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者与空间生产：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绿色治理何以可能
——以W组织为例
高 丽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200237）
摘 要： 从第三方评估者的角度出发，以H区W组织参与城市社区绿色治理的专业实践为研究案例，在对既往理论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同时，构建一种基于“利益契合与组织化行动”的“行动者—空间生产”的分析视角，以深度探究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绿色治理实践的微观机制及其内在行动逻辑。研究发现，W组织在推动社区绿色治理实践中，针对当前强行政治理下的居民社区参与意识薄弱、参与动力有限、社区关系疏离等治理情景，从“认知”“增能”“共同体塑造”三个层面积极推进自下而上、以居民为主导的社区绿色治理行动，直接推动了社区元素的重组、社区公共空间的重塑、社区公共精神的培育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的重建；也逐步实现了行动主体的参与动机从利益契合下的利己式参与转向组织化行动下的利他式治理，从而真正形成以社区为本位的绿色治理共同体。
关键词： 社区绿色治理；行动者；公共空间生产；社区生活共同体
一、问题提出
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频频出现的环境问题，中国开始顺应全球生态文明的大趋势，从经济、政治、社会等多个层面提出了一系列绿色治理理念，绿色治理逐步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价值起点和重要政策目标。从陆续出台的治理政策来看，中共十五大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十六届五中全会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十七大的“建设生态文明的新要求”、十八大的“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以及十九大的“新发展理念”等，其中“生态”一词更是在十九大报告中出现了42次，绿色治理政策逐步从“深绿化”转向“泛绿化”，绿色治理发展观也从“战略性发展”日趋上升到“生命共同体”[1]，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对绿色治理的高度重视，“绿色”已然成为中国一切发展的底色要求。
谈及绿色治理，其源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给整个生态环境及社会所带来的严重影响，绿色环保运动随之而起，并成为议会政治舞台上的一股重要的影响力量，[2]由此所形成的思想意识层面的绿色环保运动、绿色政治思潮从欧洲开始向全球扩散，其强调以“政治生态主义”为基础，倡导“生物圈平等主义”，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随后，各国政府开始针对生态环境问题制定政策，落地绿色思想，1993年莱西哈特(Reichhardt)首次提出“绿色行政”(Green Administration)，以绿色管理思想为指导、以政府为中心，主要用来概括克林顿——戈尔执政时期所全面推行的环境保护政策措施，建立起与之相匹配的“绿色政府”，并借助社会相互协作来治理生态环境问题的一种环境管理方式。[3-4]然而，从实质来看，“绿色行政”抑或“绿色政府”仍停留在国家中心主义层面，突出政府的绝对统治地位，缺乏其他行动主体的参与。而后，在绿色浪潮席卷、治理理论兴起、社会问题复杂异质以及公众利益诉求多元化等多因素的影响下，以生态环境问题为核心、以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为准则的“绿色治理”成为新的时代选择。关于绿色治理，国内外学者评述不一：有学者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将绿色治理视为一种涵盖了政府绿色治理、社会绿色治理、市场绿色治理等子系统的协同治理体系；[5]也有学者从治理目标角度来强调绿色治理中组织目标与环境目标之间的有机结合，[6]进而使其成为政府对自然资源可持续性管理的一种发展策略，[7]实践“天人合一观”；还有学者将绿色治理作为一种多主体参与的实践机制，强调在政府引导下形成共建、共享、共赢、共治的新局面。[8-9]本文认为，社区绿色治理是指在绿色思想的指引下，多元治理主体结合自身内在优势共同合作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注重社区环境治理、构建社区绿色空间，强调多元主体在公共空间构建中所形成的社区公共精神，以实现社区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实践机制。
当前，中国正处于从街居制向社区制治理结构的转型中，面对社会阶层分化、社会关系弱化、个体离散化与原子化等问题，积极推动社会治理中心向基层下移，全面打造共治共建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就成为新时代创新社会治理的最强音。与此同时，针对现代化进程和市场化机制所引发的社区环境恶化、社区发展受限等问题，加强城市社区环境治理，优化生活空间、重构生活世界等，至关重要。为此，一种自上而下、行政色彩浓厚的绿色社区工程①在强制性政策的驱动下持续推进着，构成了绿色治理与社区治理的交织行动。 二者表面上强调居民的自治共治，但更多地是与政治结构挂钩，由基层单位(居委会)落实执行，作为核心参与主体的社区居民及其他利益诉求者则是被动接受或主动躲避，参与动力有限，甚至出现了“专职”社区参与者，导致“无效治理”“治理失灵”等困境。从本质上来讲，无论是社区治理，抑或绿色治理，均强调积极构建一种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基本治理体系。进一步来讲，与社区治理相互交织的绿色治理，如何实现与社区治理的深层契合？城市社区绿色治理又何以达至预期目标？纵观既往文献对绿色治理的研究与实践，主要从经济学、管理学、环境学等角度探讨绿色治理的内涵、运作机制及困境，[10-12]南开大学绿色治理准则课题组还制定了《绿色治理准则》[13]，系统阐述了绿色治理的原则、主体职责等，以指导治理实践。同时，芬兰、德国的绿色治理实践也为国内绿色治理提供了可能的经验和发展路径，[14-15]并尝试探讨了绿色治理在我国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的实践应用。[16-17]这在一定程度上从多学科角度探讨了绿色治理机制对解决环境问题、优化经济模式的实践空间，但却较多停留在对生态环境的修缮与优化，对社区治理实践的回应明显不足，忽视了社会组织作为治理主体的独特优势与专业功能；且对社区居民的实践探讨更是匮乏，绿色治理似乎成为一种社会公众可望而不可及的想象。为此，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为：在绿色治理视域下，社会组织通过何种方式调动起以居民为主体的多元行动者参与到社区绿色治理中，形成一种在地化、长效性的社区绿色治理模式？促成这种社区参与、持续性治理行动的深层机制为何？在具体实践中社会组织形成了怎样的内在逻辑？
本文以对W组织近四年来所推动的社区绿色治理实践为研究对象，从第三方评估的角度对W组织开展了近两年(2017年1月—2018年10月)的跟踪研究，借助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法来全面考察W组织如何参与到社区绿色治理、采取何种行动策略，以及所取得的现实效应等。具体关注三个方面：一是社会组织如何将社区绿色治理与居民的日常生活实践加以勾连，推动持续性参与；二是从“行动者—空间生产”视角出发，探讨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绿色治理实践的深层行动逻辑；三是深度分析社区绿色治理实践中利益契合转向组织化行动的内在逻辑。
二、行动者—空间生产：社区绿色治理的一种新型分析框架
回溯既往研究发现，绿色治理的研究范式已逐步从技术治理转向主体治理，即从注重运用经济手段、技术手段向突出行动主体作用转变，但却忽视了主体之间的张力以及公共空间对行动者思维和行动的形塑。于是，有学者从空间生产视角探讨了绿色社区建设对社区公共空间的重组与再生产以及群众动员技术下的社区参与；[18]而以诊断性框架、策略性框架、动机性框架为核心的基层社区动员机制[19]则进一步论证了动员实践与空间再生产的行动效应。但需要注意的是，社区绿色治理实践在调动多元主体的积极参与之时，更需要思考不同行动者在差异性利益诉求下如何实现良性互动与合作共治。本文基于对行动者理论和空间生产理论的批判性反思，尝试建构一种基于“利益契合与组织化行动”的“行动者—空间生产”分析框架，首先阐释行动者与社区公共空间的互构性特征，即二者之间的双向制约与推动，进而探讨社会组织所展开的社区绿色治理实践从利益契合转向组织化行动的内在逻辑与深层学理依据。
(一) 行动者与社区公共空间的互构性
另外，W组织在社区内还借助点单牌投票、留言感想、布绿添绿、微信群互动等形式，提升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热情及自主性，增强居民自治的长效性。
在实践中，中信重工形成了创客群体一体化的协同运行机制，发挥了国家双创基地的示范带动作用。中信重工打造了多层次的创客群，构建了完整的创新生态体系。首先，成立了技术创客群。以首席技术专家为引领，全面推广应用创新设计技术。第二，成立了工人创客群。以大工匠为引领，以课题为核心的工人创客团队，与技术创客形成互补。第三，成立了国际创客群。充分整合海外创新资源，打造以全球研发中心为基础的创客团队，助力企业转型。第四，成立了社会创客群。成立与高校共建的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创新联盟，向社会创客群发布重工产业链需求信息，并带动社会创客的创业与就业。
从既往行动者理论的探索来看，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从宏观层面阐释了行动与结构之间的二重性关系，[20]强调结构对行动者的使动性；法国组织学派则从中观层面突出组织与行动者的同等重要性，并借助组织化机制来实现行动者既定目标。[21]而桂勇基于微观实践、从国情出发提出了微观行动者分析框架，[22]将研究焦点转向行动者—空间的关系结构，即在复杂的空间内行动者如何互动、行动。那么，基于对上述理论的反思，反观社区绿色治理实践，发现身处于社区场域的不同行动主体(政府、市场力量、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等)作为一个个不同利益取向的行动者，分别遵循着差异性的行动逻辑，并受制于一定的制度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影响，他们通过参与社区治理实践而建立与其他行动者、社区空间的多维互动，进而形成了行动者与空间之间的关系结构。社区作为各个行动主体展开互动的重要场域，具有物理空间和社会公共空间的双重意涵。基于列斐伏尔所建立的“三位一体”的空间生产机制，[23]空间作为一种社会性产物，一方面行动者在空间之中进行互动，实现空间要素的改造与重组，空间成为行动者间实现互动的介质；另一方面，行动者之间所形成的互动关系，推动空间属性的改变，进一步促成空间的再生产，彰显出行动者与空间的互构性特征。因此，在城市社区绿色治理实践中，不同行动者在参与过程中不断进行空间的生产实践，逐步建立新的互动关系、空间关系，推动着原有社区空间元素的改变与重组，既有对物理空间的微改造，也有对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的再造，促成空间属性的改变，进而实现一种新的社区空间的再生产；同时，新的社区空间反过来也会进一步影响行动者的思想和行为，借助共识性、合法性的社区治理目标与实践，构建起不同行动者之间的新的社会关系，达成一种新的社区共同体。
(二) 利益契合与组织化行动：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绿色治理的实践机理
“我婆婆很质朴，很纯真，很热情。”谢婉娇第一次到张伦家时是在夜里十二点，李兰芬给她做了一碗当地的特色小吃——麦芽白酒，暖暖的、甜甜的。
术后患者恢复可,病检提示:左附件区慢性化脓性炎改变。因考虑盆腔粘连严重,故术后再次复查妇科彩超了解病情,彩超提示:双子宫,双宫颈;双侧卵巢呈多囊样改变;子宫后方不均质回声,结合术前阴道前穹隆见一针尖样小孔有脓性分泌物流出,考虑:阴道闭锁可能,再次妇科检查,并扩大针尖样小孔,仍见少量脓性分泌物流出,予油纱引流后,于第二日行宫腔镜检查术+阴道纵膈切除术。
在本案例中，行动者与社区结构之间的刚性张力明显，干群冲突化、邻里疏离化、个体碎片化，各主体更多是以自我或家庭为中心展开行动，与其他主体的关联性甚为有限，致使社区长期处于一种分化的结构状态。为此，W组织在承接H区妇联所委托购买的服务项目后，深入社区，积极寻求并搭建社区不同主体与社区既有结构之间的新的联结点和行动主体之间的利益契合点。经调研发现，各街道努力推动文明城区创建，任务艰巨；居委干部要来落实创建工作，但又无计可施。
在分析国家与社会关系时，有学者提出了“利益契合”[25]这一新的分析框架，认为国家与社会的利益诉求因情境不同而兼具一致与分歧，利益契合程度越高，政府支持程度就越高，政社合作程度也随之越高。那么，反观当下的社区绿色治理实践，各行动主体较多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基本行动准则，致使政府主导下的绿色社区工程成为“昙花一现”，因此如何将具有“经济人”特征的各个行动主体在社区空间内实现聚合、互动，乃是根本切入点。而利益契合恰恰提供了可能的切入视角，社会组织在推行绿色治理过程中，正是找准了各行动者的需求点与利益结合点，促使其自愿参与到绿色治理实践之中，形成主体间互动，进而推动原有空间元素的改变，实现空间生产的第一层意涵。但是，在这种以利己为本位的参与机制下，社区绿色治理仍存在明显局限，难以保证实践的长效性及社区空间的再生产。因此，在利益契合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推进的是，积极借助治理实践重塑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结构，推动原有缺乏联结的邻里关系、陌生的社区关系形成对话合作的可能，由此构建起一种以社区为本位、多主体协同参与的组织化行动，使其真正成为促成社区公共精神再造、社区公共空间再生产的关键力量。从本质上来讲，这种以社区为本位的组织化行动，乃是行动者与空间生产之间的重要联结机制，其代表着行动者的实践已不再是单纯地以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克服了“经济人”导向下利己为核心的治理限度，而更多的是在立足社区发展实际、嵌入社区本土情境、回归社区内在本质的前提下，形成一种为了更大的集体利益和社会利益而在社区公共空间所持续实践的组织化行动，亦有社会理性的意涵。[26]社会组织正是借助一系列行动策略逐步构建这种以社区为本的行动逻辑，使得不同行动主体在社区绿色治理实践中实现了从以利己为核心的利益契合走向以利他为出发点的组织化治理行动，超越了利益契合的固有局限，进一步增强了行动者参与社区绿色治理的深层动力，进而推动了一种新的社区公共空间再生产以及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见图1)。
图1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绿色治理分析框架图
三、认知、增能与共同体塑造：W组织参与社区绿色治理的行动体系
W组织于2011年12月在H区民政局正式注册，其以传播生态文明为使命，围绕公益、志愿、服务，长期致力于倡导绿色生活理念、体验绿色生活方式、尝试绿色生活行为、播散绿色生活种子、共建社区绿色共享空间，助力基层社区治理创新。自成立以来，便开始发起“都市绿农，农绿都市”的公益服务项目，该组织将绿色理念融入居民日常生活，推动社区环境微改变、社区空间微自治。恰逢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益服务项目的强势大潮，W组织先后与妇联、总工会、团市委等群团组织以及环保局、绿化局、社建办、自治办等政府部门合作，陆续开创了以“绿”为核的“果色Family”系列项目，受到了党委、居委会、社区居民等主体的持续欢迎，服务已覆盖H区10个街道、120多个社区，并逐步扩展至上海10个区/县，受益人数超过7万人，真正实现了绿色生活从“王谢堂前燕”逐步“飞入百姓家”，促使居民对社区绿色治理的感知从遥遥相望到触手可及，社区绿色空间也从想象的画面转为生活中的实践。同时，所落地的多个社区不断受到国内外国家代表团、群团代表团、社会组织代表团的参访考察，盛誉满满。那么，W组织是如何吸引、调动社区内以居民为代表的各主体的持续参与，又是如何建立起长效性的社区绿色治理机制的呢？这就需要深入到W组织参与社区绿色治理的具体实践中加以剖析。
(一) 从纸上谈兵到嵌入生活，实现以“认知”为核心的绿色改变
伴随着生态文明建设被提上日程，“绿色工程”“绿色文化”等浪潮在基层社区间断性浮现。而普通民众对此并无兴趣，其更多关注的是同他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绿色内涵。为此，2014年，W组织以“绿色生活”为着力点，在H区妇联支持下，主动与街道、社区居委会、妇女干部协商，着眼于居民的兴趣点，设计并实施了“果色family·走进绿色”项目，邀请具有社区服务经验的老师，通过“厨房酵素”“阳台种菜”“绿色种植”“垃圾分类”等与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绿色活动，吸引居民走出家门、认识身边的绿色生活、提升绿色生活意识、参与绿色行动。
绿色是一个男女老少都可以谈的话题，我们考虑的是居民感兴趣的、想要的是什么。前期调研中，我们了解到多数居民都喜欢绿植，那么种植+酵素，这种既环保又省钱的活动，居民一听，都愿意出来。实践过程中，我们没有给居委添负担，反而为他们省力，实现社区服务的融合。(W组织负责人)
在此基础上，借助各居民区“妇女之家”平台，W组织开始以“课程学习+实践体验+互动融入”的形式，带领居民制作厨房酵素、学习垃圾如何分类、掌握阳台种菜技巧等；同时，创立“1+5”模式，即“1个小组长(骨干)+5个组员”，实现由个体参与走向团体互动实践，打破原先的陌生关系，初步建立居民间互助关系。
Adachi等[14]指出，硅质岩的Al/(Al+Fe+Mn)比值由0.01(纯热水成因)至0.60(纯生物成因)，并且其比值随距热水系统中心距离的增加而变大[15]。研究区硅质岩的Al/(Al+Fe+Mn)比值为0.16～0.48，平均为0.36。在Fe-Mn-Al三角判别图解(图2a)中，K6001G01和K9001E01落在热水成因硅质岩区，K7001H01、K7001H02和M5001G01落入非热水成因硅质岩区。
经过一年的运作，社区居民从“任务式”参与、“好奇心”尝试转向“主动式”参与、“持续性”实践，从课堂学习绿色课程到在生活中展开绿色行动，从互不相识的街坊邻里到交流分享绿植经验的好姐妹；同时，社区居民对生活中的绿色内涵、“1+5”模式、垃圾分类三个行动令均有了新的认识与理解，“绿色社区”“绿色治理”不再只是政府的事，而是“大家的事”“社区的事”，“高大上”的绿色环保、绿色治理也逐步成为居民“看得懂、摸得着、学得会”且能口口相传、落实在生活中的日常行动。
绿植是各类居民都非常易于接受的事物，居民逐步走出家门、认识生活中的绿色，从“我家的”变成“社区大家可分享的”，而且我们的“1+5”模式让居民把邻居、朋友、熟人引进来，由个体组成团队，增进邻里相识度。另外，居民之间不再是无话可说，而是以种植经验为切入点，从聊绿植到聊家长里短，邻里关系得到了明显增进。(项目负责人W)
(二) 从“1+5”到绿街坊，形成以“增能”为支撑的自治雏形
“果色family·走进绿色”主要是从广度入手，扩展项目覆盖面，让社区居民知道绿色生活、果色family等，激发居民的参与兴趣，改变对社区活动、绿色环保的传统认知，从小家走向社区的大家。而“果色family·绿街坊”则是紧抓服务深度，更注重社区骨干的培养，逐步建立一个具有长效机制的社区绿色志愿者团队，形成社区自治的雏形。
具体来讲，“绿街坊”是在采用自主点单课程继续推广绿色生活理念与实践的基础上，充分挖掘和培养社区居民骨干，建立起一支绿街坊志愿者团队，并通过模拟课程、专题指导、培训等内容，增强骨干的实践能力和自我效能感，并逐步形成一种“有人建、有人养、有人看、有人来”且软、硬件兼顾的的社区常态化绿色行动机制，逐步提高社区居民的自治软实力，推动社区绿色治理实践。为更好地深化项目效应，“绿街坊”的实施点主要从完成“走进绿色”项目的居委中择优选取，且在推进过程中，W组织的项目组成员将种植学与社会工作的服务理念和专业方法相结合，借助成长取向的学习小组，注重对居民骨干的鼓励、支持与引导，促进骨干的能力提升。
2014年的1.0版(走进绿色)只是对骨干培育雏形的雏形，只是知道作为小组长要干啥；后来在2.0(绿街坊)中专门增加骨干培育，通过培训与活动培养意识和能力，也增强了她们的自我价值感。而且我们在模拟课程中，先教骨干讲课，再由骨干给居民进行上课。刚开始骨干总觉得不行，后面借助模拟课程，再加上讲师的陪护式支持，骨干很快成长起来。(W组织负责人)
综上所述，于股骨头坏死的临床诊断工作当中，积极采用磁共振技术，可显著提高患者病情确诊的几率，让患者能够及早接受对症治疗，从而有助于减少其致残的风险，提高生活质量，建议在临床上进行推广和使用。
在城市建设过程中，社区绿色治理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一个重要助推器，从本质上来讲，它是代表政府公共权力的基层实践主体(街道、居委会等)和代表社会权利的社会实践主体(社会组织、企业、自组织、居民等)之间所共同进行的空间生产实践，最终达至社区物理空间改变(社区环境治理)与公共空间再生产(社区关系与公共精神)的双重效应。
即便有一天我们项目完结了，但居民对于绿色的喜好不会完结，对社区参与活动的热情不会完结，社区依然可以继续进行绿色生活实践。(W组织负责人)
(三) 从参与转向主导，构建以“共同体塑造”为目标的共享空间
随着“绿街坊”项目的持续推进，W组织协同居委会、居民区妇联、社区骨干，逐步形成了一种自我发动、自我组织的长效机制，涵盖了骨干负责制、小组长负责制、微信群管理负责制、点单制度、监督反馈制度等，有效提升了居民参与社区绿色治理的共治意识。
基于此，W组织在个别街道试点打造绿色共享空间的“绿色家园”项目，借助“走进绿色”培训推广和“绿街坊”团队建设，以社区妇女之家为原点，推动社区居民共治共建共享和谐社区。首先，完善志愿者团队架构，形成“1名大组长+3名干事+2名文书+1名讲师”的7人团队，职责分工更加明晰。其次，借助“模拟走进绿色”环节来培养“乐绿讲师”。
他们从居民中来、走到居民中去，以传播绿色理念为己任，通过学习、演练，学会“走进绿色”基础课程的讲解，然后向更多居民宣讲，不断跟进居民对绿色生活的反馈，进而在持续优化中构建起社区的绿色共享空间。
中共十八大以来，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成为当前社会体制改革与社会建设的热门议题，并进一步明确了基层治理的发展目标，即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中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就进一步彰显了党和政府对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强烈诉求与高度肯定。现代意义上的社区涵盖行政空间、生活空间、治理空间等多重含义，既是国家对基层社会进行治理的基本单元，[24]也是社区居民长期居住、生活、互动的私密空间，更是不同行动者展开空间争夺或利益攫取的“角力场”。那么，面对利益分化的行动主体，社会组织何以实现社区不同行动者之间的集体行动，进而推动绿色治理实践呢？
再次，为进一步拓展项目影响，W组织与多个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组织合作，在各大公园、广场举行“绿色自治·绿色联盟”主题宣传活动，并将淮街、瑞街的治理成果以及自身的探索实践搬上舞台，使更多人认识、参与到绿色空间打造中，推动共同的“绿趣”和“共有”。值得一提的是，志愿团队结合居民需要，形成了“托绿所”“急救室”等微空间，②进一步促进了居民之间的互助支持、互动交流，干群关系、邻里关系、社区关系越发和睦。
构建“绿色家园”作为“果色family”3.0的目标，也是项目实施的深层愿景。借助“绿街坊”自治团队的建立、优化完善，志愿者骨干协同居民共同参与到社区绿色微改造之中，以打造、维护绿色空间为共同责任，集思广益，形成了一个个具有正能量的绿色群体。同时，这支绿色团体还积极参与到社区其他服务中，如组织老年人健康管理小组、看望照顾高龄孤寡老人、解决社区居民纠纷等，及时化解社区潜在风险，维护社区和谐稳定，真正形成了属于社区的绿色共同体。
四、从利益契合到组织化行动：社区绿色治理行动转向的内在逻辑
科尔曼从理性选择理论出发，认为行动者是经济学中具有目的性的“理性人”，因其带有利益偏好而往往根据最大限度获取效益的原则在不同行动或事物之间进行有目的的选择。[27]而在上述案例中，我们看到W组织改变了传统自上而下的社区动员模式，而是从居民喜闻乐见的绿植入手，借助果色family系列项目在社区开展了一系列循序渐进式的社区绿色治理行动，激发居民参与动力与持续性。在整个实践过程中，各参与的行动主体并未持续具有“经济人”利益追求的行动取向，而是随着社区元素的重组与公共空间的再生产，不同行动者(居委会、“妇女之家”、W组织、绿街坊志愿者团队、社区居民)越来越倾向于将打造社区绿色共享空间作为共同追求的目标，这种目标形塑了不同行动者的实践行动，逐步衍生出一种新的自下而上、组织化为基础的社区绿色治理结构，从而推动着一种社区新的公共空间和公共关系的再生产。
(一) 利益契合：居民参与社区绿色治理的逻辑起点
伴随着单位制的解体、社区制的建立，个体原子化、疏离化、碎片化所形成的陌生人社会使得干群、社群关系僵化，邻里联结薄弱，自治共治的组织化行动难以产生，社区治理面临重重困境。因此，如何将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与自下而上的群众需求相结合，激发基层治理的深层活力，成为破解社区治理难题的关键点。在上述案例中，W组织的社区治理行动恰恰打破了传统意义上以政府为主导、行政化色彩浓厚的社区绿色工程，改为从社区居民所需所求出发，借助项目化、专业化服务方式构建起一种以需求为本位、嵌入生活、扎根于社区空间的绿色治理行动体系，利益契合则成为社区不同行动主体参与绿色治理的逻辑起点与关键要素。
审计人员在进行农村财务审计的过程之中，需要对各类会计资料进行审查，对农村提供的财务账簿的数量以及相关财务凭证进行分析，评估农村集体财务支出情况，确定财务支出的合理性，经办人、村干部的各项操作是否符合规定，村内重大事项开支是否经过村民大会讨论。
纵观W组织以项目化形式在社区所推行的果色family系列项目，立足主体需求，借助衣食住行用中的绿色改变，引导居民走出家门，通过绿色课程、绿色话题、绿色行动来推动传统认知的改变与生态意识的提升。在此基础上所建立的具有长效机制的社区绿色志愿团队，使得社区自治初具雏形，参与动机由利己式驱动参与转向利他式自主参与，共同推动社区绿色空间的打造，从而逐步实现参与意识、社区空间、社会关系的重塑与再生产。然而，单纯依靠社会组织、社区绿色志愿团队的推动，难以保证行动主体的持续性自主参与，如何构建长效性治理机制，真正形成一套具有本土特色、专业引导、多主体协同共治的社区绿色治理模式至关重要。
而居民更多是聚焦小家之私利，隔门、隔墙不识人。
走访中，我们在社区发现了不少喜欢种花养草的居民，大家对绿植没有排斥，对节省家庭开支更是欢迎。
高敦施工是公路桥梁建设中的重要环节，我国高敦施工工艺技术得到极大提高，高墩施工关系着桥梁建设的安全性，在高墩施工中要严格按相关技术标准执行，避免出现工程质量安全问题，促进我国公路桥梁建设的稳健发展。
为此，在居委会的支持下，一系列尝试性的与居民生活相关联的绿色课程陆续在各社区活动中心开展起来，制作厨房酵素、学习阳台种菜、掌握扦插技巧、认识垃圾分类三个行动令、五分钟文明话题等。由于这些内容易学、易做、易见效，行动者诉求得以满足，逐步实现从被动参与转向主动参与，个体参与走向家庭、团体实践，借助绿色理念与行动逐步推动绿色家庭、绿色社区。从本质上来讲，W组织所开展的社区绿色治理行动，在积极寻求各方利益契合点的基础上，更着重于形塑“绿色理念与行动”的话语，重建一种“绿色社区”的新型空间，实现绿色治理的在地化行动实践。
(二) 从利己式参与到利他式行动：居民参与社区绿色治理的动力转变
在前期的空间实践中，W组织借助不同行动者的利益契合点来推动各行动主体有序参与到社区绿色治理第一阶段中，即增进对绿色理念、绿色行动、绿色治理的初步认知，并在日常生活中逐步尝试绿色实践。整个行动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推行果色family项目的各类社区内(包括老式住宅、高档住宅、老式里弄、保护建筑等)，以社区居民、居委干部、W组织等为代表的行动主体所开展的绿色行动，所直接促成的是社区居住环境与公共环境的明显改善，并在较大程度上推动了居民绿色意识和社区参与意识的提升、干群关系和邻里关系的增进，进而直接形成了一种新的社区空间的生产，这恰恰反映了列斐伏尔所提出的“空间的生产”逻辑。但是不难发现，前期各主体更多的是基于个体利益的获得(完成上级任务要求、满足自我所需与兴趣等)而形成的参与动机，仍存有“经济人”的色彩。
在人体中，大肠可分为盲肠、阑尾、结肠、直肠和肛管五个部分。大肠息肉是肠黏膜表面的一种隆起性的病变，就像长在肠管里面的“肉疙瘩”，在未明确病理性质前都可以称之为息肉。患有大肠息肉可以出现便血、大便习惯性状改变、腹痛等症状，但还有相当部分大肠息肉患者没有症状或症状很轻微。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社区内各个行动者所实践的绿色生活，在彰显一种新的社区空间生产逻辑的同时，也在重构闲暇时间意义、培育社区参与意识与志愿精神、搭建社区支持网络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也就是说，空间的生产反过来又进一步形塑着行动主体参与社区绿色治理的思维与行动，增进自我认同感与主体联结，进而促成了不同行动者之间原有关系的改变和重组，即一种新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为此，W组织在原有绿色行动的基础上，通过试点深耕探索、绿色家园创建、乐绿讲师培育、多方资源链接等一系列实践，逐步形成了一种立足社区实际需求、嵌入社区在地情境、重塑社区公共空间的组织化行动，以此来进一步推动政府引导、社会组织指导、居民主导、多元主体协同的社区绿色治理格局。以瑞街为例，社区为本的组织化行动有着以下关键要素。首先，稳定有序的组织建设是基础。
据了解，有的居民将自己在阳台种的菜或是结的果子拿出来与邻里分享，在花开之际带领其他居民到自己家里赏花喝茶、交流种植与生活经验；还有的居民主动拿出自家养的最好的花放在弄堂里，为社区增添绿意光彩……由此可见，在社区绿色治理实践中，行动者与空间之间形成互构，使得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得到重组和再建构，参与动力也从单一的利己式参与转向主动的利他式行动，从而更进一步带动了社区公共空间的再生产，为陌生人社区转向熟人社区提供了可能空间。
(三) 社区为本的组织化行动：多元主体参与社区绿色治理的内在机制
在社区布置几盆花草，没几天就不见了，早上清理的拐角杂物，下午又是一团糟。
生与死，是人生的终极问题，它发源于存在的深渊，即只有当存在者的生存依据出现问题的时候，才有这样的终极问题出现。生死之为主题，大概与鲁迅之前的绝望感有关吧。愈是深陷绝望之中，愈是感到生的存在，从生死互见之中，鲁迅经历了一条由死到生的哲学路线。
以前种花种草只为打发时间，现在在果色family学习阳台种菜、扦插、做厨房酵素，结识了新朋友，我们相互取经、相互分享，还在老师支持下组织大家在弄堂里寻绿、布绿、护绿、添绿，建立小生态，轮流浇水看护，总想着把我们社区变得越来越美。(受访居民)
我们在试点社区分别建立了“绿街坊团队”和“绿色小队”，前者是包括骨干志愿者、居委干部、社会组织等主体在内的管理型团队，职责分工明确；后者则是以社区内对绿色感兴趣的各类居民为主，且在不断地扩充中。
1）想要保证在湿地公园中营造出舒适宜人的夜晚游憩场所，良好的照明环境必不可少[5]。景观照明分为2个部分，分别是人员密集区和稀少区，所以应该采用2种设计方案，对人员比较密集的区域进行照明设计，应采用中高亮度照明区域设计，按照平均照度高于10Lx的标准进行，注重地面铺装和各类花卉、草坪的照明条件。而对人员较为稀少的区域进行照明设计时，应该保证平均照度约为5Lx，注重环保和节能的特点。
其次，专业引导与培育是关键。在社会组织的培育下，扎根于社区的乐绿讲师团已成为本土化的专业团队，保障了绿色治理实践的专业性引导与支撑。最后，资源拓展与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是保障。目前项目的推进得到了市区街居各级多个部门的支持，打造绿色共享空间、构建社区绿色共同体成为各行动主体的共同愿景。
我们做的是将政府的语言翻译成老百姓所理解的语言，将政府所要做的事转换成老百姓需要并能够做的事；我们要实现的是帮助居民打造自己建立并呵护的“社区绿色空间”。(项目负责人W)
由此可见，这种组织化行动，不再是以科尔曼的理性选择为基础动力，而是以社区发展为本位、培育社区公共精神为导向、构建社区公共空间为目标，将社区公共空间作为行动者与社区之间的中介，从而建立个体与社区之间的公共性联结，重塑行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实现社区绿色共同体的打造。
五、结束语
进入21世纪以来，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已然成为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共识性议题，绿色发展、绿色治理更是成为我国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积极推进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和绿色出行等多元化生活实践。而社会组织作为国家和市场之外的第三部门，既是创新社会治理、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也是借助专业化服务技术来积极探索自下而上的绿色治理实践模式的核心主体，如何借助专业化力量、社会化模式来全面推动社会工作力量全面参与到城市社区绿色治理实践中，构建自下而上的治理行动，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究。可喜的是，近些年来国内外学者陆续关注到社会工作在绿色社区建设、生态治理、绿色发展等方面的可为空间，[28]探讨新时代下发挥社会组织专业力量的可能路径，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工作和社会组织参与绿色治理、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基础与实践经验。本文所研究的个案，作为一种社区绿色治理实践的积极尝试，从根本上打破了以往自上而下、行政任务式的“绿色社区工程”，从社区居民需求出发，通过开展以“认知”“增能”“共同体”为核心的一系列绿色服务项目，改变社区行动主体对绿色生活、生态理念的认知，增强社区参与意识，借助以社区为本的组织化行动来形成行动者与空间生产之间、个体与社区之间的有效联结，进而增进社会关系与公共精神，重塑社区公共空间，逐步推动形成了一种政府引导、社会组织支持、居民主导、多主体协同的社区绿色治理格局，共建归属社区的绿色共同体。
从研究的层面来讲，本文所提出的“利益契合与组织化行动”基础上的“行动者—空间生产”分析框架，为探寻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绿色治理的深层实践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阐释行动者与公共空间之间的互构性特征，深入剖析社区绿色治理从利益契合走向组织化行动的实践策略与生成机制，从而揭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绿色治理的深层学理依据，这对于探究城市社区绿色治理行动策略与实践模式均具有较大参考价值，也为发挥社会组织在生态建设中的作用提供了可能空间。但是，本研究较多倾向于解析社会组织对推动社区绿色治理实践中的策略运用与生成机制，而社区绿色治理乃是一项涉及多主体、多层面的长期性工程，后期关于各行动主体在绿色治理实践中如何充分发挥专业优势，促进治理模式升级，以及如何实现跨学科、跨领域的合作行动，仍需进一步思考与研究。
注释
南京市江宁区率先基本实现水利现代化的途径和保障措施…………………………………… 吴玉敏，何 华，李育华(3.56)
① 20世纪90年代社区建设成为中国城市管理改革的重要内容，政府期望借助社区建设推进更多居民参与到国家建设之中，2004年以来的“绿色社区”建设恰恰是这一宏观政策的落地，期望能够实现社区环境与居民责任与参与意识的双重提升。
（2）重当前轻发展。产品质量大数据需要对产品全生命周期各离散环节的信息进行全面采集。我国对产品质量信息的采集主要集中于产品的设计和生产过程，特别是成品的标准符合性信息。近年来，售后服务信息也成为企业信息采集的重点，但物料采购环节和进货环节的信息仍较为匮乏。同时，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都在采集信息、发布信息，而这些数据都是从某一主体自身当前需要出发进行采集、发布的，缺乏系统化、前瞻性设计，相对于企业、产业发展需要的整体数据而言，往往呈现碎片化特征。企业、特别是大多数中小微企业，其不熟悉产品质量大数据的应用场景，质量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建设薄弱，故数据的碎片化特征更为明显。
②“托绿所”主要是当有居民外出旅游或看望子女等，家里无人看护绿植，就可以将绿植放在托绿所，由专门的志愿者或其他居民为其看护照顾。“急救室”是指当居民家中的绿植出现枯萎、病变等异常情况时，可将绿植带到这里，由专业的绿农老师或志愿者骨干为其“医治”绿植，直至恢复正常状态。
参考文献
[1]冉连. 绿色治理: 变迁逻辑、政策反思与展望—基于1978—2016年政策文本分析[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6): 9-17.
[2]刘东国.绿党政治[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2.
[3]弗·卡普拉, 等.绿色政治: 全球的希望[M]. 石音, 译.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88: 28.
[4]杨立华, 刘宏福. 绿色治理: 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由之路[J]. 中国行政管理, 2014(11): 6-12.
[5]苑琳, 崔煊岳. 政府绿色治理创新: 内涵、形势与战略选择[J].中国行政管理, 2016(11): 151-154.
[6]STEPHANIE PANE HADEN, JENNIFER D, OYLER, JOHN D.Historical,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green management: an exploratory analysis[J]. Management Decision, 2009,47(7): 1041-1055.
[7]BABACAR DIENG, YVON PESQUEUX. On “green governanc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2017, 20(1/2): 111-123.
[8]李元祯, 牛晓飞, 武立东, 等. 绿色治理与治理转型——第九届公司治理国际研讨会综述[J]. 南开管理评论, 2017(5): 185-192.
[9]史云贵, 刘晓燕. 县级政府绿色治理体系的构建及其运行论析[J].社会科学研究, 2018(1): 81-88.
[10]廖小东, 史军. 绿色治理: 一种新的分析框架[J]. 管理世界,2017(6): 172-173.
[11]杨立华, 刘宏福. 绿色治理: 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由之路[J]. 中国行政管理, 2014(11): 6-12.
[12]史云贵, 刘晓燕. 县级政府绿色治理体系的构建及其运行论析[J].社会科学研究, 2018(1): 81-88.
[13]南开大学绿色治理准则课题组. 《绿色治理准则》及其解说[J]. 南开管理评论, 2017(5): 4-22.
[14]蒋显荣, 郭霞. 居民经验知识与城市绿色治理[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7(2): 114-118.
[15]王晨. 新合作主义视域下的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基于德国城市绿色空间治理的思考[J]. 理论探讨, 2015(3): 163-166.
[16]廖小东, 史军. 西部地区绿色治理的机制研究——以贵州为例[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2016(5): 101-111.
[17]杨艺, 宋晓维. 农村绿色治理能力建设研究——以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为例[J]. 学习与实践, 2016(8): 115-118.
[18]阿兰纳·伯兰德, 朱健刚. 公众参与与社区公共空间的生产—对绿色社区建设的个案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07(4):118-136.
[19]刘中起. 基层社区动员的框架整合: 凌云“绿主妇”个案研究[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5): 40-49.
[20]安东尼·吉登斯. 社会的构成[M]. 李康, 李猛,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89.
[21]埃哈尔·费埃德伯格. 权力与规则——组织行动的动力[M]. 张月, 等, 译. 上海: 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287-297.
[22]桂勇.邻里空间: 城市基层的行动、组织与互动[M].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8: 10-20.
[23]亨利·列斐伏尔. 空间: 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 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47.
[24]杨敏. 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社区——对城市社区建设运动过程中居民社区参与和社区认知的个案研究[J]. 社会学研究,2007(4): 137-264.
[25]江华, 张建民, 周莹. 利益契合: 转型期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分析框架——以行业组织政策参与为案例[J]. 社会学研究, 2011(3): 136-152.
[26]徐选国. 社会理性与城市基层治理社会化的视角转换——基于上海梅村的“三社联动”实践[J]. 社会建设, 2017(6): 5-15.
[27]谢舜, 周鸿. 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评述[J]. 思想战线, 2005(2):70-73.
[28]高丽, 于梦娇, 赵环. 全球化背景下的生态议题与社会工作的绿色转向[J]. 新视野, 2018(4): 69-75.
Agents and Space Production: The Practice Logic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ng in the Community Green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W Organization
GAO Li
(Social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chool,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237,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ird-party evaluators, this paper takes the professional practice of W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on in the green governance of urban communities in H district as a case study. While critically reflecting on the previous theories, the paper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perspective of agents and space produc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nterests alignment and organizational action”, so as to explore in depth the micro-mechanism and the inherent operating logic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on in the practices of community green governance. The study finds that in the practice of promoting community green governance,while confronted with the governance scenarios of weak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limited motivation and community relationship alienation under the strong administrative governance, W organization actively promotes down-top, resident-led community green governance actions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cognition”,“empowerment” and “community building”, thus directly promoting the restructuring of community elements,the reshaping of community public space, the cultivation of community spirit,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networks. In this way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of the agents has been shifted from the self-interested participation in the interest alignment mode to the altruistic governance of the organizational action mode, thus truly forming a community-based green governance community.
Key words: community green governance; agents; public space production; a community for communal life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3X(2019)03-0023-09
收稿日期： 2018-11-19
基金课题：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体制改革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16ZDA07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城市社区社会工作理论创新及整合行动体系构建研究”(17CSH05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社会工作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差异与模式创新研究”(18CSH057)。
作者简介： 高丽(1992— )，女，汉族，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工作，社会组织与社区治理。
引文格式： 高丽. 行动者与空间生产：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绿色治理何以可能——以W组织为例［J］.社会工作与管理，2019，19(3):23-31.
(文字编辑：邹红 责任校对：贾俊兰)
标签：社区绿色治理论文; 行动者论文; 公共空间生产论文; 社区生活共同体论文;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