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陈云与邓小平主要经济思想比较研究（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时期论文,思想论文,经济论文,邓小平论文,陈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成员，邓小平、陈云都参与国家经济政策的决策和制定，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在这一过程中，应该看到，面临变幻严峻的经济形势，陈云与邓小平的经济思想有很多一致之处，如对国民经济调整的主张，对对外开放的倡导。当然，他们的主张也有不尽相同之处，如对于计划经济体制改革，陈云主张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邓小平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但是他们之间的这种不同，并没有演化为根本性分歧或矛盾，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或阻力。相反，他们经济思想的不同，在相当程度上更表现为互补性，相得益彰，在改革开放的不同阶段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在整体上共同促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行。比较他们的经济思想，并非为了评判他们思想的优劣或水平高低，而是分析他们的经济思想对新时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哪些贡献。本文仅以陈云在新时期经济工作中的主要思想为主线，对比邓小平在同一问题上的主张，分析其异同以及二者在中国改革开放中所起的相互促进作用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
一、新时期国民经济调整
（一）陈云的经济调整主张
20世纪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经济已是千疮百孔：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计划经济体制僵化，企业管理混乱，经济效益差。当时本来应该用一定时间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和整顿，解决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问题，使国民经济达到基本平衡，但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对国民经济中存在的严重问题认识不足，反而急于求成，在短时间内匆忙上了一些超乎国家财力的基本建设工程。
对于经济中的问题和新发生的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陈云是觉察比较早的。早在1978年2月的十一届二中全会上，陈云就为遏制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急于求成的冒进倾向，提出了按农轻重次序发展、提高工业生产质量的意见。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首先提出，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并就经济问题谈了五点意见。他指出，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能一拥而上。对于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材料如有缺口，不论是中央项目或地方项目，都不能安排。这实际上提出了克服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和进行调整的主张。之后，陈云又在多种场合阐述了他的国民经济调整主张，并从各个方面进行了充分论述。
首先，关于调整的必要性。他指出，经过“文化大革命”中的将军管经济时期，“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如基本建设的战线太长；原料工业与加工工业的比例失调；钢铁工业内部比例失调；各工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最大的问题当然是农业与工业比例失调。但“计划机关和工业、商业部门的同志对此没有深刻的认识。如果不纠正这种认识上的盲目性，必然碰壁”。所以他建议“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调整过来”（注：《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8、246页。）。
其次，针对有人要求发展“再快一些”和担心调整会“耽误”发展的想法，他明确指出：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调整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按比例，能比较按比例地前进”。调整，“就是步伐调整调整，该踏步的踏步，该下的下，该快马加鞭的快马加鞭。目的是为了前进，为了搞四个现代化”。总之，“这次调整不是耽误，不调整才会造成大的耽误。因为我们这次调整是清醒的健康的调整，我们会站稳脚跟，继续稳步前进”（注：《陈云文选》第3卷，第253、256、282页。）。
关于如何进行这次经济调整，陈云提出了一系列综合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扩大财政对计划的支配作用，降低计划指标。他指出，“我们的基建投资，必须是没有赤字的”，即要在财政平衡的基础上，看能够拨出多少钱用于基本建设投资，以这个数字来制定基本建设计划（注：《陈云文选》第3卷，第264、253、250、267～268、279、244～247、276、277、307页。）。1979年1月，国务院下达的《一九七九、一九八○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中，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规模都定得过高过大，物资存在很大的缺口。针对这一点，陈云指出：1979年有些物资有缺口，我认为不要留缺口，宁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某些项目。有物资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注：《陈云年谱》（一九○五——一九九五）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33、293、353页。）。
第二，减少基本建设、尤其是重工业的投资，压缩基本建设项目。他指出，“基本建设战线太长，这是一个老问题”。当时全国基本建设项目大的有1700多个，小的几万个，大大超出了当时的国力承受范围。对此，陈云主张，“赶快下决心，搞不了的，丢掉一批就是了。搞起来，没有原料、材料，还不是白搞。”“地方工业、社办工业，如果同大工业争原料、争电力，也要下来”（注：《陈云文选》第3卷，第264、253、250、267～268、279、244～247、276、277、307页。）。
第三，调整经济结构，尤其是重工业结构。针对当时的单纯突出钢，他指出，这一点，我们犯过错误，证明不能持久。搞钢，就要煤，要电，要有色金属，等等。突出一点，电跟不上，运输很紧张，煤和石油也很紧张。有了电厂，没有煤烧，没有油烧，电厂只好摆在那里。钢太突出就挤了别的工业，挤了别的事业（注：《陈云文选》第3卷，第264、253、250、267～268、279、244～247、276、277、307页。）。
第四，着重通过技术改造扩大生产能力。他指出，在调整中，“着重点应该放在国内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上，我们国内现有企业的基础是不小的。要在这个基础上引进新技术（软件），或则填平补齐，或则成龙配套，用这些办法来扩大我们的生产能力”，“充分利用现有企业并对它们进行技术改造，这是脚踏实地的前进”，“要先生产，后基建；先挖潜、革新、改造，后基建”（注：《陈云文选》第3卷，第264、253、250、267～268、279、244～247、276、277、307页。）。
（二）邓小平的经济调整思想
这一时期，邓小平虽然大力提倡并酝酿改革，但他对当时国民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也有明确认识。自1979年起，他也多次阐述了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主张。
第一，他从多方面充分说明进行国民经济调整的必要性。跟陈云一样，他也十分关注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对这种情况产生的影响作了冷静的分析。1979年3月，他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过去十多年来，我们一直没有摆脱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而没有按比例发展就不可能有稳定的、可靠的高速度。看来，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农业、工业、基建、交通、内外贸易、财政金融，在总的前进的过程中都还需要有一段调整的时间，才能由不同程度的不平衡走向比较平衡。”“在经济比例失调的条件下，下决心进行必要的调整，是我们的经济走向正常的、稳定的发展的前提。”（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1、355、161、354、236、91、127页。）
第二，对于如何进行调整，邓小平也提出了一些措施。例如压缩基本建设，紧缩行政费用。他指出，这次调整，在某些方面要后退，而且要退够。所谓某些方面要退够，主要是说基本建设要退够，一些生产条件不足的企业要关、停、并、转或减少生产，行政费用要紧缩，使财政收入、信贷收支达到平衡。生产建设、行政设施、人民生活的改善，都要量力而行，量入而出（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1、355、161、354、236、91、127页。）。
关于调整经济结构他指出，我们对经济建设的方针、规划要进行一些调整，先搞那些容易搞、见效快、能赚钱、创外汇多的，宁肯减少一些钢厂和一些大项目。在工业内部，投资的重点要放在电、煤、石油、交通、通讯、建材等方面（注：《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66、497、709、754页。）。这与陈云调整重工业结构的主张是一致的。
他也同意陈云降低计划指标的主张，认为有些指标要压缩一下，不然不踏实、不可靠。后来，他又明确指出，在调整中，“有些不切实际的和对整个经济害多利少的高指标要坚决下来，有些管理不善、严重亏损的企业要限期整顿，甚至停下来整顿。”（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1、355、161、354、236、91、127页。）
第三，关于调整的目的，邓小平的论述与陈云也是基本一致的，如他指出：“我们这次调整，正如陈云同志说的，是健康的、清醒的调整。”“这次调整，是前进中的调整，是为了给实现四个现代化打好稳固的基础。”（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1、355、161、354、236、91、127页。）
正是出于这种相同的认识，邓小平对陈云倡导主持的经济调整给予了全面的支持。1979年3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陈云提出“要有两三年调整时间，最好三年”的建议时，邓小平赞同陈云的意见。他指出，现在的中心任务是三年调整，这是个大方针、大政策。经过调整，会更快地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可以肯定，经过三年调整，各行各业都会前进，产品质量会更好，品种会更多，消耗会减少，积累会增加。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该总结的时候了。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不光决定于钢。谈农业，只抓粮食不行，还是要因地制宜，农林牧副渔并举（注：《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66、497、709、754页。）。1980年12月26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为了统一全党对经济调整的认识，陈云再次强调经济调整的重要性，指出改革要有利于调整。邓小平完全赞同陈云的提法，并进行了类似的阐述。
陈云、邓小平关于国民经济调整的思想，都是深刻分析了当时严峻经济形势，针对国民经济中存在的问题而提出的主张，客观形势是他们主观思想一致的基础。实践证明，他们提出的进行国民经济调整的主张是及时、正确的，他们的阐述对于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对国民经济调整的认识起了重要作用。经过中央和地方的努力，经济调整工作取得了比较迅速的进展。经过三年的调整，不但协调了农轻重、积累与消费等基本比例关系，努力实现财政收支和信贷平衡，而且在调整中注意克服经济建设中“左”的指导思想，按照在综合平衡基础上循序发展的建设方针办事。总的来看，这次经济调整，为80年代的经济发展和全面改革奠定了有利基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三）陈云、邓小平经济调整思想之异同
70年代末、80年代初，陈云、邓小平在国民经济调整问题上的一些认识是基本一致的，如关于调整的必要性、调整的目的、调整的方针政策等。但两人之间也略有不同之处。如关于调整与改革的关系，陈云指出：“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要使改革有利于调整，也有利于改革本身的成功”（注：《陈云文选》第3卷，第264、253、250、267～268、279、244～247、276、277、307页。），即强调改革要有利于调整。
邓小平也指出改革要有利于调整，但邓小平更强调调整不能影响改革，调整要坚持改革方向。三年调整期间，邓小平多次强调了这一点。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指出：“改革的步骤需要放慢一点，但不是在方向上有任何改变。”“在调整中实行高度的集中统一，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已经从各方面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要继续实行，不能走回头路。仍然要继续把经济搞活，发挥地方、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要继续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执行一系列已定的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并总结经验，加以改进。”1981年1月16日会见日本众议院副议长一行时指出：我们总结经验，决定进行调整，不调整不行。但是，调整并没有改变原来的政策，比如对外开放政策、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政策、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政策，这些政策都是正确的。1月19日，会见巴基斯坦外宾时又说：调整不意味着改变政策，我们的各项政策，要继续贯彻（注：《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66、497、709、754页。）。
邓小平之所以如此强调调整不能影响改革，是因为他放眼于调整之后的发展问题。在调整期间，采用行政手段压缩建设规模，经济建设放慢速度是正常的，但是调整之后如何保持经济发展，邓小平是考虑比较多的。他说：我赞成这样一种意见，即现在就必须着眼考虑到三年以后经济建设的速度。现在不考虑，三年以后就来不及了（注：《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66、497、709、754页。）。调整之后的国民经济发展，无疑还是要靠改革来推进，所以正是出于这种考虑，邓小平一再强调调整期间，改革开放的政策不能变。
对国民经济调整认识的一致，使陈、邓二人在调整实践中共同努力，互相配合，促进了国民经济调整的进行；而他们思想上的略有不同，使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既关注调整又不忘改革，在调整中改革，又在改革中发展调整的成果。中国的经济局势呈现了调整与改革同时推进的局面，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搞活了经济，促进了生产发展，为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计划经济体制改革
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历了一个曲折艰辛的探索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引起了党内及经济理论界的长期争论。陈云与邓小平在这一问题上都倾注了大量心血，结合改革开放实际，进行了深刻的探索。
（一）陈云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思想
对于我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陈云较早地提出了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和发挥市场作用的主张。早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陈云就提出了“三为主，三为辅”的经济体制改革构想，其中就有“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等思想。
70年代末，在领导经济调整的同时，陈云对经济体制改革也给予了极大关注。1979年3月，他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一文中剖析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首先，陈云指出，在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由于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和本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对马克思的原理（有计划按比例）加以发展，导致了计划经济中主要缺点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没有“市场调节”。忽视市场调节的结果，是对价值规律的忽视，思想上没有“利润”概念，大少爷办经济，不是企业家办经济。
第二，为了克服计划体制的上述弊端，陈云指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一是计划经济部分即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二是市场调节部分即不做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变化进行生产的部分。其中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它既是“必须的”，又“只能是有益的补充”。这两种经济在不同部门应占不同的比例。
第三，他还预计，在今后经济调整和体制改革中，实际上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重要地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越增加，市场调节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越少，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注：《陈云文选》第3卷，第264、253、250、267～268、279、244～247、276、277、307页。）。
陈云所指的市场调节，就是按价值规律调节。即在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可以用“无政府”、“盲目”生产的办法来加以调节，是“市场自动调节的部分”。应该说，这种意义上的市场调节，同现在一般经济学文献中“计划和市场都是覆盖全社会的”那种市场及其所起资源配置作用，含义是不同的。在这之后，陈云把他的上述思想概括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2年底，陈云又用“笼子”和“鸟”来比喻计划指导与市场调节的关系。他指出，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末，笼子就是国家计划。当然，“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经济活动不一定就限于一个省、一个地区，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也可以跨省跨地区，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另外，“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比如对五年计划进行修改。但无论如何，总得有个“笼子”。就是说，搞活经济、市场调节，这些只能在计划许可范围以内发挥作用，不能脱离开计划的指导。
总的来看，陈云所主张的经济体制，仍然是以对经济生活的计划调节作为基本和主要手段的一种体制，当然在这种体制下应该也可以利用市场调节，但这种调节是次要的、辅助的。可见，它基本上没有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整体框架。但是针对过去20多年来日益僵化的经济体制，这是一个最初的突破，无疑也是一个历史性飞跃。正因为如此，陈云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为党中央所吸收，成为1979年至1984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重要指导思想，有力地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
随着经济改革实践的发展，“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逐渐暴露出它的局限性，主要是仅仅从狭义上理解市场调节，把市场调节的消极作用看得太重而加以限制。这一时期，陈云对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经济实践中发生的变化有比较明确的认识，也同意对计划工作做出改进。1984年8月20日，陈云在听取宋平汇报计委工作时说，现在同50年代不同，东西多了。计委的工作比过去也不同，范围大了，情况也复杂了。计委需要加强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建立经济系统和信息网络。同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观念。这一理论的提出，标志着我党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认识又跨上了一个新台阶。陈云对这个决定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个决定是“对这几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总结”，决定对计划体制改革基本点所作的四点概括（注：即“第一，就总体说，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第二，完全由市场调节的生产和交换，主要是部分农产品、日用小商品和服务修理行业的劳务活动，它们在国民经济中起辅助的但不可缺少的作用；第三，实行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第四，指导性计划主要依靠运用经济杠杆的作用来实现，指令性计划则是必须执行的，但也必须运用价值规律。”），完全符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他指出，现在，我国的经济规模比50年代大得多，也复杂得多。50年代适用的一些做法，很多现在已不再适用。所以要按照这个决定的精神去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要积极，又要稳妥。只有这样做了，这次改革就一定能成功。
（二）邓小平的市场经济思想
邓小平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认识，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
首先，他充分认识到市场的作用，认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时，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他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当然，这时邓小平所指的市场经济，还不同于现在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他指的仍然是计划经济体制范围内搞市场经济，即“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1、355、161、354、236、91、127页。）。
其次，他提出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观点。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以格隆瓦尔德为首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的重要命题。他说：“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8～149、203、364、367、373、195页。）
第三，提出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主张。在准备党的十三大过程中，1987年2月6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领导人谈话时，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他还说：“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8～149、203、364、367、373、195页。）这些新的提法把市场和计划看作同一层次的范畴，在理论上确认了市场机制作用范围的广泛性，距离市场经济还有一步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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