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锯齿周期”消费模型与中国居民消费行为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消费行为论文,锯齿论文,中国论文,周期论文,模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82(2009)06-0017-05
一、导言
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扩大内需一直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焦点。与提高内需政策相背离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民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一直呈现单边大幅下滑的趋势：国民消费率从1981年的67.1％下降到1990年的62.5％，再到2007年的48.8％；居民消费率从1981年的52.47％下降到1990年的50.5％，再到2007年的37.1％。持续萎缩的消费水平已成为限制我国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
西方消费理论以代表性消费者(或家庭)为微观基础，认为收入(当期收入或者是持久收入)是影响消费者行为的主要因素，收入的增加将导致消费需求的提高。但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GDP增长了63倍，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分别提高了35倍和28倍①，这种收入增加而消费水平却持续下降的现象与西方消费理论的解释相悖。
在西方经济中具有较好解释力的消费理论无法很好地解释中国情况，其原因在于：第一、理论所依托的微观基础，也即消费者行为的动机不同。西方消费理论高度重视收入对消费者行为的决定性作用，但是收入只是消费的必要条件，决定消费者行为的在于消费动机。这种动机扎根于文化、价值观、消费习惯等。尤其是文化价值观，提供了比社会阶层更为综合的社会影响，它是个体动机、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和阻碍因素(John A.Howard，1965)②。中西方文化的显著差异使得各自的消费行为动机存在差异，脱离了这一微观基础，仅对模型进行直接实证，难免有“水土不服”的嫌疑。第二、理论所依托的外部环境不同，也即社会经济体制背景存在差异。西方消费理论的研究是在制度既定的前提下进行的，体制变更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比如体制改革、收入分配等)因素并不是模型的直接变量，但是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不可能不影响消费者的消费/储蓄行为。因此，要构建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消费函数，就必须洞察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的特点，以及影响消费者决策的主要因素。
二、传统文化影响与“锯齿周期”消费路径的形成
1.PIH-LCH模型下的“生命周期”消费路径
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Life Cycle Hypothesis，LCH)和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PIH)构建了现代消费理论的基础，尽管在模型构建方法上稍有不同。但是两个理论的主要思想和结论都基本一致，因此，后来该两个模型被统称为“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PIH-LCH)。PIH-LCH模型是西方消费理论的经典，该理论认为消费者以一生收入为基础最优化其消费效用，每期以一个固定的比例消费各期的所有收入和财富，直到生命终结如图1。
图1 “生命周期”消费路径下的消费者行为(Dornbush and Fisher,2002)
消费者在退休(或稳定性收入终结)之前以平稳的路径进行消费，剩余收入进入储蓄，并为退休之后的消费进行储备，或者对可能出现的消费波动进行平滑，避免大起大落。PIH-LCH模型在西方经济中得到推崇和较好的验证。但是在中国的实证研究中却存在较大的争论：臧旭恒(1994)，樊纲、余根银(1992)，王燕(1992)，赵志君(1998)，贺菊煌(1998)等认为该模型能够较好地解释中国居民的消费/储蓄行为；王曦(2002)认为中国的总消费中接近一半具备永久收入假说的消费特征③；王信(1996)，张杰(1997)，金晓彤、杨晓东(2004)等认为该模型不符合中国居民的消费特征，因此其解释能力有限；余永定、李军(2000)完全否定了PIH-LCH模型适用于中国消费者的合理假设，以中国居民的消费特征构建了消费者跨期效用模型。
2.中国消费者的“锯齿周期”消费路径
PIH-LCH在中国存在争论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东西方文化影响下的居民消费行为不同。第一、中国消费者表现出阶段性“短视”(myopia)④且谨慎的消费特征，中国的消费者一般是集中力量实现当前阶段效用的最大化，而较少考虑未来阶段的效用最大化。比如一个中国的年轻人更多地会把资源用于眼前的购房结婚，而不会更多地去考虑退休后的消费支出⑤。这种异于西方消费者的“短视”消费行为，成为中国居民消费的重要特征，也即消费/储蓄行为不是以一生为周期，而是以生命中某一个特殊阶段(如结婚、生子、子女结婚等)为储蓄的终点。另一方面儒家文化的传统使得中国居民具有更为强烈的对子女的教育偏好和遗赠动机，其消费/储蓄预算涉及到跨代。这种传统文化对中国消费者的影响表现在单个居民生命的每个阶段：
阶段一：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成家是迈出人生的第一步，意义重大。除了少部分拥有较多家庭遗赠和思想前卫的年轻人可能进行挥霍性消费之外，大多数年轻人在为人生最重要的事情——结婚做经济上的准备。随着结婚成本的不断增加，绝大多数的年轻人在这一阶段会进行大量的储蓄，处于人生第一个高储蓄阶段。
阶段二：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家庭而言，结婚都是一笔巨大的开销，为了这件人生大事，哪怕借债也要将婚事办的体面；婚后将要分批对住房等借贷进行偿还；另外，由于来自家族甚至社会的“无后为大”传统观念影响，生子也将迅速进入规划日程，这又将支付大笔开支。因此结婚之后的数年时间，消费将维持相当高的水平，储蓄水平大幅降低，处于人生中最大的消费阶段。
阶段三：这一阶段，“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国居民，其消费行为受到的传统文化影响尤其明显。除了进行车、房等大宗消费(或者偿还前期贷款)之外，子女的教育投资被提到了议事日程。深受儒家文化教育观的影响，父母对子女的教育高度重视，甚至可以放弃一切非基本消费⑥。同时由于养老保障体制的不健全(尤其是农村)，对双方父母的赡养也将占用部分支出。因此，在这一阶段，中国居民的消费支出将处于较高的储蓄阶段。
阶段四：在完成了子女教育和老人赡养的义务之后，居民开始为自己退休后的生计做准备，中国消费者在这一阶段进入与西方消费者相仿的“生命周期”消费阶段，也就是退休之前处于高储蓄阶段，而退休之后储蓄逐期下降，同时将部分储蓄用于对子女的遗赠。
传统文化影响着中国居民的各期消费，将“生命周期”式消费模式推迟，初步形成了中国消费者阶段性、类似于“锯齿周期”形状的消费路径而与“生命周期”消费模式相区别。
图2 “锯齿周期”消费路径下的中国居民消费行为
说明：传统文化初步形成了“锯齿周期”曲线，体制变迁引致的不确定性与借贷约束将该曲线进一步固化。同时，不确定性也促使各期的居民储蓄提高，即形成预防性储蓄，如虚线。
三、制度变迁影响下的中国居民消费行为
传统文化的影响初步形成了中国居民的“锯齿周期”消费曲线，而体制变迁的不确定性和非完备性特征加固了该曲线的形态：其一、体制转轨期间产生的不确定性对于深受“结婚生子、培育子女和孝顺父母”传统观念影响的中国居民影响深远，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等产品和服务由确定性配给转向不确定性供应，极大地加剧了居民消费的不确定性预期，这种不确定性固化了“锯齿周期”式的消费路径。其二是借贷约束，如果可以通过借贷平滑消费，那么居民消费仍然可以呈现出“生命周期”式的消费模式，实现相对平稳的消费路径。但是中国居民“崇尚节俭”的消费模式以及发展相对滞后的消费信贷，使得这种平滑路径难以实现。
1.实证模型
模型的假定：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是理性的，在外部约束条件(如收入约束、传统文化、体制变迁)下合理安排自身资源以实现消费效用的最大化；同时消费者是风险的厌恶者，如果未来生活存在不确定预期，消费者可以采取行动以提高自己抵御风险的能力。利用常见的消费模型求解得到欧拉方程如下式：
融资约束往往是一种主观感受，指标的选取相对复杂，由于中国居民受到“节俭”的消费文化以及不完善金融环境的双重影响，自我积累成为缓解融资约束的主要方式(包括对同一家族成员的借贷)，尤其在农村，居民的融资约束越大，自身储蓄就越多，因此本文使用储蓄存款增量占可支配收入增量的比例△S/△
，来衡量居民面对的融资约束强度。
不确定性变量的构造方法较多，总体上是以收入的波动方差(或标准差)为衡量指标，如Caballero(1987)使用收入方差；Carroll&Samwich(1997)使用收入的对数方差；孙凤(2001)、宋铮(1999)分别使用收入的方差和标准差⑩；也有一些学者，如Dynan(1993)采用消费的波动方差。本文认为转轨时期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受经济波动的影响程度较小，且在居民收入水平整体较低的情况下收入呈现刚性(如公务员、国企员工、当然也包括靠天吃饭的农民等低收入人群)，中国居民收入的波动往往不能完全解释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而消费的多少能更好地反映消费者对不确定性的感知程度。因此，在不确定性指标的选用上，本文利用居民消费的对数标准差，即用
作为替代不确定性的变量，同时辅之以收入波动对数标准差
来衡量居民面临的不确定。
3.检验方法及计量结果
(1)序列相关和条件方差的检验
通过序列相关性检验和条件方差检验，以实际消费的对数标准差和以实际收入的对数标准差两个指标均存在明显的序列相关，存在ARCH效应。(如表1)
(2)序列相关和条件方差的修正和实证
由于两个序列都存在序列相关，且一阶滞后的Q统计量P值低于5％，两个模型用ar(1)模型进行修正。对于条件方差的处理方法使用Nelson(1991)提出的EGARCH模型。以实际消费的对数标准差作为不确定指标的拟合结果：
在以消费对数标准差作为不确定性指标的拟合方程(7)中，复相关系数偏小，F值的相伴概念在3％以下，DW值显示无序列相关存在，故方程整体拟合尚可，各统计量的P值均很低，对因变量存在显著影响。收入变量系数值是0.628，表明收入Y仍然是影响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不确定性对全国居民的消费变动的影响显著，弹性值为-0.569，表明不确定性
程度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较大；利率R的弹性值很小，对居民当期消费的影响不明显，这可能是由于居民对利率的反映尚不明显，或者是利率存在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使得这一变量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微小；流动性约束的变量
系数很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主要原因在于：首先是“崇尚节俭”的消费模式使得中国消费者没有消费借贷的习惯，不到万不得已，尽量不去向外借贷；其次是由于金融体系尤其是消费信贷体系的不完善，从供给上制约了居民的借贷行为。
以收入对数标准差作为不确定性指标的拟合方程(8)的总体拟合效果略低于(7)，收入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略高于方程(7)，为0.675，但不确定因素对消费的影响明显低于以消费对数方差作为变量的系数，为-0.437。
传统文化促使中国居民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消费路径，不确定性对居民的消费产生影响，且不确定系数每提高1％，当期消费将降低0.569％；借贷约束对中国居民的消费影响微弱，主要原因是传统文化中“惜借”的消费观以及尚不完善的消费借贷体制。
四、启示
中国转轨时期高储蓄、低消费的原因在于传统文化、不确定性和借贷体系滞后发展的多重影响，传统文化促使该现象的形成，不确定性和借贷约束加剧促使居民一生的消费倾向提高，进而形成了异于平滑的“生命周期”消费模式的“锯齿周期”消费路径。其结果是，当消费处于低谷时，经济疲软，当消费到达峰值时，经济过热，从而经济运行冷热交替、波动剧烈。
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居民的消费行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我们无意于评价这种消费文化的合理性。一方面，这种传统文化初步促使波动更大的“锯齿消费”路径的形成，导致中国持续的高储蓄和低消费；另一方面，谨慎、节俭的消费行为在规避经济危机中可以起到积极作用。真正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促使“锯齿消费”模式加剧的不确定性和借贷约束，这些由体制转轨产生的因素使得原本谨慎的消费者更加保守，用于预防的储蓄更多；同时信贷市场的建设滞后，弱化了居民通过借贷平滑消费路径的能力。
从实证结果看，收入以及不确定性因素是影响居民消费的两个方面，仅单纯地提高居民收入无法达到刺激内需的预期效果，同时需要考虑影响消费动机的因素。尤其是需要顺应传统文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缓解体制转轨过程中产生的不确定性并加快建立完善的信贷市场，将改善居民收入水平和稳定居民收支不确定预期结合起来。
1.建立稳定的政策预期，降低居民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
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与可预期性，为宏观经济的稳健运行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确保微观主体可以建立稳定的政策预期，从而制定出合理的微观经济决策，促进未来收入的稳定增长预期。进一步加快分配体制改革，继续加大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的力度。
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支持力度，降低对未来支出不确定性的预期。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体制供给对中国居民的支出不确定性预期形成影响甚大，因此必须加快完善这些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体制改革，使居民能够消除后顾之忧，大胆使用未来收入。
2.注重人口结构特点，避免过大的消费周期性波动
在“锯齿周期”模型中，居民消费的波动受到人口结构的影响要比“生命周期”模型高得多。社会人口的老龄化，一方面增加了抚养老年人口的压力，居民的消费更趋谨慎；另一方面，老龄人口除了遗赠动机之外，不再进行人生的大规模消费，消费数量明显下降。社会老龄人口的增加将大幅降低社会的消费能力。随着计划生育后人口老龄化趋势的提高，有必要考虑适当放宽“限制二胎”的政策取向，实现城乡计划生育政策一体化，缓解城市居民对社会人口老龄化的预期，降低当期的预防性养老储蓄。
3.完善信贷市场，赋予居民更多的能力平滑其消费路径
借贷约束不是造成当前消费不振的主要因素，我国居民不存在显著的借贷约束。但是无论从理论分析还是从国外信贷市场发展历史看，借贷市场的发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居民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改善居民平滑消费路径，减少宏观消费的过度波动。
注释：
①数据来源：《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
②John A.Howard,Marketing Theory,Mass:Allyn and Bacon.1965,Boston.
③王曦：《当期收入还是永久收入——转轨时期中国居民消费模式的检验》，《管理世界》2002年第12期，第47-54页。
④叶海云：《试论流动性约束、短视行为与我国消费需求疲软的关系》，《经济研究》2000年第11期，第39-44页。
⑤金晓彤、杨晓东：《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变异的四个假说及其理论分析》，《管理世界》2004年第11期，第5-14页。
⑥郭庆旺、贾俊雪、赵志耕：《中国传统文化信念、人力指标积累与家庭养老保障机制》，《经济研究》2007年第8期，第58-72页。
⑦田岗：《不确定性、融资约束与我国农村高储蓄现象的实证分析——一个含融资约束的预防性储蓄模型及检验》，《经济科学》2005年第1期，第5-17页。
⑨也有学者如袁志刚、宋铮(1999)采用基尼系数作为拟合指标，但是很难想象居民是根据基尼系数来判断未来的不确定性，进而做出自己未来的消费/储蓄决策行为。
⑩余永定、李军：《中国居民消费函数的理论与验证》，《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123-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