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类学与民族经济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经济学论文,民族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人类学作为英美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的一个分支产生于本世纪四十年代初，是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学科〔1〕。 其传入我国的时间则更晚。尽管1949年伦敦出版的费孝通与他人合作撰写的《乡土中国》的英文版《Earthbound China.A Study of Rural Economy inYunnan 》被荷兰的人类学出版社（Anthropological
Publications,Oosterhout,The Netherlands）编辑出版的《1940—1972 年经济人类学著作简介》（Economic Anthropology 1940 —1972.An AnnotatedBibliography）一书列为那段时间中唯一由中国人撰写的经济人类学关键性著作，然而我们几乎从未听到费先生自己或其他学者称其为经济人类学家。这可能是由于经济人类学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难以与其母体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严格区分的结果。人们真正接触到“正式”的经济人类学家及其代表作恐怕是八十年代以来的事了。
同发源于英美、近年来传入我国的经济人类学不同，民族经济学（其目前的发展阶段主要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是地道的在我国特殊的经济环境和民族环境中产生的， 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学科。 1979年国庆三十周年时，在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的前身）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有关学者正式提出了创立“民族经济学”新学科的倡议。会后，新成立的写作班子编写出可作为该学科正式从经济学、民族学母体脱离出来的标志性著作《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黄万纶、施正一主编）。自那以后，该学科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自1979年起至1985年止，即“六五”时期。这一时期中，理论工作者们的工作主要是广泛深入进行了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调查，为理论综合积累资料。然而，也有少数理论著作问世。其中有代表性的有《民族经济学和民族地区的四个现代化》（施正一著）和《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研究》（李甫春著）；第二个阶段自1986年起至1990年止，即“七五”时期。这一时期中，有关理论工作者结合国家、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点需要，进行研究探索。有一大批带有理论性、规范性和前瞻性的著作问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研究》（施正一主编）、《起飞前的战略构想》（曹征海、马飙著）、《寻求均等的发展机会》（龙远蔚著）、《中国近代少数民族经济史稿》（况浩林著）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体制改革探索》（张协堂著）等。这些著作从题目就可以看出其理论研究所涉及的领域和理论探索的深度都超过了前一个阶段；第三个阶段自1991年起至1995年，即“八五”时期。这一时期，理论著作出版的数量大大增加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堪称宏篇巨制的《当代中国大辞库——少数民族经济卷》（陈虹、哈经雄主编）以及《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九十年代发展战略探讨》（赵延年主编）、《民族发展经济学》（高言弘主编）、《民族经济学》（童浩主编）、《民族经济学导论》（施正一著）和《民族经济学》（陈庆德著）等。后面几篇著作的名称可以说明这些学者已在运用实证研究方法的同时，开始采用规范研究方法进行理论研究了。这是在以往理论发展的基础上的一大进步。近年来的理论发展依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显著的特点是理论研究从总体、综合层面逐步向一些特殊的分支领域如缩小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反贫困、沿边开放、以及海外华族经济等方面过渡。除已出版的最具代表性的《民族经济学教程》（施正一主编）等著作以外，这一时期民族经济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的几篇学位论文《反贫困：理论、政策与实践》、《边城论》、《差距与均衡》等也在理论和政策导向方面有所创新。
值得指出的是，多年来从事民族经济学理论研究探索和理论体系构筑的主要是一些具有经济学背景的学者。他们大都具有在民族地区和民族工作部门工作的长期实践积累的关于民族理论与政策、民族学的知识与阅历。然而他们的学术背景还是使得他们的研究成果的经济学色彩较为浓厚，而民族经济学作为“穿着民族服装的经济学”的民族学色彩则由于专门的民族理论工作者的参与较少而显得略逊于经济学色彩。
与此同时，经济人类学随着其母体——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在我国的发展，也在我国有所发展。然而其发展却没有民族经济学那样红火，只是一些民族学、人类学学者在进行研究时结合对其介绍、借鉴和探索。专门的、系统的和深入的理论研究即使是在我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最高殿堂——中央民族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也尚未大规模的展开。这或许是因为我国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传统不大重视民族的经济方面的研究和我国的民族学、人类学理论工作者的经济学学术背景较为薄弱和由于信息传输障碍，国外的大量理论研究信息难以为我国有关理论工作者广泛采用之故。
上述状态使得目前我国从事民族经济学和经济人类学的理论工作者彼此对对方研究的进展不十分熟悉。他们是采取各走各路分别推进的方式从事各自的研究的。由此，当有关人士提出应以经济人类学（由于经济人类学尚未实现在我国的土壤中扎根，成为我国的本土社会科学学科，所以更准确的称谓应是“当代西方经济人类学”）作为产生于我国本土，现阶段主要为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服务的民族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前提，即以经济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框架结构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框架结构形成的主要源泉之一时，在民族经济学理论队伍内部引起了热烈的争论。提出这一理论主张的一个出发点，可能是想借用国外较为成熟的研究不同人类族群经济生活的理论与方法发展民族经济学，使其民族学科色彩增强，从而使其独立的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特质更加清晰。然而持不同意见者则认为，两门学科产生的土壤、背景、所要完成的任务、所服务的对象都是迥然不同的，因此二者之间不可能存在继承和指导关系。为了将民族经济学的规范研究不断推向深入，根据已有理论研究成果对经济人类学和民族经济学这两门都涉及民族经济研究的社会科学学科进行比较分析，对经济人类学能为民族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什么贡献得出较为清晰条理的认识，是一件意义十分重大的事情。本文力图作为这方面的一种初步尝试，借以引起各方面的重视，使这方面的研究探索更为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
第一方面，两门学科的定义的比较分析。关于经济人类学的定义，现在存在着许多种解释。《人类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中“经济人类学（economic anthropology ）”这一条目解释其是“经济学和人类学交叉所产生的分支科学。此领域研究的重点包括跨文化比较下的生产、分配、交换问题，对特殊经济体的民族志记述，前资本主义或混合经济体的构成，分析在小型社区或农民社区中的民族经济、多民族经济和世界经济体系的冲突。在传统上，经济人类学主要研究小型社区或部落社会经济，因为以往的经济学对前资本主义或封建经济不重视，马克思也极少论及。”而《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中的同一条目的解释则称其为“研究人类各种社会的经济生活、经济制度及其演化的人类学分支。”这两种解释在经济人类学理论来源、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异。这说明经济人类学还未成为较为成熟的独立学科。其与母体——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之间的理论脐带尚未完全切断。前面谈到的将费孝通等的著作列为经济人类学的代表作，而我国国内却未被广泛认同的事实也是这种状况的又一佐证。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人类学自身尚需不断充实完善，进行大量深入的规范研究，因而是难以哺育另一门更为年轻的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发育成长的。
民族经济学在我国诞生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少数民族、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尽快摆脱封闭、落后的状况，走上高速发展之路，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其所面临的困难与挑战又是巨大的。因而它们迫切需要能够作为其为实现奋斗目标提供理论指导的专门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民族经济学正是适应这种客观历史需要而产生的。从诞生时起，它就同我国少数民族、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实践紧密结合，总结其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探索其发展规律，为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与此同时，在积累理论成果的基础上，面向未来，为将研究对象和服务对象推及到国际间众多民族作好准备。由此，民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者为其所下的定义是：“所谓民族经济学，简单说来，就是研究各民族的经济问题。也可以这样说，它是从民族方面来研究经济问题；或者说，从经济方面来研究民族问题。”〔2〕
由此可见，民族经济学由于其产生的目的十分明确，所以其发展所需的理论营养也十分明确，就是能够解决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客观需要的一切有用的理论成份。而经济人类学是难以充分满足这种需求的，由此其无法承担，至少也是无法主要承担民族经济学理论乳母的角色。
第二方面，两门学科研究对象的比较分析。关于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前面提到的两部辞书对其所作的定义中有着显著的不同。前者认为其重点是“前资本主义或混合经济体”，传统上主要研究“小型社区或部落社会的经济”；而后者则认为其研究对象是“各种社会的经济生活、经济制度及其演化”。显然，它是将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包括在内了，因为它们都是难以被排斥于“各种”之外的社会。这些概括的范围之所以大小不同，可能是因为不同的经济人类学学者的研究兴趣的范围大小不同，因而各自所作的表述也就各不相同。但从这些表述以及一些实际研究成果看，有一点是明确无误的，那就是经济人类学所研究的对象经济体绝不仅仅限于民族这一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具有特殊文化性质与表征的共同体的经济生活。在民族以地缘为纽带结成具有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和共同心理素质的共同体之前，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还有以血缘为纽带联系的原始群、胞族、氏族等等。这些人类族群的经济活动也包括在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对象范围之内。此外，到了人类社会分工联系密切，不同民族成员迁徙频繁无定，相互混居的近现代，很多社区都是多民族成份组成的。经济人类学主要研究的另一类社区——前工业化的农民社区就不是以民族为界定标志的。当然，经济人类学也研究一些民族的经济生活。在我国尤其研究了一些单个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但也有一些民族由于人口过多，所处地域面积过大，经济人类学无法以其为完整对象进行研究。我国的汉族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由此可见，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对象的范围具有多样性，不仅仅是以民族为分组和界定的标志。这一特点也是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的特点。这也许也是学术界无法将人类学与民族学完全等同的原因之一。它们研究的范围重合一致之处很多，但总是不能等同。
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很明确地被界定为各民族的经济问题。这一方面包括了所有发展阶段的民族——古代民族、近代民族、现代民族、当代民族——的经济问题，以及一切国家、地区的民族经济问题；另一方面，也明确排斥了非民族的共同体——无论是民族出现前的人类族群，还是与民族同时代存在的国家、地区、城市、村落社区等——的经济问题。由此，尽管它所研究的范围同经济人类学有所重合、交叉，但也有很大的差异。其中，其对当代民族、发达民族、大民族的经济问题的研究，是目前经济人类学所难以涉足企及的。
这里还有必要进一步探究一下经济人类学和民族经济学（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还应包括整个经济学）所研究的“经济”有何联系与区别。不同于我国古代“经世济民”、“经邦济世”等思想中所指的“经济”，现代经济学中的“经济”（economy）一词是由希腊文o'ikos （家产）和n'emein（管理）合成的“oikonimia”一词演化而成的。现代经济学认为在谋生过程中，人类都希望最有效地利用具有稀缺性的经济品（economic goods），以最小的耗费实现最大的效益，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必须遵循这一原则。从这一点出发，经济学提出了一系列理论模式和政策主张，分析人们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行为与联系，用理论和数学模型表达人们的经济行为模式。由于有了模型，所以不仅可以描述以往的、既有的经济过程，分析其成败利钝及其原因，更可以对未来的发展进行预测、引导，将对经济发展过程的认识从过去、现在推及至将来。此外，由于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目标，所以经济学必然主张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主张人类福利的不断提高，并认为经济发展是永无止境的必然进程。尽管当代平等原则、可持续原则、自然生态伦理道德等思想被逐步注入经济学中，但效率、增长与发展仍然是经济学最重要的目标与主张。
然而，由于经济学忽视了它在其中产生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历史阶段的各种人类族群及其成员的经济活动的研究，所以其关于经济的定义以及对经济发展的主张难以不折不扣地适用于一些前资本主义、前工业化和非欧美的人类族群与社区的经济行为和经济过程的分析研究。例如，马林诺斯基考察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居民所进行的“库拉”（Kula）和“吉母瓦里”（Jimwali ）制度就难以用满足实际物质消费和获得最佳经济效益来直接解释。在许多这样的社区中，每个社会成员进行专门的生产活动，获得使用土地、水源等资源的权利都来自亲缘机制。其活动与自然交换的成份大大高于与其他社会成员进行的交换。与他人的分工协作大都是以亲缘关系维系的。他们所遵循的行为规范是一种道德规范，是一种互相馈赠式的自觉的行为，而不是像在市场经济中那样按法律的、强制的规范进行交换。他们的生产方式往往是停滞凝固的，人们长期从事相同的简单再生产。相应地，经济人类学对这些经济体的经济活动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其周而复始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现象进行观察、记录、分类、描述等，将每一特殊经济体的经济行为区别于他经济体的经济行为的特殊方面突出反映出来，并将多个乃至一系列不同经济体的经济行为的特殊性加以比较以进一步反映其特殊性。因此，有人认为经济人类学对经济的研究在于“求异”，即认识其各自的特殊性，而不在于其共同性，不在于“求同”。这同经济学对经济研究的视角和出发点都有很大的不同。由此，经济人类学基本不主张改变所研究的经济体的经济状况。有的学者还认为保持各种前资本主义、前工业化和非欧美社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符合那些不同于工业化的民族、工业化的社会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的，如果用市场经济中人们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去约束那些社会的成员就是一种强加于人的不平等现象。也有的学者认为，前资本主义、前工业化和非欧美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一种具有高度可持续性的方式，对于保持生态平衡、保护自然环境与资源基础是高度有效的，同时，还可以使人保持自然朴素的洁净心灵，防止市场经济中物欲的污染。总之，这种低生产力水平的社会被描述成某种现代“桃花源”。实际上，这是发达民族成员以一种居高临下悲天悯人的目光看待不发达的落后民族和其他社会组织成员的落后状况的现象。表面上看，其是平等对待落后社会，实际上从中折射出难以掩饰的优越感，就如许多主张保留古老北京四合院生活作为旧日城市文化特质的活标本的人自身却居住在现代化的公寓中，一方面享受着现代物质文明带来的舒适方便，另一方面又享受着欣赏传统文化带来的心理愉悦，全然不顾四合院的居住者的不方便与不舒适一样。有的学者提出上述观点更带有一种自私心理。世界上的资源、环境和人口条件在现有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上是无法保证全球所有人都享受欧美发达民族那样的物质生活的。为了确保现有国际财富分配的格局不因落后民族、社会的经济大发展而遭到破坏，富国和发达民族的好日子不致受到威胁，就要以落后民族长期落后下去为代价。
当然，也不是所有经济人类学家都本着上述出发点从事研究的。一些经济人类学家也已认识到传统的研究范围过于狭窄，角度过于孤立、静止、片面，因而转向更具综合性、抽象性的研究，有的甚至转向引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模式分析研究各种社会的经济生活，并取得了一些十分出色的成果。然而，经济人类学迄今没有为引导、支持落后民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重大的理论武器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民族经济学产生时，我国所有少数民族都由于经历了民族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近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为它们加快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奠定了可靠的基础。由于处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处于改革开放的内外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网络体系中，它们的经济、文化每日每时都在发生变化。由于国内外民族间广泛的交流，使它们各自的经济活动交织成一片，联结成一体。这种一体化的趋势的广度、深度不断发展，以致于再用传统的经济人类学相对孤立、静止、片面的研究方法难以对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分别加以描述概括了，而民族经济学凭借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指导，凭借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管理科学的成熟理论工具和研究方法，不仅可以透过千姿百态的民族文化外表抓住民族经济发展的本质，用独特的民族经济学模型（在传统的经济学模型中加入民族因素变量如语言、宗教等后形成的特殊经济模型）表达各民族经济发展的动态过程的过去和现在的历史，而且可以借以认识民族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方向、程度、速度等。因此，民族经济学是切合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客观需要的新兴的独特经济学分支。近二十年来，民族经济学重点进行的民族地区区情、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缩小民族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消除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贫困、开展沿边开放形成双向开放格局等方面的研究，无一不是紧密联系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急需解决的紧迫问题的。其所取得的成果也多迅速被转化为党和国家制定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重大决策的理论依据。因此，民族经济学所研究的经济才是不断增长、扩张的经济，才是不断由小到大，由粗到精，由低效益到高效益的现代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因为这样，民族经济学是不能划为人类学的分支的。
第三方面，两门学科研究方法的比较分析。人类学由于其研究传统的影响，所研究的大多是相对孤立、静止的社会中的成员的行为。经济人类学也因而在传统上以小型的前资本主义、前工业化、非欧美社会经济体（原始社会或农民社会等）的经济生活为研究对象。因此，其研究方法主要是田野调查和民族志记述。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强调深入实际，作长期大量的观察和记录，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整理、描述与报告。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有大量的、丰富的第一手实地调查结果作为材料，故研究成果较为可靠。然而由于强调文字描述，较为忽视数量化信息的搜集、整理、分析，所以定量分析显得不足。此外，在分析描述的基础上的综合概括也不是十分充分的，难以从研究结果中提练出规律性的认识。
与之不同，民族经济学在吸收民族学、人类学有益的研究方法的同时，秉承了经济学的研究传统，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并重。因而有可能采用统计学、数学等有效的工具，并运用计算机等信息处理手段，所以其所作的分析更为抽象、深刻、精密，从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具有较高层次的概括性、普遍性，因而具有更为广泛的适用性和普遍的指导意义。经济学是致用之学，如果不能对特定的经济体的高效运行，为特定经济体成员的福利最大化的实现服务，它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民族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门特殊分支，如果不能为各民族经济运行的高效化和各民族成员的福利最大化服务，它也就没有存在和发展的必要了。经济人类学可以离开各民族经济的发展和各民族成员福利的增进而存在发展，而民族经济学则完全不可能。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人类学与民族经济学尽管在研究对象和范围方面有某些重叠和交叉，但彼此间的差异远远大于其共同之处。其所要解决的问题和所要发挥的作用相距甚远，研究方法也迥然不同。因此，它们彼此在完成各自承担的任务方面具有不可相互替代性。然而，民族经济学作为形成完善过程中的新兴社会科学学科，是完全可以从经济人类学中汲取有益的营养的。例如，可以学习借鉴经济人类学进行长期大量深入调查研究，积累资料的优良传统，以使民族经济学的理论综合概括更完整，更准确。又例如，可以学习借鉴经济人类学对各民族文化等精神因素对其经济行为、经济过程的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这种反作用还可以发挥决定性影响）的深入、细致的分析，借以更好地确定经济模型中应加入哪些民族文化变量，这些变量与其他变量是何种函数关系和相关关系（线性的或非线性的）等。这样就可以使民族经济学所穿着的民族服装更加鲜艳多彩，使民族因素和经济因素更好地结合，最终形成完整的、多层次的民族经济学特有的范畴体系结构。而那将是民族经济学更加成熟的标志。
民族经济学的发展犹如民族经济的发展一样，是一种开放的动态的过程。它在发展过程中不排斥任何有益的它学科的理论成果的注入。另一方面，这种吸收又应是以我为主的、有选择、有取舍的吸收借鉴，而不应是全盘照搬。要克服追求与国外学科完全接轨，统一口径的求洋思想。民族经济学发展可以与国外有关学科相对应，而不应与其完全融为一体，因为各国、各民族所面临的和所需解决的问题不同，为解决不同问题而形成的社会科学学科无必要也不可能完全一致。如果为了与外国有关学科保持一致而将自己已有的经验、理论与方法等方面的成果积累弃之不用，则不啻是一种削足适履的做法。确立了上述正确的态度后，民族经济学就一定会在与全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实践的互动中不断臻于完善，为造福于所有民族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注释：
〔1 〕关于经济人类学的产生时间可参阅王燕祥《经济人类学述要》，载《世界民族》1996年第1期。
〔2〕施正一著《民族经济学导论》，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标签：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人类学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社会经济学论文; 经济人论文; 民族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