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派《水浒》”看扬州评话的艺术形态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评话论文,扬州论文,水浒论文,形态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少堂承前启后说《水浒》，以毕生精力完善了评话艺术形态，成为我们认识扬州评话艺术规律的范本。扬州评话的艺术形态是由“全面表白”的口头文学叙事、书场音韵效果和说书人书台表演的形象塑造互动构成。认识这三大要素的互动整合是全面评价评话艺术的必由之路。研究王少堂说书艺术不能单凭书面整理本为据。以为“武、宋、石、卢”四个十回的整理本即王少堂说书艺术是一种错觉，书词录音也无法再现书台表演。老舍读完《武松》整理本慨叹：“可惜，没有少堂老人的眼神手势的配合，未免减色。”[1] 自古即体现了书词、音韵和书台造型互动特点的评话，由王少堂说《水浒》而发展到极致。
“王派《水浒》”是扬州评话中重视文学内容的口头艺术。这种文学，即使撇开所有的声音、造型，也不同于一般的书面文学。它是口头的，由表白产生。它遵循的美学原则是王少堂所说的“全面的表白”。老舍管这种手法叫“细巨不遗，搏兔亦用全力”[2]。王少堂常在书词中讲“我要各方面交代”。这种叙述方法与古典小说的详略虚实原则相左，更与现代小说讲究节制、力避枝冗的原则格格不入。扬州评话整理成书面读本，已或多或少地渗透了小说原则，对有声文本作了删削。这里对“全面表白”在书台上的主要呈现方式列举其要。
其一，诗、词、赋赞。作为口头的文学，这些文体不可少。书台上人物出场往往有赞词。北方评书的“赞儿”，若说两军交战，主将而外，即使出来八个偏将，也必得有八色不同赞词。书台效果强调“如在目前”，人物出场的赞词就相当于生活中人们初会的印象，而现代小说中的人物可能通篇只见精神情绪，不言五官面目。评话也极少用散文叙述自然风景，武十回没有，宋十回只有“误入清风山”、薛永打探龙亭剑两节。书台上若用散文述景，听众会不耐烦。说书人必须以韵文诵景，才能抓住观众的神。诗、词、赋的形式则不可少。除了述景的功用外，这些文体还可以作为书情起落的标志、重要关头的强调。听众久听一种语调难免心理疲劳，一段或长或短的韵文演诵能起到恰到好处的提神作用。哪怕不懂词儿，光是音调的铿锵变化也能引起听众的兴趣。一旦成了书面记录，这种过分书面化的文体就会与口述语言构成风格矛盾，这样的文体就成了累赘。于是，整理本《武松》、《宋江》中的诗、词、赋赞几乎删除殆尽。
其二，人各有书。书台呈现要求“如见其人”，每一个上场人物都有动作。否则为说书家所忌，如评话艺人所鄙的“荒胚”、“幕表”、“捣鬼书”，人物仅存其名姓而无所事事。《武松·夜杀都监府》一节，厨房中有厨头、王二麻子、二癞子。厨头切火腿的刀功，与京油子对话；王二麻子炸鱼饼；二癞子烧火与王二麻子起矛盾。整理本中按长篇小说章法讲详略、繁简，这些人仅仅为了成武松刀下鬼而存在，其余无书。这种虚挨一刀的人物，搬上书台，有不如无。书台上的详略是书多书少，不能没有动作。
其三，同文再现。演述一件事的发生实况，后来再由某一人物重述一遍。有声文本毕竟不是书面文本，书台上只存在“异声再说”，不存在同文再现。书台上有它存在的必然：一、从知与不知的关系说。书台上的虚拟场面，一个人物把另一人物不在场时发生的事情说给他听是必要的。说书人全知，听书人已经预知，而书中某一人物不知，就有必要重说。乔郓哥作人命见证，向阳谷县衙重述命案始末。一无所知的老爷，必须知道前情。二、从悬念的延宕说。卖狗肉的赵大向施恩报信，说武松吃冤盗官司，故意把他与王小六的对话重复。心急如焚的施恩越着急，听众越是从中体味到戏剧性。如果赵大与施恩见面就摊底，则毫无趣味。
其四，知识介绍。曲艺形式，评话、大鼓、相声等常常担负知识介绍的任务。评话主要面向市民听众传播知识，正是说书人被称为“先生”的原因之一。知识介绍多被用作“热”书中的“冷”穿插，延宕或放松紧张气氛。《血溅鸳鸯楼》中插入戒指考证，杨贵妃“三美”介绍正属此类。从书面文学要求来看，只能算作横生枝节的芜杂成分。
其五，听书论场。金圣叹批《水浒》“章有章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说书人受其启发讲究“字字好，句句好，段段好”[3]。艺人上台说一场书，要考虑今天的内容，哪里是重头戏，哪儿好穿插，如效果甚佳，就逐渐成为定型。段段好，却不一定十段放在一起都好。因为整理成书面文本的长篇大部比起书场内听书，接受的时间规定性发生了很大变化。每日听一段穿插，妙不可言，一气读十段穿插，乱叶遮花，反而有碍观瞻。
其六，叙述人现身。王筱堂在《艺海苦航录》中说，王少堂向后辈解释“全面的表白”时，强调“话要找尽，意要说透”，如何做到“尽”与“透”？书中往往由叙述人直接现身说法。现代小说讲究作者退出作品，评话总是说书人处处介入。因为评话是书台上下的交流关系，一些说书人“与听众接感情”的话在书场是必要的，在书面文学中又成了赘余之物。王少堂辈教听众不能如武松“好动不平之气”，历来受欢迎；但《创业史》中柳青以作者的声音直接介入，成为人们集中的疵议。
“全面的表白”真是上至绸缎、下至葱蒜处处往细腻处讲，这正是“王派《水浒》”乃至扬州评话“说表细腻”的特征。
艺术形态学认为“口述本身是语言审美存在的另一种形式”，而“书面语言距离原所标志的精神内容比有声语言要远得多。比起书面文学中的语言来，口头文学中的语言所具有的情感信息要无可比拟的多。”[4] 因为，音响能使语言形象不借中介地，有语调地体现和传达人的感情、体验和情绪，就像音乐所做的那样。没有进过书场的人，听广播录音能比整理文本更进一步了解扬州评话。上世纪30年代上海直播《武松》，[5]60年代初、动乱年代后，《武松》的录音打动了大江南北的几代人。广播形式拓展了书场空间，山陬僻乡与繁华闹市得以同时欣赏聆听，雅俗阶层能够共同咀嚼品评王少堂的说书艺术，而口头语言的声调、节奏与情韵才是广播书场生命力的基本保证。
1958年全国曲艺会演中，老舍观摩王少堂演出后说：“他的动作好像有锣鼓点控制着，口到手到神到。”[1] 这种与口一致的动作节奏也就是叙述的音乐节奏。王少堂也说父亲教他念词赋“强调有板眼，好听”。“板眼”当然是更明确地指节奏。把握节奏的原理，“说书要有阴阳高下，说起来自然就好听；有了紧、慢、起、落，说起来才有波浪。要快而不乱，慢而不断”[6] 304。
说书无论表、演都意在吸引观(听)众，抓住注意力，扬州人俗称“拿魂”。说书体现音乐性的基本功，行话叫“拿字”。其要求是咬得准，吐得清，送得足。咬得准，是分清唇、喉、舌、颚、齿的发音部位；吐得清，则要求在连绵说表中字字清楚，不至于出现“吃字”(疏漏某字的发音)的弊病；送得足，便是把关键性的字加以强调、重读，运用丹田之气或“脑后音”使得每一个字发音的声波震动频幅加大，加强对观众听觉器官的影响。要了解说书人声音情感节奏的互动呈现，且看《武松》中英雄入景阳镇一节：
走了五六家店面，只看见右边有一家五间簇崭新草房，檐下插一根簇崭新青竹竿，青竹竿上挂了一方簇崭新蓝布酒旗，蓝布酒旗上贴一方簇崭新梅红纸，梅红纸上写了五个大字：“三碗不过冈”。再朝店里一望，只见簇崭新锅灶，簇崭新案板，簇崭新桌凳，簇崭新柜台，簇崭新的人！——啊！旁的东西有新的，人哪里有新的？有！
内容注目日常中的英雄，叙述却不应流于平常，这就必须在语音语调上呈现波澜变化。说书人从武松边走边看并不经意的动作特征出发，缓诵第一个分句，由突然有所发现开始重读“只看见”，这是“起”。由第一个“簇崭新”重读，以下音调加紧，节奏变快。第二个“簇崭新”仍重读，但较前略低，而突出后面被修饰的中心词，接着“顶真”的名词则轻读，着重点放在新出现在人物眼前的事物上，连续出现三桩新物件，三次重复指称，音调由紧转“急”，而四个加着重号的修饰形容词“簇崭新”在急中显“促”。至此，叙述者再从中略显变化，放慢节奏，一字一顿地念出“三——碗——不——过——冈”，再“一望”，略略停顿，留下观察时间，也便于说书人换气。然后，由这一略慢的跌宕转到一段“快口”的高潮，运用一串排比句，“急促”转“繁密”，修饰词“簇崭新”每隔二字出现一次，五个偏正结构间不容顿，直至“人”字，戛然而止，为这一节书的“落”。若说“板眼”，这一节中九次出现的“簇崭新”一词便是鲜明的旋律特征与节奏标志。最末修饰语与中心词之间惟一出现了“的”字，便是收束的提示。
这一段表述人物眼中的环境。巴尔扎克小说中的环境描写，每每让人不能忍受。听众对《武松》中的环境叙述，非但不感到腻烦，欣赏它还犹如美妙的音乐。每年新正，“簇崭新”的书词开端与听众新年新气象的情绪感受相沟通。可是书台上声音的接受优势被整理成书面文字时，则难以引起注意。以新文学的观点看，这样的文字近乎琐碎，必经艺术家台上演诵，方显其一字不易。
书台音乐效果，还通过非语言音响来传达。说书人开口之时的醒木声是，手、足敲击声是。此外，艺人还用辞典上找不到的地方性的拟声词来烘托、渲染气氛。王少堂口中的马、鼓、炮(其他艺术家的不同书目中也存在)声，无论是马由远而近，从近到远，逡巡往复，还是鼓点由缓至疾，轻重舒徐，都没有办法以书面语言表达。人物在特殊语境中哭、笑、躁的表现各个不同，但一成记录文字则千人一腔。
语音传播尽管比书面传播有了更浓郁的感染力，但没有与书词、声音并存的副语言特征，艺术家的表情、手势、眼神无法传达到听众面前，书场中书台上下的情感交流仍不能完全实现，书台上的空间造型被声音屏蔽，立体的人物形象终难直观显现。书面整理的话本与书台艺术隔着两层，广播书场也与书台艺术隔着一层，电视书场有说书人表演的视像，但仍然不能实现书场中的交流。“说书方面就是要有说工，要有做工”[6] 298。听广播，我们能够欣赏艺术家的“说工”，但是还缺少“做工”，在言表之外没有意表、神托，对人物的容貌、身形、动作，没有逼真的实物再现感。所以，仅凭录音也难作为研究“王派《水浒》”的全部依据。
说书是台上艺术，书台才是评话艺术生命的全部呈现。书台很简单，就像京、昆戏曲，倘无角色踏着锣鼓经登场，观众会对舞台视若无睹，同此一理，是说书人赋予书台以生命。小小的书台：一张半桌，一块桌围，一张木椅，一把茶壶，一只茶杯，一块止语，夏日多一把折扇，冬寒换一方手绢，醒木一拍就开口说书。醒木的响声是书词的开端，也是书台呈现生命的起始。伴随着书词，说书人王少堂的目光、手势可以将一个简单狭小的书台空间顷刻间变作无垠宇宙，它的空间地点不受任何限制，可以是：十字坡、二龙山的好汉出没，东京、大名府的热闹繁华，阳谷县街头武松跨马游街，江州、大名府法场宋江、卢俊义跪待毙命，九江府、阳谷县端坐大堂，潘金莲、阎惜娇深处内室，祝家庄兵马厮杀沙场，浔阳楼、快活林酒店或者紫石街茶坊。说书人总能把听众带入斯时斯境。这种极度的空间自由，是王少堂同时的戏剧艺术所不具备的。王少堂手执一扇，可以是武松、石秀的刀，也可以是卢俊义的枪，也可略略打开作蔡太师给蔡九知府的密信。戏曲演员按程式作整个舞台的活动，王少堂一般身不起座，只是以手膀代脚腿地表演，一切动作几乎都在端坐的书台上以手势配合说表完成。评话艺人在表演动作上较戏曲有更大限制，但表演的内容却有着无可比拟的自由。除了这种空间与行为的自由外，书台上的自由更体现在角色的更替上。书台上的表演，是不化装的独角戏。它不同于戏曲，生、旦、净、末、丑界线鲜明、各司其职。说书人可以不分角色区别，一人兼演各种角色，而又能做到“演到哪一个就像哪一个”[6] 297。王少堂自述《武松杀嫂》一段书中多重角色的变易与表演追求证明了这一点。他在自由扮演各种角色的过程中，追求让听(观)众对书中人物有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感受。并且，在表述的特定时间地点上人物之间的关系中完整地呈现诸如“杀嫂”、“醉打蒋门神”等场面。
书台上的表演(艺人称“演”)与叙述(称“表”)之间的关系，无分轻重主次。论表演与叙述互动，“王派《水浒》”在整个扬州评话中又恰好不趋极端处于中庸地位。以说《西游记》为长的戴善章，重说表，表演重面部表情、眼神，他偶尔动动右手，左手搭在茶壶上，好久也不动一下，天热，手背窝儿里能积下汗水来，同行戏称他搭的南货店老板的架子。他仅是脸这边掉掉，那边望望，右边指指，便能抓住观众。相反的例子是康国华重表演，“他演鲁肃、孔明两个人的声音笑容，传神会意……，他的手势上，演出这个下棋的动作，就等于这个桌上有个棋盘棋子”[6] 293。康国华的演能传神，虚神足，他的神意下面没有全面的表白、书说得不透彻。王少堂不像戴善章那样温文，也不像康国华、刘春山、朱德春那样火爆，他既重叙述，又重表演。
这种书台叙述与表演的完美结合，其实现途径是严格遵守书台艺术规程。书台上的评话，讲究说、做、念、打。书台艺术家们讲究程式，又明确意识到“书戏不同”的本门艺术特征。书台区别于舞台的特质是以说为本。书台上的说分“官白”与“私白”，演的是人物语言和心理。书台上的“念”，除了相似于戏曲的人物对白与独白外，还另有任务，就是完成、托现说书先生自身创作、叙述者的形象，最突出的方式便是各种诗、词、赋、赞的朗诵。书台上的“做”是“说”以外的最基本的功夫，于程式上不及戏曲讲究，但也有基本固定的形体、手势特征，其目的便是让观(听)众能够意会，把声音不能表达的书境传达给接受者，强化书词，突出人物。书台上的“打”，不能够与“做”有鲜明的界限，但它所表现的内容毕竟是独特的，不同于一般的人物行为动作。“王派《水浒》”的武打部分，基本上是短打书，有别于以演刀马长靠(同戏曲术语)为主的“三国”、“西汉”。短打特别注重人物的手、脚、身段、架势起落。而书台短打有别于舞台上的特征又在于，它不要求一气呵成地将格斗过程演完，有点像今天电影中的定格和慢镜头，将武打动作的一招一式进行解析。“何仙姑懒睡牙床”，是如何以静制动，败中取胜，假相欺敌；(《武松》)“红孩拜佛”，怎样双手合十，变做肩桩撞人。(《卢俊义》)台上的说书先生几乎都不会武功，他们无法以真功夫现身，但他们却能解得功夫说法。总之，书台上的说、做、念、打诸艺术因素，有着本身独立存在的艺术价值，必须从理性上揭示与肯定书台的独立存在，否则很难完整地认识“王派《水浒》”乃至整个扬州评话所呈现的形态特征。
王少堂与前贤后继在艺术实践和教学中，十分强调叙述与表演的诸种艺术因素的全面体现。而语言的节奏感和动作传神到位的分寸感以及二者之间的协调配合，则是他们强调得最多的练艺要求。王少堂常说：“评话表演时，最主要的是五个字，少不了口、手、身、步、神。”[6] 301神是以目光来与书台下的观众进行交流，所凭借的媒介是无形的，是一种非叙述性的意会，能统摄辅助叙述与表演的口、手、身、步动作，与其共在，却无法与之分解开来进行单一剖析。艺人言“神”，常冠以“虚”，理由大部分即在此。眼神是物质材料以上的存在。“口”，便是有声的叙述了。撇开文字的符号意义外，它的物理形式便是声音。声波的组合构成音乐性的变化，正是评话艺术重要的形态特征之一。“手、身、步”三者都是以形体动作来辅助口头叙述，是“副语言特征”。它们构成书台造型，在观众面前直观呈现，让观众“如见其人”。王少堂说：“手、口、眼三者是连带的关系……，身步也是。”[6] 301眼神的意会性、声音的音乐性、形体的造型性，三者综合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艺术整体，与表白一起形成评话书台的完整形态。用一个典型例证说明，武松在景阳镇酒店吃酒，酒醉之后会账，取一两五钱有零的银子付与小老板，下面是小老板的动作与念白：
小老板伸手把账桌上一把戥子拿了过来，银子朝戥盘里一摆，右手两个指头拈住戥毫，左手就把戥花一理，一字平。银子称过了，低头望望银子，抬头望望武松的脸色：“爷驾！你老人家这个银子，是个一两——还欠一分呐……！”
王少堂演述场面上小老板/武松之间的欺诈/不知觉关系。小老板欺武松醉而不觉，可以避免冲突。书台场面的构成方式独特，其效果不同于舞台。演小老板时，说书人取直接与观(听)众对话的方式，仿佛武松置身于书台下的人群之中，书台上下的间隔几乎不存在，书场多大，书台上叙述者虚拟的场面就有多大。演述者进入对话中的任何一个角色，就把另外的角色交给观(听)众，而观(听)众虽不能演，起码也有个心理自居的作用。他们具有双重身份，既是鉴赏者，又是临时被虚拟的角色。此情此景，武松醉而观众醒，观众不是武松，但心理上与武松认同，他们仿佛置身其境，小老板欺诈武松便仿佛是欺台下观众。演述者的神色、音调、动作造型综合构成一个逼真的欺诈过程。观(听)众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欺诈，他们要从演述者的表演诸方面去领略这个欺诈，由心理上与之构成冲突，从意识上识破这个欺诈。
王少堂以一串动作、一副神色、一句台词，演小老板的欺诈过程与心理。他伸右手将戥盘取过，左手赶着戥花，右手提戥毫以示称银子的动作过程。书台上并无实物，说书人的表演是个象征，动作造型上十分讲究，动作中的拟实性有如在目前的效果。演述者右手食指搭在中指上，略微拱出，以示提戥盘的向上的方向与分量，左手赶戥花，作水平方向的移动，照应着“一字平”的表白。左手移动之初，与右手紧靠，指头的摆法与右手一式，只是中指不作拱势。左右手的指式构成一种富有对称美的构图，但在对称中更要注重变化，除中指的拱势外，左手在往左方移动前即须比右手低出一至二指的空间距离，以示戥毫比戥花秤杆高。在左手平移的过程中，演述者以神色配合，目光必须与手一致朝左移，目光的着落点即在左手指尖处，由此指示出银子的分量。左手动作与目光同时终止，应和着口头表白：“银子称过了”。
然后，是眼神的运用，在这个运用过程中托现小老板贪财与起欺诈之意的心理活动。秤杆上戥花既已明白标志着银子的重量，上述的眼光与表白便已交代小老板一目了然。他可以一口报出银子的分量，为何又要低头望望银子呢？这便是贪心的起始。演述者表演低头，不是无意一瞥，而是由左边向右下方作一以头部配合目光的动作，交代戥盘所在位置，并于表白“望望银子”时，放慢口头节奏，在望中表示出银子的吸引力，为下面一个眼神动作(居心昧财)作出铺垫。下面的眼神动作与念白，在记录上是上下文，但在表演上却是同时进行。念出“爷驾！你……”三个字，正是动作“抬头”之时，而下一个“望望”与前一“望望”又有眼神动作的区别。上一个“望望”，是目不转睛地盯视银子，下一个“望望”，在目不转睛地望“武松颜色”之前，先有一个回顾动作，头不动，目光疾落疾起，从武松身上回看银子，再疾回到武松脸上。这表现着银子的吸引力之强，他的昧财主意已定，又怕武松察觉，必须细察对面酒客的意态。这一回顾之间，口头念出“……老人家这个银子，是个……”。此后，便是一直盯住武松的脸，眼神不动，内心急剧盘算：如何实施昧银子的主意，会不会引起争执，终于决定昧财。
以下的念白，便是这一心理戏剧冲突的绝好表现。演述者必须借声音的节奏变化来体现人物内心活动的节奏。上面小老板的念白“是个”音轻而快，到“一两”便要念得重而响，但又不能戛然而止，因为念到这个地方，戏剧冲突仍是悬而未决。于是，演述者便利用这个词的后鼻韵作拖腔，以表现小老板内心决断的最后关头。报出“一两”这个数目的小老板此刻正一瞬不动地看清了武松的醉态。于是，他便大胆地实施其欺诈计划了。银子是一两五钱有零，清醒的听众早已知道。而对小老板装模作样，神情蹊跷的表演，观众必生疑惑。于是，他们便产生双重的心理期待。他们两难地发现，既期望小老板实报银数，又因其动作暗示而等待着骗局的出现。从现实生活利益，从武松立场的认同出发，他们恨小老板故弄玄虚；从纯粹戏剧审美出发，他们又盼望其欺骗的冲突爆发。此刻，小老板的念白中出现了戏剧性转折，在“一两……”的拖腔之后，他竟然报出了“还欠一分呐”的假数目来。这一动作呈现过程依赖于音调节奏的变化，拖腔标志矛盾悬而未决，到“欠一分”的突变之间，王少堂又加入一个衬字“还”，这一低缓的衬字把拖腔变作平调陈述，使意义的转折来得自然和谐。这一不着意的“还”字，起到关键性的掩饰作用，帮助小老板面无愧色地报出虚假数目。王少堂的表演并未到此结束，他在“欠一分”后面又有一个意味无穷的感叹词“呐”，这一个字的吐出，略带尾韵，既将后三字“欠一分”与前两字“一两”构成音调上的匀称、均衡，又把小老板的恬不知耻与自鸣得意的神态全盘托出。
由上述分析，我们得到了评话表演技巧的综合运用的鲜明印象，对其有了一定的理性认识。听(观)众对这一戏剧性表演的领略，见出演述者口、手、眼密切配合，始终不脱离形体造型，导引观众意会的眼神，音乐性的叙述语调，确是“周身的书，满脸的书”。这一过程远不如“打虎”的动作性强，但是由此细微的动作管中窥豹，我们更可以见出整个扬州评话的艺术形态特征之一斑。
王少堂的表演手、口、眼相连，身步相连，构成造型，其效果在于呈示性。不同造型的连贯呈示，正是把人物与自然的面貌再现在观众面前。艺术家除注意造型动作的幅度外，更注重质感。他们要通过形体动作的造型演出个别的架势，来显示人物的精神、气质。动作造型的轻俏、柔美、凝重、端肃、粗犷、细腻无不形容毕肖于人物身份、个性与精神气质。这正是书台艺术家的魅力所在，也是各个艺术家功力不同的显示。王少堂“活武松”的美誉即是来源于此。
注释：
①表是叙述；演即是通常所说的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