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空间视角下人力资本促进创新的作用机制与策略选择
文／张 力 李 伟
摘要： “流空间”视角下创新流程发生了三大深刻变化：准备阶段，创新要素的形态发生了转变；运作阶段，人力资本的角色发生了转变；发展阶段，创新主体的范围也已发生改变。其根本原因在于信息技术弱化了工业时代创新流程的“地域”特征。在信息时代，人力资本借助信息工具结成新型创新组织，在创新的三大阶段分别遵循“资源流化—价值流转—主体扩张”的逻辑运行，以“流动”的机制实现创新的整个过程。据此，人力资本促进我国创新发展的基本路径包括：一是提高基础设施服务创新能力，清除数据流动的制度障碍;二是注重科技服务人才培育，提升现有人才信息技能水平;三是强化众筹众创平台建设，保障人才的虚拟集聚。
关键词： 流空间；信息时代；人力资本；创新流程；策略选择
一 问题的提出
人才强国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七大战略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要“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让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1]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才的培养和人力资本的投入，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大幅增强，主要科技创新指标稳步提升。据科技部数据，2018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达到418万人，居世界第一；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8.1万家，科技创新创业培育壮大新动能。尽管如此，从科技成果转化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来看，我国人力资本投入的产出效率仍然偏低。回顾现有创新政策，可以发现，进入信息时代后，我国创新工作仍在一定程度上受限于要素观理念，主要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数量以及信息基础设施总量促进创新，忽视了创新流程在信息技术进步下发生的根本变化，导致创新效率提升受限。卡斯特从流空间的角度描述了信息时代人类生产活动受到的冲击，以“流动”的概念勾勒出一个分析信息时代创新流程改变的理论框架，有利于分析创新各环节人力资本所发生的具体改变以及政策需求，为提升人才开发效率提供助力。
近年来，人力资本与创新的关系研究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熊彼特指出，“创新是把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2]舒尔茨首次从人力资本理论视角分析了传统经济学理论所忽略的人的因素，指出人力资本是创新活动中主要的生产要素。[3]此后，人力资本在创新相关研究中获得了与物质资本同等的重视程度。后续的众多学者采用不同理论视角研究了人力资本对创新的正向作用，以及信息技术在促进人力资本协作与知识溢出、弥补区域创新差距过程中起到的积极效果。如，从人力资本结构切入，将创新人才分为创新人力资本和非创新人力资本、[4]同质性人力资本和异质性人力资本等，[5]分别测度不同类型人力资本对创新的实际贡献。又如，或从产学研角度探索人力资本协作的模式，或从社会关系网络、神经网络理论等分析不同创新机构、创新网站之间知识共享、知识流动的状况。[6]既有研究的不足，在于视角要么过于宏观地强调信息基础设施作用，要么过于微观地测度某些网站用户之间知识交流的效率或社会关系的拓扑结构，得到的政策启发有限，在解释当前创新领域人力资本投入与产出并不均衡的“索洛悖论”现象时显现出一定的局限。[7]究其原因，以上研究往往基于工业时代特定人力资本在固定地点、以固定形式参与创新的假设，然而信息时代创新活动的以上特征都发生了改变，而且由于“创新是一个流程，涉及多种因素，也包括多个发展阶段”，[8]需要“清楚地了解流程中所涉及的事物及其操作方式才能准确把握创新的本质”。[9]
因此，分析创新活动的变化，需要结合创新流程的变化。对此，Bernstein和Prakash将创新流程依照思想产生、组织支持、创新发展、成果实施四个阶段进行了分类。[10]袁永等则将其划分为科技创新资源投入阶段、研究开发和成果转化阶段和研究成果应用与扩散阶段。[11]目前划分大多遵循时间顺序，依次关注了创新在准备、运行以及发展环节的不同特征。[12]信息技术的作用在此类研究中被广泛提及，不过多数情况下研究者将其视为创新不同流程中信息的传递者和收集者，较少更深入地探讨信息技术对创新流程及流程中的人力资本具有何种影响。在此方面，卡斯特所提出的流空间理论，不仅为分析信息时代创新流程转变提供了理想的分析框架，其提出的“流空间”“流动”“节点”等概念也为深入剖析人力资本促进创新的机理提供了重要启发。
二 “流空间”视角下创新流程的三大新变化
卡斯特较早关注到了信息时代人力资本发生的改变并对其进行了理论归纳，指出一种崭新的、“依靠流动而运作的共享时间之社会实践的物质组织”[13]——即流空间组织已经成型，并以特殊的“流动”机制参与人类的生产活动。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卡斯特对“流动”进行了细致的解释:伴随着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飞速进步，人类赖以活动的“地方空间”被加速消解，人才、资本、信息等生产要素不再拘泥于逼仄的现实空间，通过基础设施的作用流变为人才流、资金流、信息流，通过城市、企业、甚至人才等节点所组成的网络进行实时或延时传输，在“流动”的交互过程中高效率、跨区域地完成了信息时代的社会实践过程，并通过网络集聚资源的能力实现了该网络自身的发展。结合信息时代的创新活动来看，流空间理论核心的贡献在于它指出信息时代的创新流程在准备阶段、具体运作阶段、发展阶段等不同阶段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由工业时代的“固定”，转变为信息时代的“流动”。通过比较工业时代与信息时代创新流程的差别，有利于理解这些改变的具体内容。具体而言，信息时代创新流程发生了以下转变:
（一）在创新的准备阶段，创新要素的形态发生了转变
工业时代的创新活动所需要的要素大多固定于某一地理空间，如人才居住并活动于某一城市，限于流动成本较少迁移，知识传播的范围也相对有限。信息时代来临后，网络传输信息的能力越来越强，光纤技术、5G技术的商用化使网络存储以及提取数据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信息技术诞生时的初值，广域网范式由单向传输的web1.0发展到了用户与网站交互沟通的web3.0，存储介质的成本也在持续下降，此外，以共用共享、整合统筹为特征的云技术逐渐发展起来并进一步提升了数据存储与提取的效率……。这一切都为创新要素的数字化提供了基础，现实中的创新要素如创新相关的知识、技术、数据、资金等，逐渐呈现出一种“数据化”“电子化”趋势，创新相关的人力资本通过调动这些资源，结合现实中的组织与要素完成创新，以流量的形式参与创新已然成为了当今社会的常态。对于各种创新要素纷纷转变形态，卡斯特将此过程称之为要素的流化，并指出流化后的信息流、资金流、技术流等不仅仅是社会组织的一个要素，还能够支配社会经济活动。[14]流化后的要素在创新活动中传输效率更高且传输成本更低，依托互联网等信息通讯网络可以实现即时送达。这种优势是工业时代的输送途径所无法比拟的。如果要素流化过程受阻，人力资本及其他要素的传递与互动将受到制约，创新相关的人与物无法进入创新网络，也就无法享有跨区域协同的便利。在这种情况下，创新要素如何才能转化为创新流、转变的程度是否充分、转变成本是否低廉，是每个国家都面临的迫切问题。
另外还有EW向和近SN向断裂组：为区内早期断裂，规模小，数量少，个别地段密集出现，被后期断裂组所切穿。
（二）在创新的运作阶段，人力资本的角色发生了转变
在工业时代，创新人力资本知识与技能的专用性较强，角色也比较单一，是创新活动中纯粹的生产者。这时的创新难度通常较低，创新者往往可以独立完成创新的所有环节而无分工的必要性，即便需要协作也面临着地域的约束。在此之后，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知识专业化程度的加深，人类挑战自然的意愿与能力增强，创新活动的难度也与日俱增。大到波音747项目的研发、人类基因图谱绘制、空间站建设这样的国际项目，小到一个创新成果的研发、中试与应用过程，无不依赖于各个国家、各区域、各行业人力资本的通力协作。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才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生产者，而是创新中本环节价值的生产者以及其他环节人才价值的传递者，即卡斯特所提及的节点。只有创新过程中某一节点创造的价值传递到下一个节点，专业化生产的过程才能够得以持续。由于这种传递又伴随着高度数据化的特征，卡斯特将这种创新价值由一个创新人才节点传递到另一个节点、在传递中实现创新价值增值以及形态改变的生产过程形象地描述成“流动”，并指出任何一个节点的缺失或不足，将会影响“流动”的质量，造成整个创新组织效率的低下。在这种模式下开展创新的难点在于，需要准确判断出到底是哪些节点在创造以及传递创新价值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然后才能够予以针对性的施策。
建设项目是综合性建筑，现阶段的工程概况的建筑的平均面积大约在21，889平方米左右，高度的平均值为90米。电气工程氛围两部分，一个是分为地上20层的工程，另外一部分是地下1层的工程。综合楼总建筑面积21，889平方米，建筑高度90米，底层1层，底层20层（部分15层）。每层楼的功能划分都很明显。本项目供电电压为380/220V，由室外变电站采用阻燃电力电缆引入。高压低压配电室设置在地下层，母线用于配电插座。槽沿着强电轴延伸到高层，防雷等级相对较高。接地采用TN-S系统，在强电轴中安装电气设备在项目的安装部分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三）在创新的发展阶段，创新主体的范围也已发生改变
[2]J.A.Schumpeter.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Capital，Credit，Interest，and the Business Cycle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4.
树根的抗拔强度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结果，比如树根的材料、土壤的属性、树根的几何形状等。所有这些因素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同影响树根的抗拔强度。在对一些树根模型进行模拟之后，发现树根的几何形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抗拔强度。最重要结论是：当树根埋入土中更深，或者蔓延更大，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抗拔强度，树根的总埋入体积，或者总接触面积会最终决定一个树根的极限抗拔强度。
三 “流空间”视角下人力资本促进创新的作用机制
以上可见，信息时代的创新流程相比于工业时代发生了重大转变。新型人力资本组织即流空间组织依托信息技术的发展，以要素流化为前提，以价值流动为过程，以主体扩张为发展趋势，通过更加灵活、高效的方式集聚大量资源为创新所用，提升人力资本的利用效率。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结合流空间理论以及国际经验，构建信息时代人力资本促进创新的实现机制。
[6]解学梅、李成：《社会关系网络与新产品创新绩效——基于知识技术协同的调节效应模型》，《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4年第6期；孟庆良、郭鑫鑫：《基于BP神经网络的众包创新关键用户知识源识别研究》，《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7年第3期。
（一）准备机制：强化基础设施促进人才要素的流化
信息基础设施是实现创新要素流化的物质基础，其有无和质量决定着一个地区“流”的生存、发育状况。[16]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内涵随时代而变，在信息技术初兴之时创新主体之间仅使用电话、电报等进行简单的信息要素交换，枢纽建设的重点在于实现远程通话；电子计算机普及后，网络表现出了流化以及传输创新要素的高效率，提升互联网普及率成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信息技术发展到当前这一阶段，科技进步使得数据存储成本和数据处理成本大幅降低，为大数据时代加速到来奠定了信息技术平民化的基础。[17]这一时期与大数据相关的基础设施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工具。近些年来，世界各国纷纷推出相关计划力图占领新一轮创新高峰的制高点。如创新强国美国先后发布的《国家创新战略2015》、“公共数据行动”与“数据—知识—行动”计划等，通过建设、改造以及整合相关基础设施，谋求实现信息技术与创新活动的融合。北京作为中国国家创新中心，近些年来连续推出了《北京“祥云工程”行动计划》（2010-2015年）、北京市大数据和云计算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等，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信息基础设施服务创新的能力。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大数据的形成、流动以及使用过程中会产生知识产权、隐私保护等复杂的社会伦理问题，所以不能仅仅依赖于互联网等硬件设施的建设，政策等软基础设施建设的配套同样不可或缺。对此日本曾于2013年发布了“创建尖端IT国家宣言”，指出日本公共数据开放、个人信息保护等相关法律基础设施落后于欧美国家的问题，随后在《面向2020年的ICT综合战略》提出修改日本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促进数据流通。回顾北京乃至全国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战略，整体上侧重于大型数据中心、云计算创新应用示范工程的建设，硬件建设方面成果突出，但对现有设施资源的整合利用以及法律层面的保障力度偏弱，信息化水平评价标准也往往过于单一，仅采用城乡互联网普及率、网民数量等简单指标展示信息化水平。
（六）生化试验 取上述分离菌血清肉汤培养物，分别接种于蔗糖、山梨醇、葡萄糖、甘露糖、乳糖、马尿酸钠及淀粉培养基，37℃培养24 h后，观察其对糖的利用情况，全部重复三次，并记录结果见表1。
（二）传递机制：完善人才节点促进创新价值的流动
[8]杨雪冬：《简论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的十个问题》，《公共管理学报》2008年第1期。
（三）发展机制：丰富创新平台实现创新主体的无边界拓展
流空间组织之所以能够实现创新主体的扩展，是因为信息技术为人力资本的跨区域集聚提供了地理空间之外的虚拟空间，从而将创新活动的范围与影响扩散到了具备一定创新能力的民众。但并非所有的信息技术都能实现创新主体的扩展，结合国际国内的成功实践案例可以发现，面向大众设计、具备丰富功能的创新创业网络平台是实现创新主体无边界拓展的优良载体。例如，美国的InnoCentive众创平台，截至2018年6月，已拥有来自近200个国家的45万名注册者，累计颁发奖金达7100万美元，难题破解率达到40%以上；Kickstarter、AngelList、Fundable等众筹平台曾在短短半年内就实现募资案例近5600起，参与众筹投资人数近281万人，实际募资金额21508.6万美元，[20]让普通的民众也成为了创新投资人；国内的小米众筹也依托网络社区开启了创意产品生产与销售的新模式，预先将创新方案发布到网络，既让消费者直接参与到创新产品的性能和外观设计过程中并发挥决定作用，又对设计方案已经设计但尚未投产的商品进行筹资以及预售。这些行为极大地模糊了消费者、创新者、融资者、生产者之间的界限，在引入更多的社会人力资本参与创新的同时，也一体化地解决了产品的融资与销售问题，取得了传统商业模式难以实现的良好效果。北京科研资源丰富且人口素质较高，早在2015年北京市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就已经高达17.6%，远超“十三五”规划为2020年预设的10%的全国目标，实现全民创新的潜力巨大，但从现有的平台载体来看，北京市虽然也拥有“易科学”“众筹网”“追梦网”等众筹众创平台以及其他类似网站社区，但整体上无论是平台的规模，还是平台的功能及影响力都与西方发达国家同类平台存在一定的差距，在调动全民参与创新的能力上还有一定不足。另外还应注意到，以网络平台面向全社会吸聚人力资本这种创新模式容易遇到的阻碍在于，相隔遥远、性格各异的人群汇集于同一空间，空间内文化、制度、价值观的多元化特征明显，容易出现管理上的困难与风险，具体运作时需要予以充分考虑。
四 人力资本促进我国创新发展的策略选择
（一）提高基础设施服务创新能力，清除数据流动的制度障碍
一方面，应依托“互联网+”开展科研资源分享计划，充分整合我国现有的丰富科研基础设施资源，在保证不涉密、设备空闲的前提下，鼓励推动我国国有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面向社会有偿或无偿开放大型科研基础设施与相关数据库。具体执行上，可首先采用政府摸底和单位自查相结合的方式，掌握相关设备的基本情况并对其共享能力进行统计判断，随后通过建设公共电子平台的方式，依托科研基础设施与数据库网上共享系统建设，为有需求的用户提供包括台账登记、信息查询、预约使用、缴费抵押等在内的一系列服务。另一方面，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科研创新、企业生产、城市管理等领域的应用力度，增强对现有信息基础设施进行互联化、物联化改造以及入网并网的引导，对申请建设或已经建设的设施使用编码标识技术，以保证设备覆盖领域内信息化建设的唯一性，避免重复建设造成浪费。政策保障方面，应充分考虑到大数据搜集、使用过程中的隐私问题，引导政府、高校、企业等不同创新主体在产学研合作计划和数据分享协议的制订中体现出对创新研究与个体隐私之间利益的权衡，并制定北京市数据分享计划权益保障条例，政府作为集数据收集、数据使用和公民隐私保护为一体的最终仲裁者，以法规制定的形式对数据公开与使用起推动与保障作用。最后，为更好地体现信息技术服务于科技创新活动的能力，应当构建更加完善的北京市城市信息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从设备共享、数据分享、技术匹配、市场化程度等多个维度评价信息技术对创新的贡献，以便能够更精准地体现创新的现实需求以及现有技术服务创新能力的短板，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二）注重科技服务人才培育，提升现有人才信息技能水平
为补齐我国创新活动中的人才短板，应从专业设置、课程优化、就业引导等多个方面尽快培养创新急需的人才，引导人才参与到创新服务业领域。首先，教育部门应在充分量化统计科技服务人才缺口的基础上，根据当前市场热点预估行业发展的方向，合理设置创新创业服务类课程并建立课程动态调整机制，借助双一流高校建设的契机，建设起一批与科技服务业相关的行业特色高校或特色专业，以便为科技服务行业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要随时密切关注科技服务行业、企业的需求，积极引导各高等院校与科技服务企业、行业协会建立伙伴关系，以“订单式”培养的方式培育创新领域迫切需要的人才。鉴于科技服务工作对人才科技视野、技术应用、市场需求等各方面知识与技能的综合要求，应尽可能地鼓励企业提供更多在校生去往科技服务业实习的机会，有意引导“准科研人才”在社会实践活动期与实习期及早接触科研服务工作，以便为北京市科技服务业培育、储备更多、更高质量的复合型人才。其次，在毕业季应加强针对科技服务业的就业宣传与政策引导，通过开展校园宣讲会等方式宣传科技服务业待遇、发展前景，对行业内急需人才的某些岗位提供适当的实习补贴，从而以各种途径引导高校毕业生从事科研服务行业，引导时尤其注重将人才由总量相对饱和的科研领域分流到缺口较大的科研服务领域，实现人才结构的优化。最后，针对信息技术人力资本匮乏严重的问题，应根据当前科研活动中大数据、云计算等相关技术的使用频率以及发展趋势，合理设置相关课程，以网络平台慕课推送、校园选修课设置、在校教师信息化培训等方式，提升现有创新人才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从事科研的信息技能水平。
（三）强化众筹众创平台建设，保障人才的虚拟集聚
[12]程茂吉：《技术创新和扩散过程的一般理论分析》，《经济地理》1995年第2期；张子刚、周永红、刘开军：《知识管理对企业技术创新过程的能动效应及其机理分析》，《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4年第3期。
注释：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01版。
受限于人才的受教育水平以及有限的流动能力，工业时代创新组织的主体往往也较为固定，某些特定成员结成人力资本组织进行创新实践。具体来看，在人类文明的早期，知识为贵族阶层垄断，尽管后来知识分子阶层的扩大为创新活动带来了来自更广范围的推力，但创新主体的范畴与总量仍然是相对有限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甚至直至今日，科学家都被大多数民众视作创新活动的唯一主体，在科研中扮演着卡斯特称之为“精英阶层”的角色。然而这一状况正在发生改变:国家层次上对人力资本的重视以及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普及之类具体人力资本投资计划的实施，使信息时代人力资本的整体水平相比工业时代有了较大幅度提升，普通人也有可能具备参与科研、推动科技进步的能力。国家对于创新创业的倡导导致大众心理的转化，如我国面向全国发出“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号召，普通人力资本开始有强烈的兴趣和荣誉感参与到科研活动中来。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正如卡斯特所指出，信息技术所形成网络具备的最大能力在于，它能够为凭借网络的渗透能力与所营造虚拟空间聚拢资源的能力，实现创新组织的无边界扩张。[15]当然这种扩张并非自发，原有的创新边界仍然根深蒂固，原有的创新体制机制也主要是面向科学家而设计，选择何种载体、采用何种机制引导科学家之外有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本参与到创新活动中来，如何对其进行管理和激励，都是现有创新工作亟待回答的关键问题。
[3]T.W.Schultz，“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51，no.1 (1961)，pp.1-17.
专家将表皮生长因子运用于眼科当中，多年实践证明安全。在皮肤科临床实践当中，表皮生长因子在糜烂、溃疡等疾病治疗当中也被广泛的运用，甚至有些研究者在治疗一些皮肤科疾病，如轻中度痤疮等方面，也使用了表皮生长因子。所以，表皮生长因子的安全性研究有待深入。
[5]G.M.Grossman，G.Maggi，“Diversity and Trad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0，no.5 (2000)，pp.1255-1275.
The primary endpoint was development of thrombosis of the operated segment,bleeding and surgical site infection,the need for re-interventions and amputations within 30 days after primary revascularization.
[7]李静、楠玉、刘霞辉:《中国研发投入的“索洛悖论”——解释及人力资本匹配含义》，《经济学家》2017年第1期。
给予对照组患者甲泼尼龙片(生产单位:Pfizer Italia S.r.l.(意大利),批准文号:H20150245,药物成分:化学药物,规格:4mg×30s)进行治疗,每天口服甲泼尼龙片40mg,可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增加或减少药物服用剂量,观察患者病情稳定后,每隔两周减少4mg用量;
[4]R.Nelson，E.Phelps，“Investment in Humans，Technological Diffusion，and Economic Growth”，American Economic Review:Papers and Proceedings ，vol.56，no.2 (1966)，pp.69-75.
流空间视角下，创新活动的本质即创新价值在不同节点间流动传递的过程。代表创新价值的知识流，在传递的过程中被不同的人力资本节点赋值并改变形态，最终物化为产品。卡斯特曾经指出，节点的性质是由经济活动的性质所决定。[18]结合前文以及现有创新理论可以发现，创新包含不同环节并在每个环节都对应着不同的人力资本节点。在知识研发与技术创新环节，科学家与工程师是知识创新的主力，负责将流化后的要素经过加工分析，形成具有创新价值的知识；信息人力资本负责将这些知识流化，并在随后的创新过程中为创新流的顺畅转化与传递提供技术保障；科技金融服务业人力资本为知识流的商业化提供资金支持，促使知识流与资金流结合，提供知识应用的可能性；创新相关的租赁与商务服务业人力资本为创新提供创新商业成果孵化的场所；企业家人力资本以特殊嗅觉搜寻具有商业价值的知识流，结合其他人力资本的支持，通过产品创新、市场创新的过程将知识流物化为可销售使用的产品，至此科技进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得以完整实现。在这一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人力资本的缺失或薄弱都会导致创新价值流于纸面，无法从知识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切实动力。在英美等创新强国，政府依托开设课程的高等大学、职业院校以及总量丰富的科学服务机构培育了大量科技服务人才，确保了创新人才链条的完备。但即便如此，伴随着信息技术的突进式发展，信息技术人才的匮乏也还是开始显现。据欧盟委员会估计，到2020年欧洲将面临高达90万信息通信技术专业人员的缺口，这迫使欧盟委员会于2013年3月启动“数字工作大联盟”，力图通过促进企业、教育机构和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吸引年轻人参加ICT课程并对事业人员进行培训。[19]北京市拥有总量丰富的高校以及科研人才，但由于人才培养重心、产学研融合等问题，科研服务人才与科学研究人员的总量并不相称，对创新活动的支撑作用不够充分。
本文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官网收集了中证阿拉善生态主题100指数（CSI AEF Ecology 100 Index，指数代码：399817）的成分股作为样本股，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期为2018-3-31）各支股票的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均来源于巨潮资讯网的数据库，考虑到数据缺失、公司体量差异较大、公司信息披露不完全等问题，剔除了17支成份股，保留62支成份股，确定样本容量为62。
[9]蒂德、贝赞特：《创新管理：技术变革、市场变革和组织变革的整合》，陈劲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10]B.Bernstein，P.Singh，“An Integrated Innovation Process Model Based on Practices of Australian Biotechnology Firms”，Technovation ，vol.26，no.5 (2006)，pp.561-572.
[11]袁永、李妃养、张宏丽：《基于创新过程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2017年第12期。
为充分发挥网络平台对汇聚大众力量、实现全民创新的核心作用，可选择政府自建、PPP项目合作建设、发动社会资本独立建设三种方式来建立、发展众筹众创平台。其中，政府自建平台能够充分发挥政府部门对于相关科研机构及其资源的调动能力，以及政府行为对广大民众参与众筹众创的号召能力，另外两种模式则更利于平台的市场化运营管理，三种模式共建可以发挥互为补充的作用。对于新建设的平台，除了在相关政策的发布上予以护航外，政府在平台发展的前期可以以政府服务外包的方式，探索建立“政府—平台”之间的合作新模式，同时也利于帮助平台度过较为艰难的创业初期。对于运作良好、潜力较大但资金匮乏的平台，政府可以视情况对其予以适当的物质补贴或融资帮助。此外，政府还可以以协助宣传推广等方式帮助平台企业树立品牌效应，凭借主流媒体的影响力，鼓励更多人参与网络任务的发包与接包。在平台发展的中后期，政府应专注于对平台服务质量以及运行规范性的监督，并引导更多高校、企业、有创新能力的个人加入平台或彼此之间借助平台进行对接，以便提升平台服务创新的能力。为进一步扩大众筹众创平台的影响力，可以适当引导具有一定用户资源与科研资源、但面临发展瓶颈的平台企业进行合并重组，以这种方式培育出对整个行业、市场以及公众具有较强影响力的领跑型平台。最后，从平台的长期健康发展来看，为避免集聚过程中形成的冲突，有必要建立虚拟集聚风险预警机制，依托软件商支持，发挥网信办、行业协会、工商部门、科研机构、社会组织、群组成员的监督作用与宣传作用，培育积极的集聚文化，确保网上科研的健康发展。
[13]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14]M.Castells，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Society and Culture， NJ:Blackwell Publishers，1996.
[15]卡斯特：《信息化城市》，崔保国等译，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草儿到了花季，成了大姑娘，出落得花一样美丽了。但草儿就如一朵含羞的花儿，偷偷地在绿叶间开放，飘出醉人的香气。草儿不张扬，于是，美丽的草儿，就如一朵含羞草，文文静静。面对那身后一串串盯着她的小伙子，她总是不搭理他们，使得这些小伙子们好不失望神伤，就认为草儿是个外表文静的冷姑娘，不懂得爱。其实，草儿知道呢！美丽的草儿，内心丰富着呢！她是一朵含羞的美丽的花儿，她才不会轻易把自己交给别人！
[16]董超、李正风：《信息时代的空间观念——对流空间概念的反思与拓展》，《自然辩证法研究》2014年第2期。
[17]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课题组：《互联网革命与中国业态变革》，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6年。
[18]卡斯特：《网络社会：跨文化的视角》，周凯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19]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驱动创新：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中的大数据》，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年。
[20]张绍丽、郑晓齐：《众包、众筹、众创——高校科研模式创新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2016年第6期。
中图分类号： F2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138(2019)05-0017-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体制机制研究”（16ZDA011）；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三维资本’视角下促进在京行业特色高效贫困大学生就业的精准帮扶机制研究”（16JDYJA007）
作者简介： 张力，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100044；李伟，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市，100044。
责任编辑 马相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