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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影响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新文化运动，是救国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继续和发展。辛亥革命在政治上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打倒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其功绩是不可抹杀的，但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却没有多少成绩。于是，中华民族出于救亡图存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的需要，新文化成为一种时代的、必然的文化选择。新文化运动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社会系统中新的政治、思想、文化要素的总爆发。此前，中国社会尊孔读经、祭天复辟、维系中华民族思想一统的人文精神和行为规范已渐渐失去作用，而学习西方几十年，从物质文明领域到制度文明领域亦均无救国安邦保民之策，因此，对社会的改造必须推进到思想文化、伦理道德领域。
广义的新文化运动萌发于鸦片战争前后，魏源、冯桂芬、王韬、郭嵩焘、郑观应等人和一批外国在华人士通过办报、撰文，传播来自海外的新文化；当时的代表性报刊是《循环日报》和《万国公报》。甲午战争失败和随之而来的割地赔款、抢占势力范围的狂潮催生了以严复和梁启超为思想领袖的第一次群众性启蒙运动，影响最大的报刊是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和《新民丛报》，他们介绍过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早期民主共和思想，并且同保皇派展开过思想论战。在辛亥革命时期，这些活动很快就被武装斗争的枪声所掩盖，来不及扩展和深入，在哲学、文化、史学、社会学和伦理学等方面的影响很小，根本没能震撼封建文化的根基。辛亥革命失败后，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掀起了一股复古尊孔的逆流，企图借此抵消辛亥革命在人们思想上的影响。袁世凯公开命令尊孔读经，提倡祭天祭孔，一时封建主义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的说教泛滥成灾，严重地阻碍着民主思想的传播。辛亥革命既然没有解决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先进的中国人必然要继续探索救中国的真理。经过一场全国性革命运动所出现的民主思潮，毕竟是不可遏止的，反映他们要求的意识形态也要顽强地表现出来，其代表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主要是革命知识分子。他们觉察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并没有在中国生根，还需要大力宣传民主共和思想。于是，源于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失败，被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近代中国第二次群众性思想启蒙运动产生，针对当时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为军阀统治服务的旧思想旧文化，发起了一场攻势。这场攻势的规模虽然并不很大，但具有猛烈的冲击力量和社会影响，其结果并不是封建文化的长久得势，而是反复古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兴起。主要旗帜是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
1915年9月，革命知识分子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这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它在抨击两千多年的政教合一的宗法专制社会，推动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吴虞等，他们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新文化运动以《新青年》为主媒，以民主与科学为鲜明旗帜，全面审视中国传统文化，激烈而彻底地批判中国封建正统文化，提倡文化现代化，破旧立新，从思想文化、道德伦理的角度，探索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法。其触角涉及到社会各个方面，最重要的是思想战线和文化战线。
新文化运动以提倡“民主”与“科学”为基本内容。所谓“民主”，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以法国为榜样，反对君主专制和军阀独裁，反对为专制独裁政治服务的封建伦理道德，提倡人的权利、自由和平等。陈独秀指出，必须“抛弃官僚专制政治，实行自由国民政治，国家才能有救”；他号召人们“干预政治，自居于国家主人地位，而不应寄希望于善良政府和贤人政治”。[1] 众所周知，任何国家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核心都是推动国人从俯伏在封建专制统治者脚下的臣民蜕变为现代公民，并建立相应的公民权利保障制度。人的地位高低是国家现代化程度高低的最重要指标之一，也是民国初年中国与人类文明发展水平最大差距所在。因此，清末民初的新文化运动很自然地围绕这个根本问题展开。陈独秀这里说的民主，主要是与“旧政治（特权人治）”对立的概念。这就是《新青年》（《青年》）从创刊之日起就孜孜以求的法治和宪政。任何从封建专制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国家，必然伴随着一场思想革命；其基本内容都是推动人的解放，让封建专制主义的臣民转变为现代公民。早已有人说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人的觉醒是真正的“民国”的思想基础；否则，法治、宪政都会化为一句空话。新文化运动呼唤中国人摆脱奴隶状态，成为自主、自由的人。它首先是对公民的人权的追求：要有“自谋温饱”的经济自由；“自陈好恶”的言论自由；“自崇所信”的思想自由。与此同时，它又是对现代道德的追求：“以自身为本位”，确立“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为什么要如此猛烈地、持久地批判以三纲为中心的封建专制主义意识形态？不摆脱它的束缚，就不会有以自由为核心的人权，“以自身为本位”的现代人的独立人格，更不可能有民主——法治和宪政。李大钊亦指出，“君与民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完。”[2] 由此可见，催促人们公民意识的觉醒是新文化运动的主旨。
所谓“科学”，不仅是指某种自然科学知识和看待客观事物的科学观点，而是用科学知识驳斥迷信盲从和武断，树立积极进取的科学精神，宣传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哲学，反对流行已久的各式各样的迷信，因为在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下，人们对鬼神和皇上的崇拜根深蒂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提倡科学，实质上是号召人们摆脱封建专制主义的羁绊，必须改变思维方法，必须树立尊重客观，尊重科学的理性的思维方式，可见，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提倡这些变革特别是思维方法的变革，是社会向现代转型中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从改变思想观念入手，为民国奠立坚实基础，不是从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开始的，早在辛亥革命前，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等人就已经先后开始清理传统文化的积垢。《新青年》创刊，几年内竟有为数高达一千左右的报刊杂志认同它的理念，表明经过多年的耕耘，新文化的传播势若燎原大火，它代表着社会前进的方向，得到广大知识阶层的认同，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扑灭的。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还“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反对尊孔进而反对封建伦理道德。陈独秀具体批驳了三纲五常四维八德之类的封建道德，指出尊孔必然导致复辟。李大钊认为“古今之社会不同，古今之道德自异。吴虞着重抨击了封建家族制度和封建伦理观念，认为家族制度是专制政治的基础。鲁迅以文学的武器投入斗争，以具体典型的形象深刻揭露了旧道德旧礼教的虚伪和残忍。此外，《新青年》杂志还接触到妇女解放、家庭、婚姻等问题，把男女平等、个性解放和政治平等、社会解放衔接了起来。《新青年》之所以那么坚决批判以三纲为核心的旧意识形态和儒学的有关部分，其目的还是为了唤醒中国人的公民意识，反抗袁世凯及其继承人专制统治，为的是民国不要堕落成为各级官员腐败、专制的帝国。用他们的话来说是：“乃回顾吾邦，事事返古，出死力以排除近世国家原理。似维民主主义能行万方者，独不能行于吾国。”就以儒学来说，指出其价值观念不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同时，也没有全盘否定其在历史上的作用。陈独秀等人虽然严厉批判三纲，但对道德观念仍有所肯定。早在1916年、1917年陈独秀就曾一再申明：“记者之非孙，非谓其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及忠怒之道不足取。”[3] 陈独秀说：“本志诋孔，以为宗法社会之道德，不适于现代生活，未尝过此以立论也。”（《答佩剑青年》）可见，他既没有全盘反孔，更没有全盘反传统。至于抽象继承传统道德，陈独秀不愧为先驱之一。他在1916年就公开撰文提倡勤、俭、廉、洁、诚、信，说这些“固老生之常谈，实救国之要道。”与此同时，随着民国的建立，三纲观念已为越来越多的有公民意识的中国人所抛弃。袁世凯称帝，立即遭到各界人士强烈的公开反对，连其嫡系部将亦有不少人坚决反对，此闹剧以失败而告终，有力地证明“君为臣纲”的观念已被不少人弃之若敝履？。而女子参政议政，婚姻自主，男女平等的呼声日趋高涨，也在动摇着“夫为妻纲”的观念。政治制度的变迁和社会生活特别是城市生活的发展，推动着人们观念的变迁，新文化运动可说是这个变革潮流的高潮，这是社会不断进步之中的变革，而不是没有来由的突变。
新文化运动既是思想革命，也是文学革命。它“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这使新文化运动成为中国现代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和开创期，也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文化繁荣期之一。不能说固守孔孟之道或先秦其他流派的观点才叫中国文化。吸收西方文化是分享世界文明成果，这是中国文化发展和繁荣的重要条件而不是灾难。陈独秀在《本志（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说：“要拥护那德先生（Democracy），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Science），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4] 1917年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不仅提出改革文体，而且接触到文学内容的改革。他指出：“际兹文学革新之时代，凡属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均在排斥之列。”因为“其形体则陈陈相因，有肉无骨，有形无神，乃装饰品而实非实用品；其内容则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之穷通利达，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此三种文学会同之缺点也”。所以，“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以政治者精神之文学”。[5] 胡适也提出了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八条具体主张。《新青年》从1918年1月起，改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刊载新诗。以往不登大雅之堂的白话小说成了中国文学史的重要内容，得到前所未有的很高的评价。古代文学艺术大部分都受到推崇，诸子和佛学的研究在深化，恢复了它们应有的地位。“整理国故”，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成绩辉煌。传统组成部分之一的民间文学第一次堂堂正正进入了大学的学术殿堂。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几乎都是以这一时期为开端的。鲁迅的小说，梁启超、胡适等人的著作，均是树立了革命内容和白话文形式相结合的新文学的典范。
新文化是新的观念体系，反映了时代的社会变革。新文化运动把对改造中国社会的探索，从器物层、制度层推进到更深的文化层面，高扬“科学”、“民主”的大旗，强调全新的思想文化建设与彻底的社会改造。新文化中的“科学”不仅是某种科学知识，也不仅是某种科学方法，而是一种价值理想和文化精神。科学精神已经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要求或试图把尊重客观规律的精神与理性的精神作为根本精神、基本态度、基本方法，用以改造中国人，并渗透到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之中。新文化运动中的“民主”，也不仅是政体变革的目标，而且是体现人与人之间平等和谐关系的一种理想的社会关系模式，一种新的道德精神。新文化运动倡导用新道德代替旧道德，也就是要求用新的伦理精神代替原有的旧文化体系中的三纲五常观念。这样，在认知方式、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义利观、理想社会、理想人格）、道德原则等方面都发生了革命性变革。这是中国文化体系核心部分的一种变革，是新的文化要素在中国文化中开始生根并孕育形成的基础。
新文化运动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次思想解放潮流。这次潮流要比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时期的潮流具有更大的深度与广度，对于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一代打破旧思想旧文化的束缚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从思想文化、道德伦理的角度探索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法，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同时，新文化运动也推动了广大民众公民意识的觉醒，强调全新的思想文化建设与彻底的社会改造，提倡新的价值理想和文化精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新文化运动给中国带来了一缕现代文明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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