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社会性别意识量表的发展与验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农村论文,量表论文,性别论文,意识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6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98(2008)02-0057-07
一、背景
社会性别公平是社会发展中的重要议题，逐渐受到政府和学界的重视。作为社会最基本构成单位的个人，其意识会影响其行为，并对于社会整体的性别公平产生影响。测量并评价个人意识中的社会性别公平程度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本研究界定了社会性别意识的概念，以示与一般研究中的社会性别角色意识概念的区别。然而从本质而言，二者基本上是一致的。
社会性别角色意识指的是对于男性和女性所承担的与其性别角色相适应的责任和享有与其性别角色相适应的权利的一种态度，在具体研究中被冠以不同的称呼，如社会性别角色态度、社会性别角色信念、对妇女的态度等等。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的研究者们对社会性别角色意识概念及其测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包括了两个递进的发展阶段，对于女性主义信仰的态度的理论建构阶段和社会性别角色态度理论建构阶段。[1]这些研究具有以下特点：(1)在概念界定上，社会性别角色意识的操作化定义及内部结构都存在不一致性，正如表1中列出的几个代表性量表。尽管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社会性别角色态度涉及的领域各不相同，但是很多学者都采取了相似的术语来描写社会性别角色意识的维度，将其一端划分为现代的、女性主义的、平等的，而将另一端划分为传统的、性别主义的、不平等的，是一个两维度的概念。[2](2)在测量客体上，主要是情感型态度，但是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其中也包含了部分认知型或行为倾向型的态度；(3)在测量内容上，主要反映了家庭生活、政治、领导、教育、照顾幼儿、工作场所等领域；(4)在适用对象上，主要局限于大学生、女性主义者、职业妇女和家庭妇女；(5)在发展背景上，主要是欧洲、北美国家，也有极少数是在亚洲国家。[2]
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的目标是发展出适用于中国背景的社会性别意识量表，对于个人意识中的社会性别公平程度进行测量。
根据上述研究目标，本研究采取的策略是，首先基于中国背景下社会性别角色意识的一般特征，归纳并界定本研究中的“社会性别意识”概念；其次根据概念界定，采取文献研究、访谈的方法建立题库，采用专家评议方法进行题项的筛选形成初步的社会性别意识量表(Gender Ideology Scale，GIS)；最终将经过改进的量表在安徽居巢进行大规模调查，以验证量表的心理计量学特征，包括信度分析和效度分析，形成比较可靠而有效的量表。
调查地点的选取主要考虑了以下原因：(1)数据的可得性。本研究属于由福特基金资助的“中国县区级计划生育/生殖健康社会性别分析与促进”项目的一部分，主要研究人群是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系统的工作人员(服务提供层人员)和农村育龄人群(服务对象)。居巢区是福特基金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项目县，无论在调查的组织、数据的质量控制，还是人员的配合、经费节约等方面都具有较大的优势。(2)代表性。居巢区均位于中国东部，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中游，曾经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开展过“关爱女孩行动”试点，在社会性别干预方面进行过探索。
二、量表的初步建立
1、概念界定
概念界定主要考虑了两个因素。首先，社会性别是由社会赋予的，人们的社会性别角色意识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发展阶段以及社会文化背景存在必然的联系。相关研究表明，农村人口、教育程度低的人口以及大龄人口拥有更为传统的社会性别角色意识，而城市人口、教育程度高的人口以及低龄人口拥有更为公平的、现代的社会性别角色意识。[3][4][5]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下，人们的社会性别角色意识呈现出阶段性和二元多样化的特征。二元多样化特征指的是由于人们的多样化生存状态所带来的社会性别角色意识在不同人群、不同地域之间的差别，主要体现为传统意识和现代意识之间的相互矛盾和对立，同时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又包含了一些界线模糊的中间地带。由于中国背景下社会性别角色意识呈现出阶段性和二元多样化特征，很难找到一个普适性的领域划分来囊括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人群中社会性别角色意识概念的本质内涵，因此，概念的界定应尽量具有普适性。
其次，很多学者的观点一致，即，将社会性别角色意识一端划分为现代的、平等的，而另一端划分为传统的或者保守的[2]，可以使得社会性别角色意识的具体内容随着所涉及的不同领域而发生变化，增加了概念的普适性。
基于中国的现实背景和社会性别角色意识概念及其维度的界定，结合社会心理学当中的态度三因素模型理论，即，将态度划分为认知型态度、情感型态度和行为倾向型态度三个部分[6](P352-400)，本研究提出了“社会性别意识”的概念，将其界定为“以现实性意识和战略性意识为两端的情感型态度”，是包含现实性意识和战略性意识的两维度概念，反映了人们的意识或态度中的社会性别公平程度或水平。维度的命名来自伦敦大学发展研究部在修订摩塞的社会性别需求分析框架中对于相关概念的界定。所谓现实性意识，指的是认同“传统的社会性别角色分工下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相互关系”，而战略性意识指的是“对于传统社会性别关系的挑战，并体现了男女两性之间的权力和支配关系上的变化”。[7](P22-24)
2、建立题库
基于以上的概念界定，本研究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和访谈的方式收集题项，建立题库。在文献研究方面，主要是对已有文献中的量表题项进行内容分析，经过修正以后形成新的题项。涉及的量表包括：Spence和Helmreich于1972年发展的对妇女的态度量表(Attitudes Toward Women Scale，AWS)；[8]由Kalin等于1978年在北美建立的性别角色意识量表(Sex Role Ideology Scale，SRIS)；[9]由Beere等于1984年发展的性别角色平等主义量表(Sex-Role Egalitarianism Scale，SRES)；[10]Swim等于1995年发展的过时的和现代的性别主义量表(the Old-Fashioned and Modern Sexism Scale)；[11]由Kerr于1996年发展的社会性别角色信念量表(the Gender Role Beliefs Scale)。[12]
在访谈方面，主要包括两次重要的访谈。第一次于2004年4月在陕西省韩城县，其中典型组专题讨论包括了4组服务提供层人员、2组男性服务对象和2组女性服务对象；个人深度访谈包括6人次服务提供层人员、2人次男性服务对象和女性服务对象。访谈内容是：什么样的女人才被认为是好女人？什么样的男人才被认为是好男人？对于女孩的期望是什么？对于男孩的期望是什么？第二次是2004年6月在德清进行，典型组专题讨论包括了4组服务提供层人员、2组男性服务对象和2组女性服务对象；个人深度访谈包括10人次的服务提供层人员、1人次的男性服务对象、1人次的女性服务对象。访谈内容包括：女人在家庭、社区、单位中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男人在社区、单位中通常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目的是了解不同人群社会性别角色意识的一般特征，从中提炼出反映社会性别意识的题项。
3、题项筛选
在题项筛选方面主要采用了专家评议的方法。
第一次是2004年9月在北京进行，目的是把握量表的内容效度，参加人员包括2名社会性别专家和1名生殖健康专家，评议内容：(1)量表题项是否反映了社会性别；(2)是否能够从对于该题项的回答中直接判断出得分的高低。
第二次是2004年10月在西安进行。目的是把握量表的操作化程度，参加人员包括量表发展和应用经验的2名心理学专家，评议内容：(1)量表题项是否能够被大多数人理解和回答；(2)量表结构安排是否科学、合理。
第三次是2004年11月在西安进行。目的是把握量表调查的操作化程度，参加人员包括1名量表发展专家，3名问卷设计专家，评议内容：(1)调查样本的选取；(2)调查方式的确定。
第四次是2005年5月在西安进行。目的是对题项进行进一步筛选，形成正式的量表。参加人员包括社会性别专家1名，生殖健康专家1名，计划生育优质服务专家1名，量表发展专家1名，在校攻读人口学和公共政策专业方向的研究生4名。评议内容：(1)题项是否反映了社会性别概念？(2)题项是否反映了所要反映的维度？(3)题项是否有歧义或无法回答？根据评议的结果对于量表题项进行筛选和删除，所依据的原则是：(1)概念一致性比率＞0.8；(2)维度一致性比率＞0.8；(3)Q分值(认为题项有歧义或无法回答的比率)＜0.1；(4)题项在每个维度上的分布在10—15题之间。在GIS改进的过程中，德清县数据验证的40个题项的结果被作为参考。
经过上述过程，最终形成了包括25个题项的社会性别意识量表(Gender Ideology Scale，GIS)，其中现实性维度12题和战略性维度13题(见附录A)。与之相对应，也形成了比较成熟的量表调查方案，确保量表调查数据的质量。
三、实证研究
1、数据与方法
(1)测试工具：
本次测试工具是经修正以后的包含25个题项的GIS量表。其中现实性规范12题和战略性规范13题(见附录1)，均采取Likert5点量表的形式，所有题项随机排列。量表得分越高，意识中的社会性别公平程度越高。
(2)测试对象与测试过程：
本次测试于2005年6月在中国东部的安徽省居巢区进行，测试对象包括了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系统的服务提供层人员和服务对象。对于服务对象的测试主要采用了访问调查和自填相结合的方法，对于服务提供层人员的测试主要采用了培训、指导和自填相结合的方法，以确保整个问卷调查的质量。其中服务对象601名(包括男性306名，女性295名)，来自4个乡镇的农村，主要是年龄在20岁到49岁之间的已婚育龄人群(占97.8％)，也包含了少量未婚人群(占2.2％)；服务提供层人员541名(包括男性116名和女性425名)，基本上涵盖了被调查县计划生育系统县级、乡级和村级的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其中县级5.1％，乡镇级37.2％，村级57.7％。
对于服务对象和服务提供层人员各抽取了12份问卷进行复访，复访分析的结果表明，客观信息部分回答的复访一致率达到95％以上，量表题项回答的复访一致率达到70％左右，表明数据质量是比较可靠的。
在数据分析方面，采用SPSS11.5和Lisrel8.50版本进行了题项筛选、信度分析和效度分析。
2、结果
(1)题项筛选：
题项筛选采用了项目分析和因子分析的方法。项目分析就是以各分量表总得分的高分组(27％的受试者)和低分组(后27％的受试者)在每一题得分的平均数进行差异比较，所得的值称为判别值(Critical tio，简称CR)，CR必须高于查表的临界值，问题才有鉴别力，一般CR值应达3以上为佳。分析结果显示所有题项的判别值均在4以上，说明GIS题项均具有较好的判别性。
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抽取因子，采取直接斜交转轴法(Direct Oblimin)进行转轴，根据概念结构的理论假设和陡坡检验将因子个数限定为2个，再根据分析结果因子进行题项的筛选，筛选标准是因子荷载值在0.5以上。其中11个题项不满足筛选标准，包括题1、题5、题6、题13、题14、题15、题16、题17、题23、题24、题25。最终保留了14个题项，包括现实性维度9题，战略性维度5题。
(2)信度分析：
14个题项的GIS取值范围是(30，70)，平均得分是52，标准离差(Standard Deviation)是6.46；表2中列出了GIS的内部一致性Alpha系数，GIS总量表在总样本和分样本中的Alpha系数大多数(大约80％以上)在0.75以上，各分量表的Alpha系数均在0.60以上，表明GIS具有可被接受的信度。
效度分析：
对于14个题项的GIS量表(见附录A)，分别测试了单因素模型、两维正交模型和两位斜交模型。从分析结果看，两维斜交模型与数据的拟合度指标较其他模型的更为良好(见表3)，且两个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53。
现实性维度的项目—量表相关系数平均值(0.42) 高于战略性维度的项目—量表相关系数的平均值(0.30)。表4中列出了GIS量表相关指标，包括项目均值(M)、标准离差(SD)、项目总分调整相关系数(r)以及现实性维度和战略性维度的因素荷载值。分析结果表明，各题项的因子荷载值均在 0.3以上，表明具有较好的建构效度。
效标关联效度指的是量表的题项或者量表本身与某个标准存在理论上的联系。根据社会性别角色态度形成的交换理论[13]，和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2]，妇女对社会性别角色表现出更为平等的态度，也就是说，在大多数情景下，男性比女性表现出更为传统的性别意识。在来自欧洲、美洲、亚洲、大洋洲的众多国家的样本中也都发现了该现象。[2]
本研究也采用上述效标进行效标关联效度的分析，对于男性和女性在GIS量表上的平均得分进行了独立样本的T检验，结果发现，女性在GIS上的平均得分(53)显著地高于男性的平均得分(50)(p＜0.001)，因而证明GIS量表具有较好的效标关联效度。
四、结论和讨论
本研究基于社会性别角色态度概念和维度的界定，结合中国的现实背景，采取了文献研究、访谈、专家评议以及心理计量的方法，经历了界定概念、建立题库、题项筛选、量表心理计量学特征的验证与改进4阶段，发展出14个题项的社会性别角色意识量表(GIS)，其中现实性意识9题，战略性意识5题。居巢区的调查数据都表明，GIS具有可以接受的信度(Alpha＞0.7)；其建构效度和效标关联度也非常良好(两维斜交模型与数据的拟合度指标较为理想；男性的得分显著地低于女性的得分)。因此我们认为，本研究达到了预期的目标，GIS的发展是成功的。
数据分析结果基本证实了本研究的假设，即社会性别意识由两个相互关联的维度——现实性意识和战略性意识构成，这不仅与许多学者的观点一致，也反映了中国背景下社会性别角色意识的二元多样化特征，甚至与中国的二元经济特征也存在某种一致。
本研究的局限性包括以下两个方面：(1)两因素结构模型的不确定性。虽然在居巢的大规模测试的数据分析结果揭示了相互关联的两维度因素结构模型，但是所有的负向题都聚集在现实性维度，所有的正向题都聚集在战略性维度。我们仍然很难确定这到底是由于社会性别角色意识概念的基本结构所导致，还是由于题项的正负才显示出这样的结果。
(2)量表适用的局限性。概念界定是以中国农村为背景的，居巢大规模调查的样本也只包括了农村地区和城镇地区的20—49岁之间的已婚育龄人群。因此，该量表在未婚人群、青少年人群或城市地区的人群当中的应用仍然存在局限。
基于GIS的局限，后续研究可以在以下两个不同的方向展开：(1)将GIS量表施测于新的样本人群，进一步测试量表的信度和效度，特别是两因素结构模型的确定性；(2)根据已有的测试当中所显示的两维度因素结构模型，修正GIS题项，发展出可以适用于青少年、未婚人群以及城市地区人群的其他版本的GIS。
(致谢：本研究得到中华女子学院教授李洪涛女士和中国妇女报主编冯媛女士的大力支持，特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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