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唐入宋都市人口结构及外来、流动人口数量变化浅论——从《北里志》和《东京梦华录》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京论文,流动人口论文,北里论文,人口论文,数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唐入宋大都市的面貌发生很大变化，主要表现在城市生活内涵的深刻变化。有人认为这种变化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城市生活世俗化或平民化的倾向。
人的生命在于运动，城市的生命在于流动。坊市制度的崩溃，使人的流动有了更广阔和不受约束的空间。人的流动有两层含义，一是地域性的空间流动，对大都市而言，就是吸纳更多的外来的、流动的人口，以及人口流动频繁；二是社会意义上的流动，即各阶层之间的流动，由于这两种流动形式的共存，才使城市充满活力。所谓城市生活世俗化、平民化，也是一种内在流动，是上述两层含义的延伸：贵族与平民城市社会生活空间的开放，贵族与平民城市社会生活内容的趋同，等等，都是在流动中实现的。
城市是否具有活力，是城市发展的根本。凡是流动停滞的城市，其发展必定停滞，凡流动缓慢的城市，其发展必定缓慢。本文拟从《北里志》（注：《丛书集成初编》据《古今说海》本排印，中华书局1985年版，下同。）和《东京梦华录》（注：据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下同。）所描述的唐长安和北宋东京娼妓业及其变化谈起，探讨流动人口与城市面貌变化的关系。
一 长安城与诸妓
唐宋都城妓女作为一个特殊群体而与城市社会及其变化息息相关，她们的存在是唐宋城市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唐到宋，生活在都城的妓女群体发生了很大变化。她们的身份、生活方式乃至经营方式、经营场所、经营对象的变化，反映了城市社会变化。
唐长安城坊市规划整齐，制度严密。但在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发展，经营性的商业服务业活动逐渐突破坊市界限。《北里志》是晚唐人孙棨所著，专门描写居住在平康坊的妓女生活。
据史料记载和今人研究（注：有关史书见《长安志》，《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今人论著可见阎文儒、阎万钧《两京城坊考补》，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李健超《增订两京城坊考》，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三秦出版社1993年。等。），唐长安城坊区以贯通南北的朱雀大街为中轴，分为东西两部分，东区属万年县，西区属长安县。平康坊位于东区第三街（自北向南）第五坊，东邻东市，北临春明大道，北邻崇仁坊（夹道春明大道），南邻宣阳坊，都是“要闹坊曲”。尚书省官署位于皇城东，皇城东门景风门，门外诸坊就成为举子、选人和外省驻京官吏和各地进京人员的聚集地。地方各方镇驻京办事处称进奏院，据考证，崇仁坊内有进奏院25个，平康坊内有15个，宣阳坊内设有6个，务本坊（平康坊西邻坊）内设有2个，崇义坊（宣阳坊西邻坊，位于平康坊西南）内设有5个，胜业坊有3个，永兴坊有4个（注：参见前注和妹尾达彦《唐代长安的繁盛区》（上）， 《史流》27，1986年。）。朱雀门南贯通城东春明门与城西金光门之间的春明大街是城内东西向大街中最重要的街，它经过东西两市的北沿，西端与漕渠连通，商贾及流寓人口可由此入城交易谋生，平康坊和崇仁坊夹道南北。考生和选人每年少则数千，多至数万人，云集京城赴选应举，使上述两坊成为外来人口最多、流动人口出入最频繁的坊区，最引人注目的喧闹之地，并带动一条大街的喧嚣，“因是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注：《长安志》卷八“崇仁坊”条，《丛书集成初编》1985年版。）。平康坊成为诸妓聚居坊曲也可想见。
长安妓女可以分为几类：一部分人身份是宫妓，是专门供奉宫廷的艺人（注：参见高世瑜《唐代妇女》第二章第六节《妓优》，三秦出版社1988年。也可见《教坊记》，《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专门描写宫内外隶籍左右教坊的妓女。），按规定不能随便出宫，基本没有自由，如《太平广记》卷489《冥音录》所载，崔氏女，善鼓筝，早卒，在阴司簿属教坊，宪宗召宫居一年，又“更直穆宗皇帝宫中，以筝导诸妃”，后又“复得侍宪宗”，须定期上番，“五日一直长秋殿，余日得肆游观，但不得出宫禁耳”。第二部分人是挂籍在教坊，随时可能要应召，但居住地在宫外，有专人（都知、假母）管理，行动受到限制，如有朝士宴聚，须有诸曹署行牒，然后才能外派。私自外出也较困难，应召侍宴但不侍寝，只在坊中接待来客。虽然有人被权贵包占，但未脱籍者仍要应官差。第三部分是不属教坊、不受官府管束的私娼。从晚唐小说笔记看，当时官府对私营妓女没什么有效的管理措施。
二 《北里志》与平康坊
《北里志》序云：
自大中皇帝好儒术，特重科第。故其爱婿郑詹事再掌春闱，上往往微服长安中，逢举子则狎而与之语。时以所闻，质于内庭，学士及都尉皆耸然莫知所自。故进士自此尤盛，旷古无俦。然率多膏粱子弟，平进岁不及三数人。由是仆马豪华，宴游崇侈，以同年俊少者为两街探花使，鼓扇轻浮，仍岁滋甚。自岁初等第于甲乙，春闱开送天官氏，设春闱宴，然后离居矣。近年延至仲夏，京中饮妓，籍属教坊，凡朝士宴聚，须假诸曹署行牒，然后能致于他处。惟新进士设筵顾吏，故便可行牒。追其所赠之资，则倍于常数。诸妓皆居平康里，举子、新及第进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馆殿者，咸可就诣。如不吝所费，则下车水陆备矣。其中诸妓，多能谈吐，颇有知书言话者。自公卿以降，皆以表德呼之。其分别品流，衡尺人物，应对非次，良不可及。信可辍叔孙之朝，致杨秉之惑。比常闻蜀妓薛涛之才辩，必谓人过言，及睹北里二三子之徒，则薛涛远有惭德矣。予频随计吏，久寓京华，时亦偷游其中，固非兴致。每思物极则反，疑不能久，常欲纪述其事，以为他时谈薮。顾非暇豫，亦窃俟其叨忝耳。不谓泥蟠未伸，俄逢丧乱，銮舆巡省崤函，鲸鲵逋窜山林，前志扫地尽矣。静思陈事，追念无因，而久罹惊危，心力减耗，向来闻见，不复尽记。聊以编次，为太平遗事云。时中和甲辰岁，无为子序。
上述这段序语，向我们传达了几个信息：一是平康坊是诸妓聚集之地，“籍属教坊”，不是完全自由之身，但很多人已可公私兼顾，既有承担官差义务，也有应诸曹署行牒出坊赴朝士宴聚，还可接待来访宾客，后两项都可以得到可观的报酬。妓女已开始向自由职业者过渡，她们私自出里仍有困难。《北里志》言：“诸妓以出里艰难，每南街保唐寺有讲席，多以三月之八日，相牵率听焉。皆纳其假母一缗，然后能出于里。其于他处，必因人而游，或约人与同行，则为下婢，而纳资于假母。故保唐寺每三八日士子极多，益有期于诸妓也”。说明妓女与京城士子也有私下约会的机会，但还不能公开自由往来。二是朝士公私宴聚，要由有关曹署行牒才能出坊应召，宴聚地点并不在平康坊内。三是对人坊造访诸妓的人的身份有明确限制。在京朝官有职事者不得入坊猥妓宿娼，惟举子、新及第进士（未得官者）、藩镇幕职官（未带朝籍者）不在此限。
根据《北里志》和有关史料记载，出入平康坊人员主要是以下几类：
①京都侠少、豪族贵戚
《开元天宝遗事》卷二载：“长安有平康坊者，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
《太平广记》卷四九一《杨娼传》载，杨娼为长安名妓，常“造其室”的是“长安诸儿”。“长安诸儿”，应指贵族子弟，也包括家富资产的游手好闲之徒。
《太平广记》卷十六《杜子春》的杜子春，“少落拓，不事家产，然以志气闲旷，纵酒闲游，资产荡尽”，属于破落子弟。流落长安，后得一老者资助，于是“乘肥衣轻，会酒徒，徵丝管，歌舞于倡楼”，一二年间，就把三百万钱挥霍的“稍稍而尽”，又得资助一千万钱，不一二年间，“贫过旧日”。《北里志》“北里不测堪戒二事”载，故山南相国起之子王式，执任金吾，“少狂逸，曾昵行此曲。遇有醉而后至者，遂避之床下。俄顷，又有后至者，仗剑而来，以醉者为金吾也，因枭其首而掷之曰：‘来日更呵殿入朝耶？’遂据其床。金吾获免，遂不入此曲，其首家人收瘗之。”王式有职事在身，入坊宿娼，遇后来者又匆忙躲避到床下，显然是冒险违禁。由此可知贵戚子弟不惜冒险入坊的恐怕在也不在少数。
白居易《悲哉行》（注：《北里志》“海论三曲中事”条。）云：
沉沉朱门宅，中有乳臭儿。状貌如妇人，光明膏粱肌。
手不把书卷，身不擐戎衣。二十袭封爵，门承勋戚资。
春来日日出，服御何轻肥。朝从博徒饮，暮有倡楼期。
评封还酒债，堆金选蛾眉。声色狗马外，其馀一无知。
正是对承荫袭爵、坐享富贵的贵游子弟流连倡楼、声色犬马的形象描述
②在京赴考举子
《李娃传》中的荥阳公独子就是进京赴考的举子，从而与平康坊名妓李娃演绎出旷世艳情。《北里志》中的刘覃，“年十六七，永宁相国鄴之爱子，自广陵入举，辎重数十车，名马数十驷。慕妓天水仙哥之名，不惜重金召之。”
《北里志》记述妓女颜令宾，“居南曲中，举止风流，好尚甚雅，亦颇为时贤所厚”，因病伤春，做诗一首，令小童”为我持此出宣阳、亲仁已来逢见新第郎君及举人，即呈之云：‘曲中颜家娘子将来扶病奉候郎君。’因令其家设酒果以待。逡巡至者数人，遂张乐欢饮至暮”。宣阳坊和亲仁坊都临近平康坊，颜令宾邀请的人限定在新第郎君和举人，说明两坊为举人聚集地，也可知举人和新科状元入平康坊是不受限制的。
《北里志》中的进士天水，宠爱居住在平康坊前曲的莱儿。居住在南曲中的王苏苏，“女昆仲数人，亦颇善谐谑。有进士李标者，自言李英公績之后，久在大谏王致君门下，致君弟侄因与同诣焉”。又有令滈，当年为贡士时，“多往此曲，有昵熟之地，往访之”。
《北里志》作者孙某自语“予在京师，与群从少年习业，或倦闷时，同诣此处”。又称因“予频随计吏，久寓京华，时亦偷游其中”。也是一个少年进士。
③新科及第进士（尚未授予官职者）
进士及第后，未注官前，不仅可以随时行牒召妓，出入平康坊亦不受限制。
《北里志》载，“裴思谦状元及第后，作红笺名纸十数，诣平康里，因宿于里中”。
《霍小玉传》中的李益是新科进士尚未得官，应该是留京待选，寓居在妓女霍小玉家中。
《北里志》中的郑举举，是平康坊名妓，“孙龙光为状元，颇惑之，与同年侯彰臣、杜宁臣、崔勋美、赵延吉、卢文举、李茂勋等数人，多在其舍”。文中所列诸人，都是同科新进士，因此不受限制。又有郑合敬进士及第后，“宿平康里”。
④地方驻京官吏、幕职官
《北里志》的鸨母大多也是妓女出身，年稍长后“其未甚衰者，悉为诸邸将辈主之。或私蓄侍寝者，亦不以夫礼待”。“三司幕职未通朝籍者”也是常客。
我们看到有两种人有违禁之举，一是有职事在身的相国子，一旦有后至者，慌不择地避入床下；二是那些初登馆阁者，“多于此窃游焉”（注：《全唐诗》卷二四，中华书局标点本1960年版，下同。），但只一个“窃”字，足以见顾忌之深。
⑤外州客
白居易《长安道》（注：《全唐诗》卷十八。）。云：
花枝缺处青楼开，艳歌一曲酒一杯。美人劝我急行乐，自古朱颜不再来，君不见外州客，长安道，一回来，一回老。
此处的外州客，不知具体所指，有可能是地方官吏上京公干，有可能是外来商贾，有可能是进京探亲、访友或游历者，最大的可能是来来往往的客商。白居易的长诗《琵琶行》中有“名属教坊第一部”，“老大嫁做商人妇”等句，应是原居住在平康坊挂籍教坊的妓女。妓女年老色衰后，其出路或嫁给商人，或被官吏置于外室，如《北里志》中的楚兒，“素为三曲之尤，而辩慧，往往有诗句可称。近以迟暮，为万年捕贼官郭锻所纳，置于他所”；或被外地官吏娶回做外室，如《太平广记》卷四九一中的杨娼，是长安中有籍的娼妓，曾“大售于时也”，后被南海帅甲出重赂削去娼籍，秘密带往南海，作为外室“馆之他舍”，白居易的《长安道》中的青楼，是否在平康坊内不祥，但既接待的是外州客，当然是属于私营性质。
三 平康坊与崇仁坊
京城在职官吏、城内常住居民一般是不涉足平康坊的。出入平康坊的主要是外来流动人口，包括进京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停替待选赴京参加吏部铨选的选人（注：唐朝官吏任期有年限，任期满后，六品以下官吏必须进京参加吏部主持的铨选，依据任官考课政绩、资历、铨试成绩、待选年限等综合评定再拟官职。）、地方驻京官吏、地方进京官吏、外来客商等。各地方镇进奏院有二十多处设在平康坊，其余数十座也分布在平康坊附近各坊，以崇仁坊为最多。平康坊诸妓接待的主要是这批人。如果以为官僚贵族都可以公开宿娼，频繁出入平康坊诸妓住所，那显然是不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
崇仁坊冠绝诸坊不是偶然的。出入平康坊诸妓住所有所限制，与平康坊紧邻的崇仁坊更靠近景风门，各地进奏院最多，又是进京举子寓居的首选之地，因此，平康坊多才多艺的妓女与辎重丰厚的风流举子、衣轻策肥的纨绔子弟、财大气粗的驻京邸将，才造就了京城“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的崇仁坊。
白居易在杭州刺史任上，终日携妓冶游，而未曾获谴。对此，宋人颇不以为然，“可见当时郡政多暇，而吏议甚宽，使在今日，必以罪去亦”（注：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一“白乐天”条，据《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清朝人赵瓯北也认为唐人对官吏管束过于宽弛，因此作诗云：“风流太守爱魂消，到处春翘有旧游，想见当时疏禁纲，尚无官吏宿娼条”（注：《题白香山集后诗》。参见高世瑜《唐代妇女》第二章第六节《妓优》，三秦出版社1988年。）。但我们通过对《北里志》的分析，可以知道，唐代对地方官猥妓的约束是比较松弛的，包括洛阳在内，娼妓疏离官府控制，向自由职业者发展的趋势更明显。京城官贵有宴聚可召妓，但未发现有公开宿娼的记载。
唐后期，不少妓女或因嫁人而赎身，或自行开业经营。《北里志》中记述的平康坊假母，都已经有私营性质。其一，“有一妪号汴州人也，盛有财货，亦育数妓，多蓄衣服器用，僦赁于三曲中。亦有乐工聚居其侧，或呼召之立至。每饮率以三锾，继烛即倍之”；其二，“王团兒，前曲自西第一家也。己为假母，有女数人。……次曰福娘，字宜之……幸未系教坊籍”。私营妓女并不限于平康坊，据《两京城坊考》，靖恭坊有姬，字夜来，“稚齿巧笑，歌舞绝伦，贵公子破产迎之”；前述的杨娼是长安中有籍的娼妓，“长安诸儿一造其室，殆至亡生破产而不悔”，显然因私营而收入丰厚，“大售于时也”，她的行动也是有很大自由的。霍王庶出之女霍小玉宅沦入风尘，私宅在胜业坊；李娃（“前与通之者，皆贵戚豪族，所得甚广，非累百万，不能动其志也”）安邑坊有宅；有地方帅子邢凤寓居平康坊内，用钱百万质得豪宅，梦一美人“自西楹来”，显然因是身处温柔之乡不由得感而入梦（注：见《唐两京城坊考》卷三“邢凤宅”注引沈亚之《异梦录》。）。
平康坊诸妓隶籍教坊，从小受到比较严格的歌舞、诗词、乐器等训练，供奉和服务对象主要是喜好吟诗弄文的皇室官僚贵族士大夫，经常要应召供奉和侍宴，她们的文化素养和品味也比较高。《北里志》序言：“比常闻蜀妓薛涛之才辩，必谓人过言，及睹北里二三子之徒，则薛涛远有惭德矣”，对平康坊诸妓评价甚高。才、貌、情兼备的妓女，成为众才子追逐的对象，于是演绎出无数“才子佳人”缠绵缱绻的千古绝唱。（注：参见妹尾达彦《“才子”与“佳人”——九世纪中国的新的男女认识形成》，《唐宋妇女史研究与历史学国际学术研究讨会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唐后期长安城突破坊市界限，包括平康坊和崇仁数坊在内的繁华区是敏感区。外来人口的涌入和频繁流动，促进了娼妓业的私营化，娼妓业的发展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包括饮食、娱乐、文化、服务等消费市场的繁荣。由于妓女服务的对象或是有权有势的王公贵人、或是辎重丰厚、仆马豪华的举子，或是服轻御肥、声色犬马、堆金博饮的贵游子弟，也有“会酒徒，徵丝管，歌舞于倡楼”的京都侠少和浪荡子，他们往往出手非同一般，以此炫耀。娼妓业是一种畸形行业，它所带动的消费市场繁荣也是一种畸形繁荣。如《北里志》所云，进京举子“率多膏粱子弟，平进岁不及三数人。由是仆马豪华，宴游崇侈，以同年俊少者为两街探花使，鼓扇轻浮，仍岁滋甚”，成为平康坊的主要客人。由于娼妓行业的私营化程度加深，妓女身价也随着市场行情而涨落。名妓如李娃，居平康坊，乃私营娼业聚集及最兴盛之所，平时接待“多贵戚豪族”，收入极为可观，“所得甚广，非累百万，不能动其志”（注：《太平广记》卷四八四《李娃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1年版，下同。），并且有余房出租。荥阳公独子迷恋李娃，一年就把父亲为他准备的在京参加科考的费用全部耗光。前述破落子弟杜子春，在长安西市东门得一老者资助，于是“乘肥衣轻，会酒徒，徵丝管，歌舞于倡楼”，一二年间，就把三百万钱挥霍的“稍稍而尽”，后又得资助一千万钱，不一二年间，“贫过旧日”。再如长安“里中殊色”杨娼，“王公钜人享客，竞邀至席上，虽不饮者，必为之引满尽欢。长安诸儿一造其室，殆至亡生破产而不悔”（注：《太平广记》卷四九一《杨娼传》。）。
四 《东京梦华录》与帝京畸形繁荣的消费市场
宋人孟元老所撰《东京梦华录》为我们形象地描绘了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帝京风貌。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东京的商业和服务业更为发达，三重城内店铺林立，街市、桥市熙熙攘攘，早市、夜市昼夜喧闹。京城官妓私妓并存，官妓已经商业化，私营娼妓的经营方式和对象也有了很大变化：一是随着坊市的突破，妓馆已不局限于个别坊区；二是由于都城人口结构的变化，服务对象已不限于官贵士人，而是扩大到各阶层民众，经商务工的外来流动人口成为妓馆顾客的大宗，不同区域的妓馆服务对象虽然仍有一定区别，但士庶混居，商用民居不分，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流动人口的增加等，区别已经不明显；四是由于顾客数量的增加，妓馆林立于城内外各繁华街市、繁华风景区、外来人口聚居区、商品交易场所；五是酒楼茶坊餐饮业与娼妓业合流以及官妓的商业化，使得畸形消费市场呈现空前的繁荣。
1、分布区域的变化。
唐长安妓女主要集中居住在平康坊，或零散居住在平康坊周围各坊。北宋东京的情况已有很大变化。
北宋东京城为三重城，即宫城、里城和外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坊市制度的突破，娼妓业也根据经营需要布点设馆，与其他商业性经营活动一起，街市化、市场化。仅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城内妓馆比较集中地分布在以下街巷和场所：南北斜街，即里城旧曹门外大街；牛行街两边，即旧曹门至外城新城（新曹门）大街；马行街两边，即通往外城旧封丘门的御街北段；里城正门朱雀门内西大街；朱雀门外东西大街；相国寺东南的录事巷。此外蔡河两岸也分布着众多妓馆。除了固定的妓馆，城内大大小小的酒楼是妓女们经常出入的营业场所。由于城郊也是繁华胜地，妓馆也就把营业范围扩大了城郊。城西新郑门大路，直过金明池西道者院，院前皆妓馆。城东郊和城南郊也有园林馆所，《东京梦华录》虽然不载，恐怕也不会例外。
2、服务对象的变化。
唐长安诸妓的服务对象主要是王公贵族、士人举子、纨绔子弟、地方官吏，后期也有比较富裕的商人，但南来北往的商客始终不是妓女的主要顾客，这从晚唐笔记小说者也能反映出来。北宋东京的变化是服务对象的扩大。虽然官贵士人、进京举子仍是主要顾客，外来商贾、手工业工匠和其他外来人口也成为顾客的大宗。从上述分布区域的扩大就可以看出服务对象成分和比重的变化。
里城正门朱雀门内大街宣德楼前为“省府宫宇”，如秘书省、尚书省等，“向西去皆妓馆舍，都人谓之院街”，大概因与省府宫宇连接，是里城内主要的商业区，官署和官吏有公私宴聚、招待应酬之需，外地来京办事的官吏、进京的举子、赴选的选人等也多在周围居住和活动（注：《东京梦华录》卷二《宣德楼前省府宫宇》。）。
朱雀门外大街，向东到保康门（里城南墙东门）是妓馆比较集中的街巷，这条街上有状元楼，有住家，“余皆妓馆”，看来应与考生多聚集于此有关（注：《东京梦华录》卷二《朱雀门外街巷》。）。
朱雀门外大街向西通新门（里城南墙西门）瓦子，以南有杀猪巷，原有大规模的肉市，后成为妓馆会集地（注：《东京梦华录》卷二《朱雀门外街巷》。参见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下编二《唐宋之际都城制度的重大变化》276页注9，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应与临近教坊有关。
相国寺和景灵宫周围，有录事巷妓馆，小甜水巷妓馆，脂皮画曲妓馆（注：《东京梦华录》卷三《寺东门街巷》：“北即小甜水巷，巷内南食店甚盛，妓馆亦多”，或是南方人聚居在此开店，也可能是此地是外人口中南方人居多，因此南食店和妓馆多。）等，这带街巷与尚书省等府署和相国寺临近，是外地官、进京举子、外来商贾、艺人等聚集之地（注：《东京梦华录》卷三《相国寺内百姓交易》云：“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百姓交易。”王得臣《麈史》（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1986年版）卷下，对相国寺庙市有如下描述：“都城相国寺最据冲会，每月朔望三八日即开。伎巧百工列肆，罔有不集。四方珍异之物，悉萃其间。”王栐《燕翼诒谋录》（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1986年版）卷二《东京相国寺》：“东京相国寺，乃瓦市也。僧房散处，而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於此。”）。
蔡河妓家。洪迈《夷坚丁志》（注：①据中华书局点校本1981年版①以上见《东京梦华录》卷二《潘楼东街巷》。②《东京梦华录》卷二《酒楼》。③《东京梦华录》卷七《三月一日开金鱼池琼林苑》。④关于《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内容有不同意见，详请见周宝珠《〈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⑤《东京梦华录》卷《酒楼》。⑥《归田录》（中华书局点校《唐宋史料笔记丛刊》1981年版）卷一载：“仁宗在东宫，鲁剥简公宗道为喻德， 其居在宋门外，俗谓之浴堂巷，有酒肆在其侧，号仁和，酒有名于京师，公往往易服一作衣微行，引于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将有所问。使者及门而公不在，移时乃自仁和肆中饮归。中使遽先入白，乃与公约曰：“上若怪公来迟，当托何事以对？幸先见教，冀不异同。”公曰：“但以实告。”中使曰：“然则当得罪。”公曰：“饮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一作罪大也。”中使嗟叹而去。真宗果问，使者具如公对。真宗问曰：“一作公何故私入酒家？”公谢曰：“臣家贫无器皿，酒肆百物具一作俱备，宾至如归，适有乡里亲客自远来，遂与之饮。然臣既易服，市人亦无识臣者。”真宗笑曰：“卿为宫臣，恐为御史所弹。”然自此奇公，以为忠实可大用。晚年每为章献明肃太后言群臣可大用者数人，公其一也。其后，章献皆用之。”由此可知宋朝对在京任职官吏约束较严。）卷十一“蔡河秀才”条，有江东秀才在京夜游失踪，“众谓江东士人多好游蔡河岸妓家”，后查明果然是有妓女贪财害命，“投尸于河”。据《东京梦华录》卷一“河道”条，蔡河“自陈蔡由西南戴楼门入京城缭绕，自东南陈州门出门”，城内沿河有太学（后为国子监）、民居、店铺、商家。因此，蔡河妓家必然成为江东士人常光顾的场所。
旧曹门外的朱家桥，“下桥南斜街，北斜街，内有泰山庙，两街有妓馆，桥头人烟市井，不下州南”。出旧曹门以东是牛行街，有看牛楼酒店，因是大牲畜交易场所而得名，“亦有妓馆，一直抵新城”。马行街是里城内从土市子通往安远门的大街，“土市北去，乃马行街也，人烟浩闹。先至十字街，曰鹩儿市，向东曰东鸡儿巷，向西曰西鸡儿巷，皆妓馆所居”，马行街中还有庄楼，“楼下乃卖马市也”。“北去扬楼以北穿马行街，东西两巷谓之大小货行，皆工作伎巧所居。小货行通鸡儿巷妓馆”，当然妓馆的顾客中会有不少外来的手工工匠和尚未成家的单身工匠。设在这些街市坊巷的妓馆，服务对象主要应是外来商贾和手工工匠，因此档次不会太高。
城西郊有金明池和琼林苑风景游览区，春游时，“游人还往，荷盖相望”（注：《东京梦华录》卷七《三月一日开金鱼池琼林苑》。），勾肆罗列、店舍林立，成为商业娱乐业的盛地，河东陕西等五路官署亦建有别馆。南郊和东郊园、池、亭、榭、观、庙众多，《清明上河图》主要描绘的是东南城区内外的盛景（注：关于《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内容有不同意见，详请见周宝珠《〈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城北虽不似东西郊但也有园。百里无闲地，城郊繁华之地，特别是西郊和东郊，人员繁杂，九流汇聚，没有城内的管束和拘谨，又当官道，外来务工、谋生、经商贾贩，城内外官宦、进京举子、待选官吏等都会由此经过，有的在此驻足，有的在此谋生，有的在此流连，客流量自然很大，必然成为经营妓馆的好场所。
上述这些场所主要服务对象虽然有一定区别，但由于东京城内官民混杂，并没有严格的区分。
北宋东京酒楼业和娼妓业已趋合流，“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唯任店入其门一直主廊约百余步，南北天井两廊皆小子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注：《东京梦华录》卷二《酒楼》。）政府对任职京师的官吏有严格的规定，不仅不得涉足妓馆，酒楼也是禁地（注：《归田录》（中华书局点校本《唐宋史料笔记丛刊》1981年版）卷一载：“仁宗在东宫，鲁肃简公宗道为喻德，其居在宋门外，俗谓之浴堂巷，有酒肆在其侧，号仁和，酒有名于京师，公往往易服一作衣）。所以妓馆酒楼的顾客外来人口占有很大比例，有的街坊也就是因为有大量的外来人口和流动人口的存在，才成为繁华商业区。
唐朝每年进京举子少至以千数，多至上万，而宋朝又有发展。据《燕翼诒谋录》卷二记载：“诸州贡士，国初未有限制，来者日增。淳化三年正月丙午，太宗命诸道贡举人悉入对崇政殿，凡万七千三百人。时承平未久也，不知其后极盛之时，其数又几倍也。”照此计算，承平之时，仅参加科举的士子就达到数万，仆从等还未计在内。又如“街西保康门瓦子，东去沿城皆客店，南方官员、商贾、兵级皆于此安泊”（注：《东京梦华录》卷三《大内前州桥东街巷》。），保康门内外妓馆众多，因此，居住在这一带的南方官吏、外来商贾、普通军人，都是妓馆招徕的顾客。也就是因为有这些人的存在，这一带的娼妓业才能发达。正如《东京梦华录》谈到东京“民俗”时说“其阔略大量，天下无之也。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所谓花阵酒池，香山乐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之万数，不俗繁碎。”
余论
与唐长安城相比，北宋东京城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从事工商业人口所占比例增加，二是流动人口数量大大增加，这些变化使宋代东京呈现出与唐不同的面貌。娼妓业的变化只是全豹之一斑。如果我们继续追索，会发现南宋临安又有新的发展。
中古时期城市面貌变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以大中城市为中心形成的消费市场高度繁荣，这其中有因经济发展、收入增加、人口膨胀、城市生活活跃而形成的正常消费行为，但也有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不协调的非正常或畸形消费行为，即奢侈性的消费行为。由于社会财富的积累，商品经济繁荣，含色情内容的娱乐及餐饮业有很大的市场。这种畸形消费的主体是唐代城市中最活跃的消费群体，他们不仅有巨大的消费潜力，其趣向还引导着城市消费的潮流，构成都市生活色彩最斑斓的部分。宋代城市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和平民化趋向使畸形消费群体也趋向平民化。
如何理解唐宋时期畸形消费与城市繁荣的关系，如何理解畸形行业与商品经济发展的关系，是我们将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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