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意信号表达与中国外交的战略匹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诚意论文,信号论文,中国外交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向世界表达中国对外交往、关系发展以及问题解决中的诚意，这是中国对外关系政策以及话语中的重要内容。无论是从政策层面，还是话语层面，我们均可找到丰富的诚意伦理因素。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冷战结束以来的“新安全观”、“和谐世界”和“正确义利观”等理念，均体现出中国在对世界的基本态度中包含了重要的道德与秩序诉求。①与丰富的外交政策和话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关于外交政策话语尤其是道德和文化维度的分析却较为少见。②在主流的现实主义路径中，分析者关注的是中国的力量和利益本身，与相关国家的力量结构以及利益冲突等核心因素，认为道德要么只是实力政策的话语掩饰，要么根本不会对国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③而在文化路径看来，道德和文化因素对于中国外交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在既有的文化路径研究中，大多数研究都聚焦于中国外交的和平传统、中国外交关于道德和秩序的理念以及中国文化的一些思维特性对于对外关系发展以及争端解决的影响。④简言之，既有的相关研究并没有系统分析中国在对外关系中是如何向世界表达自身诚意的，进而，中国为何要向世界表达诚意信号，其背后的基本动因以及战略考虑是什么？相较于美国既强调理想主义外交、又强调利益驱动的例外论，中国对于诚意的信号表达具有什么样的特性？最后，为何在某些问题领域、某些时期，中国的诚意信号表达能够产生预期的效果，而在其他情境中，诚意信号并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上述问题构成了我们接下来将要分析和整理的基本议题。总而言之，我们试图先进行描述性的分析，梳理中国对外诚意信号发射和表达的层次和渠道，清晰展现中国对外关系中诚意信号表达的事实，进而，通过简要的案例比较分析，提炼出一种新的解释框架，即战略不匹配或矛盾是影响中国对外诚意信号表达成效的重要因素。我们的结论也彰显了中国对外关系主体以及观众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对于新时期中国如何处理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理论和政策启示。 一、中国对外诚意信号表达的层次 随着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深入，中国外交的主体、议题以及利益分化也越来越突出，既显示出全球性和多元性的特性，同时也凸显了多主体和多部门利益的影响。⑤因此，在冷战结束以来的中国对外关系中，中国外交对外诚意信号发射也呈现出诸多特点，比如不同时期诚意的地位不同，主体也有差别，对于不同问题领域，诚意以及展示武力的战略决心的权衡也存在差别。 诚意并不是传统国际关系分析的一个核心概念，因为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存在本质性的区别，即国际社会存在的结构性无政府状态，使得国家间交往的规则与国内社会明显有别。在国际社会中，国家行为体在无政府结构、战略竞争以及国家利益等诸多因素的驱动下，战略欺骗更可能成为一种天生的、进化的偏好。⑥但是，基于文化和道德的视角，甚至包括理性的视角，国家间有一定的理由强调诚意，并使之发挥作用。比如，虽然短期内不利于利益最大化，还可能损害自身利益，但如果国家的真诚意图得到对方的回报，则长期来看会促进双方的利益。在此，我们对诚意信号的界定是：国家通过一系列的言辞和行为信号表达，向他者或国际社会表达自身的良善意图、行为的善意和信用。这种诚意界定包括了传统诚意的道德维度，即意图的真诚性和善意，同时也包括理性主义的信用维度，即国家的诚信及其可信性。具体到中国外交，中国的诚意信号内涵包括真诚的意图、合作的愿望、责任的体现以及国家信用的保持等。其重点维度在于和平、真诚、合作、责任等内涵。 信号表达是指行为体通过有意的信息传达，试图让接受者领会、理解并接受特定的涵义。“信号就是行为体为了改变接收者分配某一特定事态或‘事件’的概率，而有意呈现出来的任何可观察的特征。”⑦一般来说，国家间信号表达的主要途径包括话语和行为两个层次。信号与常规信息的差异在于，后者更多是一种事实呈现，而前者带有很强的动机性。杰维斯将二者区分为信号表达(signals)与迹象呈现(indices)。⑧从内涵来看，信号表达与承诺具有紧密的联系，即国家的承诺具有相应的战略保证等动机，因此国家承诺更可能成为一种信号。基于上述分析，中国的诚意信号表达的判断标准，最重要的指标在于中国试图通过话语和行为层面的信号，向国际社会/相关行为体传递自身的真诚意图、愿望。进而，诚意信号也可能跟战略欺骗以及廉价谈判相关，国家可能利用诚意信号，真正实现其他战略目的，比如麻痹敌手、塑造形象、获取战略优势等。如此而言，诚意信号也可以作为战略博弈的途径或手段，实现不同的战略目的。 在此，我们主要基于中国对外诚意信号表达的载体、形式和渠道等过程性的差别，从政策(话语)、行为以及互动等层次加以区分，以此更为清晰地梳理中国对外诚意信号表达的多层次和多渠道特性。同时，这样也有利于我们明晰中国对外诚意信号的多维度内容。诚意信号表达的主要方式为话语及行为。从话语层面来看，中国诚意信号表达的渠道为官方的对外政策文本以及在国际场合(或国内官方场合的外交表态等)进行的政策解释、态度说明。从行为层面来看，中国一方面注重维护行为的信用，同时也试图使行为更具可信性，通过不同的方式(如让利、示善或增强代价)而让信号更为可信。接下来，本文分别归纳叙述中国对外诚意信号表达的两种基本渠道以及影响诚意信号表达效果的因素。 (一)政策宣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对外战略的调整，即将革命与战争的时代主题转变为和平与发展之后，中国对外政策的基轴也随之改变。30年来中国对外政策的基调，就是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国际规则、遵守国际秩序，总而言之，中国并不想挑战既有的国际体系。⑨无论从身份定位，还是实际政策调整以及行为塑造等方面，中国均意在向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大国以及周边国家展现一种和平发展的姿态。 第一，和平诚意。冷战结束后，中国对外政策一直以追求和平与发展为目标。然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以及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威胁论”也随之产生。为此，最近三次党代会报告均强调中国走和平与发展道路的决心。同时，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发布了两份和平发展的白皮书，均强调中国的发展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也一贯坚持和平与对话解决国际争端的态度。中国多次向“世界郑重宣告，和平发展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富民强国、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的战略抉择。中国将坚定不移沿着和平发展道路走下去”。⑩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一直高举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旗帜。针对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力量增长所产生的意图不确定性，甚至是恐惧心理，中国政府在权威政府文献中均反复强调中国绝不称霸。 第二，合作诚意。发展与世界所有国家的合作关系，成为冷战后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在全球层面，中国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各种国际制度与国际组织，并居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在国际组织的制度建设中，中国奉行的原则是先参与、先融入、先建设，而后再寻求机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与世纪之交之前一直强调的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截然不同的。(11)另外，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开始实行各种“伙伴关系”外交，强调与不同国家建立各种合作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伙伴关系外交政策的兴起，表明中国追求的不是传统的联盟对抗政策，而是新时期中国对外合作与战略的一种新形式。(12)到2014年底，中国已经与世界上70多个国家和各类地区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基本形成了全球伙伴关系网。(13) 第三，责任诚意。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外交就开始追求一种负责任的大国观。(14)它表现在多个层面。在全球层面，中国表示出自身为全球和平与发展积极贡献，特别是对于解决全球问题的诚意。在地区层面，中国通过创设各种地区性国际组织或制度，发展与地区相关国家的积极合作关系，在地区和平与稳定进程中扮演积极角色。在东北亚，中国创设的“六方会谈”机制，就是为了维护东北亚和平与安全的一种积极创举。在东南亚，中国积极发展与东盟的关系，通过首脑峰会、经济合作以及制度建设等多种渠道，向东盟反复表达尊重东盟地区领导者角色的意愿，同时表示愿意接受多边国际规范并以合作的态度来解决相关的地区争端，比如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2002)等约束中国自身行为的国际协定。(15)中国也在不同的场合强调，中国自身的和平与发展本身就是对国际社会的巨大贡献，即中国自身稳定的重要性，“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贫困和饥饿”。 第四，道德诚意。基于中国传统的大国地位以及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历史上朝贡体系所内化的道德优越感，可以观察到中国外交政策中有一种传统上的道德优越的成分，从而彰显出一种中国例外论的情结。(16)中国例外论潜在的政策涵义就是，中国与传统上的大国政治以及霸权政策是不同的，中国在道义、政治、伦理以及秩序等方面，均体现出自身的历史荣耀以及现实地位的考量。(17)自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坚持正确的义利观等对外方略，从中都可以看出中国外交新理念与西方理念的差别。因此，中国奉行的是一种独特的和平发展道路，这种道路的基础不是自私的利益和战略考虑，而是有着深厚的道德和地位追求动因。而中国外交中的道德诚意与中国外交的利益原则是并行不悖的。 (二)保持信用 要体现个体或国家的诚意，或者是信任和信用，一种较为惯常的路径就是保持良好的信用记录，这就是基于过去行为以及记录的过去行为理论所持的基本理论预期。(18)与此类似，自建国以来，中国对于自身诚意的强调和坚持，很大程度上受这种过去行为理论的影响，其现实表现就是在战略、政策以及行为中，中国均注重当下的行为举动对于未来的影响。因此，在中国外交政策中，对于时间的强调，是一种独特的政策性表述以及战略考虑。中国往往秉持一种长期的时间观，比如主张中国“一贯”、“长期”、“历来”以及“永远”坚持某项原则，或反对某种政策。 第一，搁置。在争端解决方面，除了一直强调和平解决争端的诚意，以及在行为方面尽量克制容忍之外，(19)在中国的战略思维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搁置。对于当下解决时机不成熟以及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中国宁愿将问题搁置，或默许维持当下的现状，而不论这种现状是有利于中国，还是有利于另一争端方。(20)这种搁置的战略思维倾向，在中国处理边界与海洋争端、中国与相关国家建交以及中国处理大国关系和地区安全等领域，均有明显的体现。从“求同存异”政策表述中“存异”的一面就可以看出，对于存在分歧和争议的问题领域，中国秉持并非一定要解决差异的意愿。冷战结束后，中国在南海主权问题上奉行的是搁置战略，以服务于中国发展与东南亚相关国家的经济合作关系大局。(21) 第二，经济互惠。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外交在整个国家外交布局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也决定了中国对外关系发展的优先次序。在如何体现诚意方面，经济外交成为中国进行战略安抚或战略交换的一种手段。在处理与美国和欧洲等大国或地区关系时，经济合作往往成为双边关系发展的一种助推器。比如在欧美经济危机期间，中国国家领导人访问欧美时，通常都会签订大单：2009年2月，温家宝总理访问欧洲，带去了大约150亿美元的订单；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访美，中美签订了价值约450亿美元的经贸合作订单。(22)在发展与周边小国关系时，经济外交或互惠也成为中国发展良好关系的主要手段之一。比如，针对菲律宾、越南等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持续挑衅，中国政府的主流政策和行为，并不是给予军事和外交上的完全遏制、强制或威慑，而是邀请菲律宾以及越南领导人访华，签下面向未来五年的经济合作计划。(23)通过经济发展与合作稳住相关小国的战略挑衅，成为中国处理周边安全问题的一种常用方式。 第三，继续坚守不干涉原则。在国际行为以及全球政策方面，中国仍然坚持传统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特别是其关于国家主权问题的观念。面对全球其他地区的争端、相关国家的内部政治动荡，中国力图保持不干涉内政的良好记录。无论是在联合国系统，还是在地区安全机制等方面，中国均强调尊重相关国家人民的选择，保持与现任政权的外交联系。(24)这种坚持传统原则的做法，表明了中国对于其他国家发展道路的尊重，以及对于协调和平解决地区问题的态度，其中有利益促动的一面，但最为重要的是中国坚持自身的理念、原则以及行为模式。在处理中东北非动荡、苏丹分裂、南斯拉夫内战等问题时，中国都坚守自身的不干涉内政原则。这种坚持传统理念的行为，表明中国在国际价值和伦理方面，对于主权的尊重及对和平与协商等价值的追求。(25)尽管遭受国际舆论的批评，自身利益受损，但可以将中国坚持这种战略行为与观念模式看作是对自身价值体系的一种长期维护以及利益的判定。 (三)影响诚意信号表达的因素 基于理性主义的分析，行为体向国际社会或特定相关行为体发射信号，如果要使信号具有可信性，那么，这种信号必须代价昂贵，而不能是廉价的。(26)在此理论逻辑下，如果中国的诚意信号是昂贵的，说明中国外交的政策和行为若违背诚意承诺，那么就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这种代价要么是经济上的(物质利益)，要么是政治上的(比如国内政治的不稳定以及领导人政治生命问题等)，要么是认同、情感上的(比如在国际社会失面子、损害形象等)。 首先，经济相互依赖的影响。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即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增长迅速，新世纪以来均保持8％以上的高增速。与此相对应，中国与主要的西方大国以及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经济相互依存度也随之提高。(27)自2010年起，中国成为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与日本、韩国等国的经济联系也日渐紧密，中美之间的贸易更成为美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成分。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中国与主要的大国和周边国家，均进入了一种高度的相互依存状态。对于中国的对外诚意信号发射及其效果，这种经济上的依赖具有相当的正面作用。特别是对于中国的和平、合作以及其他积极战略举动，具有良好的塑造作用。基于中国与相关国家在相互依赖的经济结构中各自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存在差异，不同行为体的知觉也是不同的。(28)除此之外，中国内部的政治决策对经济相互依赖的敏感性也是不同的，所以，经济相互依赖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制约中国的战略举动，即中国能否实际体现诚意，国际社会也存在不确定的看法。比如，由于历史因素以及现实的战略竞争，中日经济相互依赖对于中国对日诚意信号表达的效果，可能不如中美经济依赖的好。 除了经济相互依赖，中国与既有国际体系的关系也是重要的环境因素。中国与美国的战略性合作关系一直是影响中国对外战略的核心因素之一。中美在冷战后历经多次战略竞争及危机阶段，从先前的战略盟友转变为冷战结束后的战略竞争者，而今又发展到一种“非敌非友”的关系状态。(29)中美之间的结构性合作因素对于中国自身的诚意信号表达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使中国对于中美合作以及地区问题的诚意具有更高的可信性，即中国自身对于强硬政策乃至武力的使用，均受到与美国的战略性合作关系的限制。中国与美国价值观体系相似度低，共同战略利益并不多，但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特别是中美社会的交流(社会来往、教育和移民等)以及中国成为美国国债最大持有者等因素，对于中国积极塑造在相关问题的诚意信号具有正面促进作用。当然，中美并非完全的战略盟友关系，中美内在的紧密依赖关系也并非在所有问题领域都对中国的诚意信号具有正面作用。 其次，对中国对外诚意信号如何归因，是决定信号是否昂贵、效果是否明显的心理机制。相对而言，经济上的诚意更容易被接受，因为信号被违背的代价，经济上的损失直接可见，且能够对中国自身利益造成极大损害。相对而言，政治代价以及认同代价则可能对诚意信号代价的影响较小。(30)所以，中国对外投资增多，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利益存在的增大以及与相关国家社会和经济往来和依存的增加，可能是促使中国对外呈现较为昂贵的诚意信号的主要形式。这种昂贵信号理论上能够对中国诚意形成制约，但现实中，经济利益往往服从于国家大战略以及政治需要，所以经济利益的损失对于中国自身意图和行为的制约是不同的。第一个因素在于信号是否昂贵。在特定领域，中国基于维护大局以及发展双边关系的需要，做出相应的对外礼让或克制，建立在中国自身利益受损的基础之上。如果中国的损失具有较高的可信性，那么中国的这种合作与发展诚意就具有较大的可信性。昂贵诚意信号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它有较高的代价成本，而且能够得到对方正确的领会。第二个因素是中国对外诚意的昂贵信号容易被理性主义者视为战略性举动，或者受到归因错误、对方国内政治等因素影响，中国的政策宣示和良好行为记录，并不足以让国际社会完全认识和承认中国的诚意意图。第三个因素是结构性的因素，由于权力的不对称，比如大国与小国的归因差异，霸主与新兴崛起国对于自身良好意图以及行为的归因也存在根本的误差，如霸权国更为关注新兴大国的力量增长，而新兴大国更为强调自身良好的意图。(31) 与理性主义的昂贵信号相对的是，在讨论中国对外诚意信号发射的问题时，一个最为微观的层次或渠道，就是考察中国领导人特意强调与相关国家领导人或政治人物的个人关系。(32)建立和维系关系，这是中国政治文化中信息沟通、发展关系以及解决问题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体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非常重视与相关国家领导人和社会知名人士建立起各种层次的个人联系，最为有名的当属中国在60年中授予601位亚非拉国家和欧美亲华人士“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光荣称号。(33)在处理与相关大国如美国的关系时，中国也非常重视通过个人和私人交往的渠道打开和拓展之前的关系。本文的分析重点在于讨论中国向国际社会、相关国家展示自身诚意的基本方式和渠道。从理论上看，个人关系是建立信任、展示诚意的一个基本渠道，同时个人关系往往又是建立信任、发展关系的方式和手段。总体而言，在冷战期间的中国对外关系中，通过个人关系向外表达合作等信号更为常见，而冷战后的中国外交更倾向朝制度化方向发展。(34)所以，在此我们并不准备把这种微观的个人渠道作为一种基本的信号表达方式详加讨论。 二、中国对外诚意信号表达的效果：基于案例的分析 本文选取冷战结束以来的中国外交案例，作为中国对外诚意信号表达效果分析的具体经验事实。基于比较性以及依据自变量选择案例的标准，我们选取中国与东盟关系以及中美关系发展作为两组案例。最为重要的是，中国与东盟和中美关系是检验中国对外诚意信号及其效果的“强案例”，(35)因为中国与东盟存在巨大权力差距，因此理论上中国的诚意信号动力不足，效果不彰；而中美两国是崛起国与霸权国关系，因此中国的诚意信号可能更多地被视作是策略性和战略性的。简言之，这两组案例更为符合理性主义对于诚意等道德因素的忽视性预期。进而，本文将分析冷战结束20年来，中国自身的诚意(和平、合作以及善意等)为何在某些时段能够得到对方的认可(不论这种认可是基于战略性的还是基于认同性的)，而在另外一些时段，在中国自身政策宣示和信用并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双边关系却并没有顺利发展，尤其是对方对于中国和平意图的认识还出现了重要的变化。我们认为，重要的竞争性的影响变量还包括中国自身权力和力量的增长以及对方国家的战略和内部政治的变化。 (一)中国与东盟的关系 冷战结束后，中国才正式与东盟建立外交联系。起初，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是纳入中国的周边多边合作的整体框架之中的。(36)鉴于冷战期间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受意识形态的负面影响，在冷战期间和冷战结束之初中国与东盟的经济联系都很弱，所以，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发展起初并不是特别顺利。具体来说，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威胁论”在东南亚存有广泛的市场，即从政府到社会，大部分东盟国家对于中国力量的增长以及战略意图持怀疑和负面态度，而且，一个重要的现实利益纷争就是中国与不少东盟国家存在领土争端问题。(37)比如1994年，中国与菲律宾就发生了领海冲突。基于较差的历史基础以及在意识形态、国家同质性上的差异，连同美国等外在因素的影响，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发展起点较低。本着逐步开展与东盟关系、积极参加东盟地区合作与安全机制的态度，中国逐渐发展并改善了与东盟的关系。(38)无论从政策层面，还是行为层面，中国均表现出发展与东盟关系的极大诚意和善意，发挥中国的责任、突出东盟的领导地位以及大力发展双边经贸合作，特别是约束中国自身的行为。在以下重要的事件或时间当口，中国通过自身的诚意信号或行为，获得了东盟方面的积极反应，从而使双边合作关系得到较为顺利的发展，中国与东盟之间的政治和战略信任也得以提升，一时成为中国成功开展周边外交的一个典型。 第一，在1997-1998年金融危机期间的负责任行为。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对于之前一直受国际社会肯定的东亚模式是一种致命的打击。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形势一落千丈，大部分国家都遭受金融危机重创。对此，国际组织和西方发达国家采取了严厉的援助政策，大部分援助将经济援助和救助与相关的政治条件挂钩。其时中国与东盟的经济贸易及相互投资才刚刚开始，自身的经济也遭受一定的影响。而且，中国的经济实力远非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比，亦即当时中国自己也面临较大困难。但是，中国对于东南亚金融危机采取了负责任的态度，即宣布人民币不贬值，而且尽可能通过无条件的援助和经济合作等方式，帮助东南亚国家尽快走出危机、恢复经济。中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过程中的负责任举动，赢得了东盟国家的一致认可，为2000年以来中国与东盟关系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基础，而20世纪90年代盛行的“中国威胁论”也为“中国机遇论”和责任论所取代。(39) 第二，在南海等利益冲突问题上进行自我约束。对于南海问题，由于牵涉复杂的历史因素以及现实的利益争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就遵守邓小平所确立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从而与主要的东盟争端国维持着一种和平的状态。(40)从1990年代到2010年前后，中国一直恪守这一原则，试图维护与东盟以及相关国家的友好关系。同时，经过与东盟的协商谈判，中国于2002年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2003年更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41)尽管这些国际条约并不具有根本的约束性作用，但中国通过签署国际条约的形式，为自身的行为设立了较高的国际观众成本制约，从而为赢得东盟的认可奠定了昂贵信号基础。无论从国际协议还是中国自身的实际行动来看，中国均表现出较高的自我约束性，因此，在这个维度上，中国的诚意信号得到了较好的回报，即中国与东盟的政治信任得到了发展。 第三，在东盟地区合作过程中凸显东盟的领导地位。东盟组织作为东南亚一体化的领导者，自身具有鲜明的特点。东盟的主要功能在于经济一体化，而在政治和安全一体化方面较弱，特别是在安全上，东盟一直依靠美国的战略合作和保护。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东盟的领导者是东盟自身的小国集团，尽管东盟积极发展与周边大国如中国、美国和日本的协商性机制，比如东盟“10+1”和“10+3”机制，但主导东盟发展的还是东盟10个国家的联盟。(42)这种领导地位的形成，成为东盟发展的重要促动因素。中国与东盟发展关系，从一开始就注意尊重和维护东盟自身的领导地位，并没有试图积极影响并掌控东盟的一体化进程。而且，中国更多的是通过“10+1”和首脑峰会机制，保持与东盟在经济方面的合作。通过尊重东盟的领导者地位，中国在地位和权力追求方面展现了诚意，获得了东盟的认可和回报。因此，也有学者提出，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特别是政治信任的增长，跟中国与东盟关系中的“舒适度”紧密相关。(43) 第四，积极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与东盟的经贸联系日益紧密。迄今，中国已成为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且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也初见雏形。在东亚地区合作进程中，已经形成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以及东盟与美国的安全合作的双重机制，即东盟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在努力发展与东盟经贸合作的过程中，中国一直本着“睦邻”、“富邻”的基本原则，在国家和省市级多层面开展与东盟的合作，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建成。(44)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并没有附加任何的政治条件或其他的限制性因素。 综合来看，为了发展与东盟的关系，中国自身在政策宣示、行为约束以及一些昂贵信号方面，都采取了颇有诚意的举措，这些诚意信号得到了较多的认可，双方的关系发展较为顺利，唯一的变化就是2009年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发展进入复杂和下降的通道。(45)自2009年起，中国与菲律宾、越南等国在南海问题上发生冲突，相关国家挑战现状，打破之前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默契，而美国等相关国家也摆出重返亚太的姿态，为这些国家提供后台和靠山。中国自身在国家实力和军事实力增长的情况下，虽然政府层面并没有改变之前的总体政策和行为，但社会层面的民族主义情绪较为强烈，而且先前战略与政策的矛盾之处以及昂贵信号冲突等因素开始显现。在诸多因素的刺激下，中国在南海争端等安全议题上原先的诚意信号发射效果变得不再明显，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也日趋严峻。2013年10月，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周边外交工作会议，此举前所未有，标志着中国周边外交进入调整阶段，确立“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46) (二)中美关系 正如前文所述，冷战结束以来，中美事实上形成了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关系。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的发展以及外交实践，客观上要面对如何应对既有霸权国反应的问题。传统的霸权更替理论很难承认对外诚意信号的存在及其作用。(47)但是，中国强调自身要走一条新型的国家发展道路，特别强调和平发展的意图、传统的王道对于中国对外政策的现实意义。近期，中国还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这些均表明中国的发展是不会挑战既有体系的。具体而言，中国在战略意图和战略支持等方面，向美国表达了和平、合作以及发展新型关系的愿望。 第一，合作诚意。美国一直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因此，从中美建交开始，邓小平就确立了与美国积极合作的政策。20世纪80年代是中美关系发展的蜜月期。但由于1989年的风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中国实行了战略封锁，导致中美关系进入一个低谷，而中国外交也进入一个困难和调整时期。对此，邓小平适时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不扛旗、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策略方针。针对中美关系，中国提出了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方针。(48)90年代前期和中期是中美之间的对抗时期，经历了台海危机等严峻考验。到了1998年克林顿总统访华，才确立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大局。随着台海局势的恶化以及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到2001年小布什政府上台时，中美关系又经历了一个非常紧张的战略竞争时期。但2001年美国遭受国际恐怖主义袭击，由此美国全球战略格局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即开展全球反恐战争、维护美国的本土安全，开始成为美国的第一要务。(49) 在这种战略背景下，中国适时给予美国战略性的支持。在美国遭受恐怖袭击后的第二天，中国就通过领导人电话以及新闻发言人等渠道，表达了对美国的战略同情，并表示哀悼和慰问，谴责恐怖主义，期待国际社会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50)由于美国在反恐战争问题上需要中国的战略性支持，所以，在小布什政府的八年间，中美关系发展较为顺利，曾经一度被认为是中美建交以来最好的时期。而美国在台海问题、新疆和西藏问题上，也给予中国一定的支持或默契，如将东突组织定性为恐怖主义组织，在台海问题上力压台独力量、维持台海的和平现状等。对于中国的战略支持，美国一定程度上是理解和欣慰的，当然，美国的战略预期也进一步扩大，比如佐利克提出了中国责任论，强调中美应该做利益攸关者。(51) 第二，在亚太安全方面积极创设多边机制。对于美国在亚太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存在，中国一直强调并无挑战美国亚太领导者的意愿。(52)而且，美国要在亚太发挥领导作用，特别是针对某些地区不稳定因素，要维持美国的战略利益，需要中国的积极支持。在东北亚安全机制问题上，基于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考虑以及稳定周边的责任意识，中国积极作为，创设了六方会谈机制，表达了中国愿意为东北亚安全与和平承担自身责任的意图。中国一直强调，在朝核问题上必须秉承对话、协商与和平的原则，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维护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53)尽管对于六方会谈机制的战略性效果，不同国家和分析者存在较大分歧，但中国为此所表现出来的负责任大国的态度，还是得到了美国等相关国家的战略性领会。 第三，展现和平意图。针对中国崛起过程中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和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战略疑虑不断增加的情况，中国强调中国的崛起不会侵犯美国的利益，中国崛起对于世界而言是一种收益，而不是挑战。为了从国家战略和政策层面解决传统的霸权更替困境，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着手考虑和平崛起理论，后来由于“崛起”字眼仍然过于挑衅和刺激，因此，才将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框架和政策表述，转换为中国和平发展的理念。(54)而且，中国连续发布了两份关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白皮书，从国家战略层面向世界进行了政策宣示和解释，系统阐述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内涵、必要性、可能性等问题。这种国家政策宣示虽然很难具有昂贵的信号代价，但从国家战略方面进行政策诠释，仍具有一定的战略效果，至少将中国的和平意图有效地传递给了美国，至于美国是否接受和相信，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呈现和平意图的另外一个维度，就是在台海问题上转变战略。由于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所带来的战略不稳定性，中国对于台湾的内部政治和对外交往，更多采取的是战略威慑和强迫的政策。(55)但2008年选举并没有挑战既有现状，自此中国大陆开始运用经济和社会交流的手段，试图更为软性地增加和平统一的可能性。迄今，台海危机可能性大大下降，而两岸的和平交流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这方面，中国向美国传递了强烈的和平意愿，而美国也奉行了维持现状的政策，甚至有声音认为台湾的战略地位已下降，或成为美国的一个战略包袱。(56) 第四，中美经济上相互依赖增强、双边贸易快速发展。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之后，中美之间的贸易额增长迅速，中美进入新一轮经济相互依赖状态。它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中国大量投资美国国债，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海外持有者。2014年1月，中国持有美国国债总额达1.317万亿美元，进一步巩固了美国最大“债主”的地位。(57)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有其自身的各种经济和政治理由，但这种战略性信号明确表明，中国尊重并认可美国在全球的政治经济领导地位，只是认为美国是中国的战略竞争者。而且，自从美国金融危机以来，中美社会和教育交往日益密切，美国成为中国海外留学生和访学的集中地。中美社会经济联系的加强，成为促进中国和平与合作诚意的一个重要信号。(58) 尽管中美之间是霸权国和新兴大国的战略竞争关系，但中国对于发展中美关系还是表达了不少诚意信号。总体来说，由于面对着传统的权力竞争关系，中国的诚意信号表达的效果具有差异性，比如，和平诚意最难得到美国的理解。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是从政策宣示层面进行信号传递，更多的是美国秉持现实主义利益原则，很难相信新兴大国的和平意图，他们更为关注的是新兴大国力量的增长以及是否存在利益冲突和竞争。(59)就合作诚意来说，其部分得到美国的认可，但美国期望中国分担更大的责任。美国对于中国在反恐和东亚安全上的合作，表达了战略性的接受和感激，因此在特定时期和领域，中美关系发展较为健康。但是，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希望中国在地区安全、全球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比如伊朗核问题、中东地区局势等，两国在全球气候峰会上的争吵也表明美国的战略期望更高。换言之，美国认为中国的战略合作诚意是不够的，希望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同时，在经济领域，美国也认为中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特别是人民币汇率问题，美国一直指责中国操纵汇率，从而导致中美之间更大的贸易逆差。 (三)比较分析与总结 基于中国与东盟以及中美关系中的诚意信号表达实践的分析，中国诚意信号表达及其效果具有如下特征：从诚意信号表达对象来看，中国并非仅对权力结构中不占优势的小国表达诚意信号，对于冷战后一超多强国际格局中的霸主，中国同样也表达了系列的合作、和平以及责任等诚意信号。因此，中国的表达对象是多维度的，同时也具有不同的动因。从基本的动因来看，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文化层次的对于诚意的追求。尽管利益观越来越成为中国外交的一个根本动力，但文化动因上的诚意与和谐、共赢和互惠等，也成为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特性。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对于新型义利观以及“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的强调，凸显了文化意义上诚意的重要性。(60)其二，战略性动机及其目标也是中国诚意信号表达的重要内容。改善与东盟的关系、树立良好的周边形象、缓解中国作为新兴崛起大国与既存霸主之间的战略性、结构性矛盾，都是中国诚意外交的重要战略目标。当然，针对不同的表达对象，在不同时期，甚至在不同的对外战略组合中，中国诚意外交信号的表达效果是存在差异的。这也与相关的外生震动，比如中国与东盟相关国家的领土争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等紧密相关。一些大的国际事件也深度影响中美关系，比如“9·11”恐怖袭击从整体上改善了中美战略竞争的态势。 在中国与东盟关系中，时间的演变、实力对比的改变以及外生震动的出现，使中国诚意信号表达的效果呈现出阶段性的差异。而在中美关系中，对于不同的诚意内容，中国的表达效果也存在差异，因而这是一种不同诚意内涵表达效果的差异。那么，为何会出现这些差异？何时中国诚意信号表达效果会发生变化？接下来本文将引入战略匹配的解释机制，试图从结构层次寻找微观战略互动的缘由。 三、战略匹配与中国诚意信号表达 中国从和平、责任以及合作诚意多个层次对国际社会表达诚意信号，应该说，总体上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也获得了国际社会一定的认可。中国当前的国际环境比冷战结束之初已大大改善。(61)但是，或许诚意作为一种非现实、非物质的因素，在中国对外关系发展过程中难以发挥主要推动作用。总体而言，在政策宣示和过去行为实践层面，我们认为中国的诚意信号表达效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中国的战略举动更多的是向世界表明自己的诚意是什么，理想的状况是对方接受中国的信号刺激。但是，作为与中国存在紧密利益关系的另一战略行为体，对于中国意图以及战略行为的解读，既不是由中国的政策宣示决定的，也不是由中国过去行为所决定的，何况对于过去行为是什么、如何归因还存在巨大差异。(62)其中重要的缘由是，外部世界对于中国诚意的判定和接受，信号是否昂贵与可信性程度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影响中国对外诚意信号是否昂贵的重要因素，包括中国的战略举措代价是否很大以及是否还有其他替代性战略选择。以下我们将具体分析冷战结束以来在中国与东盟以及中美关系两个案例中，为何在某些时期诚意信号表达是有效的，而在另一些时期则效果不彰。 (一)相关影响因素 在和平、责任和合作等诚意维度中，我们认为最为关键、最难以得到外部世界正面解读的是和平意图诚意，因为其他维度均涉及对行为和实际利益诚意的判定，因而较为容易。(63)而和平诚意的负面效果，在中国对南海问题的利益信号发射问题上表现较为明显，这也客观上彰显了东盟和美国对于中国意图的判定。从战略心理学视角来看，这是中国向国际社会，主要是美国、周边国家有效传递善意与和平战略意图、进行战略再保证的策略实施问题。从传统路径来看，一般存在政策表态、行为约束以及昂贵信号表达等路径。(64)在此意义上，中国的政策实施路径也是符合理论预期的。但要说效果或影响因素，我们认为，战略匹配解释机制的提出，是对传统战略安抚或战略相互保证策略理论研究的一种重要补充。 从2009年前后南海主权争端升级开始，对于中国在维护南海权益方面的举措，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和东盟各国，都认为中国外交更加进取或咄咄逼人，言下之意就是中国并不具备和平诚意，而随时准备以武力和实力为后盾改变南海问题的现状，获取自身利益。(65)外界对于中国战略意图和行为的解读，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首先，中国自身力量增长过快，导致中国自身的多重定位以及民族主义情绪的强烈表达。尽管中国自身的变化是正常和合理的，但经过美国和其他相关国家政府和媒体的过度解读以及错误放大，导致外部相关行为体对中国战略意图疑虑重重。而意识形态以及同质性差异，更激发并放大了外界对于中国力量的恐惧和战略敌意以及沟通和协商不透明性的增加。(66)其次，中国自身昂贵信号表达的下降，即尽管在遵约和行为实践上，中国还是坚持对南海争端国家的友好立场，但中国自身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上升、政治压力增大，特别是军事力量(航母等)的发展，降低了先前中国的自我约束信号的可信性。因此，在中国自我约束的昂贵信号表达方面，前后存在着战略不匹配，导致中国自身的政策宣示以及自我约束可信性降低，客观上加重了东盟等相关国家的恐惧。当然，这并非表明，这是唯一影响东盟相关国家对于中国诚意信号发射认可的下降的因素。再次，其他因素还包括东盟国家的内部政治变化，即不同的政治势力通过强化中国威胁，从而达到其自身的国内政治目的。此外，中国的和平和自我约束诚意容易引发其他国家的自私和自利意图，即利用中国的自我和平约束，为获得实际利益打下很好的基础。(67)换言之，基于机会主义的考虑，在中国力量强大到成为“超级大国”之前，在中国完全放弃自我约束的信号之前，相关国家想通过先发制人，以时间换取战略优势从而获得实际利益。最后，中国周边外交理念的变化。从中国自身和平意图及其表达来看，中国一直认为自己奉行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在2009-2014年，这是中国外交特别是周边外交理念的重要变化时期，即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同时也更加强调“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68)在这个过渡的阶段，理念、政策与行为也会发生错位，各种外交信号表达并行不悖。对于周边国家和美国来说，中国强硬的信号恰恰是他们所预期和想象的。 上述国家层面的因素比如权力增长，也会促使崛起国本身的心态和情绪发生变化，进而导致自身战略性的不匹配，客观上影响中国自身对于诚意的信号表达。而结构性的因素，则是崛起国在力量快速增长过程中的权力结构变化所产生的冲击，特别是由于意识形态差异和制度同质性差异过大，导致他国对于中国意图以及信号表达的解读，不可避免会产生偏差。尤其是在传统权力政治的理论预期下，国家间对利益、权力以及地位的竞争，对于诚意信号的表达是一个难以跨越的结构性难题，这也决定了诚意信号表达要实现积极的效果特别难。由此，相关竞争性的解释都强调诸多影响因素的重要性，比如中国自身权力的增长、错误认知(对于中国意图和行为的错误归因等)、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民族主义的激化以及外界因素如美国的战略干扰等。这些相关的解释变量都发挥了程度不一的作用，在不同时期、不同的问题领域以及双边关系中均可以找到各种解释因素的组合。但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进一步探究一种新的因素解释来说明为何在中国—东盟和中美关系发展的不同时期诚意信号表达效果不同，而是在区分诸因素和机制的基础上，提供一种机制解释，将各种因素如何影响中国诚意信号表达及其效果统一到一个作用机制框架下，并尝试提出一种战略匹配的解释机制。(69) (二)战略匹配的解释机制 中国在国际战略与国内战略方面所存在的不匹配性，成为2009年以来外部世界质疑中国和平战略意图的一个重要因素。如前所述，一些客观的认知偏差也是重要的心理因素，比如外部世界很容易将中国的举动看作是实力所致，加上媒体的错误解读和放大化，特别是权力结构不对等所导致的认知偏差和恐惧也发生作用，比如东盟小国由于跟中国实力差距过大，致使它们对中国所谓的“进攻性行为”更为敏感，而由于中美实力差距日渐缩小，美国也非常在意中国所谓的“进攻性举动”。(70)但是，从中国自身的战略匹配角度来说，中国在国际大战略的信号发射方面，受国内观众的影响，中国自身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让外部世界认为中国和平信号的代价是不高的，中国存在越来越多的战略选择，(71)而中国自身民族主义情绪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力量的增长。简言之，中国的战略不匹配表现为：在国际战略上，中国追求的是一种国际和平环境，特别是倡导和谐世界理念，表明中国认为国际社会的本质是和平的；(72)然而，对于建设和谐世界的路径，中国却不能完全否认使用武力，尤其是在中国国家利益遭受侵害的情况下，由于长期爱国主义教育所造成的强大国内观众成本，导致在外部压力之下，中国往往将民族主义作为团结社会、强化外交政策合法性的武器。比如，“中国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反对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73)但是在涉及中国的领土利益时，则奉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国防原则，如若核心利益遭受侵害，甚至不惜动用核武器。(74)值得深思的是，周边小国的战略骚扰仍然能激起中国强大的民族主义情绪，比如中国民众对于菲律宾、越南等国外交挑衅的激烈反应。因此，在很多情况下，中国国际和平诚意的发射与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及政治动员并不合拍。尽管在政策制定者及国内民众看来，中国自身既具有和平的道德优势和优越感，但同时鉴于历史屈辱以及自身仍受到西方反华势力的不断围堵，中国不能容忍任何外部势力对中国利益的侵害，因而民族主义仍是维护中国利益的一种强大社会力量。这种国际和平诚意与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双重显现，会让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和平发展产生较大的疑虑。尤其是在中国自身实力快速增长的情形下，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反而会更加自信，对外交政策产生更大的影响。 对于中国对外诚意信号表达的效果，战略匹配机制解释的意义并不在于它是最具解释力的，而在于它是对既有的各种层次解释的有益补充。战略匹配假说具有重要的战略心理学理论意义，对中国对外战略行为也具有很好的实践启示。在这种战略匹配机制解释中，中国及其相关行为体的诸多影响因素，比如中国自身力量发展、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以及部门利益及其战略偏好的差异，相关行为体国内政治、战略认知及其偏差以及美国作为外部因素的干预，都会影响中国大战略规划与策略实施之间的匹配问题。此外，中国与东南亚、美国等相关行为体之间对于利益的认知匹配，其实也存在不一致，比如各自的利益偏好和关注点存在差异。(75)具体而言，战略匹配解释的意义如下：其一，丰富了对理性行为体信号表达的认识。从国家实力增长到国内政治原因等各种解释，大多将中国的诚意信号表达的主体当作一个理性的统一体。(76)但基于战略匹配机制的考察，中国的信号表达存在多重性和多主体。其二，先前的诸种影响因素解释，虽然分析了外在和内部的知觉等因素对于信号表达及其效果的作用，但并没有将诚意信号表达纳入战略分析框架。其三，信号的多重性和交叉性成为中国诚意信号表达的特征之一。(77)基于思维定势，我们更多地线性考察诚意信号的表达效果及其渠道，但中国的诚意信号表达实际上是多层次、多维度的。其四，既有的各种影响因素分析大多侧重于外部世界接受方的角度，并没有从信号发射方出发加以综合剖析。我们从中国战略匹配的解释出发，并非执意质疑中国诚意信号的效果，恰恰相反，是为了提高中国对外诚意信号表达的整体效果。 自2013年以来，中国新政府对于周边外交和战略的重大调整，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战略规划及其匹配的重要性。近年来，中国所提出的特色大国外交、新型大国关系以及新型义利观和周边外交新理念等内容，都包含了丰富的诚意外交政策信号。由此说明，中国在国家力量增强的情况下，更加重视对诚意等伦理信号的表达，无论这样做是基于道德驱动，还是基于战略性的考虑。 四、结论 现实主义者往往并不认为国家存在诚意，即使存在，也无法获得对方的认可并发挥作用。基于文化和道德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认识，中国外交中存在大量的诚意信号表达，只是被中国外交研究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所忽视罢了。有鉴于此，我们从事实的描述和归纳出发，从两个层次亦即政策宣示、行为约束角度总结了冷战后中国对外关系中的诚意信号表达的渠道和基本事实，以及影响表达效果的一些基本因素。基于对比分析在中国与东盟关系以及中美关系两个“强”案例中中国诚意信号发射及其效果，本文提出了一种战略匹配影响信号表达效力的初步框架。(78) 第一，中国对外诚意信号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诚意信号问题彰显了中国外交的价值维度，同时也表明中国外交的基本动因是多层次的，这与西方的理性国家与利益分析起点是不同的。(79)毋庸置疑，中国外交的基本动因是国家利益原则，冷战结束以来的中国对外关系表现尤其如此。但是，在中国外交中，传统文化和道德因素仍然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诚意作为一种道德品质，也是中国向国际社会表明自身价值取向以及利益权衡的一种信息。总体来说，我们认为中国的诚意信号表达，有助于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为中国外交增添道义和价值内涵。同时，基于这种判断，我们更倾向于认为，中国外交所体现的中国国家属性，更应该是一种道德国家和理性国家二者的结合。(80)对于中国国家属性的这种判断，具有一定的理论启示。传统上，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外交政策分析理论等均做出了理性的、同质的国家假定。如果能够揭示中国国家属性是文明/道德国家和理性国家的结合，将有助于深化和丰富我们对国际关系理论以及中国对外行为的认识和理解。 第二，诚意外交仍有限度。这种有限性首先表现在效果的有限。因为当今国际社会仍然是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现代国际体系，其主流的价值体系是国家利益学说以及国家理性利己说，所以，对于中国的诚意外交和信号表达，西方主流国家是难以完全接受和理解的。在欧美发达国家看来，最为关键的是中国力量的增长以及中国是否与它们存在利益冲突，而不是中国是否具有一种不同于它们的内在品质，因为这种内在品质是无法判断的。(81)有意思的是，相较于中国强调自身道德品质的中国例外论，其实美国对外关系中的理想主义传统也强调美国例外论，即美国对于世界的理想追求，包括道德和秩序设定等等。其次，诚意外交要发挥效力，或者说要对相关国家产生外交效果，仍是一件不确定或困难的事情，尤其是要使中国对外诚意具有可信性，并非易事。诚意的道德性决定了它与国家利益原则在某种程度上是内在冲突的，而且，高度的道德优越性在受挫后，必然伴随着中国对于外部世界的不解乃至愤怒，特别是考虑到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社会基础仍然非常强大，诚意的道德外交仍会受到国内政治的各种影响。中国的内部政治和社会因素其实深刻地影响着对外政策。 第三，战略匹配对于中国外交的重要性。基于上文的分析，我们发现，由于中国外交正走向一个多元化的时代，这种多元性表现在诸多方面，比如外交决策主体和参与者的多元、部门利益的多元以及社会因素的杂多和丰富，因此，关于中国外交的战略设计问题，也成为近些年来中国外交研究中的争论焦点，比如是否存在一个统一的中国对外战略？在中国对外战略中，不同的部门利益以及声音如何协调？(82)我们在此提出了中国对外关系的大战略问题，也包括国内战略如何影响国际战略的问题。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越来越受到国内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因此，如何协调和统一国家的外交大战略，成为今后中国开展全球外交的一个重要方面。(83)总体而言，中国的诚意信号表达是中国构建和推进外交大战略的重要前提和保证，关键问题在于如何使自身的诚意信号既丰富多元又协调一致，更具可信性。 *初稿曾作为会议论文提交2014年10月19日在国际关系学院召开的“当代中国的政治心理问题”学术会议。在本文撰写和修改过程中，蒲晓宇、季玲、李开盛、郑先武、任琳以及罗伯特·杰维斯先后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笔者一并表示感谢。 注释： ①Dominik Mierzejewski,"From Pragmatism to Morality:The Changing Rhetoric of the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in Sujian Guo and Baogang Guo,eds.,Thirty Years of China-U.S.Relations:Analytical Approaches and Contemporary Issues,New York:Lexington Books,2010,pp.175-195. ②Thomas W.Robinson and David L.Shambaugh,eds.,Chinese Foreign Policy:Theory and Practi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Alastair I.Johnston and Robert S.Ross,eds.,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③John Mearsheimer,"The Gathering Storm:China's Challenge to US Power in Asia",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5,No.3,2010,pp.381-396; John 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Norton,2001; A.F.K.Organski,World Politics,New York:Alfred A.Knopf,1968; Steve Chan,China,the US and the Power Transition Theory,New York:Routledge,2007. ④Alastair Iain Johnston,Cultural Realism: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 Alastair Iain Johnston,"Cultural Realism and Strategic in Maoist China",in Peter J.Katzenstein,ed.,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pp.216-268; Yuan-kang Wang,Harmony and War:Confucian Culture and Chinese Power Pol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1; Huiyun Feng,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Confucianism,Leadership and War,New York:Routledge,2007. ⑤王逸舟：《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David Shambaugh,China Goes Global:The Partial Powe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⑥感谢蒲晓宇所提供的这点评论。关于国家印象管理以及战略欺骗，参见Robert Jervis,The Logic of Ima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9。 ⑦Diego Cambetta,Codes of the Underworld:How Criminals Communicat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p.6. ⑧Robert Jervis,The Logic of Ima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p.18-19. ⑨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第10-15页。 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2011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2005年12月。这两份白皮书是中国官方正式向世界的承诺和政策表述。 (11)Alastair I.Johnston,Social States: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1980-2000,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王逸舟主编：《磨合中的建构：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多视角透视》，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年。 (12)张蕴岭主编：《中国与周边国家：构建新型伙伴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13)《王毅：中国走出结伴不结盟的新路，朋友圈越来越大》(2015年3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243585.shtml。 (14)Evan S.Medeiros and M.Taylor Fravel,"China's New Diplomacy",Foreign Affairs,Vol.82,No.6,2003,pp.22-35；李宝俊、徐正源：《冷战后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1期，第49-50页。 (15)中国关于南海主权争端的总体态度为一贯主张以和平方式谈判解决争端，愿同有关国家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和现代海洋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和法律制度，通过双边和平谈判解决有关争议，而反对多边势力的介入和干预。2014年8月9日，王毅外长进一步倡导以“双轨思路”来处理南海问题，即有关争端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友好协商谈判寻求和平解决，而南海的和平与稳定则由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 (16)Zhang Feng,"The Rise of Chinese Exception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9,No.2,2013,pp.305-328. (17)Yan Xuetong,Ancient Chinese Thought,Modern Chinese Power,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 (18)Henk Aarts,Bas Verplanken and Ad Knippenberg,"Predicting Behavior from Actions in the Past:Repeated Decision Making or a Matter of Habit?"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Vol.28,No.15,1998,pp.1355-1374. (19)但这并不是表示中国不会使用武力。 (20)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http://www.mfa.gov.cn/chn//gxh/xsb/wjzs/t8958.htm。 (21)M.Taylor Fravel,"China's Strategy in the South China Sea",Contemporary Southern Asia,Vol.33,No.2,2011,pp.292-319. (22)《美称中美签署450亿美元订单，中方购200架飞机》，人民网，http://mnc.people.com.cn/GB/13770892.html；《温家宝带给欧洲150亿美元订单》，《经济观察报》，2009年2月4日，http://style.sina.com.cn/news/2009-02-04/141533111.shtml。 (23)比如中越于2011年10月11日签署了《中越经贸合作五年发展规划》，而菲律宾总统也于2011年8月30日访华，双方签署了《中菲经贸合作五年发展规划》。预计到2016年，中越和中菲双边贸易额均将突破600亿美元。 (24)Joel Wuthnow,Chinese Diplomacy and the UN Security Council:Beyond the Veto,New York:Routledge,2013. (25)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对于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反复强调，成为其一贯的言论立场。Hak Yin Li and Yongnian Zheng,"Re-interpreting China's Non-intervention Policy towards Myanmar:Leverage,Interest and Intervention",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18,No.61,2009,pp.617-637.中国学者对不干涉内政原则的思考，参见王逸舟：《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其实中国在不干涉内政原则方面有所创新，从而在不同案例、领域中现实行为模式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可参阅李志永：《规范争论与协商介入：中国对不干涉内政规范的重塑》，《当代亚太》，2015年第3期，即出；Chiung-Chiu Huang and Chih-Yu Shih,Harmonious Intervention:China's Quest for Relational Security,Burlington,VT:Ashgate,2013. (26)James D.Fearon,"Signaling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Tying Hands versus Sinking Costs",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41,No.1,1997,pp.68-90. (27)宋国友：《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及其限度》，《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5期，第58-64页；丁斗：《中日经济关系的相互依存及其敏感性问题》，《太平洋学报》，2005年第7期，第47-53页。 (28)关于脆弱性和敏感性的差异，参见[美]罗伯特·基欧汉、[美]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29)Robert Suettinger,Beyond Tiananmen:The Politics of US-China Relations,1989-2000,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3; Michael D.Swaine,Tousheng Zhang and Danielle F.S.Cohen,eds.,Managing Sino-American Crises:Case Studies and Analysis,Washington,DC:Carnegie Endowment,2006；李巍、张哲馨：《战略竞争时代的新型中美关系》，《国际政治科学》，2015年第1期，第25-53页。 (30)中国领导人与公共舆论之间的关系，实质就是中国领导人对于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的掌控，这也是与当今较为流行的威权国家的观众成本要素紧密相关的。相关研究可参阅：Jessica L.Weeks,"Autocratic Audience Costs:Regime Type and Signaling Resolv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3,No.1,2008,pp.35-64; Michael Tomz and Jessica L.Weeks,"Public Opinion and the Democratic Peac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07,No.4,2013,pp.849-865; Susan L.Shirk,China:Fragile Superpowe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31)唐世平、綦大鹏：《中国外交讨论中的“中国中心主义”与“美国中心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2期，第62-70页。 (32)近期认知神经科学提出，个人之间的联系和交往是国家间信任和诚意的重要判断基础，在很多案例中，理性的昂贵信号并不发挥作用，个人之间的接触更显重要。相关研究请参阅：Todd Hall and Keren Yarhi-Milo,"The Personal Touch:Leaders' Impressions,Costly Signaling,and Assessments of Sincer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56,No.3,2012,pp.560-573; Marcus Holmes,"The Force of Face-to-Face Diplomacy:Mirror Neurons and the Problem of Inten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7,No.4,2013,pp.829-861。 (33)张清敏、李敃窥：《中国对外行为的根源辨析》，《外交评论》，2011年第4期，第3-20页；方可成：《谁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南方周末》，2011年3月3日。 (34)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1970年国庆时，中国邀请国际友人斯诺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庆典，并在《人民日报》刊载相关照片，但美国并未及时领会这种合作信号表达。 (35)Alexander L.George and Andrew Bennett,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Cambridge,MA:MIT Press,2005. (36)姜宅久：《中国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动因》，《国际政治科学》，2006年第1期，第1-27页。 (37)唐世平、张洁、曹筱阳：《冷战后近邻国家对华政策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 (38)曹云华、唐翀：《新中国—东盟关系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郑先武：《中国—东盟安全合作的综合化》，《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3期，第47-53页。 (39)王子昌：《东亚区域合作的动力与机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63-173页；John Ravenhill,"Is China an Economic Threat to Southeast Asia",Asian Survey,Vol.46,No.5,2006,pp.653-674。 (40)邓小平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立场，最开始用于中日之间的钓鱼岛问题。随后，在中国处理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南海争端的过程中，邓小平在1986年6月和1988年4月系统提出了针对南沙问题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以及“主权属我”的原则。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122、1227页。 (41)曹云华：《建立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评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东南亚研究》，2004年第6期，第4-9页。 (42)喻常森：《东盟在亚太多边安全合作进程中的角色分析》，《外交评论》，2007年第4期，第59-66页。 (43)季玲：《权力格局失衡与心理调适——中国东盟关系中的信任问题》，《南洋问题研究》，2012年第1期，第37-46页。 (44)见中国—东盟自贸区网站：http://www.cn-asean.org/default.aspx。 (45)对近期中国周边外交的反思，参阅周方银：《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当代亚太》，2012年第5期，第4-32页；陈琪、管传靖：《中国周边外交的政策调整与新理念》，《当代亚太》，2014年第3期，第4-26页。 (46)《习近平：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2013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093113.shtml。 (47)John Mearsheimer,"The Gathering Storm:China's Challenge to US Power in Asia",pp.381-396; A.F.K.Organski,World Politics; Steve Chan,China,the US and the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4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321页；宫力：《邓小平与美国》，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 (49)陶文钊、何兴强：《中美关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James Mann,About Face: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From Nixon to Clinton,N.Y.:Knopf,1999。 (50)《国家主席江泽民就美国纽约和华盛顿遭受恐怖袭击致电美国总统布什》(2001年9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沙特大使馆，http://sa.chineseembassy.org/chn/zt/fdkbzy/t153915.htm; Todd Hall,"Sympathetic States:Explaining the Russian and Chinese Responses to September 11",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27,No.3,2012,pp.369-400。 (51)Robert B.Zoellick,"Wither China: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Remarks at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eptember 21,2005,http//www.state.gov/s/d/rem/53682.htm. (52)《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声明》(2011年1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_603916/bmz_607664/1206_608238/1207_608250/t788163.shtml。 (53)《王毅就朝鲜半岛局势阐述中方立场》(2014年2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_603916/yz_603918/1206_604114/xgxw_604120/t1128711.shtml。 (54)Bonnie S.Glaser and Evan S.Medeiros,"The Changing Ecology of Foreign Policy-Making in China:The Ascension and Demise of the Theory of 'Peaceful Rise'",China Quarterly,Vol.190,No.3,2007,pp.291-310. (55)Robert S.Ross,"Navigating the Taiwan Strait:Deterrence,Escalation Dominance,and U.S.-China Relation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7,No.2,2002,pp.48-85. (56)美国政府和学界关于台湾战略地位的争辩，参见Charles Glaser,"Will China's Rise Lead to War? Why Realism Does Not Mean Pessimism",Foreign Affairs,Vol.90,No.2,2011,pp.80-91; Daniel Blumenthal,"Rethinking U.S.Foreign Policy towards Taiwan",Foreign Policy Online,March 2,2011,http://shadow.foreignpolicy.com/posts/2011/03/02/rethinking_us_foreign_policy_towards_taiwan。 (57)《中国持美国国债1.317万亿美元再创纪录》，新华网，2014年1月17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1/17/c_126021140.htm。 (58)《人文交流机制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助力器》，新华网，2013年11月23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11/23/c_125749974.htm；《第四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成果报告》，教育部网站，2013年11月23日，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6987/201311/159840.html。严格说来，上述信息或事实更倾向于一种“迹象”，而非“信号”，因为难以推测中国的战略性举动或中美的经济和社会交往事实是基于较强的“诚意动机”。 (59)John 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John Mearsheimer,"The Gathering Storm:China's Challenge to US Power in Asia",pp.381-396. (60)王毅：《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4期，第1-7页；钱彤、李学仁：《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推动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6日。 (61)王逸舟：《中国外交三十年：对进步与不足的若干思考》，《外交评论》，2007年第5期，第10-22页。 (62)Tang Shiping,"Outline of a New Theory of Attribution in IR:Dimensions of Uncertainty and Their Cognitive Challenges",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5,No.3,2012,pp.299-338. (63)王缉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64)Philip E.Tetlock,et al.,eds.,Behavior,Society and Nuclear Wa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65)Michael D.Swaine and M.Taylor Fravel,"China's Assertive Behavior—Part Two:The Maritime Periphery",China Leadership Monitor,No.35,Summer 2011; Thomas Christensen,"The Advantages of an Assertive China:Responding to Beijing's Abrasive Diplomacy",Foreign Affairs,Vol.90,No.2,2011,pp.54-67; Alistair lain Johnston,"How New and Assertive Is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7,No.4,Spring 2013,pp.7-48.当然，在国际学术界和政策界，关于中国外交是否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是存在不同声音的。进一步的研究可参阅：Dingding Chen,Xiaoyu Pu and Alastair Iain Johnston,"Debating China's Assertivenes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8,No.3,Winter 2013/14,pp.176-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