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我国经济建设速度问题的一场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建设论文,五十年代论文,速度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在总结了“一五”计划期间经济建设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了既要反对右倾保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然而这一正确方针的制定和贯彻曾经历了一个颇为曲折的路程，开展过一场激烈的论争。
（一）1956年上半年，经济建设中出现了急躁冒进情绪，这是1955年下半年全党范围内开展反对右倾保守运动直接促成的。1955年7月，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批判了所谓小脚女人，进而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问题上，普遍开展反右倾斗争，形成了三大改造运动的高潮。9月，毛泽东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撰写序言时认为，右倾保守思想在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方面，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的问题是在农业生产、工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工作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等方面，存在着“右倾保守思想”，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因此要“不断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从而使反右倾的斗争从所有制改造方面扩展到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在这种形势影响下，1956年1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按照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精神，调高了“一五”计划的指标，制定了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这个计划考虑需要多，忽略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条件，把基本建设投资，增加工资总额和增加发放农业贷款等的“盘子”打大了，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急躁冒进的过热现象。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投资过多。1956年2月，第一次全国基本建设会议，将“一五”计划期间的限额以上的基建项目，由原定的694个，增加到745个。基建投资也由1955年9月预定的112.7亿元增加到147亿元，比上年增长71%（后压缩为140亿元，但仍比上年增长62%）。1956年一年的基建投资占“一五”计划投资总额的33%。这个增长比速大大超过了当年财政收入增长5.7%、以及生产资料生产增长40%的速度，因而导致资金和原材料供应的极大紧张。
二是职工人数增加过多，工资总量增长过大。1955年全国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1908万人，1956年增至2423万人，增加了515万人，大大突破了原计划招工84万人的指标。工资总额比上年增长37%，这个增长数字也超过了当年生活资料生产增长20%的速度，出现了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现象。
三是信贷突破计划。过去数年，农业贷款年均约1-2亿元，1956年猛增到20.3亿元。手工业、公私合营企业贷款也比原计划增加了9.4亿元，造成信贷失去平衡，最终被迫靠动用历年结余款和增发钞票来解决。
四是财政赤字，收支不平衡。1956年财政总收入为287.4亿元，总支出为305.7亿元，赤字为18.3亿元。
五是市场供应紧张，商品库存减少。为了弥补多发钞票的物资承担，1956年商品库存为246亿元，比上年减少17.2亿元。
六是农业生产指标过高，要求过急。1956年初公布的12年完成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普遍要求提前为3-5年内完成。农业产量指标多次调高。
（二）经济建设中潜伏着的这种急躁冒进倾向，很早就引起了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警觉，并及时采取了果断而稳妥的措施，纠正了这种倾向的发展。
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作报告，明确指出在目前的建设工作中，“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2月8日，周恩来又在国务院第二十四次全体会议上，作了题为《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的发言，指出“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现在有急躁的苗头。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与此同时，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和财政会议期间，周恩来与李先念、李富春两次研究了1956年度计划，针对“过热”倾向、提出“压一压”的决策，进行宏观控制。根据“压一压”的精神，由李先念主持，会同国家计委和财政部组织一个“促退会”，对已定的各项指标，预算逐一压低5-6%，叫做“推平头”。经反复研究，当时抓住两项严重妨碍当年计划平衡的指标，进行较大的削减。一是削减全国基建投资，由200亿元压缩为180亿元，后又压到147亿元，最后为140亿元，即使这样再三压低，1956年基建投资还比上年增长62%。二是农业上的双轮双铧犁的制造，原计划为600万部（一说500万部），削减为350万部。采取这些果断措施后，1956年全国工农业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6.5%，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28.1%，农业总产值增长5%，基建投资完成155.8亿元，比上年增长54.7%，比原定指标均有所降低，但增长速度仍然偏高。
为了保证上述压缩措施得以顺利贯彻，中央从上到下对干部、职工进行了“反冒进”的组织动员和思想教育。1956年6月召开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会议在肯定各个部门工作成绩的基础上，强度“克服急躁冒进是经济工作中极待解决的问题”，从而对全国过热的经济形势起了降温作用。
大会期间，刘少奇指示由中宣部陆定一主持，为《人民日报》撰写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1956年6月20日发表）。社论在论述党内反倾向斗争要有右反右，有左纠左的原则后，引用了毛泽东1955年《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的一段话：“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还明确指出“急躁冒进之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于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于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是上面逼出来的”，并强调指出克服急躁冒进的偏向关键在于领导。这篇社论将纠正急躁冒进倾向的指导思想推到了全国，对反冒进起了重要作用。
1956年经济工作中出现的急躁冒进倾向，由于中央领导及时发现，并果断地调整了局部的比例失调，使1956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比较符合实际，从而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主要指标，又为1958年至1962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制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次反冒进的工作，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防止了可能出现的大起大落的倾向。所有这些正确意见和实践经验，都使党中央有可能在党的“八大”上最后确立了既反右倾保守，又反急躁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这一方针，符合我国的实际，它正确地提出了经济工作应防止的两种倾向，突出了经济建设的一个根本条件，即综合平衡。这是党在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在认识上的一次飞跃。
（三）1956年反冒进，尽管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效果也是良好的。但在中央决策中，认识是存在分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这个正确意见和做法，以及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遭到了严厉批判的厄运，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早在1955年下半年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中，毛泽东认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问题已经解决，现在的问题是要解决建设中的速度问题。因而对当时已经露头的经济过热倾向不以为然，对周恩来等同志纠正急躁冒进的种种努力，难以容忍。
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指出“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进，反冒进的结果，又出现了右倾。”他将1956年在建设问题上反对冒进与1957年春国内外形势的逆转联系起来，不恰当地指出“反冒进”后出现了右倾，这个讲话是对1956年“反冒进”的首次批判。1957年10月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指出“去年反冒进，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多快好省，还有一个是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同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讲话的精神，发表了《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的社论，将批判反冒进公布于世。社论完全是针对1956年6月20日反冒进社论写的。批评“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象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说“1956年的成绩充分反映了跃进式发展的正确性。”社论号召“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毛泽东对社论中用“跃进”一词代替“冒进”的提法十分赞赏。1958年5月，毛泽东在给中央和各省市区党委领导同志的一封信中，曾称赞这篇社论“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并说我国如颁发博士学衔的话，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这个伟大口号的发明家。毛泽东对大跃进的感情，溢于言表。从这篇社论起大跃进的口号，通过电台、报刊等新闻媒介传遍全国城乡，并与批判反冒进同步升温，党内“左”倾冒进错误迅速发展。时间推进到1958年，随着大跃进的层层发动，批判反冒进的火力愈烧愈旺，调子愈唱愈高。在1月党的南宁会议，3月成都会议等一系列中央会议上和党的文件中，反复批判反冒进“犯了路线性，方针性，原则性的错误”，说“冒进”是马列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列主义的，并下令以后不许再提反冒进。周恩来等同志因而被迫做了“检讨”。而那些头脑发热，提出不切实际指标的人，反而受到表扬和鼓励。从此急躁冒进代替了实事求是，大跃进的狂风开始在全国刮起。
毛泽东批判反冒进的调子之所以不断升级，是与他当时对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夸大估计分不开的。国际上，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6月波兰波茨南事件，10月匈牙利事件；国内，1957年春天，反右斗争扩大化，毛泽东将这些事件与反冒进联系起来，认为国际上“那样大的风浪”，与国内“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把反冒进看成是“促进右派进攻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他说反冒进者“离右派只有五十米了”。经济建设中的意见分歧，一旦上升到政治观点上去分析时，就成了“不可调和”的路线斗争了。反冒进的“罪案”之所以如此严重盖出于此。
对反冒进的错误批判，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它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违背了集体领导的原则，滋长了个人专断。从此左倾冒进的大跃进代替了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正确方针，“八大”的正确路线被以高速度为灵魂的生产大跃进所代替。从1958年开始的3年大跃进的轻率发动，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随之而来的是3年经济生活的严重困难，其后果与教训，是极其惨痛的。
温故而知新。冒进、反冒进，批判反冒进，直至发动大跃进的这场争论，虽然早已过去。然而，经济建设中的过热现象，急于求成的冒进倾向却时而出现，成为建设中的一种常发病、多发病。重温50年代这场争论的历史经验，可以使我们更自觉地坚持适合我国国情的改革开放政策，正确地贯彻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建设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