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货币主义没落的方法论桎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桎梏论文,货币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西方经济学界，人们总习惯于把货币学派视为凯恩斯革命的革命者，而且因为它以制止通货膨胀和反对国家干预为主旨，主张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因而成为自由主义的温床。面对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日趋加剧、通货膨胀预期不断增强的生动事实，我们应该从恒久以来的“货币幻觉”中警醒。本文通过梳理货币主义兴衰的历史轨迹，认为现代货币主义把“货币主宰一切”作为协调经济生活的政策基调，其方法论基础是不可靠的。特别是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国家干预的总趋势早已成为历史的潮流，企图回到完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既不现实，也不可能。
从货币数量论跃迁到现代货币主义的极致
我们知道，货币主义一词最早是针对“财政主义”而由美国货币主义者卡尔·布朗纳提出的，其中心命题是，货币是推动产量、就业和物价变化的最主要因素，而货币当局的行为支配着价格周期中货币存量的变动，因而通货膨胀、经济萧条或经济增长都可以而且应当唯一地通过货币当局对货币供应的管理来加以调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各国普遍实行了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在一段时期内也的确出现了经济增长较快、失业人数较少而且没有严重通货膨胀的所谓战后经济繁荣景象。但是，经济繁荣的好景不长，从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失业人数大幅度增加，通货膨胀日益加剧，出现了“滞胀”的局面，这种现象使凯恩斯主义走上了穷途末路。于是，西方经济学界的货币理论和政策主张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理论方面，更趋向于早期的货币数量学说，强调货币的资产功能，而不是其交换媒介功能；在政策方面，重视利率与信用可能量的政策被放弃，转而趋向于管理货币数量的政策。现代货币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对传统的货币数量理论进行了一种富有创新精神的重构，极力主张货币政策。在他眼里，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对产出量具有更大效应，只要求货币数量稳定的、有节制的增加，即支持长期的货币规则或目标。此外，在自由放任的条件下，私人部门的经济活动是稳定的，不需要政府干预私人经济，应让市场机制完全地、充分地发挥作用。事实上，稳定经济生活、治理通货膨胀、推动经济发展，并不能唯一地依靠货币去调节，现代货币主义主张用货币支配一切，实际上是一种空想。“货币的确发挥了作用，但它并没有创造出奇迹。货币主义的菜单上并没有免费的午餐。”①
要追溯货币主义发展的历史不能离开货币数量论。早期货币数量论的兴盛时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费雪、劳夫林以及英国剑桥学派的马歇尔、庇古等人。费雪在《货币的购买力》一书中提出了以现金交易说为基础的交易方程式，其交易方程是以充分就业为假设前提的，而且他所关心的是整个经济为了实现一定的交易量所需要的货币量，因此，交易方程中的货币只作为交换媒介或支付手段而起作用，货币的唯一职能是流通手段，没有考虑货币的储藏职能。“虽然他仍强调循环现象的货币方面，但他却极大地扩大了分析的基础，最终提出了‘债务紧缩理论’。他严格限定了该理论的适用范围，而实际情况与此相反，该理论适用于全部有案可查的商业循环，它实质上根本不是货币循环理论。”②英国剑桥大学马歇尔的弟子庇古在1917年发表的《货币的价值》一文中提出了“货币的价值”（物价水平的倒数）如何决定的货币数量说，表明人们自愿在手中保存的实际现金余额多少取决于实际国民收入，两者之间存在稳定的关系。在20世纪30年代，货币主义学派的敌对者凯恩斯也曾以流动偏好为基础，提出了新的货币需求方程，不过，他的货币需求函数只注意了利息率和收入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忽略了人们的财富持有量也是决定货币需求的重要因素，同时他把财富的构成看得也过于简单。这样一来，凯恩斯就把货币数量论的适用范围局限于充分就业的特殊情况下，由于充分就业难以实现，因此，凯恩斯对传统的货币数量论几乎是以肯定的方式否定了③。
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来看，把商品价格与货币数量相联系的货币数量论在两三百年前就出现了，英国经济学家是这个命题的早期解说者。在休谟看来，货币的价值取决于流通中的货币量，商品价格是由流通中所存在的货币总量决定的，所以流通中所存在的货币总量，就代表了流通中所存在的商品总量，在商品总量不变的前提下，如果货币总量减少，那么全部商品便以较少量的货币表现出来。很明显，休谟关于商品价格与货币量间关系的看法，完全颠倒了货币的价值与货币流通量的关系，也未认识到在一定条件下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数量取决于货币的价值。诚然，“季节和其他一些因素确实总是会影响各种物品的价格的，但是，必须承认商品的价格上涨必然要减少其消费量，而商品的价格下跌又必然按同样的幅度扩大其消费量，结果正好抵消了消费量减少的影响，似乎物价严格地、一成不变地决定于人民中流通的货币数量”④。李嘉图也是一个货币数量论者，他犯了一个和休谟同样的错误，用他的话说，假定在一个国家内，商品的流通量和价值是已知的，则一国所能运用的货币量必然取决于其价值，货币价值愈大，所需的货币量愈少；货币价值愈小，所需的货币量愈大。假定其他条件不变，一个国家的货币量增加，它的价值便下降，其表现形式是一般物价水平的上涨；货币量减少了，它的价值便上升，其表现形式是一般物价水平的下跌。在这里，李嘉图把货币仅仅归结为流通手段是片面的，他忽视了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他以为任何数量的货币都必须留在流通领域，商品的价格以及金属作为货币的价值只有通过商品和货币在流通过程中相互交换才得以确定。其实，在金属货币流通的背景下，超过流通需要的货币不会留在流通领域而会转化为贮藏货币。而弗里德曼真正开始研究他的货币思想并为现代货币主义理论奠定基础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借助“货币需求函数”构建现代货币数量论，使货币主义发展到了极致。其创新之处有二：一是引入预期通货膨胀率；二是用永久收入代替凯恩斯主义的当前收入。弗里德曼认为，资本主义体系之所以不稳定，是因为货币受到了扰乱，货币是支配资本主义产量、就业和物价变量的唯一重要因素，只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是可以稳定的。“固定的货币增长率（每年3%到5%）能够消除现行经济中造成不稳定的主要因素——货币政策反复无常的变动。如果我们用一种永远可以得出固定的货币增长率的计算机程序取代联邦储备体系，那么货币的增长就不会出现突然急剧的上升。在货币周转率稳定的情况下，名义GDP将以稳定的速度增长。并且，如果货币大体按照潜在GDP增长率的速度增长的话，经济很快就可以实现物价稳定。”⑤在他看来，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而是货币政策的根本性错误造成的，市场自发力量可以使资本主义经济自然地趋向均衡，资本主义经济的动荡都是由于实行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错误的财政金融政策造成的。弗里德曼的错误就在于把货币流通本来取决于商品流通的关系弄颠倒了，造成了现实关系的错位。我们知道，货币的不断运动服从于商品交换的需要，是为了实现各种商品的价值。所以，先有商品流通（例如物物交换），而后才有作为商品媒介物的货币流通，商品流通是货币流通的原因，货币流通是商品流通的结果，而不是相反。
借助“自然率假说”走向凯恩斯主义的反面
现代货币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是所谓“自然率假说”，认为市场均衡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失业，总会有一些人嫌工资太低或正在找工作而处于自愿失业或摩擦性失业状态，由此形成一个“自然失业率”，它取决于技术水平、风俗习惯、资源数量等因素，而与货币自身无关。货币主义认为，货币供给主要影响名义收入的变动，当经济处于自然失业率水平时，货币量的增加会造成通货膨胀。最初，厂商和工人看到自己的产品或劳动的价格上升，以为社会对自己的产品或劳动的需求扩大，从而会扩大生产或提供更多的劳动。这样，货币扩张虽造成通货膨胀，但可以把失业率降低到自然率以下。然而这只能是短期现象，时间一长，厂商和工人就会发现价格是普遍上涨，自己的产品或劳动的相对价格并未上升。这样，产量和劳动的供给又会回到原来的水平，只是价格上涨了，并形成了社会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要通过扩大货币供给量来减少失业，就要使实际的通货膨胀率超过人们的预期，从而使厂商和工人再次“上当”才行。这个过程不断继续下去，在长期中就会造成通货膨胀的不断恶化，而失业率并未改变。所以，根据自然失业率假说，货币主义强调货币数量只能在短期内影响实际产量和就业量，而在长期中，只能影响价格（包括货币工资），不能影响实际变量。由此，在货币主义看来，市场本身虽然会出现波动，但有其内在的稳定性，政府的干预措施只能使这种稳定性遭到破坏，特别是由于政府发现问题、研究制定政策和政策发挥作用的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反周期的政策在时间上总是滞后的。这样，政府的干预政策就不仅不会熨平经济波动，反而会进一步加剧波动。由此出发，货币主义主张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以货币供给量为货币政策的唯一控制目标，按平均国民收入增长率来规定并公布长期不变的货币增长率，从而提供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
现代货币主义是从反对凯恩斯主义起家的，是从古典学派和新古典综合派那里移植而来的，如萨伊定律、自由市场均衡论、货币数量论等，也并非什么发明创造。弗里德曼和他的一些学生提供了货币数量分析的框架，使人们能够对货币数量的变化制约收入变化这个命题进行实证检验；曼彻斯特大学的希伦纳和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梅尔泽又共同提出了货币需求是稳定的这一命题的实证根据。但弗里德曼自己并不认为对货币数量论的重新阐述是他与凯恩斯主义分析的决裂，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只不过是努力把我所想的东西定位成货币数量论的革新版本”⑥。凯恩斯在1923年出版的（货币的改革）一书中较早地运用货币理论解释“一战”后爆发的通货膨胀问题。哈里·约翰逊在1970年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做了题为“凯恩斯的革命与对抗革命的货币主义者”的讲演，他谈到正如帕廷金所指出的那样，重新表述的货币数量说本质上是在对财富的性质以及财富与收入的关系做更深奥的复杂分析的基础上，把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加以普遍化。⑦有趣的是，人们已经完全习惯了把弗里德曼视为凯恩斯主义的对立面，认为他在更严密的形式下复活了古老的货币数量论，而对于凯恩斯时代所取得的成就视而不见。事实上，弗里德曼和他的追随者们，如美国的梅尔泽和拉弗、加拿大的蒙代尔和瑞士的希伦纳等人，反对某种形式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并不是要否定该理论的要旨，而是要否定“二战”后整整一代西方经济学家解释这位现代稳定政策创始者的思想及著作的方式。从分析方法上来看，现代货币数量论（货币主义）不像早期货币数量论那样把充分就业下的国民生产总值作为固定的、货币流通速度也是不变的情形来研究货币数量与物价的关系，而是认为物价水平或名义收入水平是货币需求函数和货币供给函数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货币主义者眼里，货币供给量的变动直接影响人们在货币和劳务上的支出，也就是直接影响名义国民收入。弗里德曼本人也非常重视货币需求函数。他认为，尽管货币需求函数包括多个自变量，但预期的利率和股息率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即货币流通速度不会是经常变动的，在较长时期内是一个相当稳定的数值。这样，在长期内，收入不仅是稳定的，而且是上升的；货币的存量也是上升的，而且货币存量的上升速度要快于收入上升的速度，但货币的流通速度是下降的。在这里，实际的与名义的数量之间的区分是弗里德曼复兴货币数量论的一个最基本的组成部分。这一区分使弗里德曼能够提出通货膨胀理论，这意味着货币是中性的，但只是在长期中是这样的。弗里德曼的追随者们也始终相信，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是物价水平和经济活动发生变化的最根本的决定因素，通货膨胀始终是而且处处是一种货币现象。因为在大多数低收入国家中，价格具有足够的弹性，使市场能够根据需求强度恰当地履行分配产品和劳务的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西方经济形势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发生重大变化，尽管弗里德曼对货币政策的讨论一贯是以货币数量理论为基础的，但他的货币政策主张却不是一贯到底的，明显地经历了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发展阶段。在六七十年代，弗里德曼一直相信，能够带来某一特定货币总量的可预测的长期趋势的货币规则，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目标，既优于由货币当局所进行的对货币数量的一系列自行控制，也优于商品本位。但是，在80年代，弗里德曼不再这样乐观了，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国会为促使联邦储备系统走向这一方向所做的种种努力都遭到失败，联邦储备系统一直是口头上接受，但却从不严格实施货币规则。弗里德曼开始意识到，必须对货币政策结构进行改革，建立约束机制，以限制货币当局的处理权限，从而提供一个稳定的货币结构。“我们研究货币变化的方法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证据，它表明，每一个现实的经济学之思考都必须是动态的，静态的概念只是工具性的。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所有现实的经济理论之建立，都是从短期到长期效应的一个渐进过程。”⑧按照他个人的设想，比较理想的改革方案包括：(1)将制定规章制度的功能与货币方面的功能区分开来；(2)结束联邦储备系统的独立自主，将其转化为财政部的一个司；(3)基础货币的零增长；(4)把货币和银行的安排权留给市场。这样一来，就可以结束联邦储备系统决定货币数量的专制权力，也不会在现有的其他经济机构及金融机构中引起任何重大的骚动。比之政府介入所实际取得的成效，把货币和银行的安排权交给市场会产生更令人满意的结果。“古老的英国货币理论在有限的程度上已是一种商业周期的货币主义解释。它在仅有一国发生信贷扩张而全球其他地方一成不变的假定下研究了信贷扩张的结果。……但是，货币外流因素的解释并没有回答，在一个完全隔离的国家会发生什么，或当全球同时发生信贷扩张时会发生什么。”⑨
同新自由主义其他各派一样，现代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从总体上看也没有什么鲜见卓识。不论弗里德曼在营建他的货币数量论体系时运用什么技巧进行修正，也不论其货币政策是多么地合乎时宜，在我们看来，货币主义的中心论题无非是：货币至关重要，货币供应的变动影响产量、就业和物价的变动，而且是影响这些变动的主要因素和根本原因。弗里德曼把通货膨胀、失业、生产停滞、经济波动等简单地看做是货币这个最重要的因素起作用的结果，因而他的政策主张也很简单，即货币供应量按照4%～5%的固定增长率有计划地增长。“货币主义者不是规劝政府逆对现行的经济方向来制定货币政策，而是将一项货币规则作为中心内容提出，最好的政策方针应该是使M始终按照一种事先规定的固定不变的比率增长。在货币流通速度稳定的情况下，货币GNP就会按照一个稳定的比率增长，并且只要M大致上按照潜在的GNP的增长率增长，那么不久我们就会取得物价稳定。”⑩的确，现代货币主义者的一切政策主张都是从这一货币规则出发的，他们反对凯恩斯主义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而特别强调货币政策的极端重要性，认为市场价格机制具有使资本主义经济自动趋向平衡的功能，所以应当尽可能减少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实现经济自由主义政策。但是，“由于货币数量的变动可以直接影响名义国民收入，特别是在长期会造成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从而引起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调，因此，货币当局必须发挥自主的作用，控制货币数量的变动”(11)。通货膨胀的反复无常或高度的不稳定性所产生的最主要的恶果是削弱了市场协调经济活动的有效性，而一种理想的货币制度应该是使政府能够履行它对货币的责任，同时又限制因此而赋予政府的权力，从而避免这种权力被用来削弱经济和政治的自由。由此，要使政府的货币政策发挥积极作用，货币当局应该以本身所能控制的变量来指导自己，而不应该以不能控制的变量作为指导，与此同时，还应该避免政策方面的大起大落。(12)
货币幻觉与现代货币主义的方法论重构
人们往往把货币主义者和凯恩斯主义者之间的争论简单归结为两种人的对峙，在有关市场价值取向的问题上，一种人注重货币工具，另一种人则更喜欢税收工具或公共开支这一武器。事实上，货币主义者和凯恩斯主义者之间真正的纷争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双方争论的真正问题是应该赋予经济稳定政策以多大的重要性。作为自由经济斗士，相比所有其他名声在外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给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就是他敢于挑战像凯恩斯这样的绝对权威。作为西方乃至全球经济学界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深信政府在指导和刺激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作用，并由此形成了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主流经济学派——“凯恩斯学派”。与此相反，弗里德曼提出了更为自由放任的“货币学派”，即主张政府最重要的经济职能就是调节货币供应，除此之外则不应该对经济进行任何形式的干预。用他的话说，通胀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货币现象，如果不控制好货币供应，想要长期同时维持低失业率和低通胀率是不可能的。弗里德曼之所以反对政府对自由市场任何形式的干预，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货币是社会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没有货币绝大多数经济活动无法进行，而绝大多数经济活动不能运行也就等于所有的经济活动的终止。在经济繁荣时期对货币需求的增加可以被商业信用的扩大所减弱，在经济萎缩和危机时期对货币的需求同样巨大。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市场的实际运行和它的理想的运行之间的差异——虽然无疑是很大的——与政府干预的实际效果和它意图中的效果之间的差异来相比是微不足道的”(13)。对于那些集权社会来说，虽然集权政府可以通过别的严厉方法来克服流动性危机，但是问题并不因此而改变。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认为，弗里德曼重振了自由经济学，是一个学术界的自由斗士，是一个没有比他更忧郁的“忧郁科学（资本主义社会中讽刺经济学的说法）”的实践者。这个实践者虽然已离我们远去，但货币主义之于自由市场诸多试验的影响力并不会衰弱。就连美国前总统布什也抱憾美国失去了一位最伟大的公民，“他的工作证明了自由市场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引擎，他的著作为当今世界各国央行的政策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有效帮助央行维持经济稳定，也改善了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14)。
不可否认，货币不是万能的。前面我们有过论述，货币数量论已有较长的历史，休谟早在18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这种理论的一个复杂的范例。在今天看来，货币需求至少在短期内不是恒久性收入的稳定函数，因而单从货币供给方面分析名义收入的决定是不恰当的。如果接受现代货币数量论的论断，我们就无法解释货币需求不仅与收入有关，而且也有不可忽视的、多变的利率弹性这一事实。“在货币理论不正确地偏离直接交换理论的种种情形中，最糟糕的是未能将货币的价值理论之根本问题的分析，建立在货币总量与个体经济单位对它的需求之关系上，或市场上对货币的需求与供应的关系上。相反，这样的分析总是从货币单位对于总体经济的客观效用开始，这种效用体现为货币相对于货币总量的周转率，然后，又以它与交易总量作比较。”(15)况且，现代市场经济的复杂程度极高，影响经济波动和就业变化的因素远不止货币这一种，因而采用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也是无法维系经济的正常增长秩序的。“迄今为止，货币理论不适当地缩小了解释的现象范围，把研究局限于表现为货币价值的一般变化的货币变化。因此它们无法揭示货币经济对静态经济的复杂的偏离现象。”(16)任何恰当的商业周期理论，都必须重视不断变化的相对价格的作用。以现代货币主义为代表的各种数量理论均强调货币与价格水平之类的总量之间的关系，所以它们都无法做到这一点。“简单规则”单纯从货币领域中的表象出发，简单地控制货币数量，很难抑制通货膨胀和解决经济停滞的局面，因为“完全由货币决定的贸易的涨落，换句话说，即是由一个国家的各种商品的价格和任何其他国家的同样的商品的价格之比所决定的贸易的涨落，不可避免地会提供出为人类的社会状态所能提供的一切就业和幸福。于是，政府便与人类结合成群，组织政府、创立社会，以使明智地竭诚追求的幸福目标趋于一致。人类的这一追求幸福的向往绝不可能失败，除非世界结构本身存在缺陷，无法实现这个理想”(17)。经济生活中充满着许多不确定性，未来是不能用概率统计的方式来描述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奈特在20世纪20年代指出了不确定性与风险的不同。他认为，当一个经济行为者所面临的随机性可以用数学概率方式来表述时，这种情况所涉及的就是风险；而如果经济行为者对于不同的可能事件不能（或没有）指定具体的概率时，他所面临的就是不确定性。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永远也不可能预知所有的金融市场上的不连续性。“唯一有希望的办法是通过立法而成立一个法治的政府，而不是人治的政府来执行货币政策。这种货币政策能使公众通过政治当局对货币政策进行控制，同时又可使货币政策不受政治当局的经常出现的胡思乱想的支配。”(18)
现代货币主义的方法论已经走入了死胡同，其理论基础需要重构。现代货币主义把经济自由主义作为一系列政策基调，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国家干预的总趋势早已成为历史的潮流，企图回到完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是不现实的。(19)一般来说，货币主义者与凯恩斯主义者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于他们对市场机制的均衡力量所持的不同观点，而不是他们各自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所持的观点。凯恩斯主义者坚持认为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失灵，因此需要在宏观层面上进行某种积极的干预；而货币主义者却深信市场力量自身的均衡倾向，“调节货币供应量的目的不在于控制总需求水平，而在于使市场上商品和劳务数量的增减与货币供应量的增减相适应，以便稳定物价。因此，在短期内不应使货币供应量有很大的变化，否则，会加剧经济的不稳定”(20)。“为了经济稳定和增长，我们迫切需要的是减少而不是增加政府的干预。……我们需要使用政府为自由经济制度提供一个稳定的货币机构——这是提供一个稳定的法律机构的一部分职能。我们也需要使用政府来提供能使个人造成经济增长的一般性的法律和经济机构，如果增长符合于个人的价值观的话。”(21)
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经济大地震至今余威犹在，它给那些信奉“货币万能”、市场能够自动出清神话的人们上了刻骨铭心的一课。我们的经济生活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货币主义看待经济生活的眼光过于极端，特别是货币主义、合理预期学派和新自由主义对凯恩斯主义自然精神的全面否定，我们不能放弃形式多样的政府监管体制，让政府成为“资本奴役人类”的看客。面对目前全球金融秩序的严重失衡，我们很难相信，“只要货币政策避免采取任何能够造成货币与商品间产生于‘货币因素’的交换关系之剧烈变化的措施；只要货币政策选择一种商品性货币，其价值不会因其供应或因工业性与其他非货币方面的需求而突然波动；只要货币政策约束信用媒介的发行，那货币政策就已经做了能做的一切来减轻货币购买力的变化所造成的负面效果了”(22)。事实上，“控制货币在防止经济活动的涨落上是一个有力的工具。……我们的问题是要建立制度上的安排，以便使政府能对货币履行职责，然而同时还限制给予政府的权力，并且防止政府以各种方式使用这个权力来削弱而不是巩固自由社会”(23)。今天看来，现代货币主义开始走向没落已是不争的事实，至于未来能否卷土重来，续写“货币万能”的神话，谁也不知道，因为“货币主义理论能否在那些统治着我们，或者将统治我们的人的思想中取代凯恩斯范例，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24)。
注释：
①⑤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509、508页。
②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534页。
③李晓西：《现代通货膨胀理论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9页。
④(17)雅各布·范德林特：《货币万能》，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92、132～133页。
⑥布赖恩·斯诺登、霍华德·文等：《与经济学大师对话——阐释现代宏观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页。
⑦宋承先：《现代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8页。
⑧⑨(15)(22)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货币、方法与市场过程》，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82～83、83、64、73页。
⑩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上册），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541～542页。
(11)傅殷才主编：《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160页。
(12)傅殷才：《新保守主义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70～87页。
(13)(18)(21)(23)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14、57～58、44、45页。
(14)《“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逝世》，《上海证券报》2006年11月18日。
(16)布鲁斯·考德威尔：《哈耶克评传》，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92页。
(19)周丰滨、成磊：《现代货币主义及其货币供应增长目标》，《金融世界》2001年第3期。
(20)傅殷才：《经济学基本原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76页。
(24)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06～3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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