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天，人们到处都在谈论全球化。什么是全球化呢？这个词显得有些奇怪。它既指一个过程，也指一种模糊的完成状态。全球化既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同时也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也许到完成还非常遥远。我们大家一直都在全球化，例如都受全球气候或气候变化的制约。甚至最封闭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国际贸易或其它外来的影响，例如古代穆斯林对中国的影响，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等等。然而今天，人人都感到全球化已经达到了一个双曲线阶段。在文化、政治和经济生活的许多领域里，都可以确证它是一个独特的决定因素。
今天，这种大大加速的全球化过程有三个特征。第一个相对而言是“低技术”的。我们对它已经习惯，自然而然地把它作为事物的正常方面。然而它非常重要，甚至在文学研究中也非常重要。我指的是新的快速旅行和运输方式。喷气飞机和高速集装箱或大批量海运是这种状况的主要特征，且不说使我们将卫星送入轨道、使人登上月球、探测太阳及大部分遥远的行星及其卫星的火箭技术。日本的汽车和计算机产品或中国、日本、韩国和台湾（省）的其它产品在美国市场的成功，显然依赖于有效而廉价的船舶运输，就像信件和邮包（甚至大的包裹）几乎可以在隔夜之间就空运到世界各地一样。如果没有飞机，我今天就不可能在这里演讲。许多大学教师或学者，包括人文学科的教师或学者，已经习惯于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从事研究，参加会议，进行演讲。这意味着许多学者不是属于某个地区或国家的学术群体，而是属于有共同兴趣的跨国的学者群体，一如他们属于自己大学内的某个系或某个研究群体那样。包括人文学科在内的各个领域的学者和研究者前所未有的运动说明了我们目前的境况。这也就是以全球化所指的的一个方面。
第二个特征是经济的全球化。大学日益服务于大的公司并获得它们的资助（与传统上由国家资助并为国家服务相对），而这些公司越来越具有跨国的范围。一个跨国公司可以在许多不同国家有它的机构，为全世界的投资者所有，在劳动力最便宜的多个国家生产产品，并在全球范围内销售。这种公司并不忠诚于一个单一的国家或政府。我居住和工作的加州橙县有许多这样的公司， 它们正在对位橙县的厄湾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Irvine）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跨国公司的不断增加意味着当代研究大学的性质和作用会发生重大变化。大学研究不再忠诚于国家的资助机构，如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国家保健协会、或国家人文学科基金，而是常常为跨国的医药公司、计算机公司或其它高科技企业服务。这一变化甚至在人文学科方面也正在出现。厄湾加州大学设立了一个新的韩国研究教授的职位，由三星公司资助。资助从政府机构转到跨国公司的这种转变，必将导致大学的巨大变化。
跨国公司的增加是国家政权衰落的一个主要特征。我们已经听到许多这方面的议论。比尔·盖茨——微软公司的老板——在决定全球范围变化方面比比尔·克林顿拥有更多的实权，即使后者是美国的总统。新的跨国贸易组织，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或欧洲共同市场，表明了这种新的、跨国的、经济全球化的特点。对这种全球化形式的强烈抵制，如美国的贸易制裁和新的移民限制——且不说不合宪法的“交流正派条例”的规定——表明了国家界限可能遭到新的破坏所引起的焦虑。然而，边界日益消失是我们当前境况的一个不可抵御的特征。
90年代初期，冷战的结束使加州遭受严重的倒退，因为国防工业急剧地削减。税收大幅度削减的影响之一是，州政府支持的加州大学九个分校的资金大大减少：从20亿减到16亿美元，减少了20%。公开说明这种减少的理由是州财政收入减少。真正的理由可能是随着冷战结束美国不再因旧的原因需要大学，就是说，大学不再是为了军事研究和美国在一切方面（包括人文学科）超过苏联。国家人文学科基金现在也因那种原因大大减少，而它最初建立时的具体目的也是要在人文学科领域里超过苏联。90年代初期各方面都告诉我们，州政府对加州大学的支持再也不会上升到80年代的水平。教员和项目大幅度裁减。大约2,000 名教授提前退休。现在，刚刚过了五、六年，州政府的资助已经恢复到先前的水平。那些管理大学的人只用了五年左右的时间就设想出了大学的新的使命。加州州长皮特·威尔逊和加州大学校长理查德·阿特金森最近的讲话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变化。在提交加州1996—97年度预算报告时，威尔逊说：“加州的大学和学院作为世界上最好的学校一直受人尊敬。像那些使加州变成可以实现任何梦想之地的先驱者、企业家和发明家一样，我们的高等教育机构正在继续那种传统，为我们准备能够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并获胜的学生。”阿特金森几乎是重复威尔逊的话，他说：“我赞赏州长承认高等教育在为全球市场竞争培养技术劳动力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承认加州大学为发展健康的加州经济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人们会问，在这种新的技术和工具型的大学里，文学研究会有什么作用？
第三种形式的全球化也许影响最为深远。我指的是新的交流技术的迅速发展。自从19世纪发明电报和电话以来，通过远距离的密切联系，这些技术改变了日常生活的结构组织。新的发展以几何级数加速了这些变化。谁都知道那些是什么：先是电影、无线电，然后是电视、录音、磁带、录像机、影碟、电脑、传真机，现在是电子信箱、互联网络和世界联网。这些发展引起的变化再夸大也不为过。正如许多分析家所论证的，它们在全球人类的生活中构成了一种重要的范式转变，从书籍时代转到了电子时代。这些新的设备使拥有它们的每一个人可以立即与世界任何地方的其他人进行交流，因此在每个方面都对全球化产生了巨大作用。世界联网是最重要、最富改革性的创新。它使任何入网的人都占有一个庞大的、不连贯的多媒体数据库。音乐，广告，人们可以在网上交换看法的各种“交谈室”，气象信息，哈勃太空望远镜的最新照片，股市报盘，电脑游戏，对每个可以想象的题目不断扩充的网上转换，以及在网上拥挤在一起的不断增加数量的图书和数控艺术品。所有这些从世界各地出现在我的电脑屏幕上，它们都一样地近在眼前。各种软件程序的发展有助于在大量扩充的无序中找到要找的东西。创造并运用世界联网的人至少有许多是不虔诚的。他们怀有一种新的民主自由感，具有巨大的、原生方式的创造性。他们有才能在电脑空间里创造新的不断变化的集合形式。
在这些伴随全球化出现的形式当中，我想强调两种重要的影响。
一种影响是全球化导致许多新的、构成性的、具有巨大潜力的社会组织或各种新的社会群体。这些新的群体包括研究和大学群体。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这些人中间有一种充满生气的、常常喜欢争论的团结感，他们在网上互相影响，不论他们是热衷于德里达还是经典作家，如莎士比亚、亨利·詹姆斯或普鲁斯特，抑或是热衷于有特殊兴趣的一些群体，如女权主义者或从事少数话语研究的人。
不过，通过网络出现的新形式的跨国组织超越了那种情况，正走向一种新的政治组合形式。最近乔·卡茨在一篇文章里描述并赞扬了正在发生的变化，说它们不仅是“当前政治制度的缓慢死亡”，而且是“后政治（postpolitics）的兴起和数控国家的诞生”。卡茨宣称，最近在总统选举期间他浏览网络，“看见了一个新的国家——数控国家——最初的涌动和一种新的后政治哲学的形成。这种新生的意识形态，”他继续说，“模糊而难以限定，表现出从古旧教条拯救出来的某些最好价值的混合，如自由主义的人文主义，保守主义的经济机遇，以及强烈的个人责任感和自由激情。”这种新的后政治群体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仍然有待于观察。但我认为卡茨说新的强有力的变化形式表明了网络互相作用的特点是正确的。卡茨说，“观念在网上几乎永远不会停滞。它们像孩子一样被投入世界，它们因自己所经历的许多不同的环境而发生改变，几乎永远不会与它们离开的形式完全一致。”卡茨希望这些后政治的群体会导致一个更好的世界，如果属于它们的那些人能够以正确的方式运用他们的权力。“数控国家中上升的年轻公民，如果它们愿意，就可以构成一个更文明的社会，一种以理性主义、共享信息、追求真理和新型群体为基础的新的政治。”我们会看到那种情况的。它也可能采取另外的方式。这一切取决于许多难以预料的因素。当然，美国现在正做出各种巨大的努力来控制和检查网络并使之商业化。
我想讨论的全球化的第二种影响甚至更容易引起争议，而且更接近于说明当前正在出现（至少在美国）的文学研究和人文学科研究的激烈变化。很久以前，沃尔·本亚明就曾论证说，新的技术，新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十九世纪工业化带来的所有变化，已经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人的感性，并由此在世界上创造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随着整个存在方式对人类集体的改变，同样也改变了他们的感知方式。”根据本亚明的看法，工业化带来的一切变化，如大城市的兴起和新交流技术（如照相和电影）的发展，产生出一种新的人类存在的方式，他们像神经质的、孤独的、波德莱尔笔下的那种人，渴求直接的经验，但同时又迷恋于一种遥远的、无法达到的、破坏各种直接性的地平线的感觉。本亚明最常被引用的文章是《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人们完全可以怀疑其中关于感觉经验变异的主张。在本亚明的论述里，这些主张与新的集体性的出现相关。我们仍然有和我们先辈一样的五种感觉。进化变异一般要数十万年，而决不是两个世纪。然而，人类的感觉、情感和认知器官，与其他生命形式相比是非常灵活的。今天，一个人坐在电脑屏幕前面，或者看一部录像电影，或者观看电视，他对这个世界的感觉截然不同于18世纪生活在农村的村民。阅读过去的文学作品就是发现那种情境的一种方式。这是对阅读文学作品的一种有力的辩护。我必须说这种证据是模糊的。莎士比亚时代的人，甚至乔叟时代的人，在许多方面更像我们而不是有根本的区别，尽管他们决没有电视。然而，他们和我们的区别仍然非常重要，必须认真研究以便精确地加以辨识。
新的电子群体或电脑空间群体的发展，新的人类感性的出现或导致感知经验变异并产生新的电脑空间个人的发展——这些是全球化的两种影响。作为这些变化的后果文学研究会发生什么呢？今天我们是否仍然可以研究文学？我们是否应该或必须研究文学？在新的全球化的世界上文学研究为什么目的服务？我想提出四点作为对这些问题的简要回答，至少是围绕着它们的一些看法。
第一，不管我们多么希望情况不是如此，但事实是，在新的全球化的文化中，文学在旧式意义上的作用越来越小。这个事实尤其使我不安，因为我研究文学已经五十年了，而且计划继续下去。一生从事的职业日益失去其重要性无疑令人痛苦。但必须面对事实。如果某人在看电视，或看电影录像，或检索互联网络，他不可能同时阅读莎士比亚或爱米莉·狄更生，虽然一些学生说他们能同时做两件事情。所有的统计资料表明，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花越来越多的时间看电视或看电影。现在甚至出现了从看电视或看电影转向电脑屏幕的迅速变化。一度由小说提供的文化功能——例如19世纪的英国——现在已经转由电影、流行音乐和电脑游戏提供。这里并没有什么固有的错误，除非你正好像我一样，也对旧式的书本文化作了大量投入。虽然许多文学作品在网络上可以得到，并可以随时进入任何个人的电脑，但我相信，相对而言很少人运用那种绝妙的新的资料。当然，卡茨所说的新的“数控的年轻人”并不运用互联网络来了解莎士比亚。卡茨对新的“数控国家”（Digital Nation）的公民或“网民”（netizens）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力的论点：他们信奉大众文化，蔑视那些仍然处于大众文化之外而想教训他们流行音乐、电影等肤浅的人。卡茨说，“数控的年轻人……都对大众文化有一种激情——也许是他们最普遍共有的价值，一种政治家和新闻记者最误解、误用的价值。星期一上午，当他们逍遥自在地进入工作时，他们更多地谈论的是周末所看的电影，而不是华盛顿这星期的问题（或者，我可以补充说，密尔顿的《失乐园》是多么好的一首诗）。音乐、电影、杂志、某些电视表演、以及某些书对他们最重要——不仅是消闲的形式，而且是表示身份的方式。”以前诗和小说一向是表示身份的方式。现在这方式是最新的交谈群体。“和其它任何事物一样，”卡茨继续说，“老一代的新闻和政治所共有的那种对大众文化的轻视使这个群体异化，使它的成员把世界分为两个基本的范畴：一个是得到它的那些人，一个是得不到它的那些人。对他们生活的大部分来说，这些年轻人被打上了无知的印记，或者说他们的文化是有害的。轻蔑他们的政治领导人或权威们（还可以加上教育家）还没有理解这些不断的攻击多么有害，它们造成的文化沟壑多么巨大。”《联线》（Wired ）杂志的广告页上不仅列出“选择的杂志”，而且还列出了“帮助该杂志出版的音乐”。1997 年4月一期的音乐名单有马修·斯威特的“100%的乐趣”； 阿沃·帕尔特的“深刻的呼叫”；麦尔文斯的“星际高速传动”；斯蒂文·杰斯·伯恩斯坦的“监狱”；“迈阿密罪恶”；马里·波音的“辐射的温暖”。这些与全球化有什么关系呢？这种大众文化以电影、磁带、磁盘、无线广播以及现在的互联网络等方式在全世界传播，而且互联网络越来越变成了一种多媒体的运作。传媒文化具有强大的力量，可以淹没日渐衰退的书本文化的沉静的声音，可以淹没各地区地方文化的特点，就像现在到处人们都在穿着牛仔裤、手持半导体收音机或袖珍型磁带或CD播放机那样。
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第二个影响是，新的电子设备在文学研究内部引起了变革。虽然“数控族”的成员们很少有人利用电脑和世界联网来进行文学研究，但仍在坚持文学研究的那些人的工作却明显地因新的设备而发生了变化。在电脑上写作与普通方式或用打字机写作大不相同。由于能够很容易进行修改，所以文学研究的文本似乎永无止境或永远不能完成。它可以非常容易地扩展，重新安排，剪裁，进一步加注，等等。此外，现在已经能够生产文学研究作品的电脑版本，论文中可以包含图片、电影剪辑、声音剪辑、等等，而且还包含使读者转到其它文本、图片、录像或声音的按键。这种文章的独特性是它们只能在电脑上阅读。网上杂志的增加正在改变文学研究的出版和发行条件。我已经谈到高速运输如何使个体学者成为跨国研究群体的组成部分，即不只是在当地他自己的大学工作的教授。新的交流媒体使那些新的群体甚至更加活跃。此外，令人吃惊的研究资料可以在网上获取，例如日益增加的大量的数控文本，或者集中在弗吉尼亚大学的罗塞蒂（Rossetti）档案之类的资料。这使每一可以上网的人都能得到丹特·加布里埃尔·罗塞蒂的绘画、素描和各种版本的写作，而且还有大量收集起来的辅助性的研究资料。另一个例子是“ARTFL”法文数据库， 它通过芝加哥大学的网点可以得到，能够使它的使用者查寻大量法文的主要哲学和文学著作，从蒙田和笛卡儿直到普鲁斯特。例如，狄德罗所有以相似方式使用某些词的地方，都可以转瞬之间在研究者的电脑屏幕上显示出来。如何处理这些资料由你自己决定，但这些资料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即刻性的记忆，远比图书馆书架上一排排无生气的书本更有力量。
我曾谈到，所有这些变化如何基本上改变了过去的文学作品对学者和批评家的存在方式。在我援用的例子里，安东尼·特洛罗普的《艾亚拉的天使》（Ayala's Angel）以其数控的网上形式， 脱离了以前以印刷图书的物质形式出现的所有的历史语境。现在《艾亚拉的天使》在电脑空间里自由地漂来漂去，以一种奇特的新的同时性与所有那些无法想象的、复杂的、不协调的其它东西在世界联网上并置。这种对我们历史感的改变是新的交流技术对文学研究最重要的影响之一。
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第三种影响，是伴随着我前面提到的民族／国家衰落而出现的一种情况。文学研究一向主要是按照独立的民族文学研究来组织的，例如就我而言，主要是研究英语文学，基本上是英国文学，包括一个从属的部分美国文学。现在这种研究被看作是一种帝国主义的特征。每个国家，例如美国，被看作是多元文化的或多语言的，因此只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学是错误的，而当那种文学是一种外国文学时尤其错误；例如在美国，使英国文学制度化，把它作为首要的人文学科，现在就被认为非常错误，因为它是一种外国的文学，而且是我们二百年前在独立战争中打败的一个国家的文学。旧的独立的民族文学研究正在逐渐被多语言的比较文学或全世界英语文学的研究所取代。后者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非洲、和亚洲等地的英语文学与英国文学并列起来。同样的情况在世界范围的法语文学中也正在出现。莎士比亚研究仍将继续并应该继续，但它将在一种全新的语境和历史观中继续。
全球化的第四种影响（至少在美国）是所谓的文化研究迅速兴起（我认为是有争议的）。据说，正是在对被认为已经在解构主义里死去的形式主义批评的反应中，80年代中期或更早一些，出现了一种对外在批评的回摆，对一种新的意欲使文学研究政治化和重新历史化的回摆，以便使这种研究具有社会作用，使它成为一种解放妇女、少数民族和在后殖民、后理论（post—theoretical ）时期一度被殖民化的那些人的工具。“文化”、“历史”、“语境”和“媒体”，“性别”、“阶级”和“种族”，“自我”和“道德力量”，“多语言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全球化”，这些现在已经以不同的混合形式变成了新历史主义、新范式主义、文化研究、通俗文化研究、电影和媒体研究、妇女研究和性别研究、同性恋研究、各种“少数话语”研究、以及后现代主义研究等等的标示语。这个单子决不是同质的。我们今天所称的“文化研究”是异质性的，是不同机构实践的一个有些不定形的空间。这些实践很难说有一种共同的方法、目标或共同的机构所在。在这个空间里，每一种定位都要进行激烈的竞争，清楚地表明了某种重要的东西存亡攸关。但是，尽管它们各不相同，所有这些新的计划都对文化制品的历史和社会语境有某种兴趣。它们倾向于认为这种语境是说明性的或决定性的。作者重又回到其中。过去过早地宣布了作者的死亡。主体、主体性、自我也已返回，同时还有个人的力量、身份政治、责任、对话、互为主体、以及群体。一种新的或更新了的兴趣，在传记和自传、通俗文学、电影、电视、广告、与语言文化相对的视觉文化、以及在统治话语内部“少数话语”的性质和作用等方面都得到了发展。
对文化研究来说，文学不再是文化的特殊表现方式，如像过去马修·阿诺德认为的那样，或者像直到最近美国各大学认为的那样。文学只是多种文化象征或产品的一种，不仅要与电影、录像、电视、广告、杂志等等一起进行研究，而且还要与人种史学者在非西方文化或我们自己文化中所调查了解的那些日常生活的种种习惯一起来研究。正如阿兰·刘（Alan Liu）所说，“文学”是一个“范畴，在文化‘话语’、‘文本性’、‘信息’、‘措辞机制’、以及‘一般文学’的无限的平面上，已经日益失去了它的独特性。”刘指出，文化研究“使文学似乎成了文化和多元文化许多相似记录中的一种——并不比日常穿衣、行路、做饭或缝衣有更多或更少的光辉。”
在这个新的领域里，虽然人们倾向于对文化研究与社会科学的关系采取辩护的态度，但非常明显的是，由于文化研究在人文学科中越来越占据统治地位，人文学科将越来越接近于与社会科学合并，尤其是与人类学和社会学合并。正如人类学家从人文学科的同事学到大量的东西一样，同样在研究生层次上进行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基本训练也有助于那些即将进入文化研究的人们，例如统计分析的训练，资料和概括之间关系的训练，当用到人的主体时对责任义务的训练，用种种方法学习完成工作所必需的语言的训练，等等。传统的欧洲文化中心的文学教育对许多文化研究项目都不会有多大帮助。
在这种新的文学研究形势之下——这种形势是动态的，不断发生迅速的变化——对文学研究能做什么样的辩护呢？我认为文学研究有三种价值必不可少。第一，在新的全球化的文化中，不论现在文学作用日益消减的情境如何，文学在图书时代也是文化表现自己和构成自己的一种主要方式。那些不了解过去的人注定要重复它。了解我们过去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方式就是研究过去的文学，而不只是研究语言本身。这甚至已经变成了一种商业或经济价值。我们加利福尼亚的公民要想达到威尔逊州长所要求的那种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性，就必须不仅学习我们自己国家和与我们进行贸易和竞争的那些国家的语言，而且还必须学习它们的文学。文学研究提供一种无可比拟的能力，它可以使人感觉到生活在乔叟时代、莎士比亚时代、爱米莉，狄更生时代是什么样子，或者现在生活在某种东亚文化当中，生活在我们自己文化之内的某种少数种族文化当中（例如美国国内的土著人文化、墨西哥人文化、亚洲人文化或非洲人文化）是什么样子。
研究文学的第二个理由是：不论好坏，语言现在是而且将来仍然是我们交流的主要方式，不管意见是相同还是相左。文学研究仍将是理解修辞、比喻和讲述故事等种种语言可能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因为这些语言的运用已经塑造了我们的生活。
第三个也许最重要的理由是，对文学的深入研究——我指的是对书页上实际文字的研究——是达到正视我所说的陌生性或不可减少的其他人的他性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方式，“他性”不只是那些属于不同文化的人，而且也包括我们自己文化中的那些人。针对文化研究中同质化的含义，即倾向于认为一切文化都是同一种普遍的人类文化的变体，我提出自己的前提：每一部作品对所有我们试图使之一样的合理的设备都会是“其他的”，不论是传记的、历史的、文化的还是技术的作品。这种情况对从柏拉图、索福克勒斯到福克纳的西方传统中的伟大作品是真实的，同样对于明显是外国的或外来的那些作品也是真实的，例如在美国土著人的英文著作，或者在新西兰毛利人的著作，或者在南非最近获得解放的黑人的著作，或者在北非穆斯林写的法语小说，等等。将柏拉图、索福克勒斯或福克纳置于这些作品的语境之中——新的课程表越来越这么做——也就是表明这些作品多么奇怪、多么“其他”的一种方式。这种与“他性”相遇只有通过常说的“细读”并得到理论反思的支持才会实现。今天许多人断言修辞阅读是过时的、反动的、不再需要或不再适合。面对这种断言，我以顽固、执拗、不无挑战的抗辩态度要求对原始语言细读。甚至在全球化的形势下，这种阅读对大学学习和研究也仍然是最基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