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方所词语“後”的语义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语义论文,词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引言
方所词语(locative terms)的语源模式(source model)和语义演变，是近年来认知语言学、历史语义学特别是语法化研究中的一个广泛关注的课题（如Heine et al.,1991和Heine,1997对非洲语言的研究；Brugman,1983、Brugman & Macaulay,1986、MacLaury,1989、De Leoón,1991、Hollenbach，1995以及Lillenhaugen，2003、2004有关中美洲语言的研究；Bowden，1992对大洋洲语言的研究；Matsumoto，1999对日语的研究；特别是Svorou，1986、1993、2003的跨语言研究）。广泛的语言调查和跨语言的类型学研究显示，人类语言的方所词语在语源模式和演变路径方面具有非常显著的共性特征。
Svorou(1986、1993)基于跨语系和跨地区语言的广泛观察表明，空间语法语素(spatial grams)（注：“空间语法语素”(spatial gram)指的是核心意义或原型意义表达“上”、“下”、“前”、“后”、“里”、“外”等空间概念的语法成分，语法上可以是语法词、附着词，也可以是词缀。这个术语与本文使用的另一个术语“方所词语”(locative term)相关而不等同，方所词语既可以是语法语素（如方所后置词及由此演变而来的小句连词），也可以是词汇语素（如方所名词）。）最基本的语源模式是身体部位词语(body part terms)，其次是环境界标词语(environmental landmark terms)和物体的关系部分词语(relational part terms)。（注：比如爱沙尼亚语、芬兰语、埃维语等语言的方所词语“上”来自“头”、“脸”、“背”等（人或动物）身体部位词语，埃维语、巴斯克语、Guaymi语“上”则来自“天／天空”、“山顶”等环境界标词语，而在Tigre、Abkhaz、Igbo、越南语等语言里“上”则来自“顶部”、“上端”等物体的关系部分词语。）
Heine(Heine et al.,1991; Heine,1997)则认为，物体的关系部分词语并非初始概念，它们在很多语言中往往是由身体部位词语或环境界标词语衍生而来。因此，方所词语最基本的语源模式是身体部位模式(body part model)和界标模式(landmark model)；此外在个别语言里，方所词语（限于表达动态空间方位）也有可能源自指称活动的动态概念。他给出的方所词语的语源模式是下面的表1。
表1 空间方所词语常见的语源模式(Heine，1997:38)
另一方面，语言学家们发现，方所词语特别是源自身体部位的方所词语，其形态句法和语义的演变通常是沿着一种可预测的路径(paths)进行的，因而呈现跨语言的共性倾向（参看 Svorou，1986、2003；Heine et al.,1991; Heine,1997）。有鉴于此，Svorou(1986:516)提出下面两个重要假设：
(i)语言成分的演化表现为一个连续统；在这个连续统上，各个点构成不同的演变阶段。
(ii)意义是语言演变的动力，因此在方所词语的演变中存在两个相互平行的连续统：一个是意义演变的连续统，另一个是形式演变的连续统。
Svorou后来(Svorou，1993)将这两个连续统修改为：
(i)语义演变连续统(Svorou,1993:90)：
(ii)形态-句法演变连续统(Svorou,1993:101)：
（注：“附置词”(adposition)是“前置词”和“后置词”的上位概念。）
截至目前，国外有关方所词语来源和演变的跨语言研究很少涉及汉语的事实；而在汉语学界，系统讨论方所词语语源模式和语义演变的成果也不多见。因此，汉语方所词语的来源和演变无疑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试图借鉴普通语言学中方所词语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成果讨论汉语方所词语“後”的来源和演变，特别是“後”在领属结构式(genitive construction)的核心语(head)位置上所发生的语义和形态句法演变。我们主要关注的问题是：
(i)汉语方所词语“後”的语源模式跟跨语言研究所揭示的共性倾向是怎样的关系；
(ii)汉语方所词语“後”经历了哪些语义和形态句法演变，演变的路径和机制是什么。
2.方所词语“後”的来源和演变
“後”原本应该是个指称位移情状(motional situation)的动词，本义当为“行而走在人後”。（注：《说文·彳部》：“後，迟也。”此说恐非“後”之本义。承复旦大学沈培教授惠示：“後”在甲骨文里有
、
两种写法，前一种写法从“行”省。古文字里有的字从“行”与不从“行”是一字的现象很多。这个字的本义，目前还没有一致的意见。比较好的看法大概是林义光《文源》里说的，他针对“”形解释说：“
古玄字，繫也，从行省，夊象足形。足有所繫，故後不得前。”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文字肇兴以前，古人即以结绳纪祖孙世系之先后。……从夊（倒止）系绳下，即表世系在後之意，此即“後”之本义（见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164页）。在甲骨文里“後”是与“先”相对待的，如“甲子卜，先
朿”（《合集》）意即“先、後刺（牲）”。）
我们觉得“後”字既然从“彳”（“行”），则该字的本义当与“行走”有关。所以我们倾向于《汉语大字典》（345页）的说法：本义谓“行而走在人后也”。至于甲骨文里“後”通常只用来表达时间概念，很可能是由于甲骨文文本类型的局限，“後”的本义未有机会出现，并不能证明殷商时期“後”不具有指称运动过程的用法；另一方面也说明，汉语的“後”很早就衍生出表达时间概念的用法。）但这个意义在文献中的用例却比较晚见。例如：
(1)子路从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论语·微子》）
由此衍生为表达“位置在后”的空间概念，从而变成典型的方所名词(locative noun)：
(2)御者执策，立于马後。（《仪礼·既夕礼》）
作为表达空间关系的方位名词，“後”主要用来指示凸体(figure)相对于衬体(ground)的空间位置（“位置在后”），比如(2)里“後”是用来指明“御者”（凸体）相对于“马”（衬体）位置在“后”。
在先秦文献里，“後”表示空间位置的用法相当少见，大量的用例是表达时间概念，特别是，“（之）後”用在指称某一时段(time interval)的时间词语之后，表示某一情状实现或完成的时间在该时段之后。例如：
(3)八世之後，莫之与京。（《左传·庄公二十年》）
春秋战国时期，在表达“某一情状实现或完成的时间在特定时段之后”时，通常采用上述“NP（之）後”格式。我们推测，这个格式中的“（之）後”可能已被重新分析为后置词。换言之，原本是属格标记的“之”和方所名词的“後”，在(3)里经过重新分析而溶合(fuse)为一个双音后置词。
时段概念的表达手段不仅可以是时间名词，也可以是指称某个事件或活动的谓词性成分，因为一个事件或活动从开始到结束总有一个延续的时间过程。因此，先秦时期后置词“（之）後”也可加在VP之后表达时间概念：
(4)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归于好。（《左传·僖公九年》）
两汉时期，“（之）後”前面的成分由动词性成分(VP)扩展为一个完全小句(full clause)，“（之）後”表示主句所述情状的实现或完成在从句所述情状实现或完成的时间之后，已演变为比较典型的时间小句连词（从属小句连词）。例如：
(5)a.陵死後，苍为丞相。（《史记·张丞相列传》）
b.尧崩之後，舜老，亦以传于禹。（《论衡·书虚篇》）
魏晋至隋唐时期，“（之）後”的时间小句连词用法更为常见。例如：
(6)a.何骠骑亡後，征褚公入。（《世说新语·言语》）
b.吴王死後，夫差太子为吴王。（《敦煌变文校注》，16页）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文献里，时间小句连词“後”开始广泛用于假设条件小句或虚拟条件小句：
(7)持世若教成道後，魔家眷属定须摧。（《敦煌变文校注》，885页）
在这种语境里，“後”的时间意义已不太显著。下面的例子里“後”似已具备时间小句连词和假设条件小句连词两种分析的可能：
(8)a.若能晓了骊珠後，只这骊珠在我身。（《祖堂集》，162页）
b.师云：“为汝不荐祖。”僧曰：“荐後如何？”师云：“方知不是祖。”（《祖堂集》，350页）
降至宋金，“後”已演变为典型的假设条件小句连词：
(9)是人後疾忙快分说，是鬼後应速灭。（《董解元西厢记》，卷六）
(10)都知说得果无谬，若非今日随喜後，着丹青画出来不信道有。（《董解元西厢记》，卷一）
另一方面，这个时期的假设条件小句连词“後”，在有些语境里“假设”的意义已经弱化，因此，当它们位于不出现主语的VP之后就逐渐演变成话题标记(topic marker)，例如：
(11)得後是自家采，不得後是自家命。（《董解元西厢记》，卷一）
最后，当这种话题标记“後”通过扩展用于非话题成分之后时，进一步演变为句中停顿标记(intra-sentence pausing marker)。例如（引自孙锡信，1999:113；江蓝生，2002:297）：（注：“後”用作句中停顿标记可能萌芽于晚唐五代，张相(1945)曾引五代诗人王周的诗句为例说明“後”表达“语气间歇”的功能：“‘後’，犹‘呵’或‘啊’也。王周《问春》诗：‘把酒问春因底意，为谁来後为谁归？’‘後’字为语气间歇之用，犹云‘为谁来呵又为甚归去也’。”）
(12)从来不惯伤春泪，为伊後滴满罗衣。（陆游《一丛花》词）｜不是不思量，说着後教人语长。（杜善夫《太常引》词）
以上的考察显示，“後”在成为表达时间概念的后置词之后，在语义演变过程中先后获得“某一时段之后”、“某一情状实现或结束的时间之后”、“假设”、“话题标记”、“停顿标记”等意义或用法。此外，我们发现，表达时间概念的后置词“後”至少在唐代还发生过一种以往不太注意的语义演变，即“後”在状态动词之后由“某一时段之后”衍生出“状态的开始”(stative commencement)的意义。（注：江蓝生(2002：296)已注意到“後”的这类用法，并认为这类“後”“类似于表示动作完成的动态助词”。不过，在句法上，我们认为这类“後”还属于后置词范畴，只是其宾语为指称化的谓词性成分而已。）这类例子在《全唐诗》中尤为常见。例如：
(13)a.醉後未能别，待醒方送君。（岑参《醉里送裴子赴镇西》，《全唐诗》，2101页）
b.骑来未省将鞭触，病後长教觅药医。（杜荀鹤《伤病马》，《全唐诗》，7959页）
汉语方所词语“後”在历史演变过程中，除了经历上述语义和句法演变外，还发生过一种形态演变，即六朝以后“後”在体词性成分之后由后置词演变为词内成分(intra-word component)。（注：“词内成分”(intra-word component)是一个词内部的构成部分，可以是具有某种概念意义或语法功能的词内语素，也可以是不具有任何概念意义或语法功能的非语素成分（音段成分）。可参看吴福祥(2005)的相关举例和分析。）例如：
(14)a.客至，屏当未尽，余两小簏，着背後。（《世说新语·雅量》）
b.千人莫引于前头，万骑罢随于背後。（《敦煌变文校注》，812页）
(14a)里，“背後”是一个附置词结构式(adpositional construction)，后置词“後”以“背”为宾语，用来指示参照物“背”的题元角色和区域维度；而在(14b)里，“背後”已词汇化为一个单一的方所名词。
3.“後”语义演变的机制
上一节里，我们对汉语方所词“後”的来源和演变历程作了简单的勾勒。根据上面的讨论，我们把“後”历时过程中所发生的语义演变及其触发的形态句法演变概括如下：
(15a)“後”语义演变的路径：
(15b)“後”形态句法演变的路径：
我们现在需要回答的是，(15a)所示“後”的各种功能或意义历史上是如何产生的，换言之，导致“後”语义发生演变的机制是什么？
关于语义演变的机制，文献中经常提到的是隐喻(metaphor)和转喻(metonymy)。
“隐喻”指的是不同认知域内概念之间的投射(mapping)，即“源域”(source domain)内的一个相对具体的概念投射到“目标域”(target domain)内的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参看沈家煊，2004：243）。这种“投射”不是任意的，而是由概念之间的相似关系以及类推原则所促动的；而且这种投射是单向的。因为隐喻操作涉及两个不同的认知域，所以它通常是一种作用于语言聚合关系的顿变(abrupt change)。另一方面，“转喻”指的是同一个认知域内概念之间的过渡(transition)。即从一个概念过渡到另一个与之相关的概念。（参看沈家煊，2004：243）这种“过渡”的动因是概念之间的邻接性(contiguity)和索引性(indexicality)以及认知上的联想(association)过程。因为“转喻”涉及的是同一个认知域内概念的“过渡”，所以它是一种作用于语言组合关系的渐变(gradual change)。
传统上隐喻被看作语义演变最重要的机制，而转喻则被认为无足轻重。但近年来的语义演变和语法化研究表明，与隐喻相比，转喻在语义演变中的作用更为基本。（参看Barcelona,2000; Brinton,1988; Brinton & Traugott,2005; Bybee et al,1994; Traugott,1989、2006; Traugott & K
nig,1991; Traugott & Dasher,2002; Hopper & Traugott,2003）因为第一，既然语义演变的过程是渐变而非顿变，那么语义演变最基本的机制自然是转喻而非隐喻。其次，过去很多被认为是由隐喻造成的语义演变，其实都是转喻的结果。(Traugott & Knig,1991; Traugott & Dasher,2002; Bybee et al,1994; Hopper & Traugott,2003)第三，隐喻本质上是对语义演变涉及的不同认知域中“源概念(sources)”和“目标概念”(targets)的比较和概括，它通常只是转喻过程表现在共时层面的一种结果。(Traugott & Dasher，2002；Traugott，2006)虽然不是每一个转喻过程都能造成概念隐喻，但几乎所有的概念隐喻似乎都包含了转喻过程。下面我们会看到，在汉语方所词语“後”的语义演变中，转喻也是一种最基本的机制。
我们先来看“後”的意义②是如何产生的。“後”表达“走在后面”的位移过程时，典型地涉及这样一个场景：凸体和衬体朝着相同的方向往前运动(motion)，凸体的空间位置在衬体之后。在这样的场景里，位移主体（凸体和衬体）、位移过程以及位移中两个位移主体相对的空间位置均处在同一个认知框架(cognitive frame)之内。在特定的语境（如(1)）里，“位移过程”与“位移主体相对的空间位置”在概念上的邻接性可以诱发这样的语用推理(pragmatic inferencing)：如果X跟在Y后面向前位移（“走在后面”），那么在位移过程中X的空间位置通常是在Y之后（“参照体之后的空间位置”）。这种语用推理“语义化”(semanticize)后，“後”就获得“参照体之后的空间位置”这样的编码意义(coded meaning)。可见，“后”由意义①到意义②的演变，是一种由语用推理促动的转喻过程。（注：《中国语文》匿名审稿人指出，“在后面走＞后面”这一逻辑过程未必是语用推理。语用推理不一定为真，而这一推理肯定为真，因而实际上是“衍推”(entailment)。作者十分感谢这位审稿人的指正。另一方面，作者考虑到“在后面走＞后面”这一推理虽然不能算是典型的语用推理，但这种推理所得到的意义是语用性质的（依附于特定的语境），尚未成为“语义意义”(semantic meaning)。因此在没有找到更为合适的表述之前，本文姑且称之为“语用推理”。）
“後”由表达“参照体之后的空间位置”（意义②）演变为表达“某一时段之后”（意义③），从结果上看自然是一种概念隐喻。因为这两个意义所涉及的“意象图式”(imaginary schema)十分相似，都是“次序在后”：前者是空间上凸体相对于衬体次序在后；后者是时间上凸体（某一情状）相对于衬体（特定时间单位）次序在后。不过，如果加上“时间次序在后”(posterior order)这个中间阶段，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上述的演变过程实际上仍与转喻有关。
Svorou(1993)指出，“时间次序在后”是“‘后’域语法语素”(back-region grams)意义演变的一个重要阶段，很多语言里“后”域语法语素的其他时间用法(temporal uses)，都是由这一意义直接或间接衍生而来，如比哈里语(Bihari)的后置词pāchǖ就有这种用法：
(16)ham[a]ra-sà pāchuū rām[a]
lāha[a](Jha,1958:336)
me-ABLafter Rama come PAST
Rama came after me.
汉语表达“时间次序在后”这个概念也用“後”，不过它的句法范畴不是后置词，而是时间副词。例如：
(17)齐桓公合诸侯，卫人後至。（《吕氏春秋·精谕》）
那么这种“时间次序在后”的意义是如何由“空间位置在后”的意义衍生而来的？我们认为其间包含着一个转喻过程。在凸体和衬体沿着相同的方向往前位移的场景中，两个物体在运动中的空间位置与到达目的地的时间次序在概念上是密切相关的，二者可构成一种推导关系：如果凸体X在空间位置上居于衬体Y之后，那么X到达目的地的时间次序通常也在Y之后。这种推导关系是人们基于日常经验以及对位移场景的知识所作出的联想，性质上属于语用推理。这种语用推理语义化的结果就导致“后”域语法语素（包括汉语“後”在内）由“空间位置在后”演变为“时间次序在后”。（注：《中国语文》匿名审稿人对这一演变过程有更为精约的分析：“‘居后＞后到’（空间＞时间）是语用推理，居后者不一定后到，但往往是后到者”。附之以志谢忱，兼示不敢掠美。）
另一方面，由“时间次序在后”到“某一时段之后”，也是一种转喻演变。二者都表示凸体的时间次序后于衬体：前者表示凸体到达目的地的时间在后，后者表达情状发生或完成的时间在后。差别在于，表达“时间次序在后”时，衬体和凸体都是生命体；而表达“某一时段之后”时，衬体和凸体分别是时段和情状。
由此可见，在“参照体之后的空间位置”向“某一时段之后”的演变中，转喻机制同样也发挥着作用，尽管这种转喻的结果可以共时地概括为概念隐喻。
从“某一时段之后”（意义③）到“某种状态的实现”（意义④），演变的机制也是转喻。前面提到，表示“某一时段之后”的意义时，“後”前面的成分最常见的是指称某一时段的时间词语（如(3)中的“八世”），这样的时段本身有一个内在的过程和清楚的界限，方位词“後”表示某一情状发生或结束的时间在这一时段结束之后。但这种时段也可以用具有内在时间过程的情状(situation)来表达（比如(4)中的“盟”），这类情状本身也有一个时间界限，“後”用于这类情状动词之后表示该情状所指称的时段结束后，另一个情状开始发生或完成。
但是，在有些语境里“活动动词+‘後’+VP”既可“识解”(construe)为“VP的时间次序在某种活动结束之后”，亦可识解为“VP的时间次序在某种活动开始之后”。例如：
(18)酒后吐真言
a.喝完酒之后就讲真话 ｛讲真话时喝酒的活动业已结束｝
b.喝了酒之后就讲真话 ｛讲真话时喝酒的活动仍在持续｝
同样，下面的(19b)里，“雨後”既可以识解为“‘下雨’这一情状开始之后”，也可以理解为“‘下雨’这一情状结束之后”。但在(19c)里，由于有“晴天”的对比，“雨後”最合适的理解是“‘下雨’这一情状开始之后”；另一方面，(19a)里“雨後”由于有语境的提示（上句已明说“昨夜雨”）只能理解为“‘下雨’这一情状结束之后”。
(19)a.烟深草湿昨夜雨，雨後秋风渡漕河。（岑参《偃师东与韩樽同诣景云》，《全唐诗》，2055页）
b.池荷雨後依香起，庭草春深绶带长。（刘禹锡《送周使君罢渝州归郢州别墅》，《全唐诗》，4046页）
c.雨後烟景绿，晴天散余霞。（李白《落日忆山中》，《全唐诗》，1860页）
当“後”前的成分由活动动词扩展到状态动词之后，“状态动词+‘後’+VP”这种语境使“后”的“某一时段之后”这种理解(reading)受到抑制，相反，“状态开始或实现”的意义得以进一步凸显和强化，最终变成“後”的一个编码意义（如(13)）。其实，“后”域空间语法语素表示“状态开始”的意义，也见于其他语言。比如Shuswap语的-ep（后）就有这样的用法：
(20)pl-epc
-ephy-ep(Svorou,1993)
lose-behindtear-behindangry-behind
get lostget tornget angry
丢了破了生气了
“後”由意义③（“某一时段之后”）到意义⑤（“某一情状实现或结束的时间之后”）的演变，同样也是一种转喻过程。二者都表示凸体和衬体之间的时间次序，前者表示某一情状发生或完成的时间在特定的时段结束之后，后者指的是某一情状实现或结束的时间在另一情状开始之后。差别在于，前者的衬体是时段，后者的衬体是特定的情状。情状跟情状所持续的时间，在概念上类似于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这种概念上的邻接关系可以促动(motivate)用情状来转喻情状持续的时段。所以由意义③到意义⑤的演变，实际上是将情状“概念化”(conceptualize)为一个时段。
“後”由意义⑤（“某一情状实现或结束的时间之后”）到意义⑥（“假设”）的发展，也跟转喻过程有关。“後”表达“某一情状实现或结束的时间之后”时，所在的小句通常是表达“已然”(realis)情状的事件句，而且其中的谓语成分一般是“有界”(bounded)动词。在这样的语境里，“後”所在小句的时间界限非常清晰，“後”典型地表达一个情状发生的时间在另一个情状实现或完成之后（如(6)）。另一方面，在某些语境里“後”所在的时间小句所述情状跟主句所述情状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可以引发这样的推理：时间小句表达的情状不仅充当后面主句所述情状的时间参照框架(the temporal frame of reference)，而且也可以视为主句所述情状得以实现的条件或前提。比如(6b)里，“吴王死後”充当“夫差太子为吴王”这个情状的时间参照框架，但同时也可以看作后一情状得以实现的条件或前提（“吴王死”是“夫差太子为吴王”的条件或前提）。这样的推理是一种语用隐含义，它依附特定的上下文语境，而且可被取消。
但是，如果“後”所在的小句表达的是一个“未然”(irrealis)情状的非事件句，那么该小句的时间界限就变得模糊，整个句子所表达的两个情状之间的时间关系也就开始变得淡薄。特别是在包含假设条件小句的复合句里，两个情状之间的逻辑关系（“条件—结果”）往往比时间关系更为凸显。在这样的语境里，“後”原来具有的“某一情状实现或结束的时间之后”的意义开始“隐退”(recede)，相反，它基于语句关系而获得的“假设／条件”的推理意义得到凸显（如(7)、(8)）。
最后，当“後”所在小句是不带前置假设连词(preposing hypothetic connective)的假设条件小句或虚拟条件小句，而且其中的谓语又是状态动词时，“後”按照表示“某一情状实现或结束的时间之后”的时间小句连词来理解已无可能，相反，它只能被分析为表“假设”的条件小句连词（如(9)）。
进一步的发展是，假设小句连词“後”也可以用在含有前置假设连词的小句之后，与前置假设连词构成框式假设连词(circum-hypothetic connectives)的分布模式（如(10)）。
总上而言，“後”由表示“某一情状实现或结束的时间之后”的时间小句连词用法演变为“假设”连词用法，是语用推理语义化的结果，这种语用推理是由语句之间的邻接关系而诱发的，因而演变的机制主要是转喻。
“後”由表“假设”的条件小句标记到话题标记的演变也是一种转喻过程。表“假设”的条件小句标记(the marker of conditional clause)与话题标记(the marker of topic)在概念上密切相关。证据是，在汉语历史上和现代汉语方言里，条件小句标记和话题标记常常使用同一个语言形式。比如先秦汉语的“者”，近代汉语的“呵”、“时”（江蓝生，2002），上海话以及北部吴语的“末”、“是”（徐、刘，1998；刘丹青，2005），连城客家方言的“时”（项梦冰，1997）。刘丹青 (2005：119)已敏锐指出，“条件句在话题标记的语法化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条件句标记是很多话题标记的直接前身”。我们非常赞同这一观察。那么，条件句标记是如何发展为话题标记的呢？
Haiman(1978)从跨语言的角度证明，条件小句(conditional)与话题(topic)这两种范畴之间是高度关联的。首先，在很多并不同源的语言里条件小句标记同时也用做话题标记；其次，条件小句和话题在语义和话语功能上也高度平行：“条件小句是（或许仅仅假定是）听说双方共享知识的一部分。据此，它被选来构成下面话语的框架(Haiman，1978：583)。”另一方面，“话题代表一个实体，它的存在为听说双方所共同确认。据此，它被选来构成下面话语的框架。(Haiman，1978：585)”基于形式标记、语义属性和话语功能的一致性，Haiman(1978：586)甚至宣称条件小句其实就是所在句子的话题。不过我们觉得，条件小句和话题尽管在概念上密切相关，但仍属于两个不同的语言范畴。二者之间最明显的差别是：在包含条件小句的句子里，条件小句(protasis)与后面的结果小句(apodosis)之间具有一种推导的逻辑关系（如果 VP1，那么VP2；如(9)）；而在包含话题的句子里，做话题的VP1与后面的VP2之间只是一种说明或解释关系（VP1是说明或解释的对象，VP2是说明或解释的内容；如(11)）。我们推测，在特定语境中，类似(9)这样的句子里如果“VP1後”跟“VP2”之间的“条件—结果”逻辑关系不甚显著，受话人就有可能运用“溯因推理”(abduction)将这里的“後”重新分析为话题标记。
“後”由话题标记演变为句中停顿标记也是转喻的结果。句中停顿标记是一种标示句中语音停顿的小词，即停顿词(pausing particle)。它有时也具有提示后面话语成分为焦点信息的作用，但它前面的成分是非话题成分。话题标记其实也是一种句中停顿标记，不过它总是位于话题之后。所以话题标记与句中停顿标记在概念上是一种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由前者到后者的变化同样是一种转喻过程。
以上我们比较粗略地分析了“後”语义演变的过程及其机制。我们看到，在“後”的语义演变过程中，各种意义或功能的产生都是“有理可据”的(motivated)，最基本的演变机制是转喻。（注：《中国语文》匿名审稿人提示作者：“一个现象是隐喻还是转喻，可以取决于观察的角度。如从空间前后到时间先后角度看，是隐喻投射，而从‘居后者一般为后到者’看则是转喻过渡（语用推理）。类似的，从时间先后到条件结果是隐喻投射，而发生在后之事常由在前之事引发则是转喻过渡（语用推理）。从语篇衔接到话题—说明是隐喻投射，而“条件是话题”则是转喻过渡（语用推理）”。作者完全赞同并十分感谢审稿人的上述意见。事实上本文此前业已提及，隐喻是对语义（概念）变化的结果的概括，而转喻则是对语义（概念）变化的过程的揭示，换言之，对于一个概念变化的现象，隐喻是从静态的“结果”这一角度来审视的，而转喻是从动态的“过程”这一角度来观察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在“後”的语义演变过程中，意义的衍生横跨“活动”、“空间”、“时间”、“话语—语用”等四个不同的认知域，如表2所示：
表2 “後”语义演变过程所涉及的认知域
由表2不难看出，这些涉及不同认知域的各种意义在抽象性和主观性上呈依次增高的趋势。就抽象性而言，位移过程描述的是一个具体的、实指性的(referential)“活动”，其概念意义的实指性和具体性明显较“空间方位”为高；另一方面，“时间”概念的抽象程度要高于“空间方位”；最后，表示“程序性意义”(procedural meaning)的“话语语用”概念，其抽象性无疑比主要体现“实指性意义”(referential meaning)的“时间”概念来得高。据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与“後”语义演变有关的抽象化等级：
(21)抽象化过程：活动＞空间＞时间＞时间／话语＞话语—语用
另一方面，就主观性而言，“位移过程”是对活动或事件的客观性描述，不带任何主观性；而“空间方位”、“时间”关系以及时间次序一定程度上带有说话人的某种视角，因此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话语语用概念不仅隐含说话人的视角，而且明确传递了说话人对话语关系的态度以及信息安排的策略，因此，其主观性程度大大高于“空间方位”、“时间”关系和时间次序。由此可见，“後”的语义演变过程不仅是一个抽象化和泛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主观化的过程，即如 Traugott等(Traugott，1989；Traugott & Knig，1991；Traugott & Dasher，2002)所指出的，意义愈来愈植根于说话人的信仰、态度、观点和主张。由此可见，“後”的语义演变不仅是有动因的，而且是有规律的。
4.汉语方所词语“後”语源模式和语义演变的跨语言审视
上一节，我们从语义和形态句法的角度探讨了汉语方所词语“後”的来源和演变。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我们所观察到的汉语方所词语“後”的语源模式和语义演变与“后”域语法语素跨语言研究所揭示的共性倾向是怎样的关系？换言之，汉语方所词语“後”的语源模式和语义演变反映的是汉语的特性、类型特征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语言演变的共性倾向？
4.1 “后”域语法语素跨语言的语源模式
根据Svorou(1993)的跨语言研究，人类语言中“后”域语法语素的语源主要有（人或动物）身体部位词语、环境界标词语、物体关系部分词语以及某些抽象名词等，其中身体部位词语 （特别是“背”）是最基本的语源模式。如表3所示。
表3 “后”域语法语素的语源模式（摘自Svorou，1993：248-258）
另一方面，Heine等(Heine，1989；Heine et al，1991)对非洲125种语言空间语法语素的语源做了定量统计，其中方所语法语素“后”的数据见表4。
表4 非洲125种语言方所语法语素“后”的语源模式（据Heine，1989；Heine et al，1991：128）
Heine等的定量研究显示，在他们调查到的134个“后”域空间语法语素中，绝大部分（103个）来自人或动物的身体部位词语。这个发现与Svorou(1993)的概括高度密合。Svorou (1993)和Heine等(1991)的研究中均未明确提及空间语法语素“后”的动词语源，那么其他语言是否存在这种语源可能呢？Bowden(1992)对104种大洋洲语言(Oceanic languages)空间语法语素语源模式的定量分析表明，在大洋洲某些语言里，相当于汉语“後”的空间语法语素具有清晰可辨的动词语源，下面的表5引自Bowden(1992：35)。
表5 大洋洲语言（104种）方所语法语素“后”的语源模式（据Bowden，1992：35）
Bowden(1992)从104种大洋洲语言中搜集到122个“后”域语法语素，其中语源为动词性成分的有7个，占可以确定语源的“后”域语法语素总数（96个）的7%。更有意思的是，这7个“后”域语法语素的语源均为指称位移活动的动词“to follow”（“跟在……后面”）(Bowden，1992：38)，其概念意义与汉语“後”的语源极为接近。
由此可见，汉语方所词语“後”的语源模式和概念基础，虽在其他语言中并不常见，但反映的绝非汉语的特性，因为至少我们在大洋洲语言中可以找到平行的语源模式。
4.2 “后”域语法语素的语义图
Svorou(1993)的跨语言研究表明，人类语言中“后”域语法语素除了空间用法外，还普遍拥有各种非空间用法和时间用法。这些涉及不同认知域的用法在人类语言里以不同方式与“后”域语法语素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后者在不同语言里呈现不尽相同的多义模式(polysemy)。基于跨语言的比较和历时演变的拟测，Svorou(1993)将其所考察语言里“后”域语法语素的用法概括成下面的语义图(semantic map)：
图1 “后”域语法语素的语义图(Svorou，1993：171)
Svorou(1993)认为，图1中各种用法是以“核心—边缘”(core-peripheral)结构“聚集”(cluster)于特定的“后”域语法语素。其中“居后”(posterior)是“后”域语法语素的核心用法，图1中其他用法则分别是“后”域语法语素的边缘用法，它们是由前者衍生而来的。另一方面，图1中各种非核心用法可基于概念上的相似和邻接关系分成若干组，比如图1中“后”域语法语素的非核心用法被分成三组，同组之内的用法较其他各组的用法意义关系更近。
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每个语言的“后”域语法语素都具有图1的所有用法；但是，理论上所有被考察语言里“后”域语法语素的用法都应该在这个语义图中得到反映。语义图模式(model of semantic map)的作用正是通过构建语言成分的概念空间(conceptual space)来对人类语言里特定语言成分的功能作出限制，从而揭示人类语言里特定语言成分语义组织 (semantic organization)的共性，而特定语言的个性则表现在对特定概念空间切分方式的不同。
现在，我们来看汉语方所词语“後”语义演变的轨迹与上述语义图之间的关系。比较 (15a)与图1可以看出，汉语方所词语“後”具备图1中核心用法以及上面一组的非核心用法，但不具备图1中其他两组的非核心用法。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汉语方所词语“後”所具有的“假设”、“话题标记”、“停顿标记”等涉及话语语用层面的用法并没有包含在图1中。那么如何解释这种现象？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语义图是Svorou(1993)对所调查的语言里“后”域语法语素现时用法的跨语言比较而做出的概括，并没有涉及这些语言的“后”域语法语素在历时演变中可能出现但现时并未保存下来的用法。换言之，Svorou(1993)的跨语言比较主要是共时性质的。另一方面，我们上述对汉语方所词语“後”各种用法的分析和概括则主要是历时性质的，“後”的这些用法并非必然地在历史上的某个阶段同时存在。事实上，汉语方所词语“後”的“假设”、“话题标记”、“停顿标记”等用法明代以后至少在主流汉语里业已消失。因此，即使Svorou(1993)将汉语的资料纳入她的考察范围，“假设”、“话题标记”、“停顿标记”等功能仍然不会出现在她所构建的“后”域语法语素的语义图里。从这个意义上说，汉语方所词语“後”的语义演变并不违反Svorou(1993)的跨语言概括。
以上，我们从跨语言的角度对汉语方所词语“後”的语源模式和语义演变作了简略的分析。我们发现，汉语方所词语“後”的语源模式（位移过程）虽与跨语言比较所揭示的“后”域语法语素的语源模式（身体部位、环境界标以及物体关系部分）不尽一致，但在别的语言里仍能发现平行的模式，换言之，汉语方所词语“後”在语源模式上体现的并非汉语的特性。另一方面，汉语方所词语“後”语义演变的模式与跨语言研究所揭示的共性倾向也高度符合。
5.结语
本文基于汉语的历史文献资料讨论汉语方所词语“後”的语源和演变，特别是“後”进入领属结构式的核心语位置上之后所发生的语义和形态句法演变。主要结论是：
(i)汉语方所词语“後”来源于指称位移过程的概念，虽然这个语源模式与跨语言比较揭示的“后”域语法语素的主流语源模式（身体部位、环境界标以及物体关系部分）不尽一致，但它体现的并非汉语的特性，而是人类语言的一种类型特征。
(ii)汉语方所词语“後”在历时过程中先后产生出一系列意义或用法，其语义演变的模式与“后”域语法语素语义演变的跨语言研究所揭示的共性倾向高度相合。
(iii)汉语“後”各种意义的产生是“有动因的”(motivated)，导致其语义演变的最基本的机制是概念转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