生存的基本条件，无论人还是其他动物都必须从自然物中获得生命延续所必需的东西，但是，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不是简单地接受自然的直接馈赠，而是通过自己主动的劳动活动来完成自己的生存的：“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所以，人的第一个存在与活动方式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同时，物质生产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本身的发生和运动都是一个过程。所以，“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历史活动”⑤。这就是说，新需要是生产的历史结果，但又是生产顺利推进的内在要求，而这种新的需要的实现则构成再生产过程。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构成了全部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
人类社会历史的第二个原初活动与关系是人自身的生产。物质生产虽然是人类历史的现实起点，但它并不是人类社会存在的直接目的，物质生产是为了维系人的生存，也是为了人类主体本身的生产与再生产。当然，人的生产也包含双重因素，一是人类主体自身的自然生产过程，二是主体之间的某种自然关系。而人的主体关系一开始是从人的自然（血缘关系）开始的。“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种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⑥。这就是说，有生命的人的生产与再生产即人自身的繁殖，同时也是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人类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还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总是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
人类社会历史的第三个基本活动与关系就是社会关系的生产。在物质生产中，一方面是人与物之间的历史的自然关系，另一方面这种生产从来就是由人们共同活动结合起来的，这又是历史的社会关系；在人的自身生产中，一方面是人与人的历史的自然血缘关系，另一方面又是人与人之间历史地构成的社会关系。易言之，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生产的过程，同时就是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过程。“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⑦。社会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思想关系、伦理关系、亲属关系等等，正是在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的过程中形成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人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基本方面，三者在历史上同时存在并相互制约，始终发生作用。正是在这三种生产的过程中，社会成为“一切关系同时存在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有机体”⑧。这三种生产的不断进行，使社会需要不断地得到满足、更新、再满足……从而使社会有机体不断地复制和更新自己。
物质生产不仅是多种多样的，同时又必须是再生产的。这主要是因为物质资料生产是整个人类社会存在的根本与永恒的发展动力，人类生存本身决定与要求生产过程的不可中断性。
早在创立唯物史观之初，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根本不理解人类历史”时便明确指出，物质生产作为“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活动”，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只要它哪怕只停顿一年，不仅整个人类世界甚至连单个人的存在也就没有了⑨。后来，他在研究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及其规律时进一步指出，不管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怎样，它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因此，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的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⑩。
社会再生产首先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过程。任何一个社会，如果不是不断地把它的一部分产品再转化为生产资料或新生产的要素，就不能不断地生产，即再生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在一年中所消费的生产资料，必须从当年的产品总量即社会总产品中取出相等数量的实物形式予以补偿，社会才能在原有的规模上再生产或保持自己的财富。要进行扩大再生产，还必须有追加的生产资料加入新的生产过程。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才强调，人类物质生活条件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全部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三
马克思的生产实践观的本质特征，并不是“生产终结论者”所误解的那样是“技术决定论”和“功利价值至上论”，而是指人类社会的生产实践本质论与生产实践的社会关系论的统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生是通过生产开始和形成的，而这种生产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活动方式中历史地发生的。这就是物质生产的社会本质。正是物质生产的社会本质决定了人类社会历史存在的本质和发展方向。
生产劳动是人类在一定社会形式下对自然的占有。一方面，它是纯粹的劳动过程，是人与外部自然的物质交换过程，劳动在一般的和直接现实的意义上形成了人化自然，引发了人的历史与自然的历史的决定性分离的第一步，为属人的世界创造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它又处于一定的社会形式之下，包含着人与人的特定社会关系。
固然，劳动创造了人，人通过劳动从动物中分化出来，形成了自身及其社会。人只有继续劳动才能作为人而存在，才能保持自己质的稳定性，与动物界严格地区别开来。但是，就像分散的纱线不能叫做布料一样，孤立存在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并不是现实的劳动生产，孑然一身的人不可能去从事劳动生产。人类物质生产本身是以个人之间一定程度的交往，即共同活动（分工、协作、交换等）为前提的。交往与生产互相制约，只有在一定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范围内，才会有人们的物质生产。社会关系是人类个体物质活动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就不可能有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相互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11)。“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12)。
生产实践活动的主要的“社会存在形式”是分工与协作(13)。现实的劳动生产首先是由劳动者、劳动工具与劳动对象三个基本要素所构成和结合而成的。同时，生产劳动者又不能单凭着个体力量实现与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的结合。他们必须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助于这种社会形式来进行对自然的占有，这种社会形式实际上就是分工。“到目前为止，一切生产的基本形式都是分工，一方面是社会内部的分工，另一方面是每个生产机构内部的分工”(14)，“整个社会内部的分工，不论是否以商品交换为媒介，是各种社会经济形态所共有的”(15)。
人类的生产活动从一开始就是社会性的活动，因此，自有人类的生产活动以来，就有作为生产社会化形式的分工。社会分工随着人类的生产而生产，随着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而发展。在人类社会早期曾出现过三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分工。第一次是畜牧业与农业的分离，第二次是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第三次是商人阶级的出现。前两次社会分工都发生在原始社会时期，第三次社会分工发生在原始社会瓦解、奴隶社会形成时期。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分工才获得了高度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分工产生于工场手工业时期，在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是通过手工业活动的分解、生产工具的专门化进行的，它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是，这种分工却使劳动者畸形化，摧残了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使劳动者变成终生只会干一种活的“局部工人”。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时期，分工进一步侵吞了劳动者体力和智力的一切自由活动，它不再管“人的手”怎样，劳动者成为机器的奴隶。工场手工业时期社会分工组织还是以人为主体的、“纯粹主观的”，工具还是人的机体的工具；而在大机器工业和自动化时代，社会分工组织原则却是“纯粹客观的”，无意识地运转的机器体系是“主体”，而人的机体却成了无机的机器身体的某个“有意识的器官”。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与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工组织形式，尽管不是生产过程为工人而存在的自主劳动社会形式，固然“是造成毁灭和奴役的祸根，但在适当的条件下，必然会反过来变成人类发展的源泉”(16)。从人类社会的历史和未来趋势看，社会分工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四个基本阶段或形态：原始社会的自然分工，从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自发分工，社会主义社会的分工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自觉分工。
分工是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重要条件。自然分工的出现，使不同性别和年龄的劳动者得到了合理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劳动的熟练程度，从而有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社会分工的产生，不断分离出新的生产部门和新的工种，使生产日趋专业化，从而能够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一般地说，分工越精细，生产的专业化程度越高，社会生产力也就越高。
协作是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相互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协作有简单协作和复杂协作两种。简单协作是在没有分工的条件下，许多劳动者协力完成同一种工作，如搬运重物、挖渠等。这是一种最基本的劳动形式。复杂协作是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协同劳动。它是把制造产品的各种操作分解开来，分别由一些人去做，每人只负责一种工序，全部操作由许多劳动者协同完成。从这种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复杂协作来看，分工与协作是有密切联系的。
总之，在现实生活中，社会生产作为人的活动，本身就是在人和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交往中进行的，是一定社会形式下人们的共同活动。不管是原始社会的采集和狩猎，还是现代的社会化大生产都要求人们之间的协作与交往。这种协同地、社会地组织起来（现在体现为更加细密的分工和合理计算的组织）的活动，对于整个人类的进步以及人类个体的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人类社会的许多重要的品质，如集体主义观念，共同劳动所要求的纪律，彼此间进行合作的诚意和协作精神，都是通过共同的生产劳动产生出来的。
易言之，一切现实的物质生产都包括两个方面，即生产的自然关系和生产的社会关系。一方面，它们都是发生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社会实践活动；另一方面，全部社会关系又都是建立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首先是生产，然后才是交换、分配、消费和广义的交往等。也就是说，人们在从事物质生产、改造自然的同时，又形成、改造和创造着自己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正是生产本身实现出来的历史方式。一言以蔽之，物质生产的社会本质，不仅是指它必须在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形式中才能进行，而且意味着它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
四
马克思哲学视野中的生产实践概念，归根到底是以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或历史辩证法。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当代言说的合法性底限。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既是全部人类社会生存的基础，也是我们得以窥视人类社会的本质和历史进程秘密的枢纽。物质生产过程不但是一个直接的物质资料生产过程，而且是一个社会关系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人类社会历史既是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也是社会关系不断变化的历史。这是因为，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类社会关系的生产，也是一个再生产过程。物质资料的生产、人的生产和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本是同一个历史过程，共同构成了人的社会活动的三个方面。最初的物质生产即是由人自身生产的需要引起的，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最初的社会关系也是在人自身生产的过程中形成的。
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具有两重基本含义。首先，任何社会生产都是在结成一定社会关系的前提下才能进行生产，而这种一定社会关系条件下的生产，同时既生产出新的产品，也生产出新的社会关系。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物质生产在同一个过程中，不仅生产出物质产品或财富，而且引起一定的新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就是一方面社会关系生产出或凝结为“物”，另一方面“物”又再生产出社会关系这种生产过程的二重性。例如，马克思多次强调，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构成资本的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并不是天然的自然物质，而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内生产出来和历史积累起来的关系物。资本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内被用来进行新生产的抽象物。“难道不正是这种一定的社会性质把那些用来新生产的产品变为资本的吗”(17)？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生产出丰硕的社会财富，另一方面生产出越来越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与尖锐的阶级矛盾：“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18)。资本主义形式下的财富生产处处表现为它自己的对立面。“这是始终以贫困为前提、并且只有靠发展贫困才能使自己得以发展的财富”(19)。
其次，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是指任何社会生产都具有阶段上的连续性与形态上的转化性的过程关系特征，即作为生产结果的生产关系又作为生产前提而被再生产出来，即再生产出或引起新的生产关系与过程。这导致了社会生产的连续不断性与周期性循环。“社会生产过程的任何前提同时也是它的结果，而它的任何结果同时又表现为前提。因此，生产过程借以运动的一切生产关系既是它的条件，同样也是它的产物”。同理，资本主义既是它之前的社会形式生产与解体的沉淀物或产物，又是资本主义“自行起作用”、“自我实现”的前提，它甚至是“它自己再生产的产物”。资本主义生产是在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既定前提的资本这个基础上进行的，但是，这种前提也像雇佣劳动一样，“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经常的创造，是它的经常的产物”(20)。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不是当代西方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所曲解的庸俗的“经济技术决定论”，而是辩证的和历史的唯物主义，就在于它不是用单纯的经济或技术因素，而是始终坚持用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来说明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和社会存在的客观本质。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以往的历史观（包括英国古典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的根本所在，是解答各种历史难题的利器。
关于社会关系再生产思想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经典作家们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恩格斯在1890年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即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21) 列宁后来非常清晰地阐明了在马克思那里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性作用。他指出，马克思“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22)。马克思的整个思想体系的基本观点即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思想(23)。
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理论贯彻了生产实践第一、历史性第一的辩证的和历史的唯物主义方法论精神。它强调的与其说是物质生产和经济技术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不如说它指出了任何社会形态与生产方式的存在的暂时的历史的特征，指出了任何社会都不会是“从来如此、永远如此”的僵硬的自然结晶体，而是被一定社会关系条件所产生的、因而必然要被新的生产关系所取代的暂时的历史形式。马克思指出，坚持用生产劳动原则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古典经济学家，最终仍然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它们想把资产阶级生产的生产关系的一定历史形式，说成是绝对的永恒的自然的生产形式，把资产阶级的资本的生产变成某种绝对的物的生产，而不是把它仅仅看成某种相对的历史的关系的生产，看成是物和社会劳动的关系。古典经济学家们没有把资本看作是一种关系。他们不可能这样看待资本，因为他们没有同时把资本看作是历史上暂时的、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生产形式。古典经济学的缺点与错误是，“它把资本的基本形式，即以占有别人劳动为目的的生产，不是解释为社会生产的历史形式，而是解释为社会生产的自然形式”(24)。而实际上，任何物的生产并不是某种绝对的本质统一或第一性的东西，而只是一定的社会的关系生产的历史表现。“只有把资本看作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表现，才能谈资本的生产性”(25)。而只有用生产的眼光看待资本或任何一种社会存在，那么，这种关系的历史暂时性质才会显露出来，这种用关系的生产来说明历史的观点，无非是强调指出了“任何社会的生产关系本身都为自己的灭亡创造了手段”。
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既是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必然结果，也是其必要前提。为了生存，也就是为了能够进行生产，任何社会形态都必须在生产的同时进行生产条件的再生产，即必须进行现存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体现社会物质生产过程具体内容的“形式”，是支撑社会存在的整体结构力量。具体而言，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总体。一定的人类社会存在本身并不是一个孤立静止的物质实体存在，而是一个由特定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维系的复杂总体结构。马克思说过，“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26)。生产关系的总和就是全部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相应生产关系的总和，各自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个特殊的阶段。社会关系是连接一个社会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文明社会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结构，它是以整体的面目呈现的。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既包含了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关系，也体现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关系；既反映了文明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社会关系，也内在地包含着上层建筑领域中人们的社会政治关系与思想关系。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一方面取决于相应的物质生产资料和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另一方面也反过来决定着该社会政治思想上层建筑的状况与方向。
第二，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具有主导性和历史性特征的动态结构。在任何社会形态下，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都不是单一的，它的形式十分复杂多样，且共存与交融。其中各种社会关系的地位与作用都各不相同，往往有一种形式处于统治地位、起支配作用。正像马克思明确指出的那样，“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27)。相应地，在每个时代和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28)。例如，在土地所有制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宗法的、血缘的、地域的自然联系与宗教文化观念占据优势；在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里，商品经济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就只能处于附属的地位。事实上，古代社会的生产关系是被掩蔽在自然的血缘关系之下的；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直接按照生产过程的本性而形成的生产关系取得支配地位，社会历史所创造的物质条件占优势，原来支配人们的自然的、地方的社会关系生产与再生产，便越来越被社会化的大生产和市场交往关系所排挤，甚至消亡；古代曾经作为最基本的生产单位的血缘家庭，现在被降低为一个单纯的消费单位。同样，在古代社会中曾经成为主宰的农业就反过来作为工业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一个部门而从事生产与再生产。
第三，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归根到底是伴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的客观过程。生产总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它必然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以一定的形式构成的物质实践过程。“生产者相互发生这些社会关系，他们借以互相交换其活动和参与共同生产的条件，当然依照生产资料的性质而有所不同”(29)。任何社会关系都是由一定的物质生产水平决定的，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也不断地革命，越来越精细的劳动分工必然引发更进一步的分工，机器的普遍采用也必然导致机器被更广泛地采用，大规模生产则势必导致更大规模的生产组织。总之，社会生产关系随着物质生产资料和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和发展。而当这些生产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所构成的社会经济结构（即经济基础）发生变更之后，庞大的上层建筑也必然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是社会结构变迁所必需的动力机制和保障。
注释：
① 于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于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动与社会进化》，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② Jean Baudrillard,The Mirror of Production,Telos Press,1975,p.17; Jean Baudrillard,Select Writing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p.104,pp.115—116.
③ 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
⑥ 同上书，第80页。
⑦ 同上书，第80页。
⑧ 同上书，第143页。
⑨ 同上书，第77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21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86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19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0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7页。
(16) 同上书，第537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5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3卷，第708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页。
(20) 同上书，第564、546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696页。
(22)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
(23) 《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556页。
(25) 同上书，第291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4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4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8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86～4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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