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结构转换能力与政府宏观战略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陷阱论文,效应论文,收入论文,能力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和文献回顾
2008年中国人均GDP首次超过3000美元，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再次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正如Hausmann与Klinger(下文简称为H-K)(2006)所指出的，社会经济发展从来不是一个同质、等速的过程，而会呈现出阶段性，是一个不断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国际经验来看，当一国经济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由于经济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发展容易陷入长期停滞(Gill和Kharas，2009)的状态。因此，2006年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作为对这一特定发展阶段的概括与解读。最新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表现的研究表明，战后仅有13个国家连续25年经济实现7%以上的增长，①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是在中等收入水平阶段，增长速度会显著下降。
从世界各经济体的经验来看，虽然中等收入陷阱难以跨越，但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国家与地区仅用10年左右的时间就实现了人均GDP 3000美元～10000美元的跨越，马来西亚、阿根廷、智利和墨西哥等国家则深陷“陷阱”近2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8)将经济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指出其中最重要的分化期就是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在探索中等收入陷阱产生原因与解决机制的基础上，找出国家间差异的形成原因亦是本文一个研究重点。
为解决这一重要发展问题，在理论层面，现有文献以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原因与解决机制为核心，形成两种基本视角：一是以制度经济学理论为代表从突破制度约束刚性的视角指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解决需要形成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的高品质制度体系(Imbs和Wacziarg，2003；Gill和Kharas，2009；青木昌彦，2005；Rodrik，2007；Naughton，2007; Tran，2010；World Bank，2008)；二是以经济增长理论为代表从摆脱增长机制锁定的视角，寻找增长与跨越的内在驱动与实现路径(Hu，2011；Ivaniashvili-Orbeliani,2009; Vares等，2011; Schwab,2010; Chang,2008; Reinert,2007; Amsden，2001)。
在应用层面，林重庚和斯宾塞等(2012)曾归纳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五个“相似之处”，即充分利用世界经济，维护宏观经济稳定，保持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拥有负责、可信和有能力的政府。尽管如此，不同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经验亦存在差异(Tran，2010)，每个国家都需要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路径依赖及制度特征来选择自身的发展战略(Paus，2009)。首先，一些学者对东亚与拉美地区的经验分析发现，是否成功进行经济结构转换，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战略选择。H-K(2006)指出，经济发展是从生产简单商品的贫穷国家，向生产复杂商品的富有国家的转变过程。一个国家能否实现可持续增长，与这个国家能否实现结构转换以及产品的多元化或高级化有很大的关系。Yusuf和Nabeshima(2009)借鉴上述概念来证实马来西亚结构转换乏力是陷入陷阱的主要原因。其次，Eichengreen等(2011)对110个国家概率回归发现，在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增长下降大多发生在投资率超过29%的国家；而发生经济增长下降几率较小的是消费占GDP比率为60%左右的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大多存在过度投资与消费不足的问题，因此，实现经济发展方式向投资、出口、消费协调拉动转变是战略选择的关键。再次，东亚的快速发展，日本、韩国、中国内地与中国台湾(Minami，1973；蔡昉，2010；朝元照雄，2004)都离不开人口红利战略。Bloom和Wiliamson(1998)等认为，东亚奇迹有一半以上的贡献来自于人口红利。人口红利的利用需要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但过度城市化不但造成城市发展缺乏经济支撑，而且还导致城市发展与产业发展争夺资源，影响工业化进程(马晓河，2010)。李月和邓露(2011)提出过快的城市化不但无法消除增长瓶颈，而且会带来人们生活质量的下降。最后，当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将面临多方面转变，政策制定者的职能亦应随之转变(Gill和Kharas，2009)，成功的经济体往往实现了制度与战略的有效调整。新加坡的成功就是政府在战略选择过程中扮演了积极角色，将进口替代转为出口导向战略，进而使生产能力转移到依靠高级劳动力和技术的价值链高端部门(Blomquivst，2000)。约旦由于错误坚持“华盛顿共识”10年，一直未踏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Harrigan等，2006)，直到2003年约旦政府转为采取以教育改革和向知识经济过渡为主的积极主动型发展战略(Paus，2009)，才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本文将着重从第一层面，即结构转换层面探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实现途径。
学界对于结构转换问题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种研究范式：一是基于钱纳里等(1988)的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过程就是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经济结构的转变又推动经济发展。此类研究注重于在理论与经验分析层面，定量研究结构转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包括以罗斯托为代表的从结构到总量的分析方法，重点在于以创新为基础的主导部门如何通过扩散效应推动产业结构转变、加速经济增长，强调经济增长中的回流效应(谭崇台，1989)。陈平和李广众(2001)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结构转换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伴随着结构转换的资本转移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达7.1%。可见，结构转换是解释中国产出增长的重要变量，将其应用到中等收入阶段，由结构转换而形成的持续稳定增长便能够促进经济体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目前学界运用此方法定量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的文献相对较少。第二种是定性分析。马晓河(2010)通过对比典型经济体中等收入阶段经济结构演变的历程发现，大多数国家经济结构转换滞后，一直徘徊在中等收入水平线上；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和香港实现转型并进入高收入行列。全毅(2012)指出，东亚国家和地区几乎每隔10年就实现一次产业结构的重大变革，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和国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进而带动经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通过梳理上述研究我们发现，对于结构转换的界定，大多指宏观层面的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和经济结构等。定量分析主要采用两个指标：一是Clark定义的结构转换系数S1，即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比重。该比重越小，说明结构转换的速度越快，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越高。另一种是国内学者在分析中国结构转型问题中经常使用的结构转换系数S2，即第一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无论哪种方式均属于宏观层面对结构转换现象与结果的考察，缺乏微观基础。本文将从微观企业层面展开对结构转换研究，并且注重于对结构转换能力的考察，而非简单的通过反映结构现状或结果的数据进行考察。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除了明确跨越陷阱所必须克服的发展瓶颈外，还必须提出有效匹配的战略选择，这需要研究不同经济发展战略对跨越陷阱的作用机制。由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涉及的领域庞大，尚未形成有机的理论体系，因此以往研究大多明确几个重要的发展瓶颈，然后提出克服瓶颈的战略选择，进而起到跨越陷阱的作用。针对结构转换突破瓶颈的内在逻辑为：战略选择→突破结构转换瓶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图1所示。这样虽然能够提出帮助经济体克服瓶颈、跨越陷阱的有效战略，但基本局限于定性分析，并且对于三者之间的关系缺乏系统研究，从而忽略战略选择对于产品转换能力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力，即战略的调节效应。②本文将借助阶层线性模型(HLM)中的成长模型，从定量分析的视角考察不同战略对于跨越陷阱的调节效应与作用机制。
图1 战略选择的调节效应与作用机制
基于上面的分析，本研究的贡献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尽管结构转换的实现问题是众多学者解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视角与实现途径，但其考察与度量方式众多，基本可以概括为是对一国或地区结构转换结果的度量，即其数据反映的是某时点静态的宏观结构情况，并且缺乏微观基础。本文则通过扩展的HK结构转换模型，从企业利润最大化下的最优选择出发，提出结构转换能力的概念与测算方法，考察经济体某一时点的结构转换能力，对未来结构转换进行动态预测，进而考察不同类型产品的转换能力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力与作用机制。
第二，在对战略选择的研究上，摆脱了传统的战略选择→突破瓶颈→跨越陷阱的分析范式，而是强调战略的调节作用，将战略选择、结构转换和跨越陷阱三者有机地联系起来，通过定量分析指出各具体战略对跨越陷阱的调节作用与作用机制。
第三，本文的一个重要突破是在方法上，特别是对HLM模型的应用。现有研究大多采用传统分析范式，即通过国际经验比较的方式对典型经济体的结构转换做定性分析，指出其差异性是影响一国或地区能否顺利跨越陷阱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每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变量的差异，也会对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而传统的Logit模型与OLS模型是将产品和宏观战略作为并列的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做出估计。实际上，各类产品属于一国内部的个体属性，而宏观战略则属于一国的总体属性，二者处于不同层次。③处理这种既有国家内部产品层次变量，又有国家层次变量的回归问题，应采用阶层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HLM)。为了分析一国产品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这里引入两阶层线性模型。该方法的优点在于，能够体现个体层次和总体层次的交互作用，在分析产品结构转换能力对经济增长速度影响的同时，分析国家间宏观战略的不同所导致经济发展过程的差异问题。
本文基本脉络如下：首先以扩展的H-K结构转换模型为微观基础，对结构转换的实现过程与条件进行理论研究。借助产品空间(product space)方法，运用110个国家国际贸易标准分类二分位下64种产品的贸易数据测算结构转换能力指数，选取典型经济体在中等收入阶段结构转换能力数据，找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结构转换的对应关系，从而对中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行推论。其中，结构转换能力主要通过产品密度的范围、结构和分布来衡量，即在产品空间视角下，测算目标产品周围优势产品间的密集程度，以作为衡量产品密度的数据指标。在此基础上，通过LOGIT与OLS模型对理论进行检验，证明结构转换能力对跨越陷阱的显著影响。进一步，借助HLM成长模型，分析在跨越陷阱时各国差异显著的原因，以及产品层次结构转换能力与宏观层次战略选择对跨越陷阱的影响力与作用机制。通过从零模型—成长模型—加入宏观情景变量的成长模型的逐步深入，对上述问题做出定量分析，并且考察战略选择的调节效应，分析不同战略调节产品转换能力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力与作用机制。最后总结全文并提出政策启示。
二、结构转换的理论模型与指标构建
(一)结构转换模型的微观基础
其中，A，k，l分别代表生产产品所需要的技术、资本和劳动。假设v是资本k的价格，w是劳动l的价格。此时，利润函数为：
假定所有产品价格由产品复杂度和市场竞争决定，故视为外生给定。产品间的价格差异是距离的函数，如(3)式所示；成本是资本与劳动力的函数，且生产新产品所需要的资本和劳动力的价格与两个产品距离的平方正相关，表明边际成本与距离呈正向线性关系，④即：=
否则，将出现结构转换的停滞。
(二)结构转换能力的测量指标
在这样的产品空间下，实现结构转换的约束条件主要由产品的结构转换能力决定。⑤所谓结构转换能力，是指一国或地区从现有经济与产业结构向更高结构转换的能力。这种能力主要取决于一国的资源禀赋、生产方式和经济战略。例如，以汽车为主要工业的国家，会具有一些生产飞机的禀赋，这样的国家具有向飞机产业进行结构转换的能力；反之，以纺织业为主导产业的国家则较为缺乏这样的结构转换能力。那么，用什么指标来具体衡量这种结构转换能力？有学者借助投入产出表、研发强度等方法测算了产品空间下不同产品之间的距离，距离越小代表彼此间转换能力越强，距离越大则表示转换能力越弱。然而，这些方法很难消除和衡量不同层面转换能力的异质性，缺乏统一的评判标准。H-K(2006)指出在国际市场上，⑥各国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指数(RCA)，能够为该国是否具有生产该产品的能力与禀赋提供一个相对公平的评判环境与标准。国际市场上c国产品i的RCA较高，意味着c国具有生产产品i的能力与禀赋，对于其他国家及产品亦是如此。那么反过来，如果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产品i具有竞争优势，生产产品j亦具有竞争优势，则表明生产产品i与产品j所需的能力与禀赋较为接近，意味着二者在产品空间下的距离较为接近。将这一理念表示成公式如下，通过RCA引入变量x：
在此基础上，用密度(DENSITY)作为衡量结构转换能力的指标。具体地，产品i的密度可表示为，产品i与其他所有具有较高比较优势(RCA＞1)产品k的距离之和除以产品i与所有产品距离之和的比值。
在产品空间的视角下，密度表示矩阵中目标产品周围优势产品间的密集程度，即从现有产品转向目标产品所需的相关要素是否具备且易得。产品密度越大，意味着现在有很多企业生产相近的产品，或该国正在出口一大批与此商品相关的具有竞争力的商品，故今后很有可能转为生产该产品。密度越大也表明结构转换的速度越快。此外，一国原本无法大量生产该产品，但随着生产该邻近产品的企业越来越多，该产品的密度会越来越大，一国实现向其转换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密度考察的是一国或地区实现结构转换的能力，下文将通过经验分析找出结构转换能力与跨越陷阱的关系。
三、结构转换能力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
(一)中等收入阶段的结构转换能力
在前文理论分析与指标构建的基础上，本文运用1962年～2009年110个国家中等收入阶段国际贸易标准分类二分位下64种产品的贸易数据，测算产品空间视角下的结构转换能力指标。选取东亚和拉美地区的典型经济体作为经验分析的主要研究对象，考察结构转换能力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具体看来，由于转换能力是对未来能否实现结构转换的动态考察，因此选取各经济体人均GDP在3000美元左右的数据，绘制产品空间图。⑦
图2 马来西亚与中国台湾人均GDP 3000美元时的产品空间
对于结构转换能力的测评指标——产品密度，⑧从3个维度进行考察与比较。
维度1：密度的数值范围。密度越大，表示向该产品转换的能力越强；反之相反。未跨越陷阱的国家在人均GDP 3000美元时，密度的数值位于较低范围，实现结构转换的难度较大。1992年马来西亚的密度范围是0.32～0.20；1990年墨西哥的密度范围仅为0.18～0.09；1992年智利的密度范围是0.26～0.15。而顺利跨越陷阱的国家则密度相对较高，这意味着当时的结构转换能力强，即未来实现结构转换的几率高。1970年日本密度的范围为0.44～0.19；1983年台湾地区密度为0.43～0.27；1977年香港地区密度也高达0.48～0.11。
维度2：密度的分布结构。如果高密度多集中于高科技产品，则代表一国更容易实现向高科技产业的升级；反之相反。经比较发现，成功跨越陷阱的国家，其产品密度比较高的产品大多为资本或技术密集型，比如高科技产品或化工品等。而陷入陷阱的国家，其密度前10位的产品大多为初级产品，如食品、原料类产品。表1列举了典型经济体密度最高的前10位商品，具体产品名称见《国际贸易标准分类》(修订4)的分类计划。
维度3：密度分布的松散度，产品空间越集中，代表彼此之间的距离越近，即生产产品所需的禀赋差异性越小，更容易转换；反之相反。如果产品空间过于分散，代表该国各产业之间的差距较大。这样的国家在发展初期，由于某些产业的带动短期内可拉动经济快速增长，但其他产业过于落后，导致发展后劲不足。例如，由于外商投资与跨国公司的介入，马来西亚某些高科技产业发展较快且密度较高，整体结构倾向于转向高科技领域，但由于其他相关产业都很薄弱，缺乏产业的多元化来支持结构转换，因而出现转换乏力的现象。这也是导致此类国家人均GDP长期徘徊在7000美元～10000美元的重要因素。
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典型经济体产品空间演变进行动态分析。结果发现：在中等收入阶段，各典型经济体的经济结构逐渐实现了向人均GDP 3000美元时高密度产品的转换，使得这些原本RCA＜1的弱势产业，发展成为RCA＞1的优势产业；而原本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也可能由于其密度偏小而失去竞争优势。这样，一国的经济便根据初始条件下结构转换能力的不同，实现了不同程度与方向的结构转换。那些密度较高且高密度集中于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经济体，更容易实现经济结构向高层次的转换，进而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之相反，那些密度较低且高密度集中于资源类产业的经济体，较难实现经济结构向高层次的转换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从这一角度看，虽然上述国家都先后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由于结构转换能力的差异，导致其之后不同的发展路径。
2008年，中国人均GDP首次突破3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阶段。那么，从结构转换能力的视角来看，中国是否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于密度的3个维度，从整体上中国的结构转换能力较强，2008年与2009年密度范围分别高达0.39～0.25与0.47～0.19；从结构分布来看，高密度产品依然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主要包括衣服、鞋、家具等杂项制品，同时机械和运输工具的分布也比较靠左，代表升级几率较高，但向高科技产品转换的趋势并没有显现；从产品空间的松散度来看(如图3)，对比1985年与2008年的情况发现，1985年产品分布较为松散且不规律，表明不同产业以及同一产业内部各类产品的转换能力差别较大；而2008年的散点图则相对较为集中，表明产品间差别有所减小，而且同一类别的产品分布趋于集中，如杂项制品分布在左侧，化学品与制成品比较偏向中部，而食品与原料类则相对密度偏低。由松散转为集中意味中国结构不存在太大的发展偏向，即单一依靠某产业发展的情况并不存在，同时各产业间的密集性也表明中国经济结构中依然存在着一些尚未被发掘的升级与转换的能力。
(二)结构转换能力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影响的经验检验
下面通过检验来验证结构转换能力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影响的显著性。为了更清晰地分析不同类别产品结构转换能力对于经济增长与跨越陷阱的影响，将上述64类产品合并为6大类，⑨即食品(food)、原料与燃料(oil)、化学品(chemical)、制成品(manufacture)、机械及运动设备(equipment)、杂项制品(other)，分别对合并后的产品密度取对数代表该类别产品的转换能力。同时，加入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宏观变量作为解释变量，考察其对跨越陷阱是否有影响。
图3 1985年与2008年中国产品空间的演变
首先，本文运用二元离散选择模型中的Logit模型验证结构转换的微观基础，特别检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产品密度之间的关系。用Y取值1或0表示一个国家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对于跨越与否的界定，我们根据学界对跨越与否经济体的判定以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涵义发现，如果一个国家连续15年尚未突破人均GDP从3000美元～10000美元的跨越，一般被公认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⑩即：
此外，用LOG(GDP)表示人均GDP的自然对数作为解释变量，运用OLS模型回归考察产品密度与宏观战略变量对增长的影响，计量结果如表2所示。模型1考察典型经济体在中等收入阶段(11)的产品密度、宏观战略与跨越陷阱与否的关系；模型2考察典型经济体中等收入阶段产品密度、宏观战略与客观计算下的被解释变量LOG(GDP)即经济增长间的关系。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是跨越陷阱的关键，两个模型的因变量Y和LOG(GDP)具有正向关系。但两者的推动因素存在差异。
表2结果显示，产品结构转换能力中除食品外都对跨越陷阱或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同时，不同的环境或战略变量亦对跨越陷阱与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发展有显著影响。在两模型中互相加入另一模型的被解释变量，均为显著正相关，表明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增长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存在内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从数字的角度来看，Y=1是15年内GDP从3000美元跨越到10000美元的国家。而这些国家要在15年内实现跨越，名义人均GDP将在15年中保持年均8%的增长速度。可见，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后，经济体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是成功跨越陷阱的关键。我们选取的经济增长率数据，均为不同国家或地区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增长率，即人均GDP在3000美元～10000美元区间的数据样本。因此，对该阶段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增长的考察，便是对一国或地区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考察。
四、结构转换能力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机制
(一)中等收入陷阱国家间差异性的阶层分解
Logit模型验证了数理模型的正确与有效性，证明了产品结构转换能力与战略选择对一国或地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起着不同程度的作用。从OLS模型的估计可见，产品密度(如原料与燃料的密度、化学品密度、制成品密度和机械及运输设备密度)与战略因素(如工业增加值率、自然租金率和城市化率等)都对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然而，从影响跨越陷阱的变量结构来看，存在着相互内属、嵌套的两个层次，即个体层次与总体层次。这意味着解释效果来自于两个不同的层次，而传统的单层次模型无法准确处理多层次的数据结构。因此，本文将Logit模型与OLS模型中的变量划分为“情景变量”与“产品变量”两个层次，将情景变量作为总体层次变量(level 2)，产品变量作为个体层次变量(level 1)，如图4。我们运用HLM模型探讨政府宏观战略与产品密度对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在阶层框架下，将产品划分为6类，每类产品的密度等于该类所有产品的平均密度。产品层次产生的影响程度很可能因为不同的宏观战略选择而存在差异，这种因总体层次的不同而形成的差异就是调节现象(虚线)，HLM模型所测算的调节现象被称为“调节效应”，也即跨层级交互作用。该方法的优点在于同时考虑了不同层级自变量和不同层级误差项对因变量的影响。因此，因变量条件方差的特性不再是独立同分布的特征，而包含了不同结构的误差项变异，体现个体层次和总体层次的跨层级交互作用，以及产品结构转换能力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同时可以用来分析国家间宏观战略选择不同导致的经济发展过程的差异。
图4 两阶层HLM模型的阶层结构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得出，若顺利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则须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因此，在下文的HLM模型分析过程中，用LOG(GDP)来考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能力。我们运用HLM零模型(null model)来探讨产品特征与宏观环境对经济发展或跨越陷阱的阶层影响，建立模型3为：
从表3可以看出，在方差成分中，组内方差为0.12，组间为0.04，
值为301.20，在44个自由度下p值接近于0，证明国家间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差异十分显著。更进一步，根据HLM方差成分在两个层级的分布可得，国家间的效应比例为26.15%，产品间的效应比例为73.85%。换言之，因为国家战略选择的不同造成了中等收入阶段不同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而这部分差异占经济增长整体差异的26.15%。
(二)结构转换能力对中等收入陷阱的作用机制与方差分析
两个层次的因素如何对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作用？首先考察产品层次对跨越陷阱的作用机制，在零模型基础上建立成长模型。在第一层解释变量中加入经济体在人均GDP 3000美元～10000美元时历年产品密度，考察产品转换能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回归式(20)中，DENSITY
代表的是j国在第i年食品类所有产品平均密度的自然对数值，其他5类产品同理。产品密度衡量的是一国向该产品转换的能力。产品密度系数表示该产品的转换能力对经济增长或跨越陷阱的作用机制与强度，称为该产品对经济的“转换弹性”。从作用机制上看，转换弹性为正，表示向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转换能力增强，对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反之，转换弹性为负，则表明向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转换能力增强，会阻碍中等收入阶段经济的发展。从作用力上看，转换弹性系数绝对值越大，表明该产品的转换能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力越大；反之，转换弹性绝对值越小，表明该产品的转换能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力越小。根据前文的分析，各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否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密度密切相关。因此，在模型中主要考察化学品和机械制品的转换弹性在各国间的差异，建立模型4如下。
Level 1:
首先，我们运用模型4考察了3组不同的样本，即全样本、20世纪70和80年代进入人均GDP3000美元的国家。全样本模型旨在对所有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国家的发展情况做一般性分析；分别考察70与8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是因为二者之间具有不同的发展模式。70年代率先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主要是现在的发达国家，它们在经济上一直保持领先，具有先发优势，自然资源相对丰富，技术水平始终处于领先地位，从严格意义上讲它们并没有受到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威胁；而8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属于后发经济体，大多依靠出口导向型战略发展起来。进入中等收入后，一方面暂不具备高收入国家拓展生产前沿的能力；另一方面，原有的劳动力和资源的低成本优势也难以为继，“被主导成熟产业的、低工资的穷国竞争者和主导技术迅速变化产业的、追求创新的富国挤压在中间”(World Bank，2007)，出现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计量结果见表4。
首先，不同产品的结构转换能力对跨越陷阱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即产品的转换弹性存在差异。从全样本来看，原料与燃料、化学品、机械及运输设备产品密度对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增长率具有正效应，向这些产品的转换能力越强，就越容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制成品、杂项制品具有负向影响，这两类产品主要由劳动密集型产品构成，表明向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转化能力越强，越易陷入陷阱。
然而，产品的转换弹性并非一成不变，70与8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国家的转换弹性存在差异性。70年代只有原料与燃料、杂项制品影响显著，而80年代几乎所有产品的转换弹性都显著。这种差异性体现了相对于先发经济体，结构转换能力对于后发经济体来说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更为重要，这与80年代国际产业转移与国际分工的演变有关。此外，对于原料类产品，虽然两阶段的影响都较为显著，但80年代的转换弹性更大，表明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转变，能源问题日益严峻，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作用力也越来越大。
其次，为重点考察化学品与机械及运输设备两种资本技术密集品的影响，特别对其引入了随机效应。结果表明，无论是全样本还是分别在70或8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化学品与机械及运输品转换弹性的国家间方差估计值均显著，表明化学品与机械品转换能力在不同国家均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但作用力甚至作用机制在不同国家间存在差异。从各国转换弹性的比较来看，对于化学品，韩国的转换弹性为1.06，马来西亚仅为0.71；对于机械制品，韩国的转换弹性为2.05，马来西亚仅为0.62，(12)因此韩国仅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就成功地跨越陷阱，而马来西亚却深陷陷阱20年。值得注意的是，在中等收入阶段，虽然韩国的转换弹性要比马来西亚大很多，但二者的转换能力却相差无几，甚至近年来马来西亚的密度更高，这表明了转换能力与转换弹性的差异性。某产品的转换能力强，表明其现有经济结构向该产品转换比较容易；但即便实现了结构转换，并不表明一定能够相应的带动经济发展或突破陷阱，即转换弹性偏小。
五、战略选择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调节效应
通过阶层分析方法发现总体层面战略的调节效应显著，一些国家虽然转换能力相差不大，但受到总体层面战略因素的影响而造成转换弹性差异巨大。具体哪些战略对不同产品的转换弹性具有调节效应以及作用机制如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转换弹性在各经济体之间的差异？本部分在模型4的基础上，在第二层采用情景变量方式加入宏观战略变量，即把各国样本区间内宏观战略变量的均值作为代表一国经济环境的属性变量。
(一)情景变量说明(13)与数据来源(14)
教育水平(EDUCATION)。拉美与东亚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东亚国家在赶超战略的推动下，注重对教育的扶持；而拉美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高。此变量旨在考察教育水平的差异是否会影响结构转换能力对跨越陷阱的交互作用。我们选用中学入学率作为衡量一国或地区教育水平的具体数据(Ehrlich和Kim，2005)，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GDF)统计数据库。
对外开放的程度(FDINET、OPENK)。很多学者都将对外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作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亦将考察该战略作用于结构转换对成功跨越陷阱影响力的调节效应。一方面，用外商直接投资净值(FDINET)反映经济体在投资领域开放的程度，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GDF)统计数据库；另一方面，用各国开放度(OPENK)反映贸易领域的开放程度，数据来源于PWT7.0数据库。
工业发展水平(VALUEADDED)。一国或地区工业发展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经济运行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要提高工业发展和运行的质量效益，就必须提高工业增加值率。工业增加值率越高，企业的附加值与盈利水平越高，投入产出的效果越佳。在数据选择上，为了更便于国际间的综合比较，选用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一国或地区工业发展水平(史丹，2007)，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GDF)统计数据库。
经济发展方式(SOURCE)。经济发展对资源的依赖程度不同，反映了一国发展方式不同或所处发展阶段的不同。经济发展表现为由粗放向集约模式的转换过程。在发展初期，一国为追求发展速度往往依赖资源拉动，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所必须支付的费用保持在低水平上，即自然资源租金较低，容易形成对资源依赖较高的粗放发展模式。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对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采伐，政府开始意识到自然资源的重要性，提升自然资源的租金，以此来促进经济发展走向集约模式。我们选用自然资源租金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一国或地区经济的发展方式(孙永平和赵锐，2010)，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GDF)统计数据库。
城市化程度(URBAN)。城市化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一直是关注的焦点，并存在争议。一部分学者认为，城市化是推动东亚经济成功跨越陷阱甚至进入发达国家的重要力量；而另一部分学者将其概括为“人口城市化陷阱”，强调拉美国家的过度城市化不但造成城市发展缺乏经济支撑，而且还导致城市发展与产业发展竞相争夺资源，从而影响了工业化进程。可见，验证城市化程度对跨越陷阱的调节效应是必不可少的。按照国际经验，本文选取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衡量城市化程度的具体指标(王小鲁，2010)，数据来源同上。
汇率(XRAT)。Eichengreen等(2011)通过对110个国家进行概率回归指出，中国若不加速人民币升值，将很快出现增长放缓，并且无法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本文选取各国货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考察汇率政策对结构转换弹性的调节效应。一国汇率(XRAT)上升表示1美元所兑换的本币增加，即本币贬值。数据来源于PWT7.0数据库。
GDP平减指数(GDPDEFLATOR)。对中等收入陷阱阶段的经验划分大多采用联合国名义人均GDP标准。因此，本模型也采用了名义GDP作为被解释变量。通过加入GDP平减指数来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便考察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真实作用。
(二)战略选择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调节效应与作用机制
将上述情景变量加入模型4第二层，探讨战略对跨越陷阱的调节效应，建立模型5如下。
Level 1：
计量结果见表5。整体上战略选择的调节效应显著，(15)即宏观战略能够调节产品的转换能力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力。具体地，中等收入阶段不同战略的调节效应表现为：
第一，城市化战略整体上可以帮助中等收入国家跨越陷阱，但对于转换弹性的调节效应不显著。从表5来看，城市化程度与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增长呈显著正相关，即城市化程度提高1%，会带动经济增长提升0.25个百分点；然而，依据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将城市化程度加入到第一层级的化学品转换能力项下，结果显示城市化对于化学品转换弹性的调节效应不显著。可见，学界对城市化战略效果的争论是十分必要的。在中等收入阶段，城市化战略的实施固然重要，但其对结构的调整作用以及对转换弹性的调节作用相对有限。
第二，工业发展水平对于能源类产品结构转换能力对跨越陷阱的影响具有负向调节效应。工业增加值的提升会削弱能源类产品的转换弹性，降低能源类产品转换能力对跨越陷阱的促进作用。工业增加值率提高10个百分点，能源类产品的转换弹性会降低0.29%，(16)表明能源型经济体，长期形成了依靠能源拉动经济增长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能源类产品结构转换能力越强，越有利于经济增长。然而，随着工业水平的提升，能源类产品的转换弹性会下降，出现反向调节效应，意味着经济发展对能源的依赖有所下降，有利于摆脱资源“诅咒”。因此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工业增加值，是摆脱依靠能源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战略。
第三，吸引外资战略的调节效应显著，不同类产品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FDI主要通过化学品与运输及机械设备品产生调节效应，化学品的调节效应为负，运输及机械设备品的调节效应为正。对于化学品，FDI的提升会削弱其转换能力对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增长的正向拉动作用，意味着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国家在化学产业过多引入外资或许可以增加该产业的产值，但无法有效地转化为经济增长，对跨越陷阱起阻碍作用。这是因为如果在化学品生产中过多依赖外资，将不利于化学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及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FDI提高10个百分点，化学品的转换弹性则减少3%。(17)而对于汽车等机械运输设备品，则会随着FDI的提升而增强转换弹性。比较两个经济体，如果A的FDI比B的FDI高出10个百分点，那么每增加1%的机械运输品密度，如果B国经济增长0.88%，则A国增长0.91%。虽然二者均属于资本技术密集产品，但外资战略对其调节效应的差异性表明：不同类型的产品由于发展阶段或国际核心竞争力存在差异，外资战略亦应随之进行调整。汽车等机械运输设备品发展较早，技术发展相对成熟，其核心竞争力除价值链一端的技术外，另一端的市场也很重要，引进外资提高产量与技术是提升市场占有率的有效途径，从而有利于跨越陷阱。如一国化学产业的发展起步较晚，从价值链来看，依然属于生产者驱动产品，技术在全球竞争中起决定性作用，因此唯有坚持自主创新才能真正使产业壮大进而带动经济发展。
第四，经济发展方式的调整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对劳动密集品与资本技术密集品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自然资源租金占GDP比重越高，越能够削弱制成品转换能力对跨越陷阱的负向作用。在经济发展初期，经济体具有向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转换的趋势，这种趋势越强反而越不利于跨越陷阱。若从对资源利用程度的层面加以调节，提升自然资源租金率，则会起到降低这种不利影响的效果；同时，租金的提升亦有利于发展方式向集约型转变。
是制成品的转换弹性，它的截距项显著为负。由于自然租金占GDP的值始终小于1，所以小于零，即制成品的密度增加，对经济增长存在抑制作用。而自然资源租金率提高1个百分点，制成品的转换弹性会增加0.32%，即降低制成品密度对经济增长的负向作用。在提升自然资源租金率的同时，对于汽车等资本技术密集品的转换弹性也有所削弱，主要是由于此类产品的生产过程依然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自然资源成本的提升，会影响产业的发展进而降低对经济的带动作用。自然资源租金率提高10个百分点，机械运输品的转换弹性降低2.6%。尽管自然资源租金率对不同产品的调节效应与作用机制有所差异，但对于以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中等收入国家，在短期内通过该战略调节制成品转换能力对跨越陷阱的负效应更为重要。
第五，合理进行汇率调整有利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且对机械运输设备等资本技术密集品的转换弹性具有调节效应。HLM结果表明，在中等收入阶段适当的升值本币会对成功跨越陷阱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具体地，对于机械运输设备等资本技术密集品来说，本币贬值会削弱机械运输品转换能力对跨越陷阱的正向作用，调节作用为负；反之，本币升值则调节作用为正。因此，在中等收入阶段，适当的升值本币对经济结构转换以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有效的。从数值上看，本币升值10个百分点，运输和机械制品的转换弹性提升1%。然而，从国际经验来看，日本与台湾地区在中等收入阶段本币快速升值后，陷入长期的经济低迷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我们应慎重对待本币升值的幅度与方式，避免大幅度的快速升值。
第六，从加入宏观变量后的方差成分变化来看，在全样本与20世纪80年代的数据中，(18)模型的解释程度均得到了显著提升。那么，从化学品与机械运输品的角度来看，宏观战略层面的国家间差异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了转换弹性的国家差异？表6模型4的方差成分表示未加入宏观战略变量时国家间转换弹性的差异，模型5的方差成分表示加入宏观战略变量后的差异。经过计算得到，全样本情况下化学品与机械运输品的方差减少比例为14.07%和13.57%，表明各国转换弹性差异的14.07%和13.57%是由宏观战略差异引起的，除此之外，还包括许多没有在模型中测度的影响因素；80年代的方差减少比例更为突出，化学品与机械运输品的方差减少比例分别为39.29%和41.67%，表明宏观战略差异性的影响在80年代更为显著，意味着从80年代开始战略调节效应更加成为跨越陷阱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从结构转换的视角，分析了中等收入陷阱的产生原因与解决机制。
在理论层面，本文以扩展的H-K结构转换模型为微观基础，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行为选择出发，在产品空间框架下得出了从产品m向产品n实现结构转换的禀赋差异。在此基础上，借助比较优势指数衡量这种禀赋差异以及由此形成的产品间距离。用密度计算相关要素的密集程度以代表结构转换能力。密度越大表明产品间的禀赋差异越小，越容易实现结构转换；密度越小则表明转换所需相关要素距离越远，越难实现结构转换。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运用110个国家国际贸易标准分类二分位下64种产品的贸易数据测算了结构转换能力指数。我们选取典型经济体中等收入阶段结构转换能力数据，从产品密度的范围、结构和分布3个维度进行经验分析发现，结构转换能力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存在正相关关系，借助Logit与OLS模型进行的经验检验结果显著。中国产品密度测算结果显示：虽然中国结构转换能力较强，但依然呈现出向劳动密集型产品转换的倾向，向高科技产品转换的趋势并不明显，各产业发展相对均衡。整体来看，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景较为乐观。
为进一步考察结构转换能力与战略选择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作用机制，本文运用HLM成长模型，将解释变量划分为总体层次的宏观战略变量及个体层次的产品结构转换能力变量，既考察了两个层次变量分别对跨越陷阱的影响力与作用机制，又考察了个体层次和总体层次的跨层级交互作用，即战略的调节效应。从HLM计量结果可得出如下结论和政策启示。
(1)不同产品的结构转换能力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能源类与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转换能力越强，对跨越陷阱的促进作用越大；而劳动密集型产品正好相反，转换弹性显著为负。分阶段来看，20世纪8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几乎所有产品的转换弹性都显著；而70年代只有能源和杂项制品影响显著。这表明受到国际产业转移与国际分工演变的影响，结构转换能力对于后发经济体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更为重要。
(2)战略选择具有调节效应，即宏观战略能够调节产品的转换能力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力。它带来的政策启示是：在我们大力推行各种措施促进结构转换、希望借此来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战略调节效应会影响这些措施的实施效果，有些会起到促进作用，有些则起到削弱甚至抵消、逆转作用，这或许可以作为某些结构转换措施无效性的一个解释视角，并可扩展到其他政策领域，因此战略的调节效应不可忽略。
(3)HLM零模型发现，能否跨越陷阱，有73.85%是由产品结构转换能力差异造成的，有26.15%是由国家间战略选择差异造成的。在第二层对化学品与机械运输品引入了随机效应模型，两类产品转换弹性的国家间方差估计值均显著，表明其转换能力对跨越陷阱的影响力与作用机制在国家间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来源于宏观战略的调节效应，且20世纪80年代的方差减少比例更为突出，表明宏观战略差异性的影响在80年代更显著。当前中国的经济结构以及发展路径与8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很相似，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战略选择的过程中，应更多地考察战略的调节效应。
感谢温福星在HLM模型应用方面给予的悉心指导；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文责自负。
注释：
①13个国家与地区分别是：博茨瓦纳、巴西、中国、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马耳他、阿曼、新加坡、中国台湾和泰国(The 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2008)。
②这里的“调节变量”、“调节效应”来源于HLM模型中的术语，引自温福星和邱皓政(2009)。具体地，调节效应是指第二层宏观战略变量能够调节第一层产品的转换能力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力，因此温福星和邱皓政(2009)也称之为“跨层级的调节效应”。
③对变量层次的划分最早应用于社会学领域，现正逐渐延伸至经济学领域。本文对于结构转换能力与宏观战略不同层次的划分，源于温福星(2009)的思想。
④本文不是指“某产品与参照产品的利润差最大时距离最优”，而是在“利润”和“转换能力”之间的权衡。从生产粮食直接转向生产飞机跨度大，较从生产粮食转向生产食品利润差距大，如公式(3)所示。但现实的生产条件有限，跨越距离大的产品需要投入较高的转换成本，而跨越距离小，转换成本相对较低。所以，假定转换成本是距离的函数，如公式(4)和(5)，企业需要在利润与成本之间衡量，实现净利润的最大化，如公式(6)。
⑤实际上还会受到转换动力即转换新产品的价格影响，但该因素受国际环境与市场因素等外部影响较大，故本文不作为重点考察对象。
⑥国际市场相当于将来自世界各国的产品放到同一个篮子中，相比国内市场更为公平。
⑦为使图示更清晰，对DENSITY取对数再取相反数，即INVERSE×DENSITY=-LN(DENSITY)。横轴用产品密度值表示，纵轴则用PRODY-EXPY表示。PRODY与EXPY由Hausmann等(2005)提出，用来测量整体或某一产业的出口复杂度。而PRODY[，i，t]-EXPY[，c,t]则表示转换后产品的收益，PRODY[，i，t]-EXPY[，c,t]越大，代表转换后新产品获益越高，对厂商来说更有吸引力，表明结构转换动力越强；反之则表明转换后新产品获益偏低，转换动力弱。在此主要考察结构转换能力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
⑧产品密度越大，图上的数据离原点越近，代表向该产品转换的能力越强。
⑨食品为国际贸易标准分类中第0、1、2类，原料与燃料为第3、4类，化学品为第5类，制成品为第6类，机械及运动设备为第7类，杂项制品为第8类。每类产品的密度等于该类产品中所有产品密度的均值。
⑩学术界虽然没有明确的指标来衡量一国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但对于典型经济体陷入与否却存在着共识。因此，将公认为成功跨越陷阱的26个国家与陷入陷阱的18个国家人均GDP 3000美元～10000美元的时间段做比较，发现在15年内实现人均GDP 3000美元～10000美元转变的，均被公认为成功跨越；反之相反。我们采用经验分析方法，选取连续15年这个指标作为衡量跨越与否的分界线。
(11)在计算结构转换能力指标的过程中，我们采用110个国家1962年～2009年的贸易数据。其中包括发达国家、低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均不涉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在计量模型1、2部分予以剔除，选取已经跨越陷阱的26个国家＄3000＜人均GDP＜＄10 000时的指标和宏观数据以及陷入陷阱的18个国家人均GDP＞＄3000时的指标和宏观数据，共计707个样本。模型估计中删除了空缺值，剩余样本为700个。
(12)此处的转换弹性数值是全样本下EB(empirical bayes)的估算值，等于拟合值与EB残差之和。
(13)根据典型经济体跨越或陷入陷阱所对应的战略差异，选取有影响的宏观战略指标作为情景变量。具体指标的衡量数据，则借鉴国际重要数据库的指标设定与选取规则及国内外学术论文。在技术层面，通过逐步回归的方法增减变量，直到各变量均具有显著性且模型拟合优度较高时，得到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宏观政策。
(14)World Bank.http://data.worldbank.org/about/; PWT7.0.http://pwt.econ.upenn.edu/php_site/pwt_index.php.
(15)如果将宏观政策变量的时间序列直接作为解释变量，则存在较强的内生性。但由于本文采用的是宏观变量在中等收入陷阱阶段的平均值，因此，减少了存在内生性的可能。通过计算残差序列和解释变量的协方差发现，各变量与残差之间不存在显著内生性。
(16)工业增加值提高10个百分点，能源的转换弹性会降低，经计算得到ln110%×0.03=0.29%。
(17)计算方法同上，FDI提高10个百分点，化学品的转换弹性减少ln110%×0.32=3%。下文计算方法同。
(18)20世纪70年代的数据因为结构转换对跨越陷阱的作用不显著，因此本部分不考察70年代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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