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宫廷的建筑布局与君臣奏对：以选德殿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宋论文,宫廷论文,君臣论文,布局论文,建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2)04—0065—10
奏对是宋代君臣进行政治交流的主要途径。分析宋代的政治信息沟通以及君臣关系演变，都离不开对奏对的研究。而宫城中的殿、阁等建筑，则是君臣奏对所依托的最重要空间，它们的位置和特性，往往影响着君臣奏对的形式与内容。若将宫城建筑布局与奏对活动结合起来考察，当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宋代政治运作的理解。两宋时期都城不同，宫殿建筑布局也有差别，需分开论述。对于北宋的情况，笔者已有专文讨论。①在此以选德殿为切入点，对南宋的情况加以分析，以求能对两宋形成较为全面的认知。
南宋宫城位于临安(今浙江杭州)西南的凤凰山东麓，周长约九里，外缘轮廓大致呈正方形。②宫城南面有丽正门、东便门；北面有正北之外门和宁，及东北之内门东华。③丽正门之内是外朝区，有文德、垂拱等正式朝会所用之殿。东便门后，是太子东宫及太后所居之地。福宁、复古、选德等内殿，以及后苑、隐岫等君主“闲游之所”，位于宫城之北，属内朝区。
两宋宫城的主要殿宇都有着诸如大庆、垂拱、福宁、延和等相同的名字。各个殿宇在功能上也有不少相似之处，如大庆殿均是大礼仪活动之殿、垂拱殿均是常朝殿、福宁殿均是皇帝的寝殿等。但是，两宋宫城的建筑布局也有很多的不一致。其中与政治运作直接相关之处有二：其一，受制于整个临安城的格局，虽然南宋宫城在原则上仍坚持着传统的“坐北朝南”理念，但实际上在其南门丽正门之外，除登闻鼓院和登闻检院外，没有其他官僚机构存在。以三省、枢密院为核心的官僚机构，全都处于宫城的北面。换言之，南宋宫城其实是不得已而采取了“坐南朝北”的非传统格局。④
其二，由于整个宫城的占地面积相对有限，故在北宋时位于宫城外朝区，与大庆、文德等殿相邻的两府等官僚机构，只能被移到宫城之外。按《咸淳临安志》所载，三省、枢密院等，在和宁门北面之显宁寺旧址。⑤这些官僚机构与大内之间，存在着较远的距离。南宋时期，君臣之间的空间悬隔，更甚于北宋。
整个南宋时期，临安宫城不断进行着扩建。《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高宗初年，宫城规模狭小，殿宇也不多，高宗后期，陆续修建了复古殿、损斋等建筑。孝宗时期，又兴建了选德殿、翠寒堂等。⑥此后，理宗等皇帝又修建了缉熙殿等殿宇。⑦这些陆续增修之建筑，虽本属于皇帝的“闲燕之所”，但受当时政治局势，以及宫城特殊布局的影响，却往往被赋予了十分重要的政治功能，其中，选德殿的政治地位尤为突出，关于此殿的文献记载也最为丰富，值得细加分析。
对于选德殿的情况，《玉海》有较为简练的叙述：
选德殿：孝宗皇帝辟便殿于禁垣之东，名曰“选德”。规模朴壮，为陛一级。⑧
这一段话，为我们提供了两方面信息，其一，选德殿的位置，是在“禁垣之东”。结合选德殿的“射殿”性质，以及《武林旧事》等文献将其列入“内殿”序列的记载，⑨这里所说的“禁垣”，当指宫城北面的“内朝”部分。换言之，选德殿位于宫城的东北部。其二，选德殿的规模并不很大，“为陛一级”，故曰“朴”。不过相较于南宋宫城中各殿宇普遍狭小的情况，它已算是较宽广的建筑，故又曰：“壮”。
其它文献，也对选德殿有所记载。首先看位置。陈随应《南渡行宫记》称，
凌虚楼对瑞庆殿，损斋、缉熙、崇正殿之东为钦先、孝思、复古、紫宸等殿。木围即福宁殿，射殿曰选德。坤宁殿、贵妃、昭仪、婕妤等位宫人直舍蚁聚焉。又东过阁子库、睿思殿、仪鸾、修内、八作、翰林、诸司，是谓东华门。⑩
文中的“东”，结合陈随应整篇文章的脉络，以及南宋宫城的基本格局，应理解为“东北”。从这段文字看，选德殿与皇帝的寝殿福宁殿，以及后妃所居之坤宁殿等邻近，在其周围，还有凌虚楼、复古殿、缉熙殿、崇政殿等建筑。其东北面，有阁子库、睿思殿、仪鸾司等，再往东北行，则是东华门。
陈随应的记述，在其他史料中可以得到不少佐证。周必大《文忠集》卷51载：
宣宰执、侍从、正任内宴，观击球。午时入东华门，过选德殿，其后即球场也。相对有大堂曰“水堂”。其左为芙蓉阁、右为凌虚阁。(11)
“凌虚阁”当即为陈随应所说“凌虚楼”。而宰执等外朝官员赴选德殿，取道由东华门入内，可与陈随应所言东华门在选德殿东北的记述相印证。
又如淳熙(1174-1189)时，史浩曾入澄碧殿，侍宴孝宗，其后作诗一首，提到自己首先进入东华门，然后途经复古、选德两殿，最后到达澄碧殿。(12)由东华门入，途经复古、选德两殿，可以进一步证明陈随应对选德殿与复古殿、东华门相对位置的叙述大致可靠。唯史浩在言及选德殿与复古殿时，用了“复古距选德，相望几数里”这样的语句，则似乎复古、选德两殿之间，尚有一段不太短的距离。但两殿之间，绝不可能真的有“数里”之遥，盖整个南宋宫城的周长才不过九里。
史浩在诗中所提及之“澄碧殿”，与选德殿后的凌虚阁，同属后苑中的建筑。而据《武林旧事》所记，“澄碧”实为两个建筑物所构成，其一为“水堂”、其二为“观堂”。(13)澄碧水堂，当即是周必大所说，选德殿后与球场相对的“水堂”。又淳熙六年，周必大曾作五言诗三首咏“皇帝閤”，其中第二首曰：“试看澄碧殿，池冻已全融”，第三首曰：“选德庭前柳，朝来漏泄春。”(14)“池冻”说明此处的“澄碧殿”，应指“澄碧水堂”，而它与“选德殿”同时出现在咏“皇帝閤”的一组诗中，也表明两者的地理位置应比较邻近。至于观堂，据陈随应所记，其所在之山，与芙蓉阁相背。(15)而按周必大所记，芙蓉阁在选德殿左侧。故也可视为观堂在选德殿之后。陆游《渭南文集》则曰：
(别峰禅师)至行在所，至尊寿皇圣帝降中使召入禁中。以老病足蹇，赐肩舆于东华门内，赐食于观堂，引对于选德殿，特赐坐，劳问良渥。(16)
这段文字，也可与陈随应、史浩、周必大等人所言外臣入选德殿，需取道东华门，以及观堂在选德殿近旁等相印证。
由以上各种文献，我们可以对选德殿的具体位置形成较为清晰的认识：此殿位于南宋宫城的东北部，崇政殿之东北，澄碧殿之北。其周围还有福宁殿、缉熙殿。后苑之中的凌虚阁、损斋、芙蓉阁等建筑物，也与之邻近。唯有复古殿，与之相距稍远。选德殿之东北，是宫城的东北内门—东华门。相比于垂拱、崇政等“前殿”“后殿”，选德殿较外廷各官僚机构的距离更近，东华门则为外臣赴选德殿提供了必要的孔道。
其次分析其功能。孝宗修建选德殿，原本是将之作为射殿。周必大有诗曰：
选德庭前柳，朝来漏泄春，等闲施御箭，穿叶捷于神。(17)
颇为传神地描写了孝宗于选德殿练习弓箭的情形。除自己练习弓术外，孝宗还曾于选德殿督促其他臣僚习射，如《玉海》载：“孝宗当时平无事，不忘武备。搜卒于白石，阅艺于选德。以进士习射，以武举从军。又命士卒射铁帘，劝以官赏，人人奋励。”(18)除射箭外，孝宗也曾与臣僚击球于选德殿后之球场，(19)既消闲娱乐，也以此显示自己对武事的重视。
选德殿往往也是孝宗读书及撰写诗文的场所。如《古今事文类聚遗集》载：“汪大猷乞重修法令，上极以为己任。推举详明通练之士，以自佐访求旧史，网罗故牍。年余书成，孝宗取进本，列于选德殿之左右，朝夕观览。”(20)又如岳珂记，孝宗曾做词《阮郎归》一首，后题曰：“选德殿作”。(21)而《玉海》则记载，乾道年间，孝宗曾御制苏轼集赞，“选德殿书赐苏峤。”(22)均是孝宗在选德殿读书、写诗词、作文章之实例。
此外，孝宗等帝王休息避暑，也多御选德殿。“禁中避暑，多御复古、选德等殿。”(23)此后，孝宗更于淳熙初，在选德殿侧造了翠寒堂。(24)此堂“长松修竹，浓翠蔽日。层峦竒岫，静窈萦深。寒瀑飞空，下注大池可十亩”，(25)实际拓展了选德殿的“燕闲”色彩。可以说，正因选德殿极其周围建筑环境优良，遂成为孝宗等君主进行日常活动的主要场所。而正因皇帝日常多活动于此殿，故此殿也逐渐成为君臣奏对的重要地点。
南宋时期，进行于选德殿及其周围建筑中的奏对活动，主要有“内引”、夜对、晚朝等。以下渐次加以论述。
按北宋朝会制度，每日君主需御垂拱或紫宸两前殿听政。群臣依照
门拟定的班次，渐次上殿陈述政务，接受君主的询问，是为“前殿视朝”。前殿视朝完毕后，皇帝会再御延和或崇政两座后殿，称为“后殿再坐”。前殿视朝时没有得到奏事机会的臣僚，可以利用“后殿再坐”之机，面君奏事。(26)可以说，北宋日常的君臣奏对，主要是在两前殿与两后殿中进行的。其它内廷殿阁，虽有时也被用于引见臣僚，(27)但多为临时性的召对，且次数较少，在政务运作中地位不太重要。因此，当时虽有内殿引见臣僚之举，但没有形成“内引奏事”这一专有名词。
南渡之后，奏对制度出现了一些变化。因内外形势严峻，君主无论是从多开辟信息来源的角度考虑，抑或从显示恩德的立场出发，都有必要在原有基础上增加更多的奏对机会。但正如前述，南宋以三省、枢密院为主体的官僚机构，分布在宫城以北，与宫城南面的垂拱等前、后殿，有较远距离。臣僚若要前往前、后殿奏事，出入宫城，所行甚远，必定有所不便。此外前、后殿均有较高的礼仪规格，不太适宜频繁启用。相比之下，在位于宫城北部，且礼仪规格相对较低的诸内殿进行奏对，无疑更为方便。因此，南宋宫城北面的诸内殿，逐渐也成为君主引见臣僚的重要场所。自高宗绍兴初期开始，便出现了“内引”这一特定名词，如《系年要录》在言及王庶奏事，以及张浚见辞时，都称之曰“内引”。(28)高宗之后，“内引”现象越发频繁，皇帝在内殿中引见的官员范围也越发广泛。不少原本应安排在前后殿视朝中引见的奏事班次，往往被改在“内殿引见”。南宋后期，赵升在《朝野类要》卷1中，便非常明确地将“常朝(即前殿视朝)”、“后殿”、“内引”作为君臣奏对的三个主要环节并列阐述。(29)可见，“内殿引见”，已经成为了南宋一个极其重要的君臣交流活动。
皇帝“内引”，究竟应御哪一内殿，制度上并无严格限定。征诸文献，还是可以看出，选德殿被选用的频度较高。周必大在《文忠集》中，记录了自己在孝宗时期，赴宫中与皇帝进行奏对的情况。在其所经历的二十余次有具体殿名可靠的奏对中，垂拱殿进行的仅有三次，(30)其余均进行于各内殿之中，“内引”的重要性，从中可见。而在诸内殿中，按奏事次数多少，分别是隐岫八次、选德殿六次、罗木堂、倚桂殿各两次、碧琳堂一次。(31)仅就次数而论，选德殿已居于前列，而周所提及的其它几处内殿，也与选德殿有着一定关系。例如，按陈随应所述，碧琳堂在选德殿侧的翠寒堂近旁。(32)而建翠寒堂所用之“日本国松木”，又可称为“日本罗木”，(33)故“罗木堂”，极有可能便是选德殿侧的翠寒堂。此外，孝宗曾召周必大，令其做《选德殿记》，而周必大领旨时“对于隱岫”，写毕后“进呈于倚桂殿”，(34)以情理度之，三者当相距不远。隐岫和倚桂殿，很可能是选德殿的配殿或朵殿。
其他不少臣僚，也曾“内引”于选德殿，例如《宋史》载，刘章“进权礼部尚书兼给事中，对选德殿。”(35)名将李显忠“一日对于选德殿”，(36)光宗朝罗点曾于“(绍熙)三年四月，对于选德殿”，论两淮守御事。(37)理宗朝真德秀除授礼部尚书后，也内引于选德殿。(38)总之自孝宗朝始，选德殿便成为了南宋内引奏事的最主要场所。正因为此殿经常有臣僚出入奏事，皇帝一旦希望向臣僚宣示自己的某种政治意向时，往往会利用此殿作文章。如孝宗后期，便将高宗“坚忍”之语大书揭于选德殿壁，(39)以显示自己对高宗的敬重。
入选德等内殿奏事的臣僚，多须取道东华门入内。(40)负责赞导臣僚入内“内引”的，则是入内内侍省。(41)宋代前后殿视朝的排班引见，都由閤门司负责，该司因此逐渐得到了弄权机会，不时对奏事者“邀求钱物”。(42)将内殿引对交由入内内侍省负责，实质上是在閤门司之外另开了一个通进关口，对閤门司构成了制衡，体现出皇帝“防范壅蔽”的意图。当然，入内省宦官亦因此得到了干预君臣交流的机会，如《宋史》载，牟子才一日请求“内引”，即遭宦者“沮之”。(43)
除了空间位置适合君臣往来外，选德等内殿的特性，也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君臣交流。首先，由于内殿不同于垂拱、崇政等进行正式朝会的前、后殿，属于“非正式”的内廷场所，故当皇帝因故不便御前后殿视朝时，可代之以内殿引见。如淳熙十四年，太上皇高宗抱病，孝宗一方面权停前后殿视朝，以示忧思，另一方面，又下诏令宰执“依时赴内殿奏事。”(44)以保证日常政务的处理。可以说，内引奏事提高了南宋皇帝听政活动的灵活性。
其次，内殿既是“燕闲之所”，则其中进行的君臣交流，自不必像前后殿视朝那样，有诸多严格的限制，而可以更加宽松的方式进行。如赵升曾言：“内殿引见，则可以少延时刻，亦或赐坐，亦或免穿执也”。(45)“少延时刻”，表明内引奏事在时间上更加充裕；“赐座”、“免穿(靴)执(笏)”，则表明内引奏事在礼仪规定上更为宽松。周必大也有一诗云：
延英议政恰朝还，选得(德)观书肯暂间。昼漏稍稀高閤报，教添内引两三班。(46)
其中“延英议政”，是用唐代后期君主御延英殿接见臣僚的典故，实际指每日的前后殿视朝，由此句可见，每日的内引奏事，是在前后殿退朝后进行。“选德观书肯暂间”，说明君主“内引”臣僚，多是在选德殿这一“观书”之所。“昼漏稍稀”一语，则表现出君主每日在选德殿所进行的内引奏事，时间往往不短。而“敎添内引两三班”，则说明内引奏事，没有严格的班次限制，君主可以根据临时需要，增添班数。“内殿引见”的优越性，在此诗中显露无余。
在前后殿视朝中，臣僚一般是通过阅读札子的方式来奏陈意见的。宣读完札子后，因时间有限，君臣双方较少能就札子以外的问题进行讨论。但选德等内殿中的引对，则不全如此。如端平元年(1234)，真德秀回朝后，内引于选德殿奏事，读完劄子后，理宗与真德秀又对福建一路的政风民情，官吏能庸、盐法利弊等多个话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47)其实际意义比之前的宣读札子有过之而无不及。南宋内引奏事“可以少延时刻”的特点，为理宗二人在读毕札子后仍能进行一番详细问对，创造了便利。若在时间相对紧张的前后殿视朝中，君臣便很难如此从容了。
此外，前后殿视朝中，臣僚没有座位，只能“立奏”。这在凸显君臣尊卑的同时，不免带来了气氛过于严肃，对话双方过于“悬隔”的弊端。而选德殿内引时，则如赵升所言，君主不时会对被引见者待以“赐座”之殊礼。如李心传《朝野杂记》载：
乾道辛卯八月六日戊申，上召吏部侍郎王之奇能甫、太子詹事陈良翰邦彦、权礼部侍郎直学士院周必大子充同对选德殿，赐坐，从容访问治道。(48)
“赐坐”，可以不仅令奏对氛围变得更加从容，更可以拉近君臣距离，使双方能以一种较为平等的身份进行交谈。显然，选德殿中的“坐论”，更有裨益于政治讨论。
在宋代政治文化中，“坐”与“论道经邦”，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很多士大夫看来，只有坐于君前，方可讨论“治道”等宏观性、务虚性的原则问题。天子在选德殿内引臣僚时，对后者“赐坐”，显示有以此来推进与臣僚对“治道”等问题讨论的意图。如孝宗在选德殿内引熊克时，就说：“自此燕闲，可论治道”。(49)很多臣僚，也常常利用选德殿等“燕闲”之地“内引”的机会，奏陈自己关于“治道”的看法。如楼钥，曾“对选德殿”，首论“名实之辩”：
善为天下者，贵实用不贵空言。名为空言，而实可底绩者，乃所以为实用。名为实用，而行之无益者，适以为空言。
接下来，又对当时臣僚的种种表现作了一番批评，
陛下大开言路，收揽人才，念治功之未集，鄙无用之空言，而务求其切于用者，诚得孝宣总核之意。而进说者不思旁援曲取，毛举细故。民力方匮而言利不己，法令日繁而变更益增。委以经画，课其绩效，则蔑焉无称。曾是以为实用乎？魏征劝行仁义，近于空言。封德彝法律之说，若实可用，然太宗惟征言是从，以成贞观之治。且曰：“惜不使德彝见之。”然则孰为实用，孰为空言，惟陛下审思之。(50)
当时楼钥为“详定一司敕令所删定官”，只是一名层级较低的事务官，并无“论道经邦”之责。而其选德奏对之言，却是十分高远的“义理”，而非琐细公事。又如盖经，淳熙二年，以“勅令所删定官俄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身份“赐见选德殿”，大谈“立大计”、“育人才”等“治道”大体，“往复数百言，漏下数刻。占奏详明，玉音嘉奨”。(51)可以说，选德等内殿，为君臣双方提供了一个讨论“常程公事”之外的“高端”话题的平台，对于君臣交流的深入，无疑有所推进。
选德殿内引时的“命坐”之礼，有时则被君主用于笼络臣僚。如范成大为江东帅臣：
辞选德殿。近例，赐宰执酒，止传觞。至是特设几，开宴，酒三行。命侍过西小轩，曰：“此朕清坐处也。”再坐，上曰：“劝卿一杯，且有以为侑。”公饮讫，二内侍捧缣素来，上有“石湖”二大字，御墨尚湿。公拜赐，奉觞进谢，上为满引，复袖御书苏轼诗一轴以赐。自未至酉乃罢。(52)
在这次朝辞中，孝宗以“命座赐酒”，以及赐字等举动，显示出对于范成大的格外器重，无疑有利于赢得后者的尽忠。而选德殿这一燕闲之所，显然较垂拱、崇政等正式朝会场合，更为适合君主施行这一手段。
总之，与多论“常程公事”，且氛围严肃、时间紧迫的前后殿视朝相比，选德等内殿中所进行的引对，在氛围、形式、内容上，往往均不很一样。这不仅有利于皇帝更多地获取信息，巩固统治，也有利于臣僚更好地阐发自己的政治见解，进而影响决策。此外，对于南宋君臣关系的增进，“内引”亦有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接下来看夜对和晚朝。
自北宋开始，君主便常命翰林学士、经筵官等侍从文臣直宿于宫城之中，自己若有政务或者学问方面的疑问，便会在夜晚将之传唤至御前，加以咨询，是为“夜对”。南宋初年，夜对较少进行。孝宗御宇后，一方面增加了夜对翰林学士的频度，另一方面则于隆兴元年(1163)恢复了一度中断的经筵官直宿制度，(53)扩大了夜对臣僚范围。终孝宗之世，夜对始终在政治运作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54)
孝宗时期的夜对，多在选德殿进行。如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孝宗时，曾夜召翰林学士周必大于选德殿，(55)又如洪适载，他曾与尹穑同夜对于选德殿，(56)再如洪迈，也曾“夕对于选德殿”，(57)均表明选德殿是孝宗夜对侍从之臣的主要场合。
除选德殿外，现可考的南宋夜对地点，还有澄碧殿和清华阁。吴泳在谈到孝宗夜对时曾说：“恩意浃密则就澄碧殿锡燕，职业修饬则上清华阁赐诗”，(58)即为其证。澄碧殿如前文所述，位于选德殿背后。关于清华阁，现有的记载，只说其在“苑中”，而不言其它，难以细考其具体位置，
孝宗之所以要将夜对的主要地点定在选德殿，与此殿既位于宫城北面，便于臣僚前往；又邻近于天子寝殿福宁殿，便于天子晚间命驾的特殊地理位置有关。此外，优越的周遭环境，也是孝宗选择在此夜对的重要因素。南宋宫城整体规模小于北宋，宫中各殿阁，往往也较为狭小。而临安城的气候，以湿热著称。在酷热的夏夜，于狭窄的殿阁中举行奏对，于君于臣，无疑都将是十分辛苦的事。相比于其它殿阁，选德殿本身号为“壮”，规模自不会过于“逼窄”。同时，其周围又是“长松修竹，浓翠蔽日。层峦竒岫，静窈萦深。寒瀑飞空，下注大池可十亩”，凉爽宜人。君主在湿热的夜晚夜对臣僚，此殿自是上佳之选。
白昼中，臣僚自外廷赴选德殿内引，多取道东华门。夜对臣僚，则有更为便捷的通道。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孝宗时，曾召翰林学士周必大于选德殿：
上自德寿宫还。日已晡，召子充(周必大)对选德殿……赐茶毕，日已暮矣，遂自复道秉烛归院。(59)
奏对完毕后，“日已暮”，东华门已经关闭，周必大遂没有再走东华门，而是改由“复道”回归玉堂。可见选德殿与臣僚直宿的学士院之间，有复道可通。“复道”，一般指楼阁间架空的通道，宋代又多将架设于山上之斜廊称为复道。(60)南宋宫城，依凤凰山而建，故其间架设斜廊，十分方便。史浩在诗中曰：“复古距选德，相望几数里。修廊接云汉，岧嶤灿珠蕋。”(61)足证宫中有建于山体之廊道，且这些廊道可通选德殿。周必大所说之“复道”，应即是诗中的“修廊”之一。夜对者经复道出入，不仅在路途上较取道东华门更加便捷，而且保密性也更强。孝宗利用夜对等特殊渠道来“防壅蔽”的意图，在其特意于玉堂与选德殿之间设置复道一事上反映无余。而南宋宫城依山而建的特殊地势，则为选德殿与玉堂之间能架设复道，创造了良好条件。
如前所述，选德等殿本为“燕闲”之所，“夜对”又进行于正式朝会时间之外。故孝宗夜对翰林学士和经筵官时，“命座”等非常之举，会施行得较“内引”时更加频繁。如乾道三年，“夕对”洪迈“于选德殿”，便是“赐之坐”；(62)再如汪大猷为崇政殿说书时，“宿直玉堂，夜宣对选德殿，赐坐，(天子)从容导公使言”，(63)均是例证。与内引时的“命座”一样，夜对时的“赐座”，也能起到营造氛围，拉近君臣距离的作用。时人称，夜对为“燕直清闲雍容”之奏，(64)即充分体现出“赐座”的作用。在文献中，可以看到一些当时士大夫利用选德殿夜对之机，“从容”开陈的具体记载，如楼钥记：
孝宗厉精民事，访问不倦。(汪大猷)宿直玉堂，夜宣对选德殿，赐坐，从容导公使言。…自尔，每遇夜对，上多访以时事，…公悉进所欲陈者，奏对明白，曲尽情伪，上多耸听而行之。(65)
汪大猷所奏，多为孝宗采纳，其中关键，在于他“奏对明白，曲尽情伪”。而选德殿夜对“清闲雍容”的特点，无疑是他能做到这一点的重要原因。
相比于“内引”，夜对在两方面有所不同：其一，内引较为公开，而夜对更加隐秘，故夜对内容常可涉及一些难于公开发表的言论。臣僚若“批龙鳞”，则不易被君主视为“卖直取名”，也常因较少损及君主颜面而不会遭抵触；其二，夜对因其进行于“夜晚”这样一个更具“私密”色彩的时间，故君臣双方的关系更近于“宾友”、“僚友”。正因如此，臣僚往往更能无所顾忌地发言，君主也常常能以更加淡定平和的心态应对臣僚的直谏。周必大的一次夜对，可谓显例，夜对中，周直接将矛头指向了皇帝本人：
奏：“九月间，天文不顺，且闻金星近前星。”
“金星近前星”，针对的是当时孝宗在宫中与武将击球，并令太子参与的事。周必大言方出口，孝宗已明其意，立即做出解释：
上曰：“止是略近，已戒太子勿近外人。”
孝宗的辩解，并不令周必大满意，他进一步挑明自己的意见：
奏曰：“天道高远，当论人事。武士击球，太子亦与，臣甚危之。”
孝宗面对周必大咄咄逼人的态势，再次做出让步
曰：“卿可语太子。”
周必大立即指出孝宗的回答有敷衍之意：
奏曰：“太子，人子也。陛下命使驰驱，臣安敢劝以违命？陛下勿命之可也。”(66)
如前所述，“武士击球，太子亦与”，便发生于选德殿的球场之中。而周必大夜对的地点，以孝宗朝情况推断，也应是选德殿或其附近建筑。这种巧合，不无值得玩味之处。透过上述事例，我们不仅看到了夜对本身的特点，更看到了当时文臣对于孝宗“尚武”的戒惕，以及“崇文”、“右武”两种政见在同一空间中的间接交锋。
除“夜对”外，选德殿还是皇帝与宰执入夜后“晚朝”的场所。宋代“晚朝”，并不始于南宋，五代后周时，便有晚朝之制，宋初予以沿袭，但太祖乾德年间(963-968)，规定近臣但赴早参，(67)实际废止了晚朝制度。徽宗、高宗两朝，虽偶因突发事件，有夜间宣召宰辅之举，但并没有成为较为稳定的制度。
孝宗御宇，听政不缀，晚朝制度重新确立。乾道元年，“谕(宰执)钱端礼等曰：‘早朝与卿等，每不从容。今后晚间少暇，时当召卿等，欵曲论治道。’端礼等既退，又遣中使传旨，每遇晚，召公于东华门，入诣选德殿奏事。”(68)自此，宰执晚朝频度大增。钱端礼罢后，晚朝之举并未收到影响。虞允文、周必大等宰执，都有晚朝奏事的事例。《宋史全文》引《大事记》曰：
从容坐席之间，略同宾友。军国大政，当商榷者不妨敷奏，有疑当阙决者，随即彻闻。故洪适于晚对而见御屏列监国郡守姓名；周必大、施师点于榻前而论辨可否。如其事未施行，则以不肯任事责魏杞；如某除未分当，则以徇情废法责允文。至谓朕有阙失，卿亦不可不极言。此宰执晚召之更相儆戒也如此。(69)
文中所言之周必大、施师点，是在孝宗后期进入两府的。可见，孝宗一朝，宰执晚朝始终在进行，已经可以视为一种制度化的交流活动。而如前引文所说，选德殿则是孝宗晚朝宰执的固定地点，其原因当与夜对相同。
按前引《大事记》所云，与翰林学士、经筵官的夜对相似，在选德殿进行的宰执晚朝中，孝宗也常常会对奏事者“赐坐”，以此来促成更加“从容”的君臣交流。宰执在晚朝奏事中，也大多能做到尽心开陈，详尽地向君主陈述自己的意见，甚至有时会在御前进行较激烈的辩论。前后殿视朝时，宰执奏事“每不从容”的缺陷，因晚朝而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弥补。
在孝宗朝一些重要事务的决策过程中，选德晚朝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如乾道六年，虞允文奏请立太子，首先通过若干次留身奏事，反复陈述利害，初步获得了孝宗的首肯，但相关细节，却没有落实。而到了乾道七年二月七日：
晚朝，孝宗御选德殿，始以立皇太子御札宣示大臣……允文奏：“臣等受诏，未敢即行，恭俟来日集百官宣布。”孝宗曰：“善”。是夕，锁学士院，命直院郑闻草皇太子及庆王加封两制。(70)
在这次选德殿晚朝中，一则孝宗立太子的决定，得到了全体“大臣”，即宰执的认可，二则在虞允文的倡议下，草制、宣麻等程序上必不可少的环节得到了落实。这两个关键因素，使得立储这一重大决策，最终得以完成。由此可见，选德殿不仅是孝宗朝君臣交流的重要场所，往往也是进行重要决策的场所。
也应指出，夜对时君主和翰林学士、经筵官，基本是以私人友朋的身份进行交谈，而晚朝时虽然“略同宾友”，但宰执仍是以三省密院长贰的身份奏事，君臣关系明显不同于夜对那样近密。另一方面，宰执晚朝是多人同班奏事而非独对，其保密性远不及夜对，甚至不及宰执平日的留身奏事。因此，对于很多敏感问题，皇帝会先用留身奏事等方式与某个宰执单独讨论后，再于晚朝时与其他宰执进行共议。如孝宗立储君，虽最终定议于晚朝，但之前却已通过留身奏事，多次与虞允文讨论，基本形成了决策意向。所以也不宜对晚朝的意义作过高估量。
以上，笔者以选德殿为切入点，对南宋内引、夜对、晚朝等奏对活动作了考察。从中可以发现，南宋君臣之间，存在着多元化的面对面交流方式。南宋特殊的宫廷建筑布局，则与这种多元化君臣奏对有着直接关系。有学者认为，北宋时期，君臣之间以面奏为主要交流方式，南宋时期，奏对频度减少，君臣改以文书往还为主要交流途径。(71)但由笔者所述可知，南宋时期君臣奏对的形式以及时间，较之北宋，实有增加。内引、晚朝等，皆为北宋所罕有。故两宋君臣交流，是否真有由奏对到文书的转变，尚需斟酌。
其实较之北宋，南宋在政治空间上有明显变化。北宋前期，日常政治的重心尚集中在被称为“前殿”的垂拱殿，到了北宋中后期，内东门小殿、宣和殿等“内殿”的政治功能有所增强，(72)而南渡之后，选德殿等内殿已经成为了政治运行中难以忽视的关键场所，其重要性可以说已凌驾于前殿垂拱之上。政治空间内移，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皇权运行方式，越来越带有私密色彩。皇帝之所以要如此运使权力，固然有种种行政方面的考虑，但强化个人对于政务的操控，是贯穿其中的基本原则。而皇权运行方式的变化，使某些得到皇帝倚信的臣僚，可以在决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也使得这批臣僚与皇帝之间，常能建立起一种更加近密、超越一般君臣的私人关系。此外，政治空间的内移，也为负责赞导“内引”等沟通渠道的宦官，创造了更多介入政治的机会。总之，对于南宋皇权运行方式及相关的权力格局、君臣关系问题，还可作更加全面深入的讨论。
附《咸淳临安志》所载皇城图
注释：
①王化雨：《北宋宫廷的建筑布局与君臣之间的沟通渠道：以内东门为中心》，《国学研究》第2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51—378页。
②关于南宋宫廷的大体情况，可参见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二，中华书局1957年版；《宋史》卷85《地理志一》，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本；周淙《乾道临安志》卷1，《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1，《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吴自牧《梦粱录》卷8《大内》，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陈随应《南渡行宫记》，载于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华书局1959年版等文献。傅伯星、胡安森《南宋皇城探秘》，杭州出版社2002年版，对南宋宫庭的占地范围、建筑布局、历史沿革等皆有较详细描述，可参看。但该书在论述时常不注明史料出处，考证也未必完全可靠。林正秋主编《南宋都城临安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中)，收录了王士伦《皇城九里：南宋故宫》一文，对南宋南内有大致的描述，亦可参考。张劲《两宋开封临安皇城宫苑研究》，齐鲁书社2008年，对于临安宫城的建筑布局，有较多叙述，但其书内容以及所绘的临安宫城图，与史实存在着较大的偏差。
③今人在绘制南宋临安皇城、宫城图时，多沿袭《咸淳临安志》皇城图所示，将和宁门和东华门都画作宫城的外门。其实《咸淳临安志》之图，并不完全准确。《咸淳临安志》卷1，第3258页，称“东苑门曰东华”，可见东华门位于宫城内御苑，绝非宫城外墙之门。又《梦粱录》卷8，第62—63页，明确指出“和宁在孝仁登平坊巷之中”，与宫外区域相邻，而东华则为宫城“内城”之“内门”。足见两者在空间位置上是一外一内的关系。笔者在后文中所叙述的一些臣僚入宫路径，也可证明这一点。
④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下编第四部分“南宋临安(杭州)的结构和街市分析”，第350—356页中，对此有所论述，可参看。
⑤《咸淳临安志》卷4，第3379页。
⑥李心传著、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以下简称《朝野杂记》)，中华书局2000年版，甲集卷2，《今大内》，第77页。
⑦参见汪桂海《南宋缉熙殿考》，载《文献》2003年4月第2期，第113—119页。
⑧王应麟：《玉海》卷160，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第2952页。
⑨周密：《武林旧事》卷4，中华书局影印丛书集成初编本，1985年。
⑩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18，第224页。
(11)周必大《文忠集》卷51《丁酉岁恭和内宴诗草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7册。
(12)史浩：《
峰真隐漫录》卷2，《进锡宴澄碧殿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8册，第542页。
(13)《武林旧事》卷4。
(14)周必大：《文忠集》卷118《五言三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8册，第315页。
(15)《南村辍耕录》，卷18，第224页。
(16)陆游：《渭南文集》卷40《别峰禅师塔铭》，四部丛刊初编本。
(17)《文忠集》卷118《五言三首》，第1148册，第315页。
(18)《玉海》卷145，第2683页。
(19)《文忠集》卷51，《丁酉岁恭和内宴御诗草跋》，第1147册，第544页《宋史》卷34，《孝宗本纪二》，第664页。
(20)祝渊：《古今事文类聚遗集》卷5《访求旧史》，日本中文出版社影印明万历唐富春刻本1989年，第11561页。
(21)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13册，第596页。
(22)《玉海》卷31，页610。
(23)《武林旧事》卷4。
(24)《玉海》卷161，页2970。
(25)《武林旧事》卷3。
(26)参见赵冬梅《通进视角下的唐宋閤门司》，《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
(27)参见王化雨前引文；藤本猛：《北宋末的宣和殿：皇帝徽宗与学士蔡攸》，《东方学报》81册，2007年。
(28)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系年要录》)卷101，绍兴六年五月癸酉小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26册，第390页；卷104，绍兴六年八月甲辰，第326册，第430页。
(29)赵升著、王瑞来整理《朝野类要》卷1，中华书局2007年，第22—23页。
(30)参见《文忠集》卷135《垂拱殿对札子一首》；卷136《垂拱殿对札子二首》、《垂拱殿对札子》一首，第1148册，第509—573页。
(31)参见《文忠集》卷135至143，第1148册，第509—573页。
(32)《南村辍耕录》，卷18，页224。
(33)《武林旧事》卷4。
(34)《文忠集》卷104，《选德殿记》，第1148册，第130页。
(35)《宋史》卷390《刘章传》，第11960页。
(36)李幼武：《宋名臣言行录》别集下，卷11，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49册，第627页。
(37)袁燮：《絜斋集》卷12《端明殿学士通议大夫签书枢宻院事崇仁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戶食实封一百戶累赠太保罗公行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57册，第164页。
(38)真德秀：《西山文集》卷13，《得圣语申省状》，四部丛刊初编本。
(39)岳珂著、吴企明点校《桯史》卷5，中华书局1981年，第56页。
(40)参见彭龟年《止堂集》卷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55册，第791页。
(41)《朝野杂记》甲集卷10《内侍两省》，第210页。
(42)《系年要录》卷91，绍兴五年七月戊戌，第326册，第294页。
(43)《宋史》卷410，《牟子才传》，第12360页。
(44)《宋会要辑稿》仪制一之一六，第1848页。
(45)《朝野类要》卷1，第23页。
(46)《文忠集》卷118，《七言三首》，第1148册，第315页。
(47)《西山文集》卷13《得圣语申省状》。
(48)《朝野杂记》乙集卷3《孝宗与近臣论德仁功利》，第539页。
(49)《宋史》卷445《熊克传》，第13143—13144页。
(50)《絜斋集》卷11，《资政殿大学士赠少师楼公行状》，第1157册，第136—137页。
(51)卫泾：《后乐集》卷17，《盖经行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69册，第715页。
(52)《文忠集》卷61，《资政殿大学士赠银青光禄大夫范公神道碑》，第1147册，第649页。
(53)徐松辑、苗书梅等整理《宋会要辑稿》崇儒七《经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94页。
(54)参见王化雨《宋朝的君臣夜对》，《四川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55)《朝野杂记》乙集卷14《乾道正丞相官名本末》，第742页。
(56)洪适：《盘州文集》卷33，《盘州老人小传》，四部丛刊初编本。
(57)《古今事文类聚续集》卷5，第1229页。
(58)吴泳：《鹤林集》卷19《论今日未及孝宗者六事札子》，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76册，第18页。
(59)《朝野杂记》乙集卷14《乾道正丞相官名本末》，第742页。
(60)参见郑刚中《北山集》卷十三，《西征道里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38册，第141页。
(61)《峰真隐漫录》卷2，《进锡宴澄碧殿诗》，第1141册，第542页。
(62)《古今事文类聚续集》卷5，第1229页。
(63)《攻媿集》卷88，《敷文阁直学士宣奉大夫致仕赠特进汪公行状》，四部丛刊初编本。
(64)《鹤林集》卷19《论今日未及孝宗者六事札子》，第1176册，第181页。
(65)《攻媿集》卷88，《敷文阁直学士宣奉大夫致仕赠特进汪公行状》。
(66)《文忠集》附录卷2《行状》，第1149册，第306页。
(67)《宋史》卷116《礼志十九》，第2755页。
(68)佚名撰、李之亮整理《宋史全文》卷24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668页。
(69)《宋史全文》卷24下，第1669页。
(70)《朝野杂记》乙集卷2《己酉传位录》，第521页。
(71)参见平田茂树《解读宋代的政治空间》，《宋代政治结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19—331页。
(72)参见王化雨、藤本猛前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