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双向城乡一体化资本流向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_因变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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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城乡一体化建设一直是单向的，即只有农民由农村向城市的迁移，而不存在城市居民向农村的迁移。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我国开展双向城乡一体化建设越来越有必要，既要保障农民迁往城市居住，在城市工作或经营企业，也要保障城市居民迁往农村居住，在农村工作或经营企业。从实践层面来看，我国有一些地方开始试行并且初步发展了双向城乡一体化，比如浙江义乌、河南焦作；我国还开设了统筹城乡发展试验区，重庆与成都这两个试验区的一些举措和行为也推动了双向城乡一体化的初步发展。厉以宁指出城乡一体化已成为新一轮改革的重点。[1]在城乡一体化成为改革重点的阶段，双向城乡一体化是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设计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既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发展目标之一，又是统筹城乡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和举措。

      国家的发展导向也反映出我国目前试行和推进双向城乡一体化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性。2012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指出，要统筹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提升城市功能，改善人居环境，发挥城市辐射和带动作用；同时，加强城镇规划与新农村建设规划的相互衔接，密切城乡联系，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政策措施，实现城乡互动发展。[2]我国目前要把城市和农村的发展统筹起来，强化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联系机制，以实现城乡互动发展，而双向城乡一体化是统筹城乡与联系工农的重要方式和举措，能够有效地促成城镇发展与农村发展之间的协调统一与良性互动。因此，如何更好地试行和推进双向城乡一体化成为我国目前需要探索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文献综述

      在我国现有的研究成果中，探讨双向城乡一体化的文献还很匮乏，而研究城乡一体化的文献比较多，双向城乡一体化问题与城乡一体化问题具有内在联系，后者涵盖了前者，为此文献综述先介绍城乡一体化的研究概况，而后再介绍双向城乡一体化仅有的一些研究。

      关于我国城乡一体化研究的文献比较多，从研究方法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理论或定性研究，二是实证或定量研究。其中从事理论或定性研究的文献占了绝大多数，而实证或定量研究的文献很少。薛晴的研究指出，相对于定性研究来说，关于城乡一体化的定量研究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据中国期刊网资料显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城乡一体化进行定量研究的学术论文不足20篇。[3]1997年，杨荣南在《城市研究》上发表的《城乡一体化及其评价指标体系初探》[4]一文，开创了我国城乡一体化定量研究的先河。而后比较典型的文献有：曾磊等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一套用以反映区域城乡关系发展特征及程度的评价指标体系[5]；罗雅丽、李同昇分析了城乡空间介质与要素“流”的实际流量、流速和流向来测度城乡之间的关联度和协调性[6]；完世伟以河南省为例对城乡一体化的定量研究进行了应用性分析[7]；张峰按照系统性、重点性、易获取性和可比性等指标体系的建立原则，借鉴国内关于城乡一体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研究成果及其指标设计，结合安徽省的实际和时代特点，构建了城乡一体化目标评价体系[8]；李志杰基于时序主成分分析对城乡一体化进行了动态考察，探讨了中国自1993年以来城乡一体化的总体趋势[9]；张新亚等从城乡一体化能力指数、结构指数、效率指数和质量指数四个方面构建了一套测评城乡一体化水平的评估指标体系[10]；汪婷通过自然环境、人口、生产方式和文化四要素设计城乡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综合测算了2005-2011年上海市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11]

      我国研究双向城乡一体化的文献非常少，到目前为止，专门研究双向城乡一体化的文章屈指可数。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最早提出了双向城乡一体化思想，并做了早期开拓性分析。厉以宁指出，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城乡一体化都是双向的；而迄今为止，我国正在推进的城乡一体化则是单向的；虽然我国正在推进的城乡一体化是单向的，但是在一些有制度条件的地方，双向城乡一体化已经开始试行，并逐步推广。[12][13]厉以宁还提出，在双向城乡一体化的条件下，资本下乡、技术下乡、人才下乡总会相伴而行；其中，资本下乡最为关键，而且资本下乡是先行的。[14]厉以宁的进一步研究指出，今后中国要改变农民进城这种单向的城乡一体化，走向双向城乡一体化：愿意来农村经营的就来农村，农民愿意进城打工的就到城里去。这样不但农业生产率会提高，城乡收入差距也会进一步缩小。[15]

      岳艳斐对单向城乡一体化和双向城乡一体化进行了对比研究，指出双向城乡一体化是一种既能“以城促乡”，通过政策引导、财政扶持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又能通过激发农村活力，实现资源和生产要素自由流通，进而缩小城乡差距的双向发展模式；通过案例分析了与单向城乡一体化相比的优势，双向城乡一体化通过赋予农民承包地、宅基地、房屋的收益和转让等财产权，绕过二元体制，释放农村发展活力，促进生产要素和资源在城乡间的自由流通，进而形成均衡的城乡发展关系。[16]康永超根据厉以宁提出的“双向城乡一体化”思想，对苏南建设双向城乡一体化先行区做了思考和分析，认为我国的城乡一体化由单向转为双向是大势所趋，建议在国内发达地区率先建设双向城乡发展一体化先行区，指出苏南已基本具备实施双向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条件，并提出建设苏南双向城乡发展一体化先行区的具体措施。[17]

      我国如何发展双向城乡一体化，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和分析，本研究着重对双向城乡一体化中的资本下乡问题进行分析。本研究之所以聚焦于分析资本下乡，是受到厉以宁的研究判断的启发，即资本下乡最为关键又是先行。[18]本研究选择北京市怀柔区作为调查对象，运用问卷调查数据对双向城乡一体化资本下乡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与现有文献相比，本研究在两个方面具有开拓性：一是对双向城乡一体化中的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即研究资本下乡。二是运用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我国研究双向城乡一体化的文献很少，而用调查数据做实证研究的文献，到笔者研究成文时还没有。由于具体反映双向城乡一体化的统计数据非常欠缺，本文采用的问卷调查方法将成为未来实证研究双向城乡一体化问题的一个重要方法。

      二、问卷调查与变量整理

      (一)问卷调查

      我们选取怀柔区作为问卷调查的地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怀柔区位于北京市郊区，北京市的资本、技术、人才等资源能够方便地流向怀柔区，同时，怀柔区的经济、产业、基础设施、社会环境等也比较好。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尤其是和离城市较远的乡村地区相比，怀柔区更容易具备双向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条件。二是怀柔区的情形与全国其他一些城市的郊区具有较高的相似性，体现在所具备的条件、所面临的问题、所要采取的发展措施等方面，为此，基于怀柔区的研究结论和判断，能够为其他城市郊区发展双向城乡一体化提供借鉴。

      在选取作为调查对象的企业时，我们根据企业相关信息，先寻找出明确具有来自于北京市的资本进行投资的企业，再随机抽取160多家企业作为调查对象，而后与这些企业就进行调查的意向进行沟通，部分企业不愿意接受调查，而愿意接受调查的企业有130多家，最后决定对130家进行问卷调查。这种方式保证了较高的随机抽样性。调查问卷通过怀柔区的财政系统和税务系统发放到要调查的企业，各个村镇和部门参与调查问卷发放的人员分别负责数家企业，指导和督促填写问卷。在调查问卷收回后，首先进行初步筛选，并对存在问题的问卷进行回访和核查。

      在对部分问卷进行回访、核对和补充之后，进一步筛选问卷，剔除存在问题的问卷，主要包括以下五类：(1)回答率较低的问卷；(2)从形式上判断出没有认真作答的问卷，比如对问卷相关和相邻问题几乎都选相同的选项；(3)不同问题之间的数据在逻辑上产生矛盾而回访又不能排除数据矛盾的问卷，比如主要投资者(控股或者独资)来自于城市的企业占比与城市投资者参股(不包括控股)的企业占比之和大于100%，而这两个问题的数据之和不该大于100%；再比如企业创办资金来源分为五大类，每类比例的总和应是100%，所填写各类比例之和大于或者小于100%均属于问题问卷；(4)多个问题出现两个甚至两个以上填答选项的问卷；(5)回访中发现部分问卷填写者对问题并不知晓，进行问卷填答具有较大的主观随意性，这类问卷也被剔除。由于调查问卷发放采取了负责人指导和督促的方法，又对部分问卷进行回访和核查，最后获得了106份可以使用的质量很高的问卷。

      (二)变量整理

      有关投资决策理论和研究文献表明，融资、政府政策、投资动机是影响一项投资的重要因素。相对于理论概括来讲，调查问卷能够更深入地细分问题。本文在设计调查问卷时，对上述三个方面进行细分，分成关于双向城乡一体化资本下乡进行投资的多个具体问题，以便收集到深入反映具体问题的信息和数据。研究所用变量来自于调查问卷的具体问题，把它们的基本信息整理成表格(参见表1)，包括变量类型、变量简称、含义及数据处理。

      对一些通过数据转换能够较好地服从正态分布的变量进行转换，原因是许多计量处理程序对正态分布的变量做出的处理结果会更优；在后面计量回归中使用的OLS、IRLS回归基于平均数、LAV回归基于中位数，它们的技术处理对于转换为正态分布的变量具有更高的效率。由于本文的问卷调查样本量偏小，在对计量结果进行分析时适宜于只分析自变量的影响方向，那么自变量进行转换后并不会增加模型解释难度。使用幂阶梯(ladder of powers)的方法探索数据转换的最优公式，并对转换后的数据进行偏度、峰度与联合检验。进行数据转换的变量包括财政支持、合资投资、招商引资、获取材料、回避竞争、享受优惠。①

      

      三、计量回归与分析

      在计量方法上，本研究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迭代再加权最小二乘法(IRLS)回归和最小绝对值(LAV)回归。在误差分布为正态、独立、同分布(normal i.i.d.)的情况下，OLS回归的估计效率会很好。当误差不是正态分布时，OLS回归的估计效率是否良好难以进行判断。为了保证误差非正态分布时的估计效率，分别使用IRLS和LAV两种估计方法，而后对这三种方式的估计效率进行比较。IRLS通过伪值法(pseudo values method)估计标准误并进行假设检验，不需要假定正态性。而LAV回归与IRLS和OLS在技术处理上有明显的不同，IRLS和OLS同属于最大似然估计(M-estimators)，而LAV是序次统计估计(Lestimators)，采用拟合因变量的分位数，而不是因变量的平均数，通常的建模是因变量的中位数(0.5分位数)随自变量的变化情况，这种分位数回归能够很好地处理特异值的影响，不需要正态性假定。IRLS和LAV回归在正态性条件下也能够获得很好的估计效率。对每组样本数据进行OLS、IRLS和LAV回归之后，再根据有关的统计指标对三者的结果进行比较，确定一种估计效率最优的回归结果作为分析依据。由于数据属性的不同，每组样本的最优估计方法也可能不同；采用三种估计方法，就意味着通过三种不同的技术处理机制对数据进行处理得出三组结果，再从中选取最优结果，这样能够更好地识别出每组样本的最优估计方法，保证估计结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一)资本下乡融资因素分析

      对于因变量独资或控股投资，由OLS、IRLS和LAV回归的残差检验可知，三种估计均能够很好地处理数据。OLS回归具备了正态性条件，正态性假设是更强的假设，一般情况下，线性、随机抽样性、条件均值为0、非完全共线性、同方差性这5个条件基本上不会有问题，为此，OLS回归实现了良好的效率。IRLS也是在正态性条件下做的估计，LAV是在非正态性条件下进行的计量处理，IRLS和LAV在正态性和非正态性条件下均能获得很好的效率。由于三种估计方法均获得很好的效率，估计结果的显著性和系数符号非常一致，自变量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同时，LAV回归的各个变量的标准误比OLS和IRLS回归要小，表明LAV估计更有效率。因此，LAV估计结果是最为可靠的结果，宜以此作为分析依据。

      因变量参股投资的回归残差检验显示，OLS回归不具备正态性条件，其估计效率比较差；OLS回归中各个变量的标准误大于IRLS和LAV回归，验证了OLS回归比这两种回归的效率低。由于IRLS和LAV在正态性和非正态性条件下均能获得较好的效率，所以这两种回归在非正态性条件下也具有较好的效率，它们的估计结果的显著性和系数符号非常一致，自变量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同时，LAV回归的各个变量的标准误比IRLS回归要小，那么LAV回归的估计比IRLS更有效率。因此，LAV估计结果对于参股投资而言也是最为可靠的结果。

      由表2的回归结果可知，财政支持、银行贷款、企业资本、合资投资、当地集资以及其他融资的系数分别为4.010、9.424、9.030、10.391、8.914、8.929，且均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这些融资方式均非常显著地正向影响资本下乡中的独资或控股投资。对于企业资本，如果投资者的自有和自筹资本比较充裕，就能够提高独资或控股投资的可能性，这一点符合有关投资理论和经济常理，企业自有和自筹资本实力达到一定的水平，甚至非常雄厚，那么企业通常会考虑独资或者控股的投资方式。对于财政支持与银行贷款，这两种方式的融资会增强企业所控制的资本量，达到一定的水平或者资本变得比较雄厚，就会更多地选择独资或者控股的投资方式；这两个变量的计量结果支持了这个结论。而对于合资投资、当地集资与其他融资，这三种方式的融资增多有助于投资者所驱动的资本达到投资总额的最低规模要求，如果这时投资者的企业资本股份最多，就是控股投资。计量结果显示，合资投资、当地集资与其他融资能够显著地增加控股投资。各种融资方式与融资渠道对参股投资的影响与独资或控股投资相同，不再赘述。

      

      资本下乡融资因素的整体回归结果表明，资金融通对投资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当前的经济形势是融资普遍比较困难，无论以何种方式融通到资金，都将带动和促进投资，实证结果验证了这一点。在目前阶段，下乡资本的投资基本上以中小型企业为主，而中小型企业融资普遍比较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任何一种方式融通到的资金，只要促成总资本量达到投资总额的最低规模要求，都可能会成为可贵的投资资本。

      (二)资本下乡政府政策因素分析

      对资本下乡政府政策因素进行计量回归，两个因变量的LAV回归效率均是最好的，应以此进行分析。在因变量独资或控股投资的LAV估计结果中，各个自变量均获得了很好的显著性。其中土地规划、产业规划、招商引资与教育培训四个变量的系数分别为0.011、0.098、0.011、0.084，符号为正，说明这四个变量正向作用于独资或控股投资，它们的经济含义将与参股投资一起进行分析。然而，土地流转和农民土地权益两个变量的系数是负值，分别为-0.101、-0.033，说明这两个变量对独资或控股投资有副作用。具体经济含义为：土地流转的制度与规定，以及实现流转的方式、组织和机构越是明确和有效，越会减少资本下乡的独资或控股投资；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权益保障程度的提升，也会减少资本下乡的独资或控股投资。

      在因变量参股投资的LAV估计结果中，常数项和各个自变量均获得了很好的显著性，各个自变量均显著地影响因变量。表3的回归结果表明，六个自变量对参股投资的作用方向与对独资或控股投资的作用方向相同，土地规划、产业规划、招商引资与教育培训四个变量的系数符号为正，正向地作用于参股投资；而土地流转和农民土地权益两个变量的系数是负值，反向地作用于参股投资。

      

      综合因变量独资或控股投资与因变量参股投资的计量结果，可以得出：当地政府或村镇组织对土地利用的总体规划(包括耕地、建设用地、产业用地、居民拆迁安置用地)越是清楚和完善，对农业产业化，一、二、三产业发展，“离”地农民就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的规划和措施越是明确和具体，对招商引资、吸引社会和城市资本、技术，以及工商业者进行投资的政策越明确和实施的情况越良好，提高当地居民受教育水平和工作技能的措施和实施情况越是有效，就越能够促进资本下乡的独资、控股或者参股投资；土地流转的制度与规定，以及实现流转的方式、组织和机构越是明确和有效，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权益的保障程度越高，却反而会妨碍资本下乡的独资、控股或者参股投资。

      (三)资本下乡投资动机因素分析

      在对资本下乡的投资动机因素进行计量分析时，做了变量的取舍。如果把所有的动机变量放入计量等式，就会发现回归结果不是很理想，为了改善这种状况，我们剔除了“塑造品牌”这个变量。剔除该变量有两个原因：一是在各个动机重要性评价中该变量得分最低，为不重要的动机；二是该变量在初步回归中不显著的程度很高，剔除该变量能较好地改善其他变量的显著性。表4的回归结果表明，两个因变量的LAV回归效率均是最好的，应以此进行分析。

      

      根据因变量独资或控股投资的LAV估计结果显示，获取材料、利用土地、利用劳动力、获得许可、逃避失败与享受优惠六个变量获得了较好的显著性，表明这些变量能够显著地作用于因变量资本下乡中的独资或控股投资。但是，它们的作用方向却有所不同，获取材料的估计系数是-0.063，表明其对独资或控股投资起的是负面作用；而其他五个自变量的估计系数符号均是正的，表明它们是正向地作用于独资或控股投资的。根据因变量参股投资的LAV估计结果，打入市场、获取材料、获取回报、利用土地、利用劳动力、获得许可、回避竞争、逃避失败与享受优惠九个变量均获得了较好的显著性，但它们的作用方向也是不同的，获取材料、获取回报与获得许可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012、-0.004、-1e-10，表明它们起的作用是负面的，而其他六个自变量所起的作用则是正向的。

      具体而言，如果想要利用比北京城区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享受当地的优惠政策，下乡资本就会考虑到怀柔区进行独资、控股或者参股投资；如果想逃避在城市无法立足的经营失败，下乡资本也会考虑到怀柔区进行独资、控股或者参股投资；而为了回避北京城区的激烈竞争，资本会考虑下乡到怀柔区进行参股投资，但对独资或控股投资的作用不显著；为了更快更好地打入当地市场，资本也会考虑下乡到怀柔区进行参股投资，但也对独资或控股投资的作用不显著；更容易获得经营许可的动机会刺激下乡资本到怀柔区进行独资或控股投资，但是却会妨碍参股投资，由于其估计系数非常微小，妨碍的程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总体上来判断，怀揣更容易获得经营许可的动机会刺激下乡资本到怀柔区投资。

      我们使用在北京市怀柔区的问卷调查数据，在计量方法上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迭代再加权最小二乘法(IRLS)回归和最小绝对值(LAV)回归，以确保误差为正态分布和非正态分布两种情形下的估计效率，分别对资本下乡的融资方式与融资渠道、政府政策、投资动机等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比较重要的结论：

      第一，对资本下乡融资因素的实证研究得出了非常明确的结果，各种融资方式和融资渠道(财政支持、银行贷款、企业资本、合资投资、当地集资以及其他融资)均非常显著地正向影响资本下乡的独资或控股投资，以及参股投资。资本下乡融资因素的整体回归结果表明，资金融通对投资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目前阶段，下乡资本的投资基本上以中小型企业为主，而中小型企业融资普遍比较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任何一种方式融通到的资金，只要促成总资本量达到投资总额的最低规模要求，就可能会成为可贵的投资资本。

      第二，在政府政策方面，当地政府或村镇组织对土地利用的总体规划(包括耕地、建设用地、产业用地、居民拆迁安置用地)越是清楚和完善，对农业产业化，一、二、三产业发展，“离”地农民就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的规划和措施越是明确和具体，对招商引资、吸引社会和城市资本、技术，以及工商业者进行投资的政策和实施情况越良好，提高当地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和工作技能的措施和实施情况越有效，就越能够促进资本下乡。而土地流转的制度与规定，以及实现流转的方式、组织和机构越是明确和有效，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权益的保障程度越高，就越会妨碍资本下乡。关于土地流转的实证结果佐证了当前的一个重要矛盾和现象，在很多地方，土地流转的制度、方式和组织存在问题往往会导致农民土地权益受到侵害，而投资者从中获得较多的利益。如果土地流转的制度、方式和组织明确、有效、公平，农民土地权益就会获得较好保障，而投资者从土地流转中获得的利益就会减少，获取土地的成本就会上升。如果一个地方的土地流转存在问题，投资者能够以较低成本获得土地，该情况会促进外部资本在该地区的投资；相反，土地流转公平有效，农民获得的权益增加，投资者拿到土地的成本也将增加，这会减少外部资本在该地区的投资。

      第三，如果资本下乡的投资动机是想要利用比北京城区价格低的土地和劳动力、享受当地优惠政策、打入当地市场、更容易获得经营许可，以及避开北京城区的激烈竞争与经营失败，这些动机因素会促进下乡资本到怀柔区进行投资。从怀柔区的角度来看，下乡资本投资动机的作用情况能够反映出怀柔区的优势，即怀柔区与北京城区相比较，能够为投资者提供比较廉价的土地与劳动力、更多的投资优惠，一些在北京城区经营失败的资本可以在怀柔区获得发展；怀柔区的本地市场、与北京城区相比怀柔区较弱的竞争程度以及获得经营许可的较低难度，也能够吸引一部分下乡资本。

      在我国双向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初期阶段，资本下乡的重要性要大于技术下乡与人才下乡，正如厉以宁指出的那样：资本下乡最为关键，而且资本下乡先行。[19]为此，目前着重研究资本下乡，对研究我国的双向城乡一体化具有重要意义。就目前资本下乡发生的可能性而言，城市郊区具备了较好的条件，更容易吸引到下乡资本，而在偏远地区，下乡资本的规模通常情况下比较有限。本文选择北京郊区的怀柔区进行研究，是因为其能够提供资本下乡的一定规模的研究样本，同时，怀柔区的情形与全国其他城市的郊区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基于怀柔区的研究结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广与普及到关于城市郊区双向城乡一体化的论述与判断。

      ①对于转换公式以及相关统计指标，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通过邮箱laijunluo@163.com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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